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都與北魏政治地理格局的演變

政治地理學與政治史一樣關注政治實體的演變。政治地理研究政治實體的生成、發展、變化，是通過思考政治體的空間組合關系變動體現出來的。這就意味著，第一，必須思考政治體生成變化的外部環境。就關系切近程度而言，首先必須思考因直接地理毗鄰而產生的地緣關系或地緣環境。其次則要考慮包含政治體間接空間聯系、由多個政治體政治互動形成的區域或天下、全球政治地理格局。而遷都是中國歷史上比較常見的政治地理現象。第二，必須思考政治體內部空間組合關系的變化。這一般是通過行政區劃的具體實證研究體現出來的，當然也可以通過歸類分析政區建置的功能來觀察、思考。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思考政治體內部空間組合關系演化的切入路徑，就是研究一政治實體都城的空間定位與空間遷移。這里面可以包含非常復雜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文化背景。作為一個政治體的控制中心，都城及其在政治體地理空間上的變化、遷移向為政治地理學者所關注。[1]這方面的研究甚多。如僅從政治地理研究角度而言，現代學者對這一政治地理現象較早進行系統分析的是后來遷居中國臺灣的沙學浚。他寫的《從政治地理看胡人南下牧馬》、《南渡時代與西遷時代》、《西安時代與北平時代》、《中國之中樞區域與首都》等論文，均是歷史政治地理分析的典范作品。上列論文最初發表于20世紀40 至50年代。參見沙學浚：《地理學論文集》，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77—146 頁。大陸20世紀80年代以來，力倡歷史政治地理研究的學者是周振鶴，他的論文《東西徘徊與南北往復——中國歷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從政治地理學角度對中國歷史上的首都定位進行了宏觀分析，該文首刊于《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年第1 期，后以“中國歷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背景”為題收入作者論著：《中國歷史政治地理十六講》，中華書局2013年版。北魏作為一個崛起于游牧草原的北族王朝，政治中心曾經多次變化。特別是從平城到洛陽的變化，因為牽涉到孝文帝波瀾壯闊的漢化改革，歷來也是歷史學界敘述的重點。[1]參見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中華書局2006年版。何德章：《論北魏孝文帝遷都事件》，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5 輯，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本文從政治地理學的角度，考察北魏時期政治中心變動的政治與地理意義。

一、苻堅滅代之前拓跋鮮卑政治中心的變化

拓跋鮮卑早期的政治發展過程和政治體自身的地理遷移有莫大關系。據《魏書·序紀》，首領“成皇帝”毛時，因毛“聰明武略，遠近所推，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靶实邸蓖埔鷷r，“南遷大澤，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謀更南徙，未行而崩”。中間又經六位部落首領，到“獻皇帝”鄰時，又有所謂神人在部落內部宣揚“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復徙居”，看來當時的地理環境確實不能滿足政治發展所需，遷徙之議再起。但鄰“時年衰老”，傳位“圣武皇帝”詰汾，新、老部落首領合力同心，率領部落不懼“山谷高深，九難八阻”，南移“匈奴之故地”，即今烏蘭察布高原東側的陰山山地一帶，與居于張北高原的沒鹿回部相鄰。在詰汾之子、首領“神元皇帝”力微吞并沒鹿回部之后，張北高原才轉而成為拓跋鮮卑的駐牧地。[2]參見毋有江：《拓跋鮮卑政治發展的地理空間》，首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8輯，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編輯部2012年版；又載權家玉主編：《中國中古史集刊》第1 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288—332 頁。從此以往，拓跋鮮卑的政治發展就與陰山山脈一帶的地理環境有著撕扯不斷的人文關聯。

今天我們所指的陰山山脈，是中國北部一條巨大的東西向山脈，位于內蒙古高原以南，大體以北緯42°為界，南界止于河套平原北側的大斷層崖和大同、陽高、張家口一帶盆地的北緣，南北寬50—100 公里；西端以干燥剝蝕的低山沒入阿拉善高原，約在東經106°附近，東端因受新華夏構造體系的干擾，脈絡比較紊亂，界線不明，多倫、沽源一線以西新華夏體系的影響較弱，故以灤河上游閃電河谷地為其東界，東西長約1000 公里。作為一條重要的自然界線，陰山南北兩側今天在景觀和農業生產上有顯著差異，山南年均溫5.6—7.9，山北為0—4；山南≥10積溫為3000—3280，山北為900—2500；山南無霜期130—160 天，山北為95—110 天；山南風小而少，年平均風速＜2 米/秒，山北風大而多，年平均風速4—6 米/秒。年降水量東經110°以東，南北相差70—100 毫米；東經110°以西，因位于干旱區，年降水量都很小，南北相差25 毫米左右。在農業生產上，山南為農業區，山北為牧業區，山區則為農牧林交錯地區。[1]孫金鑄：《陰山山地地貌及其地理意義》，載氏著：《內蒙古地理文集》，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1—45 頁。不難看出，陰山以南水熱資源條件遠比陰山以北優越，更有利于游牧活動。

“神元皇帝”力微二十九年（248），拓跋鮮卑吞并沒鹿回部，“盡并其眾，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馬二十余萬”，在陰山山脈東端的張北高原、圍場高原一帶確立了自己的政治主導地位。[2]按《魏書》卷1《序紀》，“始祖神元皇帝”力微“元年，歲在庚子”?！八氖?，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魏景元二年也?！睆牟芪壕霸辏?61）上推，力微元年為曹魏黃初元年（220），但呂思勉認為這種推論不足信。載氏著：《呂思勉讀史札記》丙帙“魏晉南北朝”，“拓跋氏先世考上”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09—814 頁。后楊軍也在論文中專門討論過《魏書·序紀》的紀年，進一步肯定呂思勉的論斷。見楊軍：《拓跋鮮卑早期歷史辨誤》，《史學集刊》2006年第4 期。248年與261年相距不遠，即便力微元年與中原王朝紀年的具體對應關系出于某種政治原因為臆造，也只影響力微初任部落首領年代的真偽，不對本篇所論具體事件年代產生影響。這里接受依據《魏書·序紀》推論的具體事件年代。就20世紀80年代的地理環境來看，張北高原大部分為波狀起伏、灘淖棋布的景觀，河流大都是河床短淺、系統紊亂、以湖泊為尾閭的內陸河。湖泊附近的地下水位距地面多在3 米左右，形成豐美的草灘。圍場高原內部地勢平坦，氣候比西部張北高原較為濕潤，牧草生長良好，是河北省最好的天然牧場。[1]參見鄧綬林等編著：《河北地理概要》，第二章第二節，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56 頁?！缎蚣o》所謂“控弦上馬二十余萬”，亦說明力微時代這里就是適宜游牧民族棲息繁衍并培育自身政治實力的良好場所。力微時代，柔然尚未崛起，但在拓跋鮮卑東面，已經崛起有宇文鮮卑與慕容鮮卑。[2]此點參見姚大力：《論拓跋鮮卑部的早期歷史》，載氏著：《北方民族史十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 頁。宇文鮮卑、慕容鮮卑分別活動在今老哈河流域和大凌河流域，拓跋鮮卑似乎缺少進一步東向延展政治空間的實力。從地緣關系的角度來看，拓跋鮮卑沿陰山西向發展的阻力似乎較小。緊承二十九年吞并沒鹿回部一事之后，《魏書·序紀》云：“三十九年（258），遷于定襄之盛樂?！?/p>

