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觀：每個人的博物館？

[德]沃爾夫岡·卡舒巴 著 包漢毅 譯

世界-觀：每個人的博物館？

[德]沃爾夫岡·卡舒巴 著 包漢毅 譯

長時間以來，博物館是一個具有清晰意識形態定位的機構，所展現的是市民階級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但是，在一個后現代的“為了所有人”的城市中，也要求有一個“為了所有人”的博物館，它必須吸納多元的理念，傳達各種聲音。如此一來，博物館自身的設置、詮釋范式必須作出持續的改變，遵循一種與變革時代相適應的“新日程”。不僅僅是在文化政策領域，而且也在身份認同政策領域、乃至政治領域，博物館都應當進一步完善、強化自身的活動。

博物館；世界觀；多元化；新日程

在今天，博物館看起來幾乎通管一切：國家、歐洲和世界，知識、收藏和信仰，圣誕節、圖像和版畫，種族、跨文化和文化遺產。然而，顯然地，人們很少考慮去探究其中的主題和意義——倘真如此，參觀者和評論家們就會失望地止步不前了。本次研討會的召開乃是為了向康拉德·瓦尼亞(Konrad Vanja)致敬，會議的各式論文標題也反映了一種寬泛的主題范圍。這大概并非是偶然的，顯而易見，我們也想在今天借著這個由頭盡可能地探討“一切”——文化的“整個”世界，我們自身早就將其認作份內之事了。當然，這只是硬幣的一面。另一方面，我們也是想借著這次會議與過去告別，同時給予柏林的歐洲文化博物館以一個新的開端，這家博物館是具有良好的民族學傳統的——這是一次重要的“成人禮”，對博物館的工作加以回顧和展望，這在形式與意義上都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

因為會議的議程是豐富多彩兼且雄心勃勃的，我們會直面非常寬泛的主題范圍——這也是當前博物館領域的現實情況；我們經常會有這樣一種感覺：我們幾乎無法通觀這些收藏和展覽，甚而在其中迷失了方位。因此，我現在所作的主旨報告也僅僅就是一個大致的概述。報告的題目為“世界-觀”，也是盡量地去符合當前博物館、展覽領域內“要求與現實日益分離”的情形。報告的內容會簡述關于“觀察世界”的博物館的一些原則性思考，并進而展開深入的探討。當前，社會框架條件正發生著大幅度的變化，文化學領域的博物館工作自然也會受其制約。因此，我的初步論點是這樣的：在今日，博物館必須更加有意識地、更加積極主動地順應后現代“過渡時期”的觀察、思維方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對于博物館在歷史與社會中的詮釋、定位，須要從文化意義上重新加以考量；在數字化的時代條件下，更要從認知意義上重新塑造博物館。由此，博物館的使命——“展示”——也就要在很多方面重新進行加以界定，因為，在媒介和數字化領域，博物館的收藏和展覽必然也會發生劇烈的變革。最終地，在收藏與研究之間、在博物館與科學之間的平衡也須要重新加以維持，這種平衡一方面是機構性的，另一方面則涉及到具體的行為。

當然，這些涉及博物館未來工作的問題早就已經提出好些年了。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康拉德這一代人”的文化學工作都是打有它們的烙印——我們中間不少人也是屬于這一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確定方向”總是具有一代人的印記，并且有其獨特的邏輯條理。正因為如此，本次會議也絕不是要給予博物館以新的“導航”。不過，我還是想從四個方面來努力闡明，我們應當基于哪一些歷史的、現代的視角，來探討、厘定一個革新的“博物館日程”。

一、世界圖解

扼要來說，“圖解世界”的思想要追溯到久遠之前的知識史和科學史；它深刻影響著博物館的建設理念，即通過文本和圖片、物件和藏品，來直觀地展示世界、表達對于世界的看法。不久前，當我閱讀柏林學生塞爾維·夏卡拉卡(Silvy Chakkalakal)探析約翰·弗里德里?！ぜs斯丁·貝圖赫(Johann Friedrich Justin Bertuch)的《小人書》的博士論文的時候，我清楚地認識到，這一思想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從18世紀70年代開始，貝圖赫——也就是那位魏瑪的勤奮的編輯和出版商——就把這部《小人書》當作利用圖畫進行啟蒙教育的重要一環：由于圖片所獨有的直觀性、形象性，孩子們就能及早地發現、閱讀、理解有關這個世界的各種知識。顯然地，貝圖赫是繼承了約翰·阿摩司·夸美紐斯(Johann Amos Comenius)認識世界的理念；從1653年開始，夸美紐斯就在貫徹這樣一種“通過圖畫感知世界”的理念，并且從教育學的視角出發，革命性地出版了重新設計的、配有木版畫和拉丁語文字的插圖教材；1658年，這本圖書的德譯本在紐倫堡發行。

