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義者的蘋果樹

尉天聰

一

不見陳映真將近五年了。這些日子他住在北京，與外界跡近隔絕，臺灣朋友的懸念也只能做到望風懷想而已。

每次想到映真，我經常感到他是寂寞的，特別在他60歲以后，他雖然有了自己固定的思想系統，寫了一些批判文章（例如評論高行健、龍應臺等），連續鼓動左翼文學的復歸，但由于政治意念過于強烈，反而處處流露著生硬的意味。而他在離開臺灣前夕所顯示的落寞和猶疑，更一直留給我難以忘卻的印象。

那是2006年6月，他要前往北京擔任中國人民大學的講座教授，行前邀我和黃春明、尤彌夫婦在臺北福華飯店的咖啡座小聚。那時，由于臺海兩地的交往已經非常普遍，因此我們便像平日一樣只閑談著彼此間的家?，嵤?，并沒有多少離別的情緒。但是，談話之間他忽然壓抑不住地說：“這些年來，大家都把‘文化大革命批評得體無完膚，這是不公平的——‘文革是有它莊嚴的意義的?！蔽衣犃?，只“哦！哦！”地做了平淡的回應。春明則張著兩只眼睛，不作一語。于是這回談話就變成了他個人的獨語，那么寂寞，那么單調。春明知道我對“文革”很有意見，所以在映真去洗手間的時候，問我：“你怎么對他說的話沒有意見？”我說：“都是什么時候了，還要辯論這類問題！大頭（陳映真）的想法你又不是不知道，何必辯，爭論起來徒傷感情?！蔽覀兣c映真夫婦的離別，便是在這樣的場景中過去了。

陳映真

回想起來，陳映真和我，以及一些朋友在年輕的時代都可以算是具有理想的一群。由于彼此都遭遇過不少的戰亂，大家都期待著一個公正的、互相關愛的社會到來。也就因為如此，每個人都以各自不同的夢想去思考著人類的未來，以至于所懷抱的理想主義便也彌漫著質樸的烏托邦色彩;每讀到一本動人的小說，就止不住受到它的激動，把小說人物（如羅曼·羅蘭筆下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當成自我學習的對象。我們這些人也說不上來是左派還是右派，但癡迷到了某種程度，有時也會像歐洲學者卡爾·波普（K. Popper）自述的年輕時那樣，一廂情愿地把自己塑造成流行的左派人物——“迷戀于浪漫的無產階級身份，甚至有好幾年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名體力勞動者，做著鐵路工人或木匠的工作?！保ㄒ匝鸥鞅取斗礊跬邪顣r代的烏托邦思想》）而當時，在一些可以讀到的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著作和報道中，也經常見到這樣的風尚。如是，大家便很單純而誠懇地活在那一個想要獻身于社會的時代浪潮中。

幾十年過去了，整個世界都有了巨大的改變，在幾經折磨后，有的人夢醒了，有的人仍然活在自己假想的世界中;到了兩個世紀之交，更把人帶入一個迷惘的時代。有些人在青少年時期雖然是個堅決的無神論者，近些年卻到處奔波，宣揚藏傳佛學;有些當年的激進者，如今卻成了不折不扣的?；庶h。無論如何，他們都還算是幸運的，至少沒有遭到流放，成了現實政治體制下的冤鬼。

現實變了，人對于未來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這不僅僅是年齡的因素，更是由于生命的成長使得心靈的認知有了差異。這就使得朋友間經常會產生難以溝通的難堪，“同學少年多不賤”，就成了這些年的普遍現象。

這種困局不僅是屬于個人的，更有著它的時代性。其中的是非成敗也難用幾句話、幾篇文章就說得清楚。當此之際，也許只有在回憶中重溫過去的歲月，在反芻中慢慢地體會其中的滋味。

二

我和陳映真原不相識，盡管都是臺北成功高中的學生。他本名陳永善，外號大頭，比我低兩級，和后來寫武俠小說的古龍同級。我們在不同的大樓上課，沒有講過話，但我對他卻有深刻的印象。那時，成功中學的教員大多是屬于蔣經國系統，學校的特色是循規蹈矩，陳映真是吉他社的社長，課余之暇常坐在走廊上一邊彈著吉他，一邊低哼不知是什么調子的歌，半閉著自我陶醉的雙眼，一副不大安分的模樣。學校的壁報上，他偶爾也發表一些令人捉摸不透的作品。

直到1959年我接編《筆匯》雜志，才真正認識陳映真。那時我們都還在大學念書，我們相識的時候，他正寄居永和溪州小學的一位鄭老師的單身宿舍，那時我住在鄰近的中和，熟識以后便經常騎著單車去找他。兩個人盤坐在老舊的榻榻米上聊天，對于他的家庭也就有了較多的了解。