盛樂即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土城子鄉土城子村北1.5 公里的土城子城址。[3]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內蒙古自治區分冊》（上），“和林格爾縣文物圖（北部）”，西安地圖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19 頁；《中國文物地圖集·內蒙古自治區分冊》（下），“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第31 頁。盛樂地處今水熱條件較好的河套平原東段（即土默特—達拉特平原，盛樂一帶亦可稱呼和浩特平原），是陰山山前洪積平原以及黃河和大黑河等河流的沖積—洪積平原，地勢低平，年平均氣溫3—6，≥10積溫2800—3000，農牧兼宜，有著較張北高原、圍場高原還要良好的自然資源稟賦。[1]任美鍔、包浩生主編：《中國自然區域及開發整治》，第九章，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 頁。根據前田正名、王凱和筆者的研究，盛樂就東方而言是長川—牛川—盛樂一線（即今日興和［長川］—豐鎮—涼城［牛川］—和林格爾［盛樂］一線或興和［長川］—察哈爾右翼前旗—涼城［牛川］—和林格爾［盛樂］一線）和盛樂—善無—平城一線兩條交通線的交匯點。往北可通漠北。盛樂時代它應當也是西域、關中平原通過鄂爾多斯高原南緣與游牧民族發生人文關聯的中心節點。[2]〔日〕前田正名：《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第四章第二節、第三節，李憑、孫耀、孫蕾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151 頁；王凱：《北魏盛樂時代》，附篇三“北魏盛樂時代的道路交通”，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245 頁。毋有江：《拓跋鮮卑政治發展的地理空間》，載《中國中古史集刊》第1 輯，第288—332 頁。除此之外，盛樂周邊缺乏可與拓跋鮮卑匹敵的政治勢力亦為一重要原因?！段簳ば蚣o》：“三十九年，遷于定襄之盛樂。夏四月，祭天，諸部君長皆來助祭，唯白部大人觀望不至，于是征而戮之，遠近肅然，莫不震懾?！泵枋龅恼峭匕硝r卑將中心移往盛樂之后迅速建立起以自己為核心的地域政治體的過程。自此以后，拓跋鮮卑“與（曹）魏和親”，一改過往“不交南夏”的政治發展路徑。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呼和浩特平原與立足關中的政治體可以廣袤的鄂爾多斯草原和黃土高原作為緩沖，與扎根河北平原的政治體中間則有冀北山地與山西高原的屏蔽，因此有較為充足的地理空間去抵消來自南部的政治壓力。盛樂的劣勢在于政治發展的地理空間還是有限，不能滿足政治體內部日益滋長的物質資源需求。拓跋鮮卑要想進一步發展，必須保持與外部的密切聯系?！段簳ば蚣o》載拓跋鮮卑“與（曹）魏和親”之后，“聘問交市，往來不絕。魏人奉遺金帛繒絮，歲以萬計”。外部物質資源和平狀態下的輸入亦有助于政治體內部的穩定發展：“始祖（指力微）與鄰國交接，篤信推誠，不為倚伏以要一時之利，寬恕任真，而遐邇歸仰?！?/p>

由于政治體各自的資源稟賦與人文發展存在質與量的顯著差異，游牧政權與農耕王朝之間的互動也會存在中心與邊緣的結構性分野。和平狀態的人文交流對邊緣政治體存在社會政治文化層面的沖擊，會引發政治體內部原有文化的本能反彈與抵抗，導致政治變故的發生?！八氖辏?61），遣子文帝（指力微子沙漠汗，下同）如（曹）魏，且觀風土?！鄙衬埂耙試恿袈尻?，為魏賓之冠”?！暗凵黹L八尺，英姿瑰偉，在晉之日，朝士英俊多與親善，雅為人物歸仰?！薄拔簳x禪代，和好仍密?！氖四辏?67），帝至自晉?！薄拔迨辏?75），帝復如晉?！薄拔迨四辏?77），方遣帝。始祖聞帝歸，大悅，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之。酒酣，帝仰視飛鳥，謂諸大人曰：‘我為汝曹取之?！畯楋w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彈，眾咸大驚，乃相謂曰：‘太子風彩被服，同于南夏，兼奇術絕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國諸子，習本淳樸?！桃詾槿?。且離間素行，乃謀危害，并先馳還。始祖問曰：‘我子既歷他國，進德何如？’皆對曰：‘太子才藝非常，引空弓而落飛鳥，是似得晉人異法怪術，亂國害民之兆，惟愿察之?！缘墼跁x之后，諸子愛寵日進，始祖年逾期頤，頗有所惑，聞諸大人之語，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當除之?！谑侵T大人乃馳詣塞南，矯害帝?！盵1]《魏書》卷1《序紀》。沙漠汗被殺顯然與其過度偏離拓跋鮮卑政治文化傳統有莫大關系。但是拓跋鮮卑對外部物質資源的剛性需求又使其很難避免外向政治發展的道路。力微之后，拓跋鮮卑一度“諸部離叛，國內紛擾”，但因為自身實力尚在，“威德復舉”，在與中原農耕王朝互動中繼續保持自身的政治中心地位。

這時的拓跋鮮卑，很大程度上仍是游牧行國的狀態。所謂“遷于定襄之盛樂”，應理解為駐牧于盛樂，而不是遷都于盛樂。所以到“昭皇帝”祿官時，又“分國為三部：帝自以一部居東，在上谷北，濡源之西，東接宇文部；以文帝（指力微子沙漠汗）之長子桓皇帝諱猗?統一部，居代郡之參合陂北；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諱猗盧統一部，居定襄之盛樂故城”[1]《魏書》卷1《序紀》。。政治結構短時間內的這種大幅改變，只有放在游牧行國的邏輯里才可以理解。這時的拓跋鮮卑，政治上應該處于分治狀態，三部各自統屬，《序紀》隨后的敘事亦不以祿官為中心，而以猗?特別是猗盧為中心?！笆菤q（295），穆帝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擊匈奴、烏桓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晉分界?！钡摴倥c猗?先后過世后，猗盧以盛樂為中心，“總攝三部，以為一統”。乘西晉末年北方大亂之勢，繼續擴充自己的實力范圍。猗盧“三年（310），晉并州刺史劉琨遣使，以子遵為質。帝（指猗盧）嘉其意，厚報饋之。白部大人叛入西河，鐵弗劉虎舉眾于雁門以應之，攻琨新興、雁門二郡。琨來乞師，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將騎二萬，助琨擊之，大破白部；次攻劉虎，屠其營落?；⑹掌溆酄a，西走度河，竄居朔方。晉懷帝進帝大單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從琨求句注、陘北之地。琨自以托附，聞之大喜，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畤、崞五縣之民于陘南，更立城邑，盡獻其地，東接代郡，西連西河、朔方，方數百里。帝乃徙十萬家以充之”[1]《魏書》卷1《序紀》。。在西晉的配合支持下，拓跋鮮卑征服白部，趕走鐵弗部，掃清了呼和浩特平原與大同盆地聯系的人文障礙，將拓跋鮮卑活動的地域范圍擴展到了雁門關以北。[2]參見張繼昊：《從拓跋到北魏——北魏王朝創建歷史的考察》，第二章“北魏王朝創建歷史中的白部和氏”，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年版，第33—68 頁。