在實現教育的目標之外，這兩本書事實上還展現了歐洲對于世界的綱領性知識。在新時代的初期，它們是以當時的通用語言——拉丁語而出版的，之后又以各國語言而加以發行。之所以說它們是“歐洲”的知識，是因為這一所謂的“世界知識檔案”是從基督教西方的觀察視角而出發，作為當時的標準知識體系表達著“歐洲”的秩序及其對于世界的考量。在其背后，存有如下的五個基本觀念：第一，所探究的是可以看見的、可以客觀化的世界，即是人們對于“俗世”秩序的理解。第二，所看重的是對于世界知識的系統性把握和解釋，其中文字和藏品是載體，圖畫和紙張是媒介，這二者扮演著核心角色。第三，有意識地特別強調明晰的語言表述以及生動的圖畫設計，這樣可以讓年輕人以及半文盲也都盡可能地加以理解。第四，縱使當時的拉丁語普及度很高，其名稱和文字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跨文化”的色彩，以表明這些知識是跨國界的、整個歐洲范圍內的知識規范。第五，在自然史、文明史的表述之中，當然是以“歐洲”作為明白無誤的評價、解釋權威。

我之所以重述這一切，為的是提醒注意兩件重要的事情。第一點，從這些“圖解世界”的項目到博物館，其間是這樣的一條認識論路線：從“世界的知識”到“世界的物件”。而且，很早地，從中就衍發出了“客觀化”的原則，即是搜集、理解“物件中的世界”，也就是一個結構化的博物館體系：搜集—系統化—知識化—展出。這一種市民階級的、啟蒙式的傳統也就決定了關于博物館的理念：通過條理化的物件來“觀察世界”——這與封建王侯們的珍品陳列室不一樣，他們主要收藏的是珍稀禮物、宗教用品以及王室財寶。第二點，我還想再一次提醒，博物館事實上所展現的是一種“觀察世界”的世界觀，因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它始終是一個特別的社會場所，打有深深的知識市民階級的烙印，是一個具有清晰地意識形態定位的機構，是一個精心建構的用以展示市民階級價值觀、創作和知識的“萬神廟”，很長時間以來都拒絕接納其它的類別和流派?！医裉煲恢边€在猶豫，不過出于很好的理由，我最終還是用過去式來表述“拒絕”這個動詞。

二、“博物館”展示模式

眾所周知，博物館的這一特別的產生、發展歷史，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因為它從一開始就在兩個方面塑造了博物館的展示模式。一方面，作為知識機構的博物館傳遞了帶有明顯社會色彩的世界觀，它體現于博物館對于物件的編排、布置，可視為知識市民階級的“總藝術品”，它是展現世界觀的。其中，“自己的”市民文化似乎就構成為“世界中心”，然后由此出發，對于他人、他物的觀察就帶有明顯的文化等級色彩。我們還可以回想起比如針對“民間藝術”、“原始藝術”的相應收藏政策，這類政策是把其它社會、其它種族的物件或者看作是“低俗的文化產物”——也就是市民階級的二手貨，或者視為僅僅具有“古老”力量的物品——即是似乎只是基于本能創造力的產物。由此，長時間以來，民俗學、城市史、藝術史等領域的博物館的相應收藏和展出也都一直帶有“境內殖民觀覽”的標記，是擁有治權和霸權的市民階級對于農民、工人以及其他“低等級”人群的形象設定。另一方面，從外部眼光來看，歐洲對于世界的“客觀化認識”，其實質也就是對“廣袤余地”的文化殖民，是打上深深地域主義和原教旨主義印記的“世界觀覽”。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對于“我們和他人”關系的定位具有不可調和的不對稱性和霸權性。

