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變革與北美士族研究*——從麥希維克的中古社會階層流動談起

美國的中國學研究誕生伊始便肩負著實踐與知識的雙重使命，實踐導向對知識構筑有強大的干擾力量，在知識領域獲得客觀性的意圖受到了“測不準原理”的干預。[1]劉東：《中國研究領域的“測不準原理”》，載氏著：《我們的學術生態——被污染與被損害的》，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172 頁。這一點在美國的士族研究領域也有相當的體現。士族研究相較于其他史學領域有著獨特的魅力，面對相同的史料，不同的研究者會在自己的知識建構體系中將它們解讀成不同的史學信息，這一點是它區別于傳統考據史學最為顯著的一個特點。士族研究本來就存在目標模糊的特點，這種模糊感在差異化的中西學術話語催化下，更是顯得曖昧含混。士族研究領域有很多重要問題長期以來就是中外學者爭論不休的公案，比如士族的稱謂，這是中國學者的用法，而美國學者用精英、鄉紳、貴族。不同稱呼背后包含著不同的性質界定。又如唐代士族門閥的社會地位如何、唐前期是否仍然是貴族社會、士族身份的變遷等，這些分歧與研究視角、方法的不同有關聯，亦與中西學術話語的介入有千絲萬縷的關系。

中國史研究對于海外漢學成果的引介一直以來都有很好的傳統，然而我們又不得不承認，相比之下，對美國“中國學”的介紹又較為簡單。[1]何寅、許光華：《國外漢學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侯且岸：《當代美國的顯學——美國現代中國學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張國剛：《德國的漢學研究》，中華書局1994年版；李學勤：《國際漢學著作提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莫東寅：《漢學發達史》，上海書店1989年版；張靜河：《瑞典漢學史》，安徽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美國中國學的研究大多數集中在兩宋以及明清時期，對魏晉南北朝、隋唐的研究就顯得較為稀疏。[2]王晴佳：《美國的中國學研究評述》，《歷史研究》1993年第6 期；高華：《三十年來美國“中國學”的研究趨向》，《社科信息》1988年第1 期；〔美〕杜尼爾：《美國八十年代的中國學研究》，王明澤譯，《歷史文獻研究》第2 輯，第396—406 頁；張國剛：《劍橋大學中國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中國史研究動態》1995年第3 期；張鎧：《美國中國史研究專業隊伍的形成及其史學成就》，《中國史研究動態》1995年第7 期；張鎧：《國際學術思潮與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1995年第2 期；朱政惠：《美國學者對中國學研究的回顧與反思》，《江海學刊》2011年第3 期；〔美〕霍爾：《美國對中國史研究三十年回顧》，俞興龍譯，郭子畿校，載李范文主編：《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8—636 頁。加之多年以前受語言的限制，這種距離感越發明顯，我們對歐美唐史研究的認識長期以來都處于一種霧里看花的尷尬局面。這些年新興翻譯力量突起，一系列經典的漢學著作被引介至中國本土。[3]這些年海外漢學的翻譯工作發展迅速，僅就中古士族研究而言，若干重要書籍在近幾年相繼翻譯出版?！裁馈骋僚嫦迹骸对缙谥腥A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范兆飛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美〕姜士彬：《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范兆飛等譯，中西書局2016年版；〔美〕譚凱：《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胡耀飛、謝宇榮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就中古士族研究成果而言，海外漢學的翻譯過程非常緩慢，三十多年前，伊沛霞（Patricia Ebrey）、姜士彬（David Johnson）的著作就已經名滿歐美，但直到近年其中譯本才姍姍來遲。這些多年以前的舊著的價值與意義，在粗覽之下很容易被當下的研究成果所遮蔽，但是經過抽絲剝繭的細繹，尋得驚喜亦非難事。由于伊沛霞、姜士彬等學者成果杰出，使我們的目光過多地聚集在他們身上，從而忽視了與之同時代的其他學者。因此，重繹與之同時的其他作品在這個問題上的得與失，還原美國士族研究在當時所遇到的困難與轉折，給予學術史層面的價值與意義是有必要的。

《寡頭社會抑或流動社會：早期中古中國大族研究》（Oligarchy or Social Mobility? A Study of the Great Clan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一文是麥希維克（Du?anka Du?ana Mi??evi?）于1992年申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論文，該文提出了與姜士彬《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不同的學術觀點。[1]Du?anka Du?ana Mi??evi?, Oligarchy or Social Mobility? A Study of the Great Clan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h.D.Columbia University, 1992.該文后發表于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ol.65, 1993。該文的博論可參見由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UMI）所制作的影印本，博士論文近900 頁，附錄部分占全書篇幅的一半左右，《遠東博物館館刊》對博論中的相關內容、表格有刪削。本文在討論時，以發表在《遠東博物館館刊》上的版本為主，兼用博論，以期展現西方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探索過程。姜士彬認為中古社會是典型的寡頭統治，士族表現了頑強的生命力，而麥希維克認為魏晉南北朝社會流動性很強，不存在所謂的寡頭政治。本文亦欲借助該文，對20世紀末美國中國學研究進行重新審讀與思考，梳理它們在士族領域的研究特點，重估它們在學術史上的地位，挖掘值得當下研究借鑒的智慧和經驗。