其政治中心也因控制地域的迅速擴大而發生調整與改變。猗盧“六年（313），城盛樂以為北都，修故平城以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觀望地勢，乃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陽黃瓜堆筑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使長子六修鎮之，統領南部”[3]《魏書》卷1《序紀》。。新平城從地望上看似乎就是今山西省懷仁縣金沙灘鎮安宿疃村的安宿疃城址。[4]安宿疃城址位于山西省懷仁縣金沙灘鎮安宿疃村東北約2000 米，考古年代定為北魏。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約380 米，南北寬約200 米。城墻殘高2—3 米，墻體夯筑，夯層厚0.08—0.09 米。采集有布紋瓦殘片。安宿疃城址周邊尚有金沙灘墓群、古城地遺址、安宿疃墓群、安宿疃遺址、翰林莊遺址、南阜遺址等漢代和漢代以前的文物古跡，面積均在一兩萬平方米以上，安宿疃墓群甚至有約50 萬平方米，說明這一帶早在漢代時就適宜人類居住。在安宿疃村東南，有黃花嶺海拔1153 米。安宿疃城址正在“灅水之陽”?！包S瓜堆”，可能就是今天的黃花嶺。詳見《中國文物地圖集·山西分冊》（上），“懷仁縣文物圖”，中國地圖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187 頁；《中國文物地圖集·山西分冊》（中），第188—192 頁。山西省和山西省軍區測繪處編制：《山西省地圖集》，“懷仁圖”，上海中華印刷廠1973年印刷，第29 頁。這是政治上繼續進取的明顯信號。但是猗盧的積極南進亦伴生有拓跋部政治文化的劇烈變革：“先是，國俗寬簡，民未知禁。至是，明刑峻法，諸部民多以違命得罪。凡后期者皆舉部戮之?；蛴惺壹蚁鄶y而赴死所，人問：‘何之？’答曰：‘當往就誅?！币劳杏文敛柯涞恼误w在基本政治結構沒有變化的情況下，劇烈的政治文化變革往往會導致劇烈的內訌?！熬拍辏?16），帝召六修，六修不至。帝怒，討之，失利，乃微服民間，遂崩?！盵1]《魏書》卷1《序紀》。

猗盧死后，拓跋鮮卑內憂外患不斷，政治中心發生多次波動。首領“惠皇帝”賀傉“四年（324），……以諸部人情未悉款順，乃筑城于東木根山，徙都之”[2]《魏書》卷1《序紀》。。東木根山，即今內蒙古興和縣與河北尚義縣接壤之大青山（即東漢時的彈汗山），力微曾經駐牧過的長川，就在今大青山西北附近。[3]田余慶亦注意到了惠帝賀傉時期筑城徙都于東木根山一事，相關討論見田余慶：《代北地區拓跋與烏桓的共生關系》，載氏著：《拓跋史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08—203 頁。首領“煬皇帝”紇那“三年（327），石勒遣石虎率騎五千來寇邊部，帝御之于句注陘北，不利，遷于大寧”。大寧在今河北省張家口市一帶。拓跋部活動中心不斷向東收縮。直到首領“烈皇帝”翳槐后元年（337）“城新盛樂城，在故城東南十里”。立足盛樂，拓跋鮮卑內部的政治局勢開始穩定下來。翳槐續任首領“一年而崩”，“昭成皇帝”什翼犍繼位?！岸辏?39）春，始置百官，分掌眾職。東自濊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夏五月，朝諸大人于參合陂，議欲定都灅源川，連日不決，乃從太后計而止?！盵4]《魏書》卷1《序紀》。按《北史》卷13《后妃傳上》：“平文皇后王氏，廣寧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宮，得幸于平文，生昭成帝?！殉沙跤ǘ加跒樤创?，筑城郭，起宮室，議不決。后聞之曰：‘國自上世，遷徙為業。今事難之后，基業未固，若郭而居，一旦寇來，難卒遷動?！酥??！庇谑恰叭辏?40）春，移都于云中之盛樂宮”，“四年（341）秋九月，筑盛樂城于故城南八里”。[5]《魏書》卷1《序紀》。松下憲一已注意到拓跋鮮卑所都之盛樂亦曾因時勢變異而在呼和浩特平原內有過遷動。參見〔日〕松下憲一：《拓跋鮮卑的都城與陵墓——以呼和浩特地區為中心》，王慶憲譯，《草原文物》2011年第1 期。盛樂作為政治中心被加以明確、強化。從筑城的行為也可推測，拓跋鮮卑作為政治體似乎已能在一定程度上兼容游牧、農耕兩種不同的政治文化。

限于當時經濟與技術條件，游牧的跨地域政治體內部物質資源生產往往不足所需，故有向外積極發展的內在動力?！笆哪辏?51），帝（指什翼犍）曰：‘石胡衰滅，冉閔肆禍，中州紛梗，莫有匡救，吾將親率六軍，廓定四海?！穗分T部，各率所統，以俟大期。諸大人諫曰：‘今中州大亂，誠宜進取，如聞豪強并起，不可一舉而定，若或留連，經歷歲稔，恐無永逸之利，或有虧損之憂?！勰酥??！盵1]《魏書》卷1《序紀》。什翼犍時期拓跋鮮卑之所以立足盛樂遷延不進，顯然是因為當時的地緣政治條件對于自己政治上的攻取不甚有利。