對于博物館和科學研究來說，這種看向“其他文化”的既好奇、又蔑視的目光，及其所彰顯的矛盾心理，也是同樣存在的，而且一直延續到后殖民、后現代時期。所以，到了20世紀80年代，人們開始審視、思索這樣一種觀察世界、展現世界的方式，對它加以批判性地評價，予以自我反思式地厘清，實際上為時已晚。由此，在民族學學科里面，也就產生了圍繞著“寫文化”(Writing Culture)和“田野調查”(Fieldwork)的爭辯，這實際上體現了文化學研究的深重的“展示危機”。終究地，人們開始考問那些老套的“天經地義”的合理性了：誰、為了誰、通過誰、搜集什么？誰說、誰寫？我們怎樣獲悉那些寫入物品、藏品的以不同角度而展現的世界觀？我們如何對待這些世界觀、乃至在可能的情況下予其以修正？要追問的還有：我們應該如何與“他人”建立一種新型的、對稱性的、平等的關系。自此以后，民族學學科關于理論和方法的討論就經歷了一個極其富有成果、然而又特別困難和痛苦的“知識文化自我救療”的發展歷程，因為很多的事情看起來不再那么確定，而是需要加以闡解——既包括理論和方法論相關的基本問題，也包括科研和田野工作的基本觀念。也正因為如此，在過去的一些年里，經驗文化研究就具有了項目性和過程性的特點；盡管這讓人頗為不安，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由此獲得了一種新的、貼近行為主體的觀察方式。

因為，對于科學研究來說，這首先就意味著：要重新校正研究視角、重新反思研究方法、重新設計文化展示，舊的“寫作文化”綱領需要加以轉軌——要轉換為新的、實驗性的形式，比如“創作者描述”、“多元聲音”、“多元視角”，等等。目前，高校的研究所及其科研項目都在致力于此。

對于博物館來說，要實現這種視角的“變遷”和理論的“轉折”則不是那么容易，因為一再地“重新”收藏、整理博物館的物品和知識體系要困難得多。顯然，“改藏”要比“改寫”復雜得多。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伴隨著“生態博物館”的理念，在法國產生了所謂“新博物館學”的想法，然而由于在新物品與新情境的設置方面并未達到預期，也最終沒有能夠取得成功。

所以，人們不由得會有這樣一種感覺，在當前“展示危機”的時期，文化學研究和文化學博物館的聯系紐帶正有斷裂的傾向。它們彼此之間“漂流”得越來越遠。因為這一方是踩著很輕的科學的“小舢板”，不斷實施著一個又一個的諸如從語言學到古代繪畫研究的“轉折”；而另一方則是乘著笨重的博物館大舟暈船了，由于海浪和機動航行，其艙內物品似乎已經變為能夠獨立自主的“行為主體”——在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試圖通過行動者網絡理論論證其合理性之前，就已經如此。鄭重一點來說：在過去一段時間中，恰恰是在重要的“主、客體討論”中，在博物館和大學之間缺乏密切的交流，一派沉寂。這不是一種好的狀態，對于“藏品和展示”領域的研究、以及新途徑和新觀察方式的探尋來說，其困難性都大大地加劇了。這就要求博物館和大學兩個方面都必須作出改變。

三、為了所有人的博物館？

在今天，文化學領域的機構、管理和專家之間密切合作、良好溝通之所以顯得特別迫切，也特別是由于如下這一原因：知識和博物館“為了所有人”——這一論調早就成為每一個文化政治家和媒體人的老生常談了。就其基調而言，這一要求是正確的，然而也是一個難以實現的要求。眾所周知，其起源要追溯到法蘭克福文化管理部門負責人黑爾瑪·霍夫曼(Hilmar Hoffmann)在上世紀80年代所提出的名言“為了所有人的文化”，這一綱領極大地推動了后來城市區域的“文化化”。自那時以來，曾被亞歷山大·密切爾里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斥為“極端貧瘠”的城市就逐漸創建出了新的文化基礎設施和“自畫像”，到今天為止，已經蔚為大觀：大量密集的節日節慶活動、博物館和收藏室、躊躇滿志的建筑師和城建規劃方案、洋溢著以棕櫚樹和沙灘為特色的“地中?！憋L情的市中心，等等。作為生活世界和時尚舞臺，都市中心又變得如此有魅力：城市中心和城市文化應當盡可能地為了所有人，盡可能地多樣化和具有開放性；城市文化作為城市回憶和城市經歷的集合體還應當盡可能地一體化，無論本地人還是游客，無論土生土長的德國人還是外來移民，都要納入城市歷史和文化的共同圖景與愿景之中。

