長征中的法律人：謝覺哉、董必武、雷經天、寇慶延

文/侯欣一

縱橫

長征中的法律人：謝覺哉、董必武、雷經天、寇慶延

文/侯欣一

1934年10月，在南中國已艱難生存了多年的中國工農紅軍被迫離開了他們熟悉的故土，開始了被后人稱之為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戰略轉移。說是軍隊的戰略轉移，但隨行的并非都是軍人。1927年國共分裂后，白手起家的中共開始了武裝反抗，僅僅數年間便擁有了一支幾十萬人的武裝，并陸續在南中國開辟出大大小小若干塊相對穩定的根據地；1931年11月又正式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定都江西瑞金，實現了由單純的武裝斗爭，到武裝斗爭、社會變革加革命建國的嘗試。既然要革命建國，自然要組建各種政權組織，如立法和司法機構等?，F在紅軍走了，政權也得跟著轉移。于是，在這一支長途跋涉的隊伍里就有了各色人等，法律人即是其中的一員。

這里所說的法律人是一個寬泛的概念，既有從事法律工作的，同時還包括未來從事法律工作的。這一群體的人數到底有多少，現在已無法準確統計。謝覺哉、董必武、雷經天、寇慶延等是他們其中杰出的代表。

紅軍主力長征開始于1934年。這一年謝覺哉五十歲，董必武四十八歲，屬所有參加者中年齡最大的幾位，同時又都在中央蘇區擔任著較高的領導職務，因而他們理所當然地比一般人更早地得知紅軍要撤出中央蘇區的計劃。為了克服年齡大、體力差的困難，他們早早地開始做準備，以樂觀的心態迎接這場人類極限的挑戰。中央紅軍對他們也極為照顧，將他們安排在紅一方面軍干部休養連。慢慢長征路，他們盡量不給他人添麻煩，以堅韌的毅力克服各種年輕人都難以克服的困難，并以自己的行動鼓勵年輕的戰士忘卻暫時的失利和離別家鄉的思戀。

其實，每一個踏上長征路的人，心情都是不一樣的。

謝覺哉（1884—1971），湖南寧鄉人，出身于殷實的農家，自幼接受傳統的私塾教育，欲通過科舉考試獲取功名，實現個人和家族的理想。1905年清廷廢科舉，謝覺哉改學新學，并從事教育和新聞工作。1925年，年過四十的謝覺哉經過慎重考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繼續從事著他喜愛的新聞工作，為此他稱自己為“報人”。1933年謝覺哉進入蘇區，負責主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志，期間還參與起草過一些法律法規，與法律有了最初的交往。作為清末的秀才和黨內著名的報人，謝覺哉見多識廣，進入蘇區后他既為蘇區的快速發展而興奮，同時也為黨內正在積攢的“左”傾錯誤思想以及因錯誤思想所制定的錯誤政策而焦慮。紅軍主力被迫戰略轉移，既有國民黨軍隊圍剿的原因，也和當時蘇區后期黨內“左”傾錯誤有著直接的關系。因而，長征途中謝覺哉除了克服身體的疲憊之外，頭腦也一直在思考。長征到達陜北后，謝覺哉先后出任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司法部部長、陜甘寧邊區最高法院院長，1940年任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在上述崗位上他利用長征途中思考的成果，盡可能地糾正蘇區時期法制建立中的錯誤，為陜甘寧邊區司法制度的完善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貢獻。

董必武的情況與謝覺哉極為相似。董必武（1886—1975），湖北省黃安縣（今紅安縣）人，原名賢琮，學名用威，至于“必武”這一日后傳世的名字，則與其號有關。據說他參加革命后，相信必須通過武力才能奪取政權，故取其號壁伍之諧音，改名為必武。董必武出生于一個貧窮的教書匠家庭，自幼隨父親和叔父讀書，在接受了良好的國學教育同時，也接受了儒家通過自我道德修養來改造社會的理念。1903年，十七歲的董必武考中了秀才。但伴隨著知識的增多，原本打算走傳統功名之路的董必武，對腐敗無能的清政府開始失望，加入了同盟會，追溯起孫中山從事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動，走上了武力救國的道路。

這一步對他來說極為艱難。清朝帝制被推翻了，但社會卻并未如他希望的那般公正，國家也更加混亂。1914年，董必武遠赴日本，入東京私立日本大學學習法律，尋求新的知識，1917年獲得法科畢業文憑。拿到文憑后董必武立即回國，與朋友一起在武漢開辦了一家小律師事務所，成了執業律師?！拔逅摹边\動前后，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開始傳入中國，一生喜愛讀書的董必武對新知識和新理論較為敏感，迅速地接受了這一新的思想，堅信人類階級之間的斗爭才是歷史發展的動力。1921年，他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他在湖北積極從事農運工作，曾主持制定了在中國近現代社會史和法制史上影響深遠的《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和《審判土豪劣紳暫行條例》，參與制定了《國民政府反革命罪條例》等法律文件，旗幟鮮明地站在貧苦的農民一邊，對農村中的地主與豪紳毫不留情地進行鎮壓。大革命失敗后，董必武于1928年又動身去了蘇聯，先入中山大學學習，后轉入列寧學院。蘇聯曾是那個年代，包括董必武在內的許多追求進步的年輕人理想中的天堂。然而，到了莫斯科之后，已不再年輕的董必武才發現現實生活中的中山大學和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絕非天堂，雖沒了剝削階級，但蘇共黨內之間的斗爭仍然不斷，而且更為殘酷，這一切讓董必武極為失望，也促使他深思。他游離于派性斗爭之外，沉醉于圖書館。1932年，董必武結束了三年多的蘇聯生活，回到蘇區。兩年后他出任中央蘇維埃共和國最高人民法庭主席、工農檢察委員會副主任，成為當時蘇區司法工作的領導人，在極其艱苦的戰爭環境下利用法律武器維護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任職期間他力主懲處了一些腐敗分子。戰爭年代的核心是武力，對于一群以奪取政權為使命的革命者來說，清廉也是最基本的要求，但即便是這樣一個臨時的政權，也仍然存在著濫用公權力或公權力腐敗的現象，這一切不能不促使董必武對權力可怕性的思考。