什翼犍時期，拓跋鮮卑與活動于鄂爾多斯高原、盛樂附近黃河兩岸的匈奴鐵弗部之政治聯系甚多。由于鐵弗部的配合，拓跋鮮卑所建代國最終在376年亦為前秦所滅。為了遏制鐵弗部咄咄逼人的政治競爭，什翼犍積極扶持與鐵弗部存在親緣與競爭關系的獨孤部。前秦滅代之后，通過鐵弗部與獨孤部分部管理拓跋鮮卑，刻意提高獨孤部的政治地位，扶持獨孤部發展，借助獨孤部實力與地位以及鐵弗、獨孤兩部之間的矛盾抑制鐵弗部的趁勢擴張。在陰山東端則通過扶持賀蘭部牽制獨孤部，賀蘭部與拓跋部存在長期的政治聯系，扶持賀蘭部亦有控制拓跋部的政治意圖。這是前秦瓦解之后拓跋珪重新整合拓跋鮮卑的地緣政治關系背景。[2]參見前揭《拓跋鮮卑政治發展的地理空間》一文。亦請參閱張繼昊：《北魏王朝創建歷史中的勛臣賀氏——北魏建國時期重要氏族研究之一》、《北魏王朝創建歷史中的白部和氏——北魏建國時期重要氏族研究之二》、《北魏王朝創建歷史中的匈奴劉氏——北魏建國時期重要氏族研究之一》，分見《空大人文學報》第5、6、7 期。后載氏著：《從拓跋到北魏——北魏王朝創建歷史的考察》，第1—118 頁。田余慶：《拓跋史探》，第9—203 頁。

二、徙都平城與北魏王朝的構建

拓跋珪恢復代國名號始于386年。據《魏書》卷2《太祖紀》：“登國元年（386）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會于牛川。復以長孫嵩為南部大人，以叔孫普洛為北部大人。班爵敘勛，各有差。二月，幸定襄之盛樂。息眾課農?！乃脑?，改稱魏王?！薄段簳肪?08《禮志一》：“太祖登國元年（386），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設祭，告天成禮?！睌⑹雠c《太祖紀》稍有參差。牛川，據前田正名所說，本來可能是指位于白道嶺與地當盛樂和平城交通要沖的善無（今山西省右玉縣）之間的一條河流，在今內蒙古涼城縣附近。[1]〔日〕前田正名：《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第121—126 頁。這里指的應是牛川河谷。牛川距離盛樂不遠，處于前述“盛樂—牛川—長川—濡源”一線與“盛樂（北都）—平城（南都）—新平城”一線的交匯地帶，在《魏書》里多次出現。拓跋珪在此大會部落，宣告即代王位，意圖在政治上重新集結拓跋鮮卑諸部。盛樂此時當仍是政治中心。

皇始元年（396）八月，北魏四十余萬大軍，“南出馬邑，逾于句注”；九月攻占并州，“初建臺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已下悉用文人”。[2]《魏書》卷2《太祖紀》。卷113《官氏志》：“皇始元年，始建曹省，備置百官，封拜五等，外職則刺史、太守、令長已下有未備者，隨而置之?！睂@次變革表述得更為清晰明了。不但控制地域首次越出代北，在政治制度上也出現了向中原王朝政治文化擺動的明顯趨勢。天興元年（398），慕容德南走滑臺。至此除令支以東以北的一小塊外，河北地區完全為北魏所占領。[3]參見毋有江：《元魏疆域和政區發展的歷程》，載武漢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編：《石泉先生九十誕辰紀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8—449 頁。平城是拓跋鮮卑很早就開始經營的地方，前述313年，當時的拓跋部首領猗盧已經“城盛樂以為北都，修故平城以為南都”[1]《魏書》卷1《序紀》。。草創的北魏王朝遷都平城，似乎不足以顯示北魏初年的政治地理格局。何況平城之外，道武帝拓跋珪尚有遷都鄴城的政治選項?！段簳肪?《太祖紀》：“天興元年（398）春正月，慕容德走?；_，（拓跋）儀克鄴，收其倉庫?！?，車駕自中山行幸常山之真定，次趙郡之高邑，遂幸于鄴?！壑拎?，巡登臺榭，遍覽宮城，將有定都之意。乃置行臺，以龍驤將軍日南公和跋為尚書，與左丞賈彝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鎮鄴。車駕自鄴還中山，所過存問百姓?！睆泥挸堑牡乩項l件來說，鄴城處于太行山東大道與通往山西高原的東西道路之交匯點上，水陸通暢，灌溉便利，經濟發達，人口稠密，而且有之前政權留下的宮城臺榭可供使用，確實具備充當首都的地理條件與物質資源基礎。[2]郭黎安：《魏晉北朝鄴都興廢的地理原因》，馬志冰：《魏晉南北朝時代鄴都興起的歷史原因》，兩文均載劉心長、馬忠理主編：《鄴城暨北朝史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8、89—96 頁。道武帝本人也確有定都于鄴的想法，但為什么最終舍鄴城而就平城？現有史料沒有明確交代。

其實關于都鄴的政治思考不止存在于道武帝時期?！段簳肪?5《崔浩傳》，太宗明元帝“神瑞二年（415），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垣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五十年，勸太宗遷都。浩與特進周澹言于太宗曰：‘今國家遷都于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眾。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指大夏天王赫連勃勃）、蠕蠕（即柔然）必提挈而來，云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谏钊恢?，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瘡褪怪匈F人問浩、澹曰：‘今既糊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谷，若來秋無年，愿更圖也。但不可遷都?！趶闹?，于是分民詣山東三州食，出倉谷以稟之?！盵1]《魏書》卷91《術藝傳》亦云：“神瑞二年（415），京師饑，朝議將遷都于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論不可之意，太宗大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也?！睋丝芍?，平城的劣勢在于缺乏資源穩定供應的物質條件，大量非生產性人員涌入，勢必造成資源供應的緊張。這時的北魏王朝，仍處于由游牧行國向農業王朝轉變的政治狀態。[2]《南齊書》卷57《魏虜傳》：“什翼珪（指道武帝）始都平城，猶逐水草，無城郭，木末（指明元帝）始土著居處。佛貍（指太武帝）破梁州、黃龍，徙其居民，大筑郭邑?！彼奈髅媾c北面，直接面臨赫連氏與柔然政治上的競爭，加上遷都鄴城還可能出現北族之人“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的狀況，政治風險過大。明元帝之不愿遷都鄴城，與道武帝之定都平城，其考慮大概會有相通之處。