一

一個歷史研究議題的消失并不全是由于已經獲得了妥善的回應與解決，而是新學術浪潮的席卷登陸。唐宋變革論在時下的境況便是如此，正如張廣達先生在《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一文中所說那樣：“今天，關于唐宋變革之后的中國是進入了近世還是依然停留在中世的意見分歧依然存在，但是，時過境遷，中外學者已經打不起精神，提不起興致再做時代性質的爭論?！盵1]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載《唐研究》第11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后載氏著：《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3 頁。當下流行的新史學以及學術內卷化、邊緣崛起、中心陷落的學術浪潮成為主流[2]參見張國剛：《二十世紀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歷史研究》2001年第2 期；曹文柱、李傳軍：《二十世紀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歷史研究》2002年第5 期；范兆飛：《中古地域集團學說的運用及流變——以關隴集團理論的影響為線索》，《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 期。，唐宋變革的或證明、或證偽、或修訂工作早就難以博取學術關注。但是吊詭的是，時至今日，對于唐宋變革這個議題我們又不得不時常拿出來討論。[3]僅簡單羅列一下21世紀以來關于“唐宋變革”的研究，張其凡：《關于“唐宋變革期”學說的介紹與思考》，《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 期；羅祎楠：《模式及其變遷——史學史視野中的唐宋變革問題》，《中國文化研究》2003年第2 期；李華瑞：《20世紀中日“唐宋變革”觀研究述評》，《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4 期；葛金芳：《唐宋變革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載氏著：《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第57—133 頁；張國剛：《“唐宋變革”與中國歷史分期問題》，《史學集刊》2006年第1 期；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1 期；張國剛：《論唐宋變革的時代特征》，《江漢論壇》2006年第3 期；陸揚：《陸揚談唐宋變革》，《東方早報》2016年5月29日。這背后暴露了我們現在所處的一種尷尬的困境：一方面我們已經疲于應對歷史分期所產生的各種難題，對于與唐宋變革有關的各種論調顯得麻木漠然；另一方面又提不出新的研究范式，在關涉理論構筑時又不得不加以重談。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歐美學界對于唐宋變革這樣一個理論框架的珍視，時至今日仍然保有相當的熱情。張廣達在《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中同樣也說道：“實際上，在今天，海外研究唐宋元明清的學者很少不是以唐宋變革為預設而進行研究工作的?！盵1]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載氏著：《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第61 頁。19世紀初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并在日本國內引發大規模的學術研究討論潮流，然而直至1954年，宮川尚志“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一文提出“內藤假說”，才把這一理論敘述模式帶入美國。[2]Miyakawa Hisayuki, 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14, No.4, 1995, pp.533-552.關于宮川尚志對美國史學界的影響，參見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載氏著：《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第108—109 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內藤學說開始在美國史學界泛濫開來。[3]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載氏著：《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第60 頁。張廣達等學者將美國史學界對日本唐宋變革的回應歸功于宋史研究，以劉子?。↗ames T.C.Liu）《宋代中國的變化：創新抑或翻新》、《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以及郝若貝（Robert M.Hartwell）《750—1550年間中國的人口、政治、社會轉型》一系列著作的問世為代表。[4]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載氏著：《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第108 頁。李貴：《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選擇與詩歌因革》，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1 頁。James T.C.Liu, Peter J.Golas eds., Change in Sung China: Innovation or Renovation?Lexington, Mass.劉子健著作的中譯本參見〔美〕劉子?。骸吨袊D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趙冬梅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 頁。Robert M.Hartwell,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42(2), 1982, pp.365-442.郝若貝著作的中譯本參見〔美〕郝若貝：《750—1550年間中國的人口、政治及社會轉型》，易素梅等譯，載〔美〕伊沛霞、姚平主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246 頁。必須承認，美國史學界對于唐宋變革系統的修訂完成于研究宋史的郝若貝與韓明士之手，但是最初對于唐宋變革的試探性論證工作幾乎是在唐史、宋史研究領域同時進行的。

最早討論唐代統治階層性質的作品當屬杜希德（Denis Twitchett）于1973年在《唐代的概觀》里所撰寫的《從敦煌文書看唐代的統治階層》一文。杜希德在文中介紹了該文的研究背景：“歷史分期這類大問題，現在已被人視作某種信仰的申述，……我試圖探究的，只是整體社會變動下一個環節——中國統治階層的結構與成份的急劇變動?！辈粌H如此，他還承認對唐代統治階層的探討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明清社會流動研究的影響。[1]Denis Twitchet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ang Ruling Class,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ed.by Arthur F.Wright and Denis Twichet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該文有兩個中譯本，〔美〕杜希德：《從敦煌文書看唐代統治階級的構成》，葉妙娜譯，《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1 期。本文以何冠環譯本為主，參見杜希德：《從敦煌文書看唐代統治階層的成份》，何冠環譯，載〔美〕芮沃壽等：《唐史論文選集》，陶晉生等譯，第87、89 頁。這兩點概括了西方學者在探討唐代社會階層及其流動性問題時的兩個基本出發點，一是受到了歷史分期問題的影響，二是受到了社會流動理論的影響。姜士彬對于唐代統治階層的探討也正是要回應唐代的性質問題，正如他在《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引言中所寫的那樣：“在研究伊始，筆者就嘗試驗證或駁斥一個被廣泛認同的觀點：即中國中古時期的統治階層是世襲貴族?！盵2]〔美〕姜士彬：《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第1 頁。而對于與該書緊密相關的另外一篇論文《世家大族的沒落——唐末宋初的趙郡李氏》，姜士彬也直言：“這篇論文對宋史學者影響甚大。正如我的興趣曾經集中于中古統治階層的本質一樣，宋史學人也希望洞悉宋代統治階層的性質?！盵3]〔美〕姜士彬：《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第2 頁。南北朝領域討論社會流動問題以葛滌風（Dennis Graffin）、霍姆格倫（Jennifer Holmgren）、麥希維克的研究為代表，他們認為南北朝并不存在能夠世代占據上層官僚社會的階層。[4]范兆飛：《北美士族研究傳統的演變——以姜士彬和伊沛霞研究的異同為線索》，該文于2016年在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史學沙龍第53 期（2016年10月15日）、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2016年11月28日）進行過報告，發表于《文史哲》2017年第3 期。歐美漢學家與中國學者存在一個較為明顯的差異，前者的研究廣角相當開闊，橫跨多個朝代，從漢延伸至唐，甚及明與清，而后者則聚焦于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進行周而復始的深耕細作。中國學者“對于前后歷史時期通貫的整體把握能力不足，唐史學者與宋史學者各自為戰、欠缺溝通”[1]鄧小南、榮新江：《“唐宋時期的社會流動與社會秩序研究”專號“序”》，載《唐研究》第11 卷，第2 頁。，了解這種研究習性，對于梳理學術史是非常必要的。歐美學者在宋史領域研究這些問題時，常常會將思路與結論向上延伸至唐、至魏晉南北朝，因而，他們研究魏晉隋唐的相關問題可以從宋史的延長線上加以捋順。對于社會流動問題幾乎在唐、宋、明清各個時段均有探討，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問題在兩宋以及明清史領域的探討。