這一對于“文化事物”所提出的不斷擴展、開放和民主的要求，也直接地針對收藏和博物館，它們也應當加強自身面向于“他人”、“他物”的開放性：“其他的”客體、主體，“其他的”參訪者和民眾。如果在一個后現代的“為了所有人的城市”中，也要求有一個“為了所有人的博物館”，那么這樣的一所博物館也必須成為一個“所有人的”回憶空間和展示場所，而不是僅僅作為市民階級專享的歷史文化殿堂。因此它也就必須要吸納“多元”的觀察世界的理念，這樣，在社會、宗教、移民、世代、性別等各個方面，就可以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多樣性和各種聲音。但是，如此一來，博物館自身的設置、詮釋范式也必須作出不斷的改變，必須要有多元的效用和功能，可以幫助博物館工作人員和參訪者之間實現更為積極的互動和合作。

原因在于，如今，當維基百科幾乎知道一切、當每天都有數百萬張新圖片被上傳到互聯網、當博物館應當無差別地服務于年輕人和老年人、本地人和游客、企業和市政的時候，那么，就還值得再帶有批判意味地去追問一下：傳統的持續展覽、95%的藏品不可見、用玻璃柜來保護展品等等這一系列做法是否真的還能夠與時俱進、具有吸引力？對于種種需求，如果不想全部直接予以回絕的話，那么，作為“都市的會面場所”，博物館是否也要與各類機構、與全社會重新聯網？“客體”是否也要以特定的方式重新加以發掘，因為可以由之獲得新的觀察方式？“收藏”是否可以——至少部分地——更加地具有實驗性和業余性，以便通過這種新模式將其與我們“個體”通俗的、數字化的、想象性的、組合性的知識結構相聯系？最后，在基本功能上，博物館難道不應當從舊的“參訪者定位”再偏離一步，過渡成為新的“客戶定位”？這是一種主動展示、提供使用的形式，其基本模式不再主要是學校式的強制性啟蒙教育以及老年人的集體旅游項目，而是給人主動展示以歷史和現實，是一種更具有開放性和閱歷性的形態。

一方面，博物館應當怎樣維持自身的專業要求以及公共意識中的傳承文化遺產的傳統形象？另一方面，它又應該如何偏離自成一統、與世隔絕的收藏與展示的傳統模式？在這樣一個以多樣化、交叉化、

臨時性、業余性、過程智慧和群體智慧為特征的時代，應當如何塑造未來的藏品和展覽？——這正是基本的問題所在。然而，這個問題一點也不小，因為在當前的后現代社會中早就發展出了高度復雜的媒體技術和方法，它們可以幫助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對自我加以“文化化”和“真實化”——而這在以前是基本只能依賴檔案和博物館的。在今天，圍繞著歷史資料以及文化闡釋的權威性，博物館和維基百科、臉書等早就展開了一場競爭。

四、每個人的“文化遺產”？

“真實性”——直到十年之前這都一直還是一個純粹的專家詞匯——在今日則已經進入青年文化的詞庫、成為一個耳熟能詳的關鍵詞了。它所表示的是一種確定的程序，它作為個人原則持續地塑造著日常生活，因為從中可以生出“身份認同”，或者說，至少是所被認為的身份認同：從飲食到音樂、從服裝到體育等等的“個體風格”。如此一來，對于許多人來說，就連住房也成為了潛在的身份認同的表演舞臺：“它看起來應當是個什么樣子，以便能夠讓朋友們覺得我特別有趣？”所以，幾乎每一家酒館、每一家企業都將其“家史”置于其網頁的最顯眼位置，也就是“關于我們”的那一欄，在那里是有關地方傳統、家族世代等等的信息，類似于所謂的“遺產履歷”，哪怕其時間跨度有時只有少數幾個月——因為，現在流行的口號是：傳統從昨天就已經開始！所有人——自然也包括博物館和大學研究所的科研人員，都在臉書上尋找朋友，期望在那里碰到典范性的“特色”和“特惠”。因為，即使是在那里，歷史和記憶、客體和象征、圖像和想象等等都是令人青睞的材料，它們皆可以增加一個人自身的象征資本。同時，它們也是個體有些創造性、又有些外行性的“文化遺產政策”賴以體現的媒介，借助這些媒介，我們對參照群體以及社會機構所展現給我們的模板加以主觀性地摹仿，是在社會定位以及文化歸屬方面的一種“貴族化”、“士紳化”的永恒追求，是一種“身份認同的標記”。在今天，還沒有哪一座城市、哪一所大學、哪一家博物館可以規避這種“標記”的游戲規則和種種要求。