孝文帝時代都城南遷，朝議似乎也曾把鄴城作為一個政治選項?！逗笪簳吩疲骸埃坌ⅲ菸牡厶褪四辏?94），卜遷都，經鄴登銅雀臺。御史崔光等曰：‘鄴城平原千里，漕運四通，有西門吳起舊跡可以饒富。在德不在險，請都之?！⑽脑唬骸湟?，未知其二。鄴城非長久之地。石虎傾于前，慕容滅于后，國富主奢，暴成速敗。且西有枉人山，東有列人縣，北有柏人城，君子不飲盜水，惡其名也?！熘??！盵1]周一良推測此《后魏書》當即唐張太素所撰。參見周一良：《讀〈鄴中記〉》，這篇文章及所附田余慶、?？偙笾懻摵鄬ｉT討論了鄴城立都的特定歷史條件與地理背景，頗值得參看，載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73—489 頁?！短藉居钣洝肪?5《河北道四》相州下所引與此基本相同。孝文帝并不是一個癡迷妄信的皇帝，如此回復臣下建言實有深意。[2]《魏書》卷19《景穆十二王傳中任城王元澄傳》記載孝文帝“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雖然“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但當兆卦不合己意時，則不惜當眾曲解。顯見其人政治行事偏重理性，龜筮只是增強其政治行為合法性的方式而已。鄴城的優勢在于它的腹地廣闊，可以有效連通太行山東西，借助虎牢、滑臺、碻磝與青齊地區、河南地區實現政治控制與軍事節制；距離游牧草原直接地理距離不遠，遇亂可調動物質資源及時處置。因此從當時北魏的幅員來講，這里是一個較為理想的政治中心選擇。但其軟肋在于不能直接控制關中地區，遇亂則容易失去處置先機。而在北魏前期，關中因其復雜的族群分布以及與大同盆地地理上的懸隔，已經使北魏有鞭長莫及之感。況且定都鄴城亦不利于北魏在政治上跨越秦嶺與淮河南向開拓。孝文帝的政治藍圖不止于穩定統治北方，而是要通過定都洛陽謀求政治體的進一步發展（見下），鄴城充其量只能起到政治上守成的作用，已不能適應孝文帝時代北魏新的政治地理結構?！逗笪簳匪d孝文帝之言，極像一種政治上的托辭。至于東魏、北齊時都鄴，顯然與東魏、北齊不能擁有關中，河南地區局勢不穩，而鄴城又可以有效連通晉陽這一政治中心有莫大關系。[3]參見前引周一良、郭黎安之文。

不難看出，道武帝遷都平城，以及平城作為都城能夠穩定下來，是北魏特定時期政治形勢及其整體的政治地理格局共同影響的結果。從自然地理角度觀察，大同盆地在空間形狀上呈東北—西南向展布。海拔大都在1000—1200 米之間，地表以平川為主，間有緩坡丘陵，地勢比較平坦。年平均氣溫6—7，≥10積溫2600—2950，與呼和浩特平原差異不甚大。[1]山西省地圖集編纂委員會：《山西省自然地圖集》文字說明部分，山西省地圖集編纂委員會1984年版，第75 頁。如將大同盆地周邊其他雁北地理小區一并納入考慮，則平城腹地較盛樂廣闊，能夠吸納、安置因政治擴張、軍事征服而源源不斷涌入的外來人口；水資源與呼和浩特平原相比更為豐富，農牧兼宜，適應北魏華戎混雜的社會族群結構。大同盆地與汾河谷地、河北平原均相距不遠，交通聯系的成本較盛樂為低，滿足了拓跋鮮卑為首的政治體直接控制平原地區農業資源的需求；與呼和浩特平原、陰山以北的游牧草原皆毗鄰相接，有利于就近控制，直接征服。但它的不足在于與待征服地域距離甚遠，不能支撐進一步外向發展的政治需求。而且周圍山巒阻隔，與立足平原地區的政治中心比較起來，地理可達性與有效連通性均有很大的局限，給人口急遽膨脹的京畿地區亦帶來物質資源充足供應的壓力。道武帝顯然早已意識到了這一點。天興元年（398），道武帝駐蹕中山，“車駕將北還，發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鐵關鑿恒嶺至代五百余里。帝慮還后山東有變，乃置行臺于中山，詔左丞相、守尚書令、衛王儀鎮中山，撫軍大將軍、略陽公元遵鎮勃海之合口?！劣?，車駕發自中山，至于望都堯山。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萬余口，以充京師”[2]《魏書》卷2《太祖紀》。關于這次徙民事件的政治地理意義，參見毋有江：《天興元年徙民與北魏初年的行政區劃》，《歷史研究》2007年第5 期。。整治道路、設置行臺、遷徙山東民吏，這一連串的舉措，無一不是出于聯系與控制山東地區的政治考量。

平城的經營與建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它的基本政治地理結構與社會政治結構卻是由道武帝拓跋珪確定下來的。[1]關于北魏在平城畿內的經營，參見李憑：《北魏平城時代》附篇一“北魏平城畿內的城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345 頁?！段簳肪?《太祖紀》：天興元年（398）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正式遷都。八月，“詔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徑術，標道里，平五權，較五量，定五度”。所謂“正封畿，制郊甸”，卷110《食貨志》：“天興初，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為畿內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薄对涂たh圖志》卷14“云州”條下：“后魏道武帝又于此建都，東至上谷軍都關，西至河，南至中山隘門塞，北至五原，地方千里，以為甸服?！薄段簳肪?13《官氏志》：“天興元年十一月，詔吏部郎鄧淵典官制，立爵品。十二月，置八部大夫、散騎常侍、待詔管官。其八部大夫于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碧熨n元年（404）十一月，“以八國姓族難分，故國立大師、小師，令辯其宗黨，品舉人才。自八國以外，郡各自立師，職分如八國，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師，亦如州郡八國之儀”?！八哪晡逶?，增置侍官，侍直左右，出內詔命，取八國良家，代郡、上谷、廣寧、雁門四郡民中年長有器望者充之?！盵2]關于“八國”、“八部”的討論，參見毋有江：《北朝社會政治進程中的行政區劃變動》，載張達志主編：《中國中古史集刊》第2 輯，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98—103 頁。這是拓跋鮮卑政治發展過程中的一次飛躍，盡管它依然保留著濃厚的部落政治殘余，但政治發展方向似乎已經無法逆轉。[3]北魏前期游牧的政治文化傳統，可從文成帝《南巡碑》里帶有濃郁北族色彩的職官設置看出來。文成帝《南巡碑》據碑額又可稱“皇帝南巡之頌”碑，具體情況參見靳生禾、謝鴻喜：《北魏〈皇帝南巡之頌〉碑考察報告》，《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2 期；張慶捷：《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碑文考證》，《考古》1998年第4 期。除了文成帝《南巡碑》，尚有在此之前的太武帝“皇帝東巡之碑”（或稱“御射碑”），只是現在殘留的碑上文字較少，雖然經過實地的努力查找，仍沒有文成帝《南巡碑》刻寫的職官內容那樣完整，參見羅新、李泉匯：《北魏太武帝東巡碑的新發現》，《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年第9 期。另外從鄧淵、崔浩撰修國史的遭遇可以看出，北魏前期農耕王朝政治文化傳統與游牧社會政治文化傳統的交通融合，對各自依托的社會文化人群來講，亦是一個較為苦澀的過程，因為兩者差異實在過大。參見田余慶：《〈代歌〉、〈代記〉和北魏國史》，載氏著：《拓跋史探》，第217—243 頁；周一良：《魏收之史學》，載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第256—292 頁。