杜希德講社會流動對唐史研究的影響正是指何炳棣（Ping-Ti Ho）《明清社會史論》中對明清社會流動的探討。[2]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中譯本參見〔美〕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徐泓譯，聯經出版社2016年版。何炳棣的研究掀起了社會流動性的大爭論，有學者將這一爭論的論點分為三個派別：以潘光旦、費孝通、柯睿格（Edward Kracke）、何炳棣為代表的流動派，以韓明士（Robert P.Hymes）、郝若貝、艾爾曼（Benjamin A.Elman）為代表的非流動派，以賈志揚（John W.Chaffee）等為代表的中間派。[3]鄭若玲：《〈清代朱卷集成〉的社會學研究價值——以社會流動的考察為例》，載《科舉與科舉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6—7 頁。這樣的劃分無疑較為清晰地展現了各自的立場，但是由于缺乏學術史的梳理，沒有將社會流動的研究熱潮置于合適的學術史線索中，因此遮蔽了這個問題背后的史學目的與意義。關于社會流動的探討非常之多，不能被簡單地裝在一個框架當中。從美國的宋史領域來看，他們最早開始對社會流動進行探討。在“唐宋假說”引入美國之前，柯睿格、何炳棣就已經開始對這一問題展開討論，他們的研究思路與從19世紀末社會分層理論中衍生而來的精英理論相關。[1]羅祎楠：《模式及其變遷——史學史視野中的唐宋變革問題》，《中國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骂８窨疾炝怂未婆e制與社會流動的關系，他以登科錄為藍本，計算了進士的上下流動，認為宋代的官僚社會具有很大的流動性。[2]Edward Kracke, Family Vs.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Religion, Family and Individual in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X, No.2, 1947.但是對于宋代社會流動性的探討卻沒有像魏晉隋唐史一樣陷入反復爭論的泥沼，這一點得益于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的區域發展理論在宋史研究領域的靈活應用。郝若貝在社會流動研究基礎上對施堅雅經濟空間理論的演繹幫助他構建了美國唐宋變革的新范式，他“突破了此理論只運用于地域經濟研究的局限，而擴展到了社會與政治史領域。這也成為了郝若貝理論的起點。在此基礎上，郝若貝提出了一個貫穿經濟、社會、政治領域的唐宋變革論框架”[3]羅祎楠：《模式及其變遷——史學史視野中的唐宋變革問題》，《中國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施堅雅區域地方史研究及其對美國中國學的影響，參見陳君靜：《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中國地方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2003年第2 期。，用施堅雅的經濟空間理論來解釋中國不同區域發展的動力。[4]劉方：《唐宋變革與宋代審美文化轉型》，學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36 頁。郝若貝對于區域地理的關注一開始也是注意區域的同一性，《十一世紀中國鐵、鋼市場、技術與商業發展》、《帝制中國的經濟圈變動：中國北方的煤和鋼，750—1350》這兩個區域地理的著作便是這類思想的衍生品。但他坦言在受到施堅雅的啟發后，他才開始將區域地理之間的關聯與發展。Robert M.Hartwell, Markets, Technolog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venth-century Chines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26, 1996, pp.29-58; Robert M.Hartwell, A Cycle of Economic Change in Imperial China: Coal and Iron in Northeast China, 750-1350,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10, 1967, pp.102-159.〔美〕郝若貝：《750—1550年間中國的人口、政治及社會轉型》，載〔美〕伊沛霞、姚平主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第175—246 頁。郝若貝跳出了社會是否流動的怪圈，從社會流動入手，結合區域地方史的視角，打開了新的局面，提出了不同于日本唐宋變革論的新思路；1985年賈志揚《宋代科舉》一書對于流動派與非流動派的觀點進行了調和；1986年韓明士《官宦與紳士：兩宋江西撫州的精英》的發表將這一理論框架全面加以闡釋。[1]〔美〕郝若貝：《750—1550年間中國的人口、政治及社會轉型》，載〔美〕伊沛霞、姚平主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第175—246 頁。John W.Chaffee,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中譯本參見〔美〕賈志揚：《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Robert P.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pp.34-48.之后美國宋史領域關于社會流動的探討也就隨之停止。這場爭論以非流動派建立起全新的唐宋敘述模式而宣告結束。

唐宋變革論對于美國中國學最為直接的影響是將宋代視為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歷史時期，特別重視對于宋代科舉與社會流動、精英與士紳的地方化及身份的轉型的研究。[2]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32頁；羅祎楠：《模式及其變遷——史學史視野中的唐宋變革問題》，《中國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第25 頁。日本的唐宋變革論傳入美國后，唐史和宋史領域就向兩個不同方向開進，唐史研究往往可以在宋史的延長線上加以考察，正如包弼德（Peter K.Bol）所說：“為了尋找北宋精英文化的來源，我上溯到唐代后期的歷史，……當我開始理解唐代后期與北宋的文化創造如何與唐代門閥文化的消失聯系在一起的時候，對于究竟是什么因素使新儒家運動與眾不同，我也逐漸能理解了?！盵3]〔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劉寧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 頁。唐宋文化的差異需要從唐后期的門閥文化中尋找答案，唐宋士人由國家官僚精英如何向地方文人精英的轉變也是在唐宋史的延長線上加以考慮的：“為什么作為世家大族的士在隋唐以前的那些王朝衰落之后能維系下來，卻不能度過唐朝？為什么士在北宋早期，作為有學養的文官官僚這樣的國家精英再度出現？為什么在有宋一代，士變成作為地方精英的文人?！盵1]〔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第35 頁。從宋史研究領域展開的唐宋變革的論證修訂是從士的身份轉型的路徑上取得成果的，與此同時，以姜士彬為代表的美國士族研究開始從討論魏晉南北朝隋唐統治階層的性質入手來回應唐宋變革，姜士彬認為唐代確實存在一個貴族階層，他們長期以來把持著唐代的統治權力?？疾熘泄艜r期統治階層的性質成為這一時期研究的熱點，以葛滌風、霍姆格倫為代表的學者提出了與姜士彬相反的意見。

與宋史領域對唐宋變革的回應不同，美國魏晉隋唐史研究領域對于這個問題的探討從一開始便陷入了怪圈，他們反復在一個問題上繞圈子，做著重復性辯證，即魏晉南北朝隋唐統治階層是否封閉，他們是否為貴族政治或者寡頭政治，還是一個有著相對流動性的階層。而新近出版譚凱（Nicolas Tackett）的《中古中國貴族的崩潰》一書也是在韓明士精英理論關照下所書寫的佳作[2]王晶：《重繪中古士族的衰亡史——以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2015年第2 期。，宋史研究方法和理論對唐史的補給借用，才得以使美國在唐代士族研究方面打開新的局面。美國對唐宋變革論的修訂完成于宋史研究者之手，但何以這一研究會在宋史方面開花結果，而非南北朝隋唐？魏晉南北朝隋唐史領域社會流動理論的探討陷入原地徘徊的原因究竟何在？

