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年代的川大生活

龔翰熊

“大躍進”中，學校沒有像后來在“文革”中那樣“停課鬧革命”（我覺得，這個“鬧”字用得精彩已極，反映無與倫比的文化底蘊，可圈可點）。早在1958年7月，學校就舉行了“教育改革躍進大會”，校黨委提出了“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躍進規劃”，號召“鼓足干勁，苦戰五年，把四川大學建設成為先進的共產主義大學”。各系都在會上報告了經過修訂的、想象力十分豐富的“躍進規劃”，同學們也紛紛訂立個人的“紅專躍進規劃”。數學系的同學不少人提出五年超過華羅庚，中文系就有不少同學提出多少年超過魯迅、郭沫若。教學仍在進行，“課”仍然在上，但它們在經過“大躍進”的洗禮之后，變成了另外的東西。有各種各樣的勤工儉學：種菜，修皮鞋、擦皮鞋，辦“葡萄糖”工廠、肥料廠，到中學教書……課堂教學已像危重病人的呼吸，似有若無，隨時可以停止。每當領導人有一個新的指示、號召，我們立刻聞風而動。例如，“除四害”（老鼠、蒼蠅、蚊子、麻雀）的號召剛一發出，我們就在宿舍、食堂到處尋找鼠窩；四處撒放用酒浸泡過的糧食，看你麻雀喝得到幾個“二兩”！不把你醉翻才怪！還爬上我們住的“一宿舍”大屋頂的屋脊上揮舞著竹竿吆喝麻雀，讓它在驚恐中不斷地飛，不能喘息片刻，最后力盡而死（這經驗是黨支部負責人傳達的，記不得是何地首創，反正是領導與群眾的智慧的產物）。幾年后，也許是膽子大的專家指出，也許是哪位領導“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發現麻雀吃的是害蟲，并非一害，于是“四害”中的麻雀悄悄被蟑螂置換，糾正了這個冤案；這樣，“除四害”就無可批評了。東方的政治智慧確實是一個取之不盡的寶庫。

我后來查過《現代漢語詞典》等多部辭書，怎么都沒有“四害”“除四害”的條目呢？這些條目跑到外國去了嗎？今天的年輕人幾乎無人知道1958年說的“四害”，當年幾億中國人可為了消滅它們轟轟烈烈地戰斗過一番，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呀！裝滿死麻雀的“解放牌”還在雄壯的音樂聲中一車接一車從天安門前開過呢！

1958年11月初，我們終于開始讀書了，那是為了編教材。盡管讀書不多，從上一年“鳴放”“反右”開始，大運動、小運動又如波似浪，一個接著一個（小運動如“向黨交心運動”，在這樣的運動中，大家搜腸索肚，把深藏于內心的一切“陰暗”的東西—— 如“名利思想”之類—— 一個勁翻了出來向黨交代；有的同學頭腦發熱，竟像著了魔法似的把自己的“丑惡”“反動”夸張個夠，一個勁地上綱上線，以此顯示自己的忠誠）。已很久沒好好摸過書本，但這并未影響我們的豪情壯志，從7月下旬開始我們就斷斷續續搞教材編寫了。北京大學中文系五五級文學專門化的同學集體編寫了一部《中國文學史》，這時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大躍進”的速度出版。我們年級在討論這部文學史時，個個躍躍欲試。據說，20世紀30年代國內中文系圈內的人曾有過“北有北大，南有川大”之說，北大中文系的同學做得到，川大中文系的同學為什么就做不到？大家提出了“苦戰四十天超過北大”的豪邁口號。在那個神話似的年代，“四十天”太久，十六天就行。9月19日，《四川日報》報道了我們中文系大編教材的情況，報道稱：“原先的《中國文學史》講義，很多地方因襲了封建文人和資產階級學者的傳統觀點，把封建文學奉為正宗，對民間文學和現實主義文學沒有給予應有的地位，現在由五十六位師生集體協作、苦戰十六晝夜編成的五十萬字的《中國文學史》講義，貫徹了厚今薄古、古為今用的方針，把民間文學和現實主義文學作為文學史的主流，對反現實主義文學作了嚴厲的批判，貫穿了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斗爭?！?/p>

除《中國文學史》外，我們還另組成了幾個“戰斗組”投入“戰斗”，分頭編寫另幾部專著、教材。我參加了外國文學史的編寫。組里也有老教師，系里領導說他們參加進來既可以指導，又可以“向同學們學習”。