政治中心由盛樂轉移到平城一帶，只是致使盛樂政治地位下降，而對于拓跋鮮卑與北魏王朝來說，其依然存在政治地理上的重要意義。因為盛樂所在的呼和浩特平原，隔山阻河與高車、柔然和赫連氏相鄰，在北魏統一北方后又是通過鄂爾多斯高原控制關中地區及河西走廊的重要空間支點。盛樂也是標示拓跋鮮卑統治代北地區合法性的歷史象征，孝文帝之前的北魏皇帝的埋葬地點通常就在盛樂的金陵。北魏前期的政治地理格局，以“盛樂—平城”兩都為政治軸心。

三、孝文帝遷都洛陽及其政治地理效應

《魏書》卷31《于栗?傳》：“奚斤之征虎牢也，栗?別率所部攻（司馬）德宗（指晉安帝）河南太守王涓之于金墉，涓之棄城遁走。遷豫州刺史，將軍如故，進爵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都，久為邊裔，城闕蕭條，野無煙火。栗?刊辟榛荒，勞來安集。德刑既設，甚得百姓之心?！边@是北魏初占時洛陽的景況?！俺顷I蕭條，野無煙火”，不但初占時如是，就是孝文帝決定遷都時洛陽還是比較傾圮?！段簳肪?《高祖紀下》：太和十七年（493）九月“庚午，幸洛陽，周巡故宮基趾。帝顧謂侍臣曰：‘晉德不修，早傾宗祀，荒毀至此，用傷朕懷?！煸仭妒螂x》之詩，為之流涕”。洛陽地處八方交征的四戰之地，資源經常處于非正常消耗狀態，而且山壓水迫，自身資源稟賦并不優異?，F代自然地理學者將洛陽小盆地劃為豫西間山河谷平原的一部分，和大同盆地一樣同屬于黃土高原亞區的山西高原小區。豫西間山河谷平原位于中條山與崤山、熊耳山、伏牛山等一系列北東東向斷塊山地之間，其間有黃河、洛河、伊河流貫。地貌格局基本上是以河流為中軸，山地向南北兩側依次出現河漫灘、河流階地、黃土臺原、黃土丘陵等地貌類型，黃土溝谷多從南北兩側切過黃土丘陵、黃土臺原、河流階地，而后匯入河流。支溝發育，多數主溝深30—50 米或40—60 米。氣候上處在暖溫帶南部邊緣，為暖溫帶與亞熱帶的過渡地帶，水熱條件較平城為好。[1]任美鍔、包浩生主編：《中國自然區域及開發整治》，第五章，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174 頁。盡管如此，與長安和鄴城四周沃野千里相比，洛陽小盆地地域狹小，地勢起伏，內部資源明顯不足。前面提到，由于都城一帶存在大量的非生產性人員，周邊地形崎嶇復雜，平城存在本地資源供應不足和外部資源輸入困難的問題。[2]這種情況在孝文帝時代依然存在。據《魏書》卷7《高祖紀下》，太和十一年（487）“秋七月己丑，詔曰：‘今年谷不登，聽民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賑恤?！北蔽河谔途拍辏?85）推行均田制，有刺激農戶耕種積極性、提高糧食產量的意圖在里面。對于一個政治統治日益講求實效的王朝來說，遷都應當存在一定資源供應上的理性考量。但是洛陽小盆地并不能保證必要的內部物質資源供應量。那么，孝文帝為什么要遷都洛陽？

對都城而言，內部資源供應僅是較為次要的因素。自統一北方以來，由于政治體整體資源供應狀況較為充足，即便關山阻隔，仍可通過周邊交通建設與經濟政策調整，大幅緩解都城一帶的資源供應緊張問題。之前逯耀東已指出北魏前期政治文化變動對遷都一事有重要影響。[1]逯耀東：《北魏孝文帝遷都與其家庭悲劇》，載氏著：《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29—159 頁。之后何德章亦力證孝文帝原本無意遷都，遷都是孝文帝積極有為的漢化改革在平城遭遇挫折之后的臨時起意。[2]何德章：《論北魏孝文帝遷都事件》，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5 輯。游牧社會政治文化傳統中，政治領袖有帶領政治體成員向外獲取資源的職責。[3]北魏前期官員無俸祿，官員從朝廷的班賜行為中獲得從事重大軍政活動的報酬，并在任公職期間仍汲汲于有礙國家政治運轉的個人營生，這是和游牧社會政治文化傳統有關的一個政治現象。參見樸漢濟：《北魏王權與胡漢體制》，載東洋史學會編：《中國史研究的成果與展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87—107 頁；黃惠賢、陳鋒主編：《中國俸祿制度史》，第三章第三節“從行賞到班祿——北魏的俸祿制度”，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136 頁。應該看到，作為陰山山脈一帶游牧民族共主與北方農耕地區最高統治者的北魏皇帝，由于擴張與征服活動的節節勝利，他的權勢在統治階層中間是在不斷增加的。孝文帝改革的政治意義，在于瓦解、粉碎舊有的部落政治結構殘余，建立一個以皇帝為中心的全新政治體制。[4]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魏書》卷60《韓顯宗傳》韓顯宗上書孝文帝之語）。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下詔定姓族，其目的就是形塑一個以“河南洛陽人”——南遷鮮卑貴族為核心，與中原門閥世族相結合的嶄新統治階層。這個統治階層堅決排除了部落政治文化傳統的影響，并作為擁護皇帝的核心臣民而存在。參見毋有江：《北朝社會政治進程中的行政區劃變動》，載張達志主編：《中國中古史集刊》第2 輯，第116 頁。通過政治中心變動調整政治體原先的政治結構，在拓跋鮮卑的政治發展過程中早有先例，也是人類社會政治進程中經常出現的政治地理現象。從這個角度考慮，遷都的政治起意雖然甚晚，但它仍是北魏政治發展的必然產物。

從現實地緣條件而言，洛陽連通四方的區位優勢在東可為虎牢取代，在西不能與長安分庭抗禮，它的長處在于關東、關西政治上一統時期可以東西南北兼得，變四戰之地為四達之地，政治上有進一步發展的地理條件?！段簳肪?9《景穆十二王傳中任城王元澄傳》，孝文帝對任城王元澄私下透露南伐遷都計劃：“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痹蝿t對云：“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痹问切⑽牡壅紊系男母姑苡?。從兩人對話內容可以看出，他們認為平城一帶是“用武之地”，游牧政治文化傳統占上風，“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只有遷都“伊洛中區”，“移風易俗”，重塑北魏朝廷的政治文化傳統，才可以“制御華夏，輯平九服”，實現政治上繼續進取的雄心。在之后討論遷都洛陽的會議上，孝文帝詔告群官：“卿等或以朕無為移徙也。昔平文皇帝棄背率土，昭成營居盛樂；太祖道武皇帝神武應天，遷居平城。朕雖虛寡，幸屬勝殘之運，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當奉先君令德，光跡洪規?！盵1]《魏書》卷14《神元平文諸帝子孫東陽王丕傳》?？梢娦⑽牡圻w都是為了在地理上重新形塑一個有效汲取、支配社會資源的政治格局，實現北魏政治上的進一步發展。[2]孝文帝遷都也沒有考慮長安。長安腹地雖較洛陽廣闊，但是與當時主要的政治對手南朝的政治中心建康相隔關山重重，與王朝物質資源的主要供應地華北平原亦存在資源便捷輸送的自然障礙。如果有人存在這種動議，對于當時積極進取的北魏王朝來說，顯然是一個比鄴城還要欠周全的選項。