他有兩個家，一個是他生父的家，一個是他養父、也就是他伯父的家。生父家有八個兄弟姊妹，全家人都深信基督教。養父已經過世，家中只有病弱的養母和年幼的妹妹。兩家人都過著清苦的生活。他活動在兩個家庭之間，讀大學后就在外面寄宿。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讀過一些舊俄時代和革命初期的作品，特別是民粹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著作，帶給他很大的影響。他最心儀的思想家是克魯泡特金，原因是高中的一位生物老師不喜歡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學說，而提出了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以及與他有關的種種事情?？唆斉萏亟鸬摹兑粋€革命家的自傳》《面包與自由》《一個反抗者的話》《法國大革命史》便斷斷續續地給予陳映真很大的啟發。而那些虛無黨的作為更令他向往不已。巴金翻譯的女革命家薇拉·妃格念爾的《獄中二十年》，以及《俄國虛無主義運動史話》所記載的那些獄中的生活，也就成為他心中的英雄形象。有一次他談及那些人在隔離的獄中以敲壁的方式作詩彼此勉勵，就問我：“那到底是怎樣的技術？”當然，我也不會知道。于是他就把自己景仰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作品，統稱之為安那琪主義。安那琪是無政府主義的原文Anarchism的譯音，經由他的融合，便成為一種帶有社會主義意味的人道主義的關懷;再加上像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作品的影響，便對他的思想產生了強烈的啟蒙。這啟蒙是充滿夢幻和詩意的，當然也帶有程度大小不同的激情，像人的初戀一樣，儼然成了他一生中最珍惜的回憶。1975年，他經歷七年牢獄之難后，仍在一篇《賀大哥》的小說中，對此有著津津樂道的回味：

賀大哥交給我的第一本課本，是黑色封面的《普希金傳》，讀著這個舊俄的天才詩人，集貴族、無賴、紈绔、天使和反叛者于一身的詩人，任恣而斗膽地挑激命運中狂亂的歡樂和危噩的詩人的一生，對于在平庸和馴長大的我，是不曾有過的震動。接著，我遇見了克魯泡特金，隨著他到過民國前的風雨的東北，隨著他走遍腐敗而頑固的俄國，隨著他遇見直斥虛偽的禮儀，好學深思，稱頌真誠的人類愛的、被屠格涅夫稱為“虛無主義”者的俄國青年們;我也看見了整個當時在動蕩中的西歐的動人心的風潮。

他所執著的理想主義便是由此而滋長出來的。此外，一提到新文學的創作，他最欽佩的一個人就是魯迅。當他談起來時，簡直就把自己當成了魯迅的私淑弟子。

其實，這樣的思想歷程也不僅限于陳映真一人，當時與他年齡相近的人，包括我和一些朋友在內，也幾乎都有過同樣的經驗，只不過各人情況輕重有別而已。那是一個沉默的年代，也是一個盼望的年代;于是朋友與朋友、個人與自我之間便對下一步要走的路，提出各自不同的詢問。記得有一次在舊書鋪找到一本波蘭作家顯克維奇（H.Sienkiewicz）詮釋歷史的小說《你往何處去》，這書名便立刻引發朋友間相互的反響。這是一個新的時代，陶淵明式的桃花源已經無法滿足人的需求，于是承襲“五四”遺風，很多從外地傳送過來的烏托邦思想便成為人們探討未來道路的源泉。舊俄的無政府主義和一些作家所信奉的：關懷貧窮、反對不公、抗拒專制、鄙視奢華、追求簡樸的生活法則，也便混合、傳承下來成為知識界的美學。它們可以稱為左派，但與政黨并無關系。20世紀50年代后期，這樣的思潮漸漸在臺灣散發開來，絕非空穴來風。陳映真作品的出現，正代表這一發展的趨勢。那時代，只要能點燃一些理想主義的火花，就會把人聚集起來，于是我辦《筆匯》時，就邀他寫稿。他在《筆匯》發表的第一篇小說《面攤》，用的是“陳善”這個筆名，是在1959年。他文字的魅力、優雅的語言、溫馨的人間關懷，隨即讓人眼睛一亮，也開啟戰后臺灣小說的新紀元。此后，直到《筆匯》?？?，他先后又發表了《我的弟弟康雄》《家》《鄉村的教師》《故鄉》《死者》《祖父和傘》《貓他們的祖母》《那么衰老的眼淚》《加略人猶大的故事》《蘋果樹》，和一篇談論鐘理和的小說集《雨》的隨筆，并成為《筆匯》的同伙。他先是每一篇使用不同的筆名，后來才聽大家的勸告固定用“陳映真”的名字發表作品。關于這個名字，他講了一番來歷，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三

陳映真受魯迅的影響極深，于是他也像魯迅那樣，同樣承襲了尼采的孤傲和憂憤。大概也就因為如此，他便也像魯迅那樣，經由作品中的人物，對于當代知識分子的出路有著很大的失望和疑惑。在《故鄉》中，一心一意要當牧師、當圣徒的哥哥竟然墮落成為賭徒;在《哦！蘇姍娜》中，那些具有天才的人物，竟然一個個抓不住往下一步發展的方向，這使他憂心。他一再稱贊他們是“用夢支持著生活，追求著早已被人類謀殺、酷刑、囚禁和問吊的理想”，但一落到真正的現實，便只能見到他們是有時浪漫而狂熱，有時灑脫而頹廢，言行之間經常流露著又似貴族又似浪子的猶疑和彷徨的作風。面對一個激烈變動的時代，其所作所為往往只能在自我滿足的有限世界打轉，而難以開拓改革更新的道路。就這樣正如魯迅在《故鄉》中一樣，“出走”便成為他緊接下來要思考的主題。像他同一篇名的《故鄉》中的弟弟，為了不蹈哥哥的覆轍所做的決定，就是這樣的：

