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兒音樂類真人秀節目存在的問題與思考

文/溫雅欣

少兒音樂類真人秀節目存在的問題與思考

文/溫雅欣

當前，我國的電視節目將主要市場聚焦于成年人身上，對少兒市場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少兒節目特別是少兒音樂類真人秀節目比較稀缺，遠遠滿足不了少兒的實際需求。而以《超級女聲》《中國好聲音》等為代表的音樂類選秀節目和以《爸爸去哪兒》《爸爸回來了》等為代表的親子類真人秀節目的井噴與跟風，導致市場疲軟和受眾審美疲勞。在這種情況下，湖南金鷹卡通頻道、北京衛視等借鑒這兩種綜藝節目中“少兒”與“音樂”的相關元素，開發出了《中國新聲代》《音樂大師課》等非選秀的少兒音樂類真人秀節目。這些節目展現了少兒的童真、童趣與歌唱才華，贏得了觀眾的喜愛，收獲了較好的市場回報。但是，節目也存在電視被神圣化、參與者形象符號化和少兒成人化等問題。

電視的娛樂化：功利期待與娛樂化教育

電視自誕生之日起，就由于價格便宜、內容豐富、接收門檻較低等優勢，迅速贏得了大眾的喜愛。電視本身的巨大威力與觀眾的超常依賴，以及電視強大的造星功能，導致當前電視的娛樂化趨勢愈演愈烈。

電視造星功能與功利動機。電視具有造星與宣傳功能，而這影響著少兒參與節目的真實動機，盡管有貴在參與、追尋快樂、結交朋友等好的動機，但在“望子成龍”的傳統語境下，以及“出名趁早”“渴望做明星”的浮躁環境下，那些未形成自我意識的少兒參與節目很可能是得到了父母的授意，而非自身的主動選擇。誠如美國媒介學家尼爾·波茲曼所言，比賽并不是為了比賽而比賽，而是為了一些外在的目的，如欲望、金錢、身體的訓練、社會地位的提升，以及國家的榮譽。事實也證明，參與《中國新聲代》節目的蔣依依，《天才童聲》節目的劉宸希等少兒，都獲得了一定的社會知名度，特別是在《音樂大師課》節目中表現良好的向小康，他還借此參加了山東衛視制作的感恩媽媽節目《愛的禮物》。而令人擔憂的是，許多選手年雖然年紀小，但已有了豐富的參賽經驗，如曾參加過電視選秀節目的棉花糖、胡喬亮、張龍等?？梢哉f，通過電視節目而獲得曝光率以及所帶來的成名幻象，已經成為家長與少兒參賽的主要動機。越是如此，電視的造星功能越被夸大，越是樹立了其神圣的地位。而功利期待造成的電視神圣化，對少兒的健康成長不利。

嚴肅教育的娛樂化?！吨袊侣暣泛汀兑魳反髱熣n》等電視綜藝節目與教育的結合，導致嚴肅教育的娛樂化?，F代教育制度建立以來，除了家庭之外，具有約束少兒行為、傳播文化知識與培育道德情操職責的學校就成為少兒最熟悉的地方，而學校最主要的任務便是教育。但是，電視使得原本嚴肅的家庭與學校教育也逐漸具有了娛樂化傾向?！兑魳反髱熣n》《中國新聲代》等音樂類節目，模仿學校環境并借鑒學校的教育模式，讓少兒產生了熟悉感與親切感。其中，《音樂大師課》有專門的音樂學院校長、教師和授課教室，里面布置著課桌，師生還需要佩戴校微與紅領巾等。同時，節目也有“入學考試”“日常學習”“期中與期末考試”“畢業典禮”等教育板塊，而《中國新聲代》也有“班內競歌”“合班精選”等班級元素。

雖然教育離不開娛樂精神，電視也具有傳播知識的功能，但學校教育的連貫性與電視的碎片性存在較大的差異。在娛樂至死的時代，打著“快樂教育”“體現個性”旗號的少兒音樂類節目，造成的結果不是培育孩子熱愛學校和學會思考的能力，而是鼓勵少兒熱愛并依賴電視。對此，尼爾·波茲曼認為，在教室里娛樂不過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而在電視上，娛樂本身就是一種目的，換言之，電視中的教育，其實是以娛樂為目的的。

形象的符號化：苦難敘事與想象性主題

當前，以少兒為參與主體的音樂類節目，以快樂敘事為主，呈現出少兒的天真與童趣，但不可回避的是，苦難敘事與想象性主題，又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參與者形象符號化的問題。