二

美國關于中古社會統治階層性質的研究以姜士彬、麥希維克、葛滌風、霍姆格倫為代表。[1]范兆飛：《北美士族研究傳統的演變——以姜士彬和伊沛霞研究的異同為線索》，《文史哲》2017年第3 期。麥希維克的著作雖然篇幅較長，但在書寫論證方面留下了明顯的程式化印記，每章的行文結構整齊一致，這使得讀者即便面對龐大的閱讀量也能理解與駕馭。在導言部分，作者對于西方學術界關于中古貴族制的研究情況進行了基本的概述與評價，并對自己的研究方法、思路以及史料進行了闡述。她認為西方學術話語對于中國史的研究是一種巨大的障礙，學者們對于中古中國的統治階層這個特殊群體在理解認識上存在著差異，這導致了他們在研究過程中會使用不同的英語詞匯來加以描摹。[2]這一點在《遠東博物館館刊》中發表時被刪除，此點可以參閱麥希維克博論的UMI 影印本，第8 頁。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使用“gentry”一詞來強調其與土地的緊密聯系，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教育與官宦，但是在論述“gentry”是如何進入貴族圈時，艾伯華并沒有給出強有力的解釋；伊沛霞用“aristocracy”以說明其身份的獲得主要來自于聲望（prestige）而非權力與財富；姜士彬則重視其社會身份地位，故而使用了“oligarchy”。[3]參見麥希維克博論的UMI 影印本，第8 頁。而作者麥希維克更傾向于使用“中古大姓”（great medieval clans），她認為這些研究最主要的遺憾是沒有將研究建立在某個具體的家族基礎上，毛漢光忽視了晉以前的史料，姜士彬完全倚靠唐代的史料，并將結論回溯后應用于唐以前的社會。[4]Du?anka Du?ana Mi??evi?, Oligarchy or Social Mobility? A Study of the Great Clan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ol.65, 1993, p.11.作者還對書中所使用的材料進行了解釋：她在美國、日本與中國臺灣的圖書館搜集了已經出版或未出版的墓志1069 方，卻并沒有將它們應用在本書的研究工作中，拓跋時期的墓志太多以至于無法用于研究所有氏族，而東晉南朝的墓志又太少以至于可以忽視，《世說新語》類的筆記小說對于本書的研究幫助不大，故而作者以正史為其最主要的史料來源。[1]參見麥希維克博論的UMI 影印本，第12 頁。

在第二章“早期中古大族”中，作者對《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上溯至漢代的世系表示了高度的懷疑，對正史史料中出現的人物進行了大規模的統計工作。她對由漢至隋在正史中出現的延續至少一個朝代或者多個朝代的氏族進行了分類列表，繪制了延續兩朝、三朝、四朝、五朝氏族的數量，發現氏族數量隨著時間的推移呈減弱趨勢。比如由漢延續至三國的氏族有32 個，由三國至西晉的有43個，由劉宋至陳有8 個，由三國至南齊的氏族只有1 個。而能夠延續五朝的氏族則非常稀少，從后漢延續到南齊的氏族數量為0，從西晉延續至陳的氏族有4 個，從后漢延續至東魏北齊的氏族只有3 個。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全書篇幅最重的部分。作者所注目的問題是氏族能否通過獲得中正官為本家族攫取官宦資源，為此她依三國至西魏北周的朝代更替順序把中正官數量、來源，一品文官家族及其來源，一品武官家族及其來源，中正官與一品文武官兼有家族分別繪制圖表，共56 幅。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中正官在提升本家族官宦實力方面并無顯著作用，而且那些同時擁有中正官與一品官的家族并不是來自于“舊族”（established clan），中正官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并不能確保家族成員獲得高位，地方影響力也難以轉變為國家官僚權力。在第四章，作者對于三國至西魏北周時期獲得貴族勛爵的氏族進行了統計，分列出他們的郡望、勛爵、品位，統計結果表明很少有氏族能夠歷經數朝之后仍然保有他們的貴族勛爵，南方的上層統治階級總是被稱為貴族，但是實際上真正擁有貴族勛爵數朝之久的只有極少數的幾個北方氏族。第五章討論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皇后的來源，指出如果將皇后是否來自高門作為衡量社會流動的標準，那么魏、蜀、吳以及拓跋魏時期的社會流動性是非常大的，這個結論也與第三章、第四章的結論一致。從東漢至隋，有28 個高門大族產生了至少一個皇后，但是持續數朝仍然能將本族女性推為皇后的氏族卻少之又少，瑯琊王氏雖歷經五朝都有皇后產生，但這只是少數，不能作為中古社會的典型形態。在第六章，作者對于每章的論點進行了總結，并對葛滌風做出回應，重申不應該把唐代的史學結論直接應用至魏晉南北朝。附錄部分作者認為在運用《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來研究魏晉南北朝的氏族時需要特別注意，因此她以115 個氏族為中心繪制了海量圖表，每個氏族均包含有一個世系圖、一個官位表以及一個勛位表。[1]這一部分在發表時有刪節，原文可參麥希維克博論的UMI 影印本，第505—899 頁。

麥希維克認為中正與家族官位高低并無直接關聯，舊官僚精英的中正數量與他們在朝中的高位呈負相關，擁有中正官的家族并不能借助這一優勢提高本宗的高官數量，九品官人法在維系中古門閥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可能被高估了。她的這一結論與現有的認知不同，烏廷玉的研究就表明：“在兩晉南北朝三百余年間，各朝總共有中正官327 人，由士族門閥出身者255 人，占總數75.3%，可見當時選拔評定全國官員之權，基本上是由士族門閥掌握?！盵2]烏廷玉：《兩晉南北朝士族門閥的特征》，《史學集刊》1995年第1 期。從家族網絡圈的角度來看，中正與地方其他家族可以結成社會鄉里網絡，網絡關系使不同家族之間的關系變得緊密，網絡內部成員相互提攜亦可以維系社會地位。麥希維克只是注意到了中正與本家族之間的關系，而忽略了中古門閥大族之間互為依賴的網絡圈的意義。誠然，中正官或許無法直接舉薦本宗成員，但是與其他士族之間通過各種社會關系，比如婚姻、鄉里、門生、故吏等形成交游圈卻是中古士族間成長的基本生態網絡，互為奧援之事亦非鮮見。關于鄉里網絡的研究，在歐美學者中似乎還未曾引起關注，但是現在已經成為中國中古研究領域的一個新課題。