1934年，董必武隨紅一方面軍開始長征。關于長征，多年后董必武曾撰寫過《長征紀事》一文進行回憶。在這篇回憶文章中，他并未過多交代自己的行蹤，因而，我們很難知道他的所思所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董必武擔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在任期間力主推行法治。

與謝覺哉、董必武相比，雷經天的長征路更是別有一番滋味。雷經天（1904—1959），廣西南寧人，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早年在家鄉求學，“五四”時期即投身學生運動。1923年入廈門大學學習理科，翌年轉入上海大夏大學，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因鬧學潮離開學校，成為職業革命家。先后參加了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大革命失敗后，受黨組織委派回廣西繼續從事武裝暴動。此后與鄧小平等一起領導了百色起義，創建廣西右江根據地，當選為右江蘇維埃政府主席。然而，1931年以后黨內“左”傾思想逐漸占據主流，他和一大批廣西干部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更為可怕的是，不久他又被錯誤地指控為國民黨改組派遭到逮捕，并交中央國家政治保衛局審判。雷經天生性耿直，脾氣火爆，審理時，他不認罪、不合作，激怒了審判人員。在肅反擴大化的背景下，政治保衛局的審判偏聽偏信，只是在走過場，最后他被判處死刑，決定第二天執行?？粗粋€個戰友被自己人所冤殺，雷經天也做好了赴死的準備。最終由于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與他一起共過事，對他的歷史極為了解，使他免遭殺身之禍，但黨籍則被開除。

這是他第一次與司法打交道，這一經歷讓他印象深刻，使他懂得了公正司法是如何重要，對他日后從事司法工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長征初期，他被安排在中央干部連當戰士，后來又成了一名伙夫，每天背著口沉甸甸的大鐵鍋行軍打仗、跋山涉水、燒水做飯。工作再苦再累，他都能忍受，但背上那口鐵鍋卻像一個沉重的隱喻壓得他喘不過氣來。當隊伍經過廣西時，一位廣西籍的戰友見他心思沉重，偷偷地對他說：“憑你的能力，做什么都行，何苦背著一口黑鍋，受苦受難?！眲袼x開隊伍，回家鄉找份別的營生。他聽后，淡淡一笑，“留在廣西，我個人身體上的黑鍋是放下了，但因我受牽連的人就會背上更重的黑鍋，問題會更復雜。我相信黨，相信歷史一定會還我一個清白?！倍f五千里路程，一個寒暑，數次險境，百余次的戰火硝煙，三百余天的饑寒交迫，對于每一個參與其中的人都是一場嚴峻考驗，何況像雷經天這樣還要承受政治上的挫折和心理上的創傷。過雪地時，他的身體徹底垮掉了，數次昏迷，又數次爬起來，拄著拐棍堅持不掉隊，最后終因體力不支倒在了茫茫的泥潭中。彌留之際，他流著眼淚，對身邊的戰友說：“看來我要留在這里了，但廣西的事情不能留在這里，如有可能，一定要給那些戰友一個清白?！本驮谶@時，戰友莫文樺趕到了他的身邊，對他說：“你不能就這樣走了?！庇謴目诖锾统鰞善M他的嘴里，長征過雪山草地時，為了御寒，許多人都隨身帶了辣椒和生姜。令人驚奇的是，兩片姜片竟然讓雷經天活了過來?；钸^來之后他發誓，今后無論遇到什么困難，再也不掉隊！幾十年后，雷經天還在對人說，如果沒有戰友的那兩片生姜，他將永遠長眠于長征路上。

1935年11月，雷經天隨陜甘支隊到達陜北蘇區。鑒于他在長征途中的出色表現，經中共黨務委員會審查，同意他重新入黨。1937年下半年，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成立，雷經天出任邊區高等法院審判庭庭長，上任伊始就審理了著名的黃克功案，后出任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此前，他雖然未與法律打過交道，但他接受過現代高等教育，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因而，很快就適應了這一角色，并成為擔任高等法院院長時間最長的人。

寇慶延的長征路更多的是年輕人的激情?？軕c延（1912—2016），河南新縣人，自幼家境貧寒但追求進步。1928年在革命處于最低潮的時期，十六歲的寇慶延參加了光山縣赤衛隊，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1年2月加入紅四方面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軕c延年輕，但他政治堅定，因而參軍后很快就被委以重任，從事政治保衛工作，曾任川陜邊區省保衛總局秘書長。1935年5月隨紅四方面軍參加長征，他兩爬雪山，三過草地，較之其他部隊吃了更多的苦，同時也鍛煉了他堅強的意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仍然長期從事政治保衛工作，先后任湖北省社會部第一副部長、廣東省公安廳廳長和廣東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新中國成立初年，廣東局勢復雜，治安形勢嚴峻，他憑借著豐富的經驗，帶領廣大政法工作者成功地粉碎了多起敵特的破壞活動，為新生政權的穩定，為廣東省的社會治安和法治建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本文作者單位：天津財經大學近現代法律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