……

跳上列車，我感到的不是旅愁，而是一種悲苦的、帶著眼淚去流浪的快感。我投進了繁華的惡魔的都市……過著拉丁式的墮落生活。留著長發，蓄著顎須，聽著悲愁的搖滾樂，追逐著女子。

我于是簌簌然地流著淚了。

我用指頭刮著淚。我不回家，我要走，要流浪。

我要坐著一列長長的、豪華的列車，駛出這個狹小、這么悶心的小島，在下雪的荒瘠的曠野上飛馳，駛向遙遠的地方，向一望無際的銀色的世界，向滿是星星的夜空，像圣誕老人的雪橇，沒有目的地奔馳著……

我不要回家，我沒有家呀！

那年代，臺灣正流行著存在主義，知識分子間也喜歡談論“自我救贖”，一般來說，那只是浮面地要求人要有活著的尊嚴和自由，而陳映真則一直認為那只是資產階級控制下的“狗窩里的哲學”，對人類的發展沒有助益。在這方面他是左派，認定只有整個社會改造了，才有個人的完成。在那些日子里，各類的議論也不時地出現在青年族群中，現代主義的作品漸漸成為青年的讀物，而陳映真則經常談論著不知從哪里閱讀到的大陸出版的《紅巖》和《西行散記》一類著作。于是，他原有的理想主義便在他的生命里一步步轉變成為蘇聯式的烏托邦。不過，他的這種真實的轉變過程，我是要到他出獄后，才從他的自白中得知的。根據他的自述，那情況是這樣的：

（一九六四年），他結識了一位年輕的日本知識分子，經由這異國友人誠摯而無私的協助，他得以在知識封禁嚴密的臺北，讀到關于中國和世界的新的徹底（radical）的知識，擴大了僅僅能從十幾年前的舊書去尋求啟發和信息的來源。一九六四年，他的思想像一個堅持己見的主人，對待不情愿的伙計那樣，向他提出了實踐的要求。命運是這樣的不可思議，竟然在那偵探遍地的荒蕪時代，讓幾個帶著小資產階級的各種軟弱和缺點的小青年，不約而同地，因為不同的歷程而憧憬著同一個夢想，走到了一起。

一九六五年他翻譯《共產黨宣言》和大正末一個日本社會主義者寫的入門書《現代社會之不安》，為他的讀書小圈增添讀物。

至此，文學的陳映真便一變成為政治的陳映真。從此以后，他的文學便一變而為他的政治工具，他說他是一個思想性的作家，其實明白點，在他的寫作、認知上，已經有某種力量在控制著他。他用原先的安那琪的世界的夢想來想象蘇俄布爾什維克的世界，把莫斯科和延安設想成自己生命中的耶路撒冷。在其新的“天路歷程”的追求中，成了道道地地的集體主義的擁護者。雖然如此，在實質上，我仍然覺得他是活在夢幻的世界里，因為他并不曾真正地接觸過現實政治的斗爭?，F實政治的斗爭是用血淚、屠殺與欺騙進行的，而在他的烏托邦設想里卻只見到花香和奉獻。在《哦！蘇姍娜》里，他批評他所不滿的一代都是活在夢中的族群，事實上他自己也一直活在自己編織的夢中。他與他的某些同志和獄中難友，其實也是一直以他們編織的共同夢想來相濡以沫的。讀一讀他的獄中回憶就很清楚。問題是：當這種理想一遭到破碎時，那該怎樣去承受呢？

陳映真是1968年入獄的，1975年出獄。在此七年之間，也是左派在各地呈現狂熱日子，很多海外的和居住在中國臺灣的華人也正癡迷著一個新中國的崛起。香港的《七十年代》《磐古》等刊物，便不時傳送著這樣的訊息。于是隨伴著這一盼望的出現，很多臺灣島內外的活動便很自然地著上了左翼理想和夢想的色彩。1970年保釣運動的出現與發展，不能說與此沒有關系。

1974年，我應美國愛荷華大學之邀，前往參加國際作家組織，去過美國幾座大城，觸目所及，在大學的書店看到的中文書盡是紅色的著作，而一些活動也多在左派的引導下狂熱進行。但是，隨著郭松棻、劉大任等人的訪問中國大陸歸來，以及“文化大革命”真實情況被揭發，這一高潮不久即在華人世界產生嚴重的挫敗，成了過眼云煙。

陳映真七年的關禁，并沒有讓他沮喪，出獄后他依然照著他堅持的信念和理想去做他的工作。

回顧映真過去歲月，他一直是一個活在自己的理想中，而不斷在掙扎中努力奮斗的人。幾年前，他曾為我的一本雜文集作序，其中引用的基督教經文一直銘刻在我的心上：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人，

不要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