姜士彬認為中古政治權力由部分寡頭所統治，他們長期以來占據著國家權力結構的頂端。而麥希維克則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社會的流動性相當之大，不存在一個所謂的“寡頭”集團。麥希維克提出了與姜士彬結論完全相反的另外一種意見，但值得注意的是她所選取的研究對象、方法與前者截然不同。姜士彬在討論寡頭政治之前，先劃定了大族的界線，大族是“被界定為姓望氏族譜所包括的那些氏族”[1]〔美〕姜士彬：《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第116 頁。。而麥希維克則是將所有五品以上的官僚進行了追蹤式的調查比對，研究樣本、手段、方法的差異對于結論有很大影響。杜希德指出：“對唐代社會流動及相關問題有興趣的史家，他們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一類問題上，即是官僚們個人的社會背景與其成就的相互關系?！迸袛嗄硞€體的社會背景，一是借助某些只能由貴族勝任的官職來判斷是否系出名門，二是看其入仕途徑，科舉出身則是寒門，恩蔭入仕則是世家。[2]〔美〕杜希德：《從敦煌文書看唐代統治階層的成份》，第111 頁。杜希德、姜士彬、麥希維克這三人的判斷準則完全不同。麥希維克并沒有正面地討論姜士彬研究的不足之處，而是另立研究樣本。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弱化了她的論證力度。不對研究樣本進行差異性描述，那么就失去了對話與討論的平臺。麥希維克注意的是很少有大型家族能夠從魏晉一直延續至唐，對于大族在中古時期的持續時間表現出了很高的關注度，只能連續二世、三世的自然不算為貴族，能夠持續兩朝、三朝的也算不得貴族。麥希維克的研究回答了中古社會的統治階層不是一個寡頭社會，但是卻并沒有給出一個正面的積極答案。此外，作者在文獻的征引方面也很值得中國學者反思。對于新近引介中文世界的《哈佛中國史》系列叢書，葛兆光在書系文獻材料的征引方面表達了中國學者的疑惑：“以中古史為例，雖然陳寅恪、郭沫若、唐長孺、王仲犖、韓國磐等人的著作時有引述，但是，顯然對近年以來中國學者的新研究了解相當不足?！盵1]葛兆光：《側看成峰》，《東方早報》2016年9月25日。從這本1992年的博士論文來看，這種“了解相當不足”的情況似乎早已經如此。作者征引的中文著作有陳寅恪、毛漢光、王伊同、楊筠如四人，在對魏晉南北朝中正官進行研究時，沒有征引任何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一點就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該書的研究水準。然而，從中國學者的立場來看，如何更積極地推動本國學術走向世界舞臺，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美國學者對于中國史的研究往往受到了西方學術話語的干擾。學者們在定義士族時，意見分歧較多，但無非在官宦、婚姻、文化這三個維度展開持久的拉鋸式爭論。官宦這個方面還被分化為幾品官、勛位、家族幾世為官這三個更為精微的細部，“寡頭”一詞，姜士彬有定義說明：“指稱一小撮家族，這些家族的代表世世代代在中央政府最高級官員中占據絕大多數?！P者在本書中使用的這個詞匯，正是出于這個意義：它指的是一個小型的統治集團，不是世襲的貴族階層；而是尋求其他方式來維持其統治權力，并將局外人排除在等級序列之外?！盵2]〔美〕姜士彬：《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第3—4 頁。而“寡頭”等詞匯從西方固有學術語境中生發而來，在引入中國中古史研究領域伊始就不可避免地攜帶了西方史學價值的因素。姜士彬指出“寡頭”一詞可以追溯至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是西方政治哲學中的固有詞匯，有特定的意義表達，“用來描述那種令人反感的少數人掌握政權的統治方式”，歷史學家在使用這個詞時，剝離了其中所蘊含的貶義。[1]〔美〕姜士彬：《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第3—4 頁。姜士彬對于貴族的界定乃是那些書于士族譜牒中的人物。[2]〔美〕姜士彬：《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第2—3 頁。中國史學界對于士族界定的認識實際上是清晰的。張國剛對魏晉隋唐士族身份的變遷洞若觀火，他的解釋相當透徹，他說：

把門第與士大夫脫鉤是新做法，但把禮法文化的承擔者與士大夫掛鉤是南北朝的老規矩，把官爵與士大夫掛鉤則是舊瓶裝新酒的亦新亦老的規矩。士大夫或者士人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只是指門閥士族，并不指官員，南朝中書舍人王宏應該屬于文官，但并不是士大夫?？梢娛孔迮c官爵不構成必然聯系，只是那個時候的士族都有官爵，才構成了二者的相關性。唐太宗強調官爵對于士族的意義，是針對南北朝的舊士族失去官爵之后的情況而發的，所以是舊瓶（士族門閥都有官爵）裝新酒（新王朝的顯貴）。于是士大夫概念的內涵就在逐漸演變，到宋代就是泛指士人做官者，其獨特的門閥內涵已經完全消失了。[3]張國剛：《論“唐宋變革”的時代特征》，《江漢論壇》2006年第3 期。

也就是說，士族一直以來都是禮法的承擔者，與官爵并不完全掛鉤，南北朝時的士族就與官爵不完全關聯，唐朝時才將士族與官爵掛鉤等同。官爵之于士族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條件，而文化才是士族的充要條件。但是其中讓人產生混亂的是，文化、禮法不可量化，在實際的論證操作過程中很難進行相關分析，官爵品級之數量特點卻很容易進行等量計價。如果僅將官爵作為衡量的標準，而忽視文化方面的考量，那么所得出的結論就一定有失偏頗。麥希維克的研究正是僅僅關注了貴族的官僚性這一點，而對士族在文化、禮法上的地位沒有做合適的評價。

對于貴族的界定存在著一個歷史標準與學術標準，歷史標準當然是指歷史層面的實際情況，而學術標準則是指史學層面。對于士族之定義，張國剛的相關論述實際上就已經非常清楚了，但問題在于文化不可量化，研究難度較大，而官宦雖并非士族之必要條件，卻很容易進行史料方面的裁剪與推論，換言之，在研究貴族的實際操作中，我們必須把他們簡化成一個可以用歷史文獻加以把握和描述的對象，從史料層面將貴族這個概念進行約算處理，將他們等價為可以書寫、計量的文獻。李約翰批評伊沛霞雖然重視了士族的文化，但是她對官僚的重視并不比姜士彬少[1]〔美〕李約翰：《英美關于中國中世紀貴族制研究的成果與課題》，《中國史研究動態》1984年第7 期。，這并非是研究者有意地將文化這一特征忽視，而是在實際的研究操作層面難以加以把握的緣故。中國學者從文化層面對士族社會的變遷加以把握，比如，張國剛對于儒家禮法從門閥士族向其他社會階層的轉移進行了探討，揭示了士族衰落過程中禮法下移的歷史現象。[2]張國剛：《中古士族文化的下移與唐宋之際的社會演變》，《中華文史論叢》2014年第1 期；《漢唐“家法”觀念的演變》，《史學月刊》2005年第5 期。而這一點正是美國學者所沒有嘗試的。