恰恰是在柏林、恰恰是在歐洲文化博物館或者說洪堡論壇的例子上，人們如今可以看得特別清楚，這種有關身份認同和遺產政策的討論是如何關鍵性地參與塑造了文化機構的理念和任務。近來，政治上“歐洲一體化項目”的理所當然性已經有些黯淡，所以它自然就希望文化對其政治藍圖及其合理性予以特別的支持，即是要求博物館更加強化其展覽活動以及彼此之間的聯系，博物館的工作應當伴隨著“歐洲一體化”進程以及各種可能的問題：種族化、民族化、地域化、去世俗化，等等。因為，在一體化的進程中，文化的“自畫像”和遺產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被視為原教旨主義思維的、在種族以及宗教方面過于拔高的“自我意識”，這是一種源遠流長的、集體傳承的、均質性的“我們”，向外展示“差異”和“歧視”，卻不是通過“一體化”和“身份認同”向內發揮效應。當新納粹分子、原教旨主義者、種族民族學學者重新想要登上歐洲的舞臺、試圖隔離外來移民和少數民族的時候，博物館的展覽活動及其各種項目就應當具有啟蒙性的作用——這是合乎邏輯的要求。其中，還必須越來越加強歐洲范圍內跨國界、跨文化的通力合作，因為歐洲是介于“狹小國家”與“遙遠世界”之間的一個中間層面，需要不斷論證、凸顯其存在的合理性。

簡短來說：在今日，不僅僅是在文化政策領域，而且也早就在身份認同政策領域，對于博物館提出了相應的任務要求，在這些領域內它應當進一步強化自身的活動。由此，對于迄今為止一直是隱含性的“政治角色”來說，博物館也必須有意地、自信地、彰顯地來加以承擔。

這一點是必須的，至于如何實施，在不久之前，柏林的一家行政法院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樣板。在那里，有一位年輕的柏林人起訴說：由于他是柏林人，他僅僅是被“雇傭”，而沒有被“錄任公職”，這種族群的歧視是“不合乎法律規范的”。法院判決說：第一，起訴人的籍貫是圖林根州；第二，他是在勃蘭登堡州長大；第三，“柏林人到底是不是一個‘具有被歧視性的族群’，是有疑問的”，因為基于外來移民的多樣性，人們“很難把柏林人看作是一個可以客觀界定其范圍的統一體”(2012年12月7日《每日鏡報》)。我想我們的意見是統一的：德國這家法院具有革命性的、如炬的文化慧眼！而對于博物館來說，展示方案已經成型一半！

如果人們考慮到，關于種族藏品的“展示模式”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還沒有解決，那么除了上述這樣的一些軼事之外，在當前的柏林洪堡論壇也就形成了一個關涉到身份認同政策的雷區。不管怎樣，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的人種學發展史已經把這里創設為一個特別的城市文化“地點”，其意旨至少是要成為一個“非歐文化論壇”。然而，收藏歷史卻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殖民的色彩，因此，在當今后殖民的“世界觀察”態勢下，就必須要以新的方式來加以定位。而這一艱難的任務并不能通過一種所謂友好、天真的模式——即在柏林為“他者”展示他們自己的“文化遺產”——而加以克服，因為這一模式意味著，還是試圖把“他者”當作“世界的余部”，用一種殖民的意識來加以呈現，甚至很荒謬地把這些“搶來的”他畫像充作“傳承的”自畫像。