那年那月，“老教師”一詞與今天的含義大不相同，它幾乎是“資產階級專家”“封建文人”的同義詞。在很多年里人人懼怕“老教師”的稱呼，年邁的教師們無可奈何，只有認了；一些中年教師一會兒被列入“中老年教師”，一會兒名字又出現在“中青年教師”的名單中，“可上可下”，于是運動一來他們就一個勁往“青年教師”的行列靠。但青年教師的處境并不妙，稍不留意就成了“資產階級專家、封建文人的接班人”“修正主義苗子”。老教師平時還多少有些統戰政策之類的保護，青年教師則無法沾光，一旦被認為“不適合在大學工作”，立刻會被調整、“下放”——畢業后我與一位教中國現代文學的姓李的青年教師同住一樓，成了好友。他學識廣博，又有才氣，見解不凡，為人正派，不會迎合，經常說些領導不愿意聽的話，被視為懷疑、不滿“三面紅旗”，終被調往綿陽專區一個偏遠的縣上教中學，說是“充實基層”。我還記得他去后來信中有這樣一段：“……終于見到了校長，他冷冷地說了聲：‘歡迎。就再也沒別的話可說了，在難堪的沉默之后我遞給他一支煙，他又回敬了我一支煙，但面孔是一直板著的……”改革開放后他時來運轉，成了縣里的寶貝、“重點教師”，但不久卻死于肺癌。另一姓陳的青年教師被發配到阿壩，“文革”中“失蹤”，人們估計不是被打死就是自殺了，總之：死了。至于我自己，現在想來真是后怕：從鄉下“整社”回來，思想苦悶，多次在共青團的組織生活與青年教師座談會上談到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希望得到幫助，但從此被視為另類，差一點點落到與上述兩人相同的命運。改革開放前，我曾六次被派到農村、農場“勞動鍛煉”，“參加基層工作”，多半由此而起。

“老教師”們參加這類活動頗為尷尬，他們小心翼翼，很少發言，生怕說錯半句話；即使發言也多是說“同學們毛澤東思想學得好，觀點很正確，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教育”之類。我們“苦戰”的時間是比十六天長還是比十六天短，記不清楚了，反正沒多久就完成、定了稿。編寫室的桌上除了糨糊、剪刀，就是馬、恩、列、斯、毛的著作，還有高爾基的，魯迅的，周揚的，那是指導思想；“參考書”則多是能找到的翻譯過來的蘇聯人的著作。

記憶是個不可思議的東西，有時候，一件往事在經受了漫長時光的沖刷之后，突然在人不經意間浮出水面，而另一些往事卻似泥牛入海，任你怎樣也無法從茫茫中打撈上來。我當時寫的是哪一部分？寫了些什么？怎么苦苦思索也想不起丁丁點點。這也好，我永遠不會為自己當年的涂鴉而汗顏、無地自容了。1959年畢業后我留系做教師，一直關心我們當初的成果，但奇怪的是，雖然是不久前的事，竟無人能說出它們的下落。但它們沒能變成鉛字是可以肯定的，不但如此，我還可以肯定原稿也沒有在系里保存下來，不然，“文革”中不管它們隱藏在什么地方，善于翻箱倒柜的紅衛兵也一定能把它們翻了出來，那只能有兩種后果：（1）見到它們如此受到冷落，那當然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對大躍進”“扼殺新生力量”的一個鐵證；（2）如果紅衛兵們心血來潮，要認真考究一下，結果發現有那么多“蘇修”的觀點、“周揚黑線”的觀點，就更有理由把中文系的“正在走”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往文藝黑線上掛了。這兩種后果都會使“走資派們”雪上加霜。但這兩種可能的事都沒有發生，可見那些“教材”不是藏諸名山留待后人，就是被誰幾分錢一斤當廢紙悄悄賣掉了。

11月下旬，系黨總支又提出要“大放文藝衛星”，要求我們年級放幾個“衛星”向1959年元旦獻禮，這些“衛星”是：電影劇本、話劇劇本各一個，長篇小說（提綱）一部，研究四川省解放后文藝界兩條路線斗爭的專著一部，批判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專集一部，現代文學史一部。這些“衛星”，不知是“火箭”的哪個系統出了問題，沒能放出來，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