還有一些美國學者回避了社會學研究理論的關照，從其他角度對中古時期的統治階層進行了探討，比如葛滌風等。葛滌風在麥希維克的文中被多次提及，故而在這里對其《中國南方大族》一文加以簡要介紹是有必要的。葛滌風開篇便將內藤湖南“中古中國是一個貴族社會”這個觀點作為討論的靶心擺出，并對日本唐宋變革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和熱情。他認為由于文獻史料的特點，我們無法對中古精英的整體構造進行還原，但是通過幾個主要家族的集中式分析卻可以幫助理解中古社會的特點。故而葛滌風以瑯琊王氏、太原王氏、潁川庾氏、譙郡桓氏、陳郡謝氏為例，對南方大族進行了論述，文章的結論表明東晉上層精英迅速消失，且沒有生長出新的精英階層，有些東晉家族雖然重新出現在唐朝，但這絕非家族復興的端倪，而是北魏貴族對自我身份的標榜與追附。[1]Dennis Grafflin, The Great Family in Medieval South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41, No.1(Jun., 1981), pp.65-74.美國學者對于社會流動性的探討還注重從制度角度進行論證，比如丁愛博（Albert E.Dien）就從制度方面論證北朝的社會性質，他說現代學者經常使用“貴族”、“大族”這樣的詞匯，這使得我們在研究過程中非常重視血統、譜系以及家族身份地位，但是從原始史料來看，關于如何區分社會階層和家族地位的材料是非常稀少的，唯一對此有明確規定的是北魏孝文帝在495年所頒布的法令。[2]Albert E.Dien, Elite Lineages and the T’o-pa Accomodation: A Study of the Edict of 495,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19, No.1(Feb., 1976), p.61.這個法令，艾伯華、姜士彬認為是拓跋為了獲得漢人貴族的支持，爭取傳統士族的合作，以確保拓跋統治地位。但丁愛博對此予以否定，他認為這一法令非但不利于漢族士人，而且還要將他們在制度上進行限制，以防止漢族士人大量地涌入權力高層，故而，這個法令所要建立的目標體制是精英社會，而非貴族制。[3]Albert E.Dien, Elite Lineages and the T’o-pa Accomodation: A Study of the Edict of 495,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19, No.1(Feb., 1976), pp.78-79.

這些研究結論雖然與麥希維克的觀點互為支持，方法卻截然不同。它雖然鮮少受到社會階層流動理論研究的影響，但也難以擺脫西方學術傳統框架的束縛，習慣于使用精英這樣的概念。精英這個概念是從19世紀社會學研究社會分層理論中衍生出來的，對精英理論闡釋最為深刻的當屬意大利社會學家帕累托，中古官僚貴族的流動性就是與之有關。[1]羅祎楠：《模式及其變遷——史學史視野中的唐宋變革問題》，《中國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對于精英，帕累托并沒有給出非常明確的定義，只是說“精英是指最強有力、最生氣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無論好人還是壞人”[2]〔意〕帕累托：《精英的興衰》，劉北成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 頁。。美國學者在做唐宋統治階層研究時常使用的精英一詞，他們也未曾做出嚴謹的解釋。從文本語境來看，他們所使用的“精英”一詞很寬泛，指上層社會統治者，至于如何從官宦、鄉里社會、土地、文化等方面加以精確地對應，則是缺乏學術考量的。美國學者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伊沛霞認為“精英”與“士”相比，前者主要是指個體，而后者多指集團，她還對“士”這個概念進行了梳理，提出西方學者不能從西方學術知識體系中尋找資源來對應中國的統治階層，而應該試圖接受“士”這個概念。但是她在分析了傳統史學研究者與現代學者對于“士”這個概念的理解之后，又認為“士”是一個邊界模糊的社會階層。[3]Patricia Ebrey, Towar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ater Han Upper Class, 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Edited by Albert E.Dien, Californi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關于該文的介紹可以參見丁愛博在該書中的序言，該序言有中譯本，參見〔美〕丁愛博：《〈中國中世紀早期的國家與社會〉導言》，張琳譯，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4 輯，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194 頁。至于門閥社會鼎盛期魏晉南北朝隋唐士族的衍生形態則沒能給予相應的關注?！肮杨^”一詞在中文世界使用的普及面并不廣泛，我們更多地使用門閥政治、士族政治。讓人玩味的是，美國學者在研究中古統治階層時，鮮少使用中文史籍中所出現并為中國學者所認可的“士族”一詞，他們更多地用貴族、鄉紳、寡頭等表述；他們所理解的士，麥希維克將它定義為學者、鄉紳、官僚、軍人、武人。[1]Du?anka Du?ana Mi??evi?, Oligarchy or Social Mobility? A Study of the Great Clan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ol.65, 1993, pp.55, 199.作者對于中古社會階層也有分類，多次提到established clans[2]Du?anka Du?ana Mi??evi?, Oligarchy or Social Mobility? A Study of the Great Clan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ol.65, 1993, pp.161, 164,212, 245.，其指在曹魏之前就有已經有直系先祖擁有官爵的氏族。[3]原文是the clans that are considered “established” in this table are those that can be successfully traced back to direct ancestor who held office under the dynasty preceding the Arbiter appointment。Du?anka Du?ana Mi??evi?, Oligarchy or Social Mobility? A Study of the Great Clan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ol.65, 1993, p.162。美國學者對于史籍中經常出現的“士”表現出了很大的困惑，他們認為“士”在不同的語境中會有不同的解釋，它可能是“上層階級”的普通用語，不具有法律意義。因此，在研究過程中對于如何理解“士”這個概念，他們往往選擇“擱置不譯”，還試圖將“士”這個詞與沒有英譯的詞匯junker（容克）、samurai（武士）、bourgeoisie（資產階級）聯系起來。[4]〔美〕姜士彬：《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第9、23 頁。美國學者沒有對“士”的語境文本進行分析，在西方學術話語中又找不到與之相契合的詞匯，被迫使用一個在中古史籍中極為鮮見的“寡頭”，使得中西學術話語存在著明顯的捍格。這給中古士族研究帶來了極大的困惑，看似我們的研究目標也即“中古社會統治階層”，但是實際上中國與美國學者所關注的這個階層又難以等同，美國學者難以從西方知識結構中抽取一個恰當的對象加以對應，只能用相近的概念來類比，這無疑使得他們與真實歷史之間越發疏遠。