在當前的討論中，圍繞著“遺產”以及“真實性”這兩個主題，終究地還是要聯系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其中德國已于2012年加入此條約?！懊麋R在線”的烏鴉嘴說，巴伐利亞的拍鞋舞和皮褲也應當被認證為德國的“世界文化遺產”——是否真的可以，還是留給未來決斷吧。然而，現在就必須要決斷的是，對于這一條約，德國人必須要予以嚴肅認真地加以對待。因為，在過去的一些年間，圍繞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國際討論已經形成為歐洲外世界的文化和身份認同政策的核心交流范式。特別是中國和日本，當然也包括美洲和非洲的其它一些國家，希圖通過這一公約，擺脫過去的、主要帶有歐洲色彩的、以城堡和自然風光為標志的“世界文化遺產”，并由此推動自身的“文化遺產運動”，將其作為“國家文化塑造”的一部分。童話和傳說、舞蹈和節日、手藝和游牧——這一切都在社會的“集體記憶”中重新加以定位和明確，而它們也就構成了回憶、身份認同政策的重要手段。在這方面，將來博物館和科學研究也會被賦予更多地責任，以重新觀察、評判這樣的“文化遺產”，同時也保護它們免受“經濟民俗化”和“意識形態國家化”的侵害。

五、博物館工作是“戰略性文化政策”

無論如何，對于所有這些存在于種種不同社會領域、政治情景中的“遺產討論”來說，有一點是共同的：它們總是觸及了文化學和文化博物館工作的根本性問題。一方面，這并不新奇，因為我們歐洲人自身——單從公共機構來講——過去曾在其中的一些道路上陷入了國家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死胡同；另一方面，在制定社會政策時，我們當前必須、也能夠清楚地認識那些或老或新的、與維護傳統相關的問題，因為我們可以把不同的發展趨向都納入歷史和全球的情境下而加以考量、批判。

最后再回到我們研討會的題目“收藏—研究—聯網”，博物館實踐工作中的這套“三駕馬車”如今必須要在一定程度上作出戰略性的重新定位：首先它必須要遵循一種與“變革時代”相適應的新議程，其次在社會政策上也要有更為明晰的導向，并且要建立跨學科、跨國度的新網絡。因為，如下的任務始終還在那里，并且越來越艱巨：博物館應當繼續展示、完善我們的“世界—觀”。

對于我們所有人來說，這樣的一種世界觀的定位看起來更加地具有多樣性、開放性和重要性，因為它讓我們能夠更加有彈性地描繪“自畫像”和“他畫像”，而且在跨國度的視野和跨文化的空間中提供更為新穎的條件和手段。于我們而言，“文化的身份認同”要重新加以塑造、選擇，即是說，我們越來越具有“自主權”；同時，由于這種開放性和多樣性，“文化的身份認同”又受到了新的威脅，因為作為“開放的”文化資源，它也會被加以異乎尋常的利用，乃至意識形態化；對于經濟化和文化化、生態化和世界認識的去世俗化等各個方面的策略而言，它也是開放的?！缃?，從新自由主義政治家到宗教原教旨主義者的種種利益群體都在使用這一類的策略。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今日，收藏、展覽和博物館正是一種“戰略性文化資產”——在當前這樣的一個過渡時代，我們一方面為知識和博物館的新氣象而自豪，另一方面又憂慮它會被苛求過度，對于這一點，我們無論如何不應該忘記。

在將近20年以前，我在洪堡大學作就職授課的時候，我提到存在一種“社會有意文化化”的危險，因為這會掩蓋社會的真實形象，并使得其政治情態變得模糊起來。那是1993年，德國的“移民社會問題”正在萌芽，南斯拉夫的爭端還遠未解決；在那時，在歷史上以及現實中尚沒有值得指摘的典例。從這一點上來看，我當時的這個題目如今又變得具有現實意義，實在不是一件讓人高興的事情；我更希望看到這樣的一個主題被砍掉——包括康拉德·瓦尼亞在內的我們那一代人大都如此。我們寧愿少留一些“文化主義遺產”，而更喜歡在頭腦、書籍、展覽之中實現更多一些的“世界—觀”的“啟蒙”。

不管怎樣：對于下一代、下一個數十年，實在是有足夠多的挑戰了。而恰恰是在文化學意義上具有方向指引性的博物館——比如柏林的歐洲文化博物館——不僅僅是進入了一個困難時期，更多的倒是面臨著一種機遇，可以在社會、文化的轉折時期繼續“觀察世界”，打出這樣一種旗幟：博物館是很多人、乃至越來越多人的博物館，但它并不想成為每一個人、每一件事的“博物館”。

沃爾夫岡·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移民與融合研究所所長、教授(德國柏林D-10117)；包漢毅，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博士后(山東濟南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