延續了少兒影視劇中的苦難敘事。所謂苦難敘事，便是集中呈現少兒成長的惡劣環境，以及悲慘的現實遭遇與沉重的精神創傷。而這種苦難敘事，又多出現在鄉村少兒與殘疾少兒中。為了實現節目參與主體的多元性、兼顧城鄉少兒的公平性，肩負媒體的社會責任，節目組不僅選擇了城市少兒，還選擇了農村少兒和殘疾少年作為參賽選手。例如，《中國新聲代》里的林志達與傅瑩瑩、《天才童聲》里的張涵與王超、《音樂大師課》里的向小康等農村少兒，以及盲女吳怡錚、成骨不全病的華希、眼球先天性疾病的何陳奕等。這使節目在娛樂的同時，兼顧了社會公平，有利于城鄉之間的有效溝通。但節目對鄉村風貌與農村少兒和其家長的形象進行了符號化的呈現。

例如，在語言的描述與真實的紀錄影像中，節目塑造的農村基本上都是貧窮與落后的。盡管鄉村少兒遭遇了多重苦難，但在精神方面，他們又是聽話的、懂事的與感恩的。在《音樂大師課》中，節目組選擇了湖南鄉村的向小康，還請來了她的父親。為了取得較好的節目效果，節目組有意采用了其母親生病去世的苦難敘事，也呈現了其父親與導師楊鈺瑩教育觀念的矛盾。雖然取得了較好的戲劇效果，但節目并沒有顧及到向小康的個人感受，在鏡頭中的向小康明顯有自卑與痛苦的神情。

感恩、勵志、愛國等想象性主題凸顯，導致參與者形象的符號化。

在《音樂大師課》《中國新聲代》等節目中，孝敬與感恩父母成為比較集中的主題。例如，《音樂大師課》中節目組給王亦程、周安信、向小康等安排了感恩鏡頭，其中諸如“媽媽辛苦了，以后長大后好好照顧媽媽”等話語，明顯具有煽情性質。而《中國新聲代》節目中，四大導師也頻頻教育少兒要感恩父母。同時，愛國也是《音樂大師課》中的重要主題，雖然對少兒進行愛國教育是必要的，但節目中導師關于愛國主題的抽象闡釋，對于6歲至13歲的孩子而言，是不合實際的。而這種想象性主題的選擇無疑也導致節目參與者形象的符號化。

少兒的成人化：價值錯位與兒童音樂的缺失

雖然《音樂大師課》等少兒真人秀節目致力于少兒的音樂教育與價值觀構建，但其媚俗的語言、抽象的主題與錯誤的教育方式，無疑造成了兒童價值觀的錯位。長此以往，會導致少兒與成人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童年的消逝便成為難以避免的現象。

語言的夸大性成分。在當前的語境中，“大師”“天才”等稱呼，早已廣為大眾所詬病，因為被媒體包裝與炒作并獲得大眾消費認可的作家、明星等都會被稱作為“大師”“天才”，并憑其榮譽進行商業活動?！兑魳反髱熣n》節目中將流行歌手曹格、楊鈺瑩等稱為“大師”、《天才童聲》中的少兒稱為“天才”也具有夸大的成分在里面。由于缺乏成人的甄別能力，這些參與節目的少兒很有可能受此影響，造成“大師”“天才”等認識觀與價值觀的錯位。

教育方式不當。為了契合懷舊情緒，《音樂大師課》選擇了很多少兒難以學唱的經典歌曲。例如，曹格要求吳文在短時間內演唱難度較大的《外婆的澎湖灣》，導致其演唱異常吃力；韓磊在教孩子愛國歌曲時，充滿了政治詞匯，而這些是少兒很難理解的；他還讓這些兒童現場模擬殺鬼子，直到孩子稱“找到殺鬼子的感覺了”為止。這種教育方式顯然是非理性的、不合適的。

成人歌曲的選擇，加快了兒童的成人化?！兑魳反髱熣n》節目包含了“愛國歌曲”“長輩最喜歡的歌曲”“民間歌曲”“影視經典歌曲”等類型，唯獨沒有少兒喜歡的歌曲或者適合少兒演唱的少兒歌曲。而《中國新聲代》節目中，少兒更選擇了很多表現愛情的流行歌曲。節目對成人歌曲的選擇，顯然是成人思維的體現，目的是為了抓住成人市場。無論是少兒參賽者還是少兒觀眾，都沒有獲得純粹的少兒快樂，而這造成了兒童的成人化。

結語

在消費主義時代，人們向往并沉湎于影像娛樂，打造少兒喜聞樂見的音樂類真人秀節目，無疑是具理想成分的。但在具體的實踐中，少兒音樂類節目普遍存在著電視神圣化、形象符號化與少兒成人化等問題。廣電總局先后下發“限娛令”“限真令”與“限童令”，目的便是為了防止節目的過度娛樂化，保護少兒的切身利益?；谖覈賰喝后w的巨大市場需求，少兒類節目的制作與創新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需要在制作的過程中避免將電視神圣化，避免對少兒參與者的形象進行符號化，以及避免少兒的成人化這些問題，給他們一個快樂而又積極健康的童年生活。

北京電影學院表演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