遷都會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白赃w都之后，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盵3]《魏書》卷66《崔亮傳》。孝文帝對此似乎缺少經濟上的算計?！段簳肪?4《高閭傳》：“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于鄴。高祖（指孝文帝）頗嫌之?！甭尻柵c關東、關西，河南、河北，以及代北、關南的高度地理可達性與有效連通性成為較之鄴城更優的政治中心選項，亦符合孝文帝積極外向發展的政治謀略，高閭糾結于經濟得失，顯然不稱皇帝的心意。也可能是因為孝文帝原本有可以很快在洛陽打開局面的心理預期?！笆菚r高祖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略，號為多事?！盵1]《魏書》卷64《郭祚傳》。洛陽在地緣政治上有它特定的劣勢，它的直接腹地太小，洛陽小平原缺乏大同盆地那樣的空間去承接伴隨政治中心南移而來的政治人口。孝文帝采用的方式，一則調整區劃，擴大司州直接領屬的范圍，通過行政手段彌補自然條件的不足。太和十七年（493）改稱司州，改河南郡為河南尹。十八年（494），罷西兗、東雍、泰、陜、懷、郢等州，東郡、陳留、正平、平陽、安平、河東、高涼、恒農、河北、河內、汲郡等郡劃入，在魯陽置南中府，恒農郡地置西中府；并州建興郡劃入。同年罷陳留郡。魯陽鎮改置荊州。十九年（495）罷北豫州置東中府，滎陽、潁川兩郡劃入。二十年（496）置北中府。二十二年（498）罷魯陽之荊州置魯陽郡，南陽、順陽、魯陽、襄城等郡劃入。[2]參見毋有江：《北魏州的建置》，載袁行霈主編：《國學研究》第20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05—341 頁。二則攻打南陽盆地，沖擊南朝淮河一線的軍事防線，通過軍事手段擴大洛陽南面的地理緩沖，消耗南朝的資源。[3]參見毋有江：《元魏疆域和政區發展的歷程》，載武漢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編：《石泉先生九十誕辰紀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 頁。

孝文帝遷都具有多方面的地理效應。遷都直接提升了洛陽及其周邊地域的政治地位，洛陽崛起成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由于處于絲綢之路商貿活動路線的東端中心地帶，洛陽取代平城成為經濟中心。借助集權王朝汲取社會資源的超強能力，洛陽一帶工商業興盛，社會文化生活活躍，貴族生活驕奢淫逸，這一點在當時代人楊衒之所撰的《洛陽伽藍記》里有很真切的反映。而且朝廷尚文崇藝，為酈道元這樣的撰著者提供了較為充足的文籍。北方一統，酈道元有大范圍空間仕宦游歷的機會增廣聞見；南北交流，信息亦能較為便捷地流入洛陽?！端涀ⅰ纷龅某晒?，實脫不開這些時代條件。[1]陳橋驛：《酈道元評傳》，第一章“酈道元生活的時代與地理大交流”，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 頁。繁榮的洛陽不只培育了一幫醉生夢死、花天酒地的貴族寄生蟲，更重要的是徹底改變了政治中心的社會政治文化取向：此后朝廷出現大量關于祭祀禮儀的討論，包括北魏皇族出身的核心精英也多崇尚文教，醉心詩賦，并將之視為自身社會地位高的標識。這種政治中心的文化示范效應甚至影響到后來的東西魏及周、齊政權。[2]對文化的標榜不止影響到當時人，甚至對今日研究者的結論推導過程也有影響。參見黃永年：《論北齊的文化》，載氏著：《文史探微》，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1—31 頁。

遷都也改變了北魏與蒙古草原諸游牧部落的政治聯系，為北方草原新政治地理格局的出現提供了契機。由于孝文帝遷都洛陽，游牧草原所受的地緣壓逼大幅減輕，草原社會政治上的內生發展趨勢明顯，草原內部政治體間發生重新整合，大范圍的草原政治共同體再度崛起。此后無論是重新整合后的柔然還是勃然興起的突厥，均成為南部農業政權不得不面對的政治強權。這種外部地緣關系的新變化一直影響到后來的隋唐。[3]周偉洲：《敕勒與柔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系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遷都最根本的意義還在于對北魏原有政治地理格局的重塑。遷都是孝文帝政治改革的重要一環。改革是政治體調整政治結構、自我更新的現實途徑。改革不僅牽涉到政治精英進入政治系統的方式與路徑，也牽涉到社會資源進入政治系統后共享與分配的模式。華夏政治文化通過孝文帝改革成為主導價值系統，這一方面為華夏政治精英造就了平流直進的合法渠道，另一方面亦引發出身游牧文化傳統政治精英的分化與對立。北鎮與洛陽朝廷之間的沖突不是所謂漢文化與鮮卑文化的對立，而是政治急遽變動過程中沒能化解掉的新邊緣政治人群，在新政治體系的權力與資源分配中日益失勢的心境的社會政治表達。[1]注意北鎮社會其實并不排斥華夏政治文化傳統，這一點筆者在《北朝社會政治進程中的行政區劃變動》中已經有過專門的討論，載張達志主編：《中國中古史集刊》第2輯，第112—124 頁。這種心境又進一步被遷都后北鎮地區日益劣化的社會生活環境所刺激，進而對政治系統的維持產生重要后果。隨著孝文帝遷都洛陽，北魏平城時代結束，洛陽時代開啟，北魏前期的“盛樂—平城”兩都格局為“洛陽—平城”兩都格局所取代。但北魏后期平城對洛陽的意義，與北魏前期盛樂對平城的意義還是不同，前兩者沒有共同的人文地理基礎，僅是一種政治層面的宣示與象征。由于政治中心優勢喪失，平城與洛陽在經濟文化上霄壤懸隔。這種反差在政治體運行平穩時似乎可以視為癬疥之疾，但一旦政局出現重大動蕩，基于新政治地理結構而長久累積的矛盾很可能就會成為政治體瓦解的關鍵。[2]崔彥華：《“洛陽——平城" 兩都格局與北魏政權之敗亡》，《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 期。