三

在美國史學界討論魏晉南北朝隋唐統治階層的流動性時，與之相輝映，大洋彼岸的中國也注意到了士族階層內部的流動性。中國學者所關注的社會流動，“主要關注點在于個人、家族或特定群體在社會等級、社會分層體系中的流動，特別是導致他們所隸屬的社會階層發生變化的運動”[1]鄧小南、榮新江：《“唐宋時期的社會流動與社會秩序研究”專號“序”》，載《唐研究》第11 卷，第2 頁。寧欣、張天虹：《漢唐時期中央官學的演變與社會流動》，《河北學刊》2003年第23 卷第4 期。韓昇：《科舉制與唐代社會階層的變遷》，《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4 期。金瀅坤：《中晚唐五代科舉與社會階層的變遷》，載氏著：《唐五代科舉的世界》，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58—302 頁。陳靈海：《唐代籍沒制與社會流動——兼論中古社會階層的“扁平化”動向》，《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 期。范兆飛：《中古太原士族群體的流動與秩序》，《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12月17日第A06 版。。唐長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一文是關于這個問題的重要著作。[2]唐長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載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63 頁。唐長孺的這篇文章并沒有單列發表，于1983年出版時被收錄進來，該文內未引用相關論文，故而將時間下限定為1983年。陳寅恪、?？偙?、田余慶在研究東晉門閥政治時，分析了“次等士族”這類階層，田余慶認為文化是士族的必要條件，士族門戶下降無法選擇優等的婚宦關系，致使他們無從維持門戶之文化，而不學無文的武將因婚宦而依附于士族，就是次等士族。[3]由于陳寅恪、?？偙鬀]有對“次等士族”的內涵加以解釋，故而田余慶對于自己“次等士族”的概念與他們的“原意是否符合，那就很難說了”（參見田余慶：《論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2 期）。毛漢光也使用了類似的詞匯“次級士族”，就是陳寅恪所說擁有地方勢力的“中層社會階層”。[4]毛漢光：《中古官僚選制與士族權力的轉變》，載中國唐代學會編：《唐代研究論集》第1 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90 頁。除此之外，近年來，有學者從士籍譜系出發，挖掘綿長譜系內部的斷裂之處來闡述士族內部的更替。[1]仇鹿鳴：《“攀附先世”與“偽冒士籍”——以渤海高氏為中心的研究》，《歷史研究》2008年第2 期；尹波濤：《北魏時期楊播家族建構祖先譜系過程初探——以墓志為中心》，《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4 期。中國學者雖然對社會流動的認識有分歧，然而在社會性質的認識上并沒有疑義，這一點與美國的中國學研究明顯不同。美國學者對于魏晉隋唐社會流動性的探討是意圖回應日本學者倡導的唐宋變革，也源于對于中國社會平等與開放的關注。[2]羅祎楠：《社會流動理論與歷史研究——以美國宋代社會史的討論為例》，載《唐宋時期的社會流動與社會秩序研討會論文集》，2004年。而中國學者對于社會流動性的探討并不是為了對唐宋變革做出回應。

1934年，周一良《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史上的貢獻》一文就對唐宋變革進行了介紹和引進，但是在當時學界并未引起廣泛關注，80年代以后，日本的唐宋變革論才開始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3]張邦煒：《“唐宋變革”論與宋代社會史研究》，載李華瑞主編：《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 頁。20世紀隋唐五代社會流動問題的專門性探討并不豐富，這個議題往往是附屬于以下三個問題的討論中：農民戰爭中所涉及的社會身份的變化；賤民等級問題中所涉及的人的地位升降；地主、農民階級問題中所涉及的社會流動。[4]胡戟等主編：《二十世紀唐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00—801 頁。關于士族身份與地位的變化亦形成了四類觀點：唐代士族仍然有很強的勢力；唐代士族已經勢微，但其社會影響力仍不可小覷；唐代士庶合流，沒有魏晉南北朝時期那樣的門閥士族，只存在具有士族血統的人；庶族與士族不能準確地概括唐代統治階層的特點，皇家地主、官僚地主、庶民地主、僧侶地主是唐代主要的特權階層。[5]胡戟等主編：《二十世紀唐研究》，第803—805 頁。這些觀點漸漸從對立走向了相互融合、借鑒，近些年來，中國學者對于唐代士族的認識越發清晰，多數學者認為唐代是一個貴族社會，只不過其權力結構已經開始瓦解，他們的身份及其賴以存在的社會政治經濟體制正走向崩潰。

中國史學界在士族研究領域的分歧事實上是相對澄澈的。本文開頭曾提到，學科理論以及背后的政治關懷對學術的客觀性存有干擾，針對這一點，也有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葛兆光就認為：“正是這種民族主義甚至是帝國主義的政治背景，恰恰激活了學術領域的研究興趣，而這一學術領域的研究取向，又逐漸變成一種重新理解中國的普遍觀念?！盵1]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44 頁。而中國史學界在中古士族領域正是遭受著理論的雙重困擾：一方面，我們受到了西方、日本學術理論的影響，他們的介入混淆了我們自身的學術脈絡；另一方面，我們又沒有形成獨立的學術理論和話語體系，導致學術研究缺乏活力與拓展空間。這正是中國士族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日本唐宋變革說的提出給史學界帶來了全新的研究視角，在日本國內形成了京都學派與東京學派兩大陣營。美國唐—北宋—南宋歷史觀的形成是對宋史領域認識取得突破后的成果，這個理論框架已經開始向唐史研究輻射，表現出了頑強而鮮活的生命力。中國史學界是先有了對唐宋時期所發生的巨大變化的認識，然后再開始探討社會流動的。但讓人唏噓的是，中國對于唐宋變革的研究逐漸走向工具化、低俗化[2]陸揚：《唐宋變革論究竟是怎么回事》，澎湃新聞2016年5月29日。，相形之下，這樣差強人意的理論自覺性對于我們當今史學不得不說是一種警示。美國中國學從士族政治、精英理論的角度出發，從中找到了可以替代唐宋變革的新范式；中國的唐宋變革在唐史研究的眾多領域雖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在士族研究領域卻沒有能夠產生與唐宋變革相提并論的理論，這是研究中古士族史的學者應該反思的問題。

20世紀，漢學經歷了一次大的轉變，它從歐洲轉向美國，從一門專業性極強的冷學問銳變為跨越學科界線的熱學問，從人文學科的領地一直擴張到社會科學。[1]陳玨：《杜希德與20世紀歐美漢學“典范大轉移”》，《古今論衡》2009年第20 期。漢學曾以古典文化為主，重視?？笨紦?，著名的漢學家有馬伯樂（M.Henri Maspero）、葛蘭言（Marcel Granet）、伯希和（Paul Pelliot）、沙畹（Edouard Chavannes），他們恪守文獻學的基本方法。在經歷了典范轉移之后，美國中國學研究則更多地關注20世紀中國的一系列理論與實踐問題，擅長從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方法中汲取營養，拓寬歷史研究的視野。[2]周武：《西方世界中國研究的典范轉移》，《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7月6日第013 版。這次轉移帶給中國學者在士族研究領域最大的震撼便是來自于社會學的個案研究方法與手段。中國學者從歐美學者借鑒的個案研究法，目前看來是得到了廣泛的認可與學術應用，但是從其所取得的成果來看，并不如預期。除了個案研究法外，社會流動理論也是這一時期美國中國學所流行的研究思路與路徑。對于中國學者而言，它遠不如個案研究法一樣受到廣泛追捧，但對于美國學者來說，卻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研究范式。當社會學的研究方法被引至歷史學領域，固然會帶來新的學術生長點，但也不可避免地帶來混亂。這正是社會學定量研究在士族研究領域的運用中所產生的負面效果。