四、余論：研究遷都的政治地理意義

一般所言的政治發展，是指政治系統范圍內的發展或變化，或者從一種系統到另一種系統的變化。一般說來，政治發展都是朝著更大地增加政府能力的方面發展。[3]〔美〕杰克普拉諾等：《政治學分析辭典》，胡杰譯，張寶訓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 頁。如將視野投入到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進程，一個政治體可能會發生地理空間的轉移，而這會給政治體帶來發展變化的機遇與挑戰。即便在特定時期政治體沒有發生地理空間上的大幅變化，外部的地緣關系變化、內部的政治文化變動、因人口增長或其他因素引發的物質資源供應狀況變化，都會成為推動政治發展變化的重要因素。這個從拓跋鮮卑以及后來的北魏歷史中是能夠感覺出來的。不過很多政治體的地域規模都過于龐大，無法像對待小微政治體一樣直接拿來進行整體分析。于是研究者有政治體內核心集團、核心區的專門研究。[1]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第二篇“北魏東魏北齊之核心集團與核心區”，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04 頁。不過政治地理學里所講的核心地區（core area）往往意味著一個政治體內最為良好的經濟基礎與交通系統，和毛漢光文中用法似乎不太一樣。毛漢光把我們所謂的代北地區視為北魏一代固定不變的核心區，進而提出政治中心與軍事中心分離的問題。實際上如按照政治地理學的定義，洛陽時代的司州應該被視為北魏后期的核心區。政治地理學核心區概念與冀朝鼎的基本經濟區（Key Economic Area）概念較為接近。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朱詩鰲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但是核心區有時就研究政治體的演變過程來說，仍然過大。像中國的華北平原與長江中下游平原，地域都過于遼闊，拿來分析中國政治發展，并不能從技術層面上降低分析的難度。而且有的政治體核心區不止一塊，作為地理意義上政治體的下級分析單位，一些政治層面的變化亦不能借助核心區分析反映出來。都城或者說首都的分析意義這里就凸顯出來了。因為都城作為政治中心，政治活動密集度最高，對政治體的現實運轉過程表達得也最明顯。特別是中央集權國家，首都及其周邊地域行政嚴密，交通便捷，信息傳遞迅速，資源大量涌入，政治、文化活動異常豐富，是分析政治體發展變化的最好要素。

都城空間布局的變化本身就是政治地理學的一個極好切入點。[2]侯仁之在這方面為后來的研究者做了非常好的研究示范。他的《從北京到華盛頓——城市設計主題思想試探》，不但探究了北京在元明清時期作為君主專制王朝的都城，與現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之間在城市設計思想上的區別和聯系，而且比較了北京與華盛頓作為各自國家的首都，在社會制度完全不同的情況下表現出來的聯系與區別。該文的分析建立在首都的政治屬性上，因而也是一篇政治地理的典范論文。載氏著：《歷史地理學四論》，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版，第63—88 頁。目前古代都城研究已經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古都學。[1]現代中國古都學的首要提倡者是史念海先生。不過古都學雖然是從古都的政治屬性出發，但具體分析與著眼點則牽涉到方方面面，是一種類似現代城市研究的跨學科綜合研究。參見史念海：《中國古都和文化》，中華書局1998年版。政治體都城一直保持沒變的例子在中國古代有很多，西漢的長安、東漢的洛陽就是例子。但政治體政治中心或都城發生變化的例子也不鮮見。如周代遷都洛邑，三國東吳遷都武昌，明朝遷都北京。遷都與特定的政治形勢（在政治地理角度表現為地緣關系）、政治統治集團以及社會政治文化的變化過程都可能存在關聯。不過，就本篇所言的拓跋鮮卑及后來的北魏王朝而言，都城是政治體本身發育程度及其政治文化性質的反映與表達。一般而言，游牧政治體自產物質資源往往不敷政治體運營之所需，因此游牧政治體的外向發展特征比較明顯，這種外向發展會引發地緣關系緊張，推動政治體間政治地理格局的演化，也會影響政治體內部的政治地理格局。游牧政治體與農耕政治體的接觸與沖突，亦會導致游牧政治體本身的政治文化發生趨向農耕文化的改變。在同等的地理面積內，農耕產出高于游牧產出，這本來因為各自生活的地理環境不同而欠缺人文比較的意義。但由于兩種類型的政治體接觸會發生碰撞與沖突，而政治軍事斗爭成敗又必須建立在總體資源擁有量的基礎之上，因而比較也就具有了政治評估的意義。農耕產出高于游牧產出，意味著同等空間面積下農耕政治體的資源總量大于游牧政治體。這就意味著基于資源控制或掠奪的政治沖突在農耕政治體與游牧政治體之間不可避免。而農耕政治體的地理空間一般比較穩定，為了持續奪得農耕地區資源，游牧政治體必須有較為穩定的政治中心，這是游牧政治體政治發展的一個明顯標志。從拓跋鮮卑與北魏情況來看，政治中心在穩定下來后和都城的區隔并不明顯。盛樂是力微時的政治中心、什翼犍時代國的都城，可是在道武帝時代拓跋鮮卑很大程度上還是游牧行國（見前所述），所以這種區別對游牧政治體來說可能不存在。到了平城時代與洛陽時代，兩者就更是同義語。政治中心的表述只有在游牧政治體政治中心經常發生空間轉移的時候才是對政治體發展的一個專有分析概念。

資源的需求刺激游牧政治體直接占有農耕地區，也引發游牧政治文化的變化。由于管理本身必須契合農耕地區的習慣和傳統，而游牧政治體這方面又不能提供有效的制度資源，一定程度上采行華夏農耕王朝的政治制度與統治理念就成為必然。這是由資源供求關系決定的，和主觀上是否有漢化意圖沒有必然關聯，這也是我們研究拓跋鮮卑政治發展得出的一個結論。正是這種資源供求關系的根本制約，當北魏王朝的資源供應主體轉向農耕地區時，政治上的進一步發展與漢化改革就發生了現實的密切聯系。孝文帝是一個主觀上有強烈漢化意圖的皇帝。正如本文所述，遷都洛陽直接起因于漢化改革在平城受挫，但更大的背景是皇帝想要打造一個完全不同于部落政治文化傳統的政治新環境，建立皇權至上的新體制，實現王朝政治上向南方的進一步發展。這里我們看到，北魏政治結構的巨大變遷與北魏政治地理結構的變化存在明顯的同步效應。而這兩方面的變化，在遷都一事上都有直接的反映。不唯如是，定都洛陽，還進一步引發北魏經濟、社會文化上的巨大變化，新的政治地理結構對社會歷史進程的后續影響，在新首都亦有明顯的反映。探究遷都現象，對從政治地理角度研究拓跋鮮卑與后來的北魏王朝這樣有著明顯性質改變與空間變動軌跡的政治體來說，是一個有效的研究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