對于同一個問題，不同的研究范式與研究思路在著眼點、方法等方面存在不同是正常的：“盡管各個體系往往在相互證偽，它們的內部結構卻相對完滿自足?！盵3]劉東：《理論與心智》，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 頁。但是在唐史、宋史領域，社會流動的探討卻遠沒有達到這樣的學術自立。關于社會流動性的探討就像“二律背反”一樣存在，當我們選取不同的研究對象和計量方法時，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黃寬重在研究宋代家族興衰與社會流動時指出：“設定一個寬廣的標準，以一個地區作較長時期的觀察，可能看到一個地區長期被某些家族壟斷的現象，但如果從個案的方式做細致的研究，而且從家庭內部的變化去看，結論或許又有所不同?！盵1]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62 頁。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對社會流動性的研究現狀也可以簡單地加以比附，如此，霍姆格倫從個案入手，對北燕馮氏的個案式透析也得出了北朝社會不同于南朝，其社會流動性較大的結論。[2]Jennifer Holmgren, Social Mobility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 Case Study of the Feng of Northern Yen, Monumenta Serica, Vol.35(1981-1983), pp.19-23.從整體入手，一般會得出社會流動性不強的結論，而從細節入手，又很容易指向對立面。

這是社會流動探討引入歷史學所帶來的一個混亂，但是給史學工作者帶來的錯愕遠不止如此。面對社會流動這個問題，往往增添一個新的參數或者影響因子便會改變最后的研究結論。以清代的社會流動為例，何炳棣便指出，社會流動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社會更新系統，當對具體家族做個案式分析時，便會發現家族內部的流動是非常普遍的，如曾祖父時家族擁有很高的官位，但后來家道中落，直至己身時才重新獲得了曾祖父的官位，這一過程在數據統計時是無法加以表現的。[3]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pp.92-125.韓明士還指出，除了直系父祖外，母系及其他家庭成員也應當被計入影響家族社會流動的因素當中，故而他的研究工作表明，家族相互聯姻因素的代入大大降低了統計結果中流動性的程度。[4]Robert P.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34-48.研究者對于流動與非流動這兩派的觀點進行對比，發現采用全國性的、大規模的史料往往得出的是中華帝國后期有流動性的結論，而局部的、區域性的史實，則會對此提出質疑。[5]沈登苗：《關于科舉社會流動討論中的幾個問題（概述）》，載《文化的薪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201—202 頁。姜士彬從敦煌姓氏文書入手來考察唐代的社會流動性。敦煌姓氏文書能夠整體地展現姓氏的興衰沉浮，卻不涉及姓氏背后家族的具體世系，姜士彬借此得出了社會流動相對穩定的結論。而麥希維克繪制了大規模的氏族世系圖表，從每個家族具體的升降沉浮中做統計說明，得出的是魏晉南北朝社會流動性較強的結論。如此，不同性質的材料對于結論的確存在著非常明顯的影響。

社會流動的探討從明清史蔓延至宋史，又轉入魏晉南北朝以及唐史，這個問題的爭論看似無處不在，卻又似毫無進展與突破，若不對其中的學術分歧進行深入的凈化，那么再多的探討只能造成抱薪救火般的混亂。社會流動研究中出現的這些矛盾和怪圈，不得不從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上來尋求原因。這些問題正是在借鑒社會學研究主題、研究方法過程中所滋生的頑疾。歷史學從社會學中汲取營養時，也必須同時思考社會學在引入歷史學過程中所產生的負面效應：社會學與歷史學應該保持一定的距離。誠然，在多學科融合發展的新學科建設背景下，這樣的說法顯得有點魯莽，但是在士族研究領域濫用社會學的主題與方法給我們所造成的秩序混亂，卻不得不讓我們有這樣的自覺與警醒。社會學方法在真實不妄的歷史面前應該保持足夠的謙卑，而歷史學者使用社會學方法來從事研究工作時更應該保持應有的恭敬。

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美國學者對于這種分歧便有著自己的見解。丁愛博在編撰《中國中世紀早期的國家與社會》一書時認為，六朝史的研究不僅史料較為稀少，而且呈現出各種不同的研究取向，因此這一領域的研究與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所描述的“前范型時期”有很大的相似性，“它以圍繞著合理方法、問題及其解決標準而展開的頻繁而深刻的爭論為特征，雖然這些與其說是用以達成共識，毋寧說是用以界定學派”，魏晉南北朝的統治階層是否為貴族的討論已然呈現了陣營對壘的局面，而面對這樣的形勢，美國學者認為“歷史學家的職責在于促進一場遲早都要到來又不可避免且必須的爭鳴，以廢棄他的或她的研究成果”。[1]丁愛博：《〈中國中世紀早期的國家與社會〉導言》，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4 輯，第182—194 頁。本文在引用時譯文略有改動，原文可參看Albert E.Dien, Introduction, 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Edited by Albert E.Dien, pp.28-29。美國的中國學研究也認識到了其內部的分歧與爭端，但他們對待這場學術辯論所持有的是一種消極態度，無意于澄清各自學術的弊端，似乎構建兩種平分秋色的對峙意見才是一種學術理想國。僅就當時的學術水平而言，我們尚能推卸歷史學者的些許責任，但時至今日，這一研究分歧在宋史領域獲得突破性進展，中國史學界又經歷著與美國唐史研究同樣的學術紛爭，如果不對這些研究分歧加以厘清與辨別，則確有失責之嫌。

中古士族研究所產生的諸多分歧主要來自兩方面的干擾：一是海外漢學中固有的實踐偏好對于探討真實歷史的干擾；二是社會學主題、方法植入歷史學土壤時所產生的排斥反應。這兩點造成了中國中古士族研究領域中呈膠著狀的持久論戰。細繹我們自身的學術理路，不難發現，吾國學術對于中古士族研究確實有著相當清晰的認識與理解，意見分歧的實質是學術理論層面與學術書寫、操作層面之間的矛盾。通過梳理美國士族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亦不難發現，他們對于社會學方法有著近乎天然的親近感與熟悉感，在唐史研究領域運用社會學主題、方法發生阻塞時，在宋史領域又能很快打開突破口，形成可以與日本“唐宋變革”相埒的大歷史觀。如果說認清自身優勢與特點是一種學術自覺，建立歷史學理論是一種學術自立，那么，這兩方面正是我們史學界目前亟待建設、發展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