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運與他的時代

羽戈

1916年10月20日午夜，王闿運病逝于家鄉湖南湘潭，享年84歲。11天后，黃興病逝于上海。再過8天，蔡鍔病逝于日本福岡。加上上半年去世的盛宣懷和袁世凱，這一年大星隕落、黃鐘斂聲，實在令人傷感。

逝者都是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然而時值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他們死亡的意義勢必被弱化，既不能終結一個舊時代，更無法開啟一個新時代。拿袁世凱來說，他和洪憲王朝的失敗，并不意味著帝制的終結。進一步講，帝制的失敗，并不意味著共和的勝利，如陳獨秀所言，一些人反對袁世凱，未必反對帝制、贊同共和，他們只是反對由袁世凱來當皇帝。

這些逝者當中，王闿運的名字，也許今人最為陌生。不消說袁世凱、黃興、蔡鍔，就連盛宣懷的知名度，都要壓他一頭：作為晚清最風光的官商，盛宣懷與其對手胡雪巖，依然被今日商界奉為偶像，被成功學視作楷模。不過，倘若不論身后名，單講生前事，只怕無人能及王闿運圓滿。黃興、蔡鍔壯志未酬，英年早逝；袁世凱憂懼而死，身敗名裂；盛宣懷大起大落，晚景凄涼……誰也不像王闿運這般，雖處亂世，卻一生灑脫，逍遙自在，正應了東坡詞：“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倍移渲?、教學，皆有所成，門盡公卿，經傳楚蜀，布衣名聞四海，著書風靡五洲。惟一稱得上遺憾的是，帝王學不得其道而行。

王闿運的人生何以如此瀟灑順遂呢，我以為最重要的原因，即在疾如迅雷的轉型時代面前，他始終能夠擺正自己的位置。他生于道光十二年（1833），死于民國五年 （1916），適逢中國轉型的初潮，他的同時代人，不是被潮流裹挾而化作炮灰，就是被潮流拋棄而淪為古董，唯有他，縱使介入時代，卻未淪陷其中，眼見形勢不妙，迅速抽身而出，中年以后，則以旁觀者的姿態，冷眼風云變幻。不過他的旁觀，并非遠遠疏離于時代，他依舊處于時代的中心，以獨有的方式，引領時代的走向。誠然，他開出的藥方略顯保守，甚至迂闊，可是，他恰恰以其保守，顯出整個中國被激進的浪潮席卷而去。

余華小說 《活著》 結尾，福貴老人唱道：少年去游蕩，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據說這三句話，寫盡了許多人的一生。

王闿運的一生，與此略有不同，不過我們不妨借用其句式：少年入世，中年出世，老年玩世。

少年入世之王闿運與曾國藩

少年與青年王闿運，懷經世濟民之心，有澄清天下之志，身負圣人之學，一向以霸才自命。只是我讀王闿運，始終有一疑問：他的帝王學師承何處呢？

查其少時，先從劉煥藻就讀于浣月山房，后從陳本欽、熊少牧就讀于城南書院，這些先生不是學者，就是詩人，皆對王闿運青眼有加，如熊少牧說：“吾生平未見此才，不獨吾當讓出一頭地，即古來作者恐亦當退避三舍矣！”然而從他們身上，著實難覓帝王學的蛛絲馬跡。也許只能這么理解：帝王學崇尚秘傳，有人秘傳給王闿運，王闿運再秘傳給楊度。

不只傳授，帝王學的踐行，同樣見不得光。熟悉王闿運的朋友，都該聽說他勸曾國藩造反的故事，不過，在這二位當事人的文字當中，能否找到一絲明證？仔細想來，謀反之事，豈能形諸文字，以作呈堂證供？歷史留下的只是傳說，而且是王闿運門生弟子的一面之詞，只能姑妄聽之。

沃丘仲子 《近代名人小傳》 云：“先生少負奇志，嘗說胡林翼以湘鄂自立，徐平發捻，逐清建夏，林翼謝不敏。又說國藩曰：‘南洋諸埠，土皆我辟，而英荷據之，且假道窺我。今士猶知兵，敵方初強，曷略南洋以蔽閩粵。國藩亦謝不敏?！?/p>

楊鈞 《草堂之靈》 云：“湘綺云，嘗與曾文正論事，其時曾坐案前，耳聽王言，手執筆寫。曾因事出室，湘綺起視所寫為何，則滿案皆‘謬字。曾復入，湘綺論事如故，然已知曾不能用，無復入世心矣?！?/p>

相比勸曾國藩造反，有一則史料，可信度更高。據王闿運之子王代功 《湘綺府君年譜》 所記：“是歲七月，文宗顯皇帝晏駕熱河，鄭怡諸王以宗姻受顧命，立皇太子，改元祺祥，請太后同省章奏。府君與曾書，言宜親賢并用，以輔幼主，恭親王宜當國，曾宜自請入覲，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臨朝，則朝委裘而天下治。曾素謹慎，自以功名大盛，恐蹈權臣干政之嫌，得書不報。厥后朝局紛更，遂致變亂，府君每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也?！?/p>

咸豐帝病逝之時，王闿運正在家鄉為母親守喪，曾國藩則率軍與太平軍激戰安慶。是年9月5日，安慶被湘軍攻克，自此太平軍轉入劣勢。聯系時局，可知曾國藩不理王闿運的提議，不僅是謹慎的問題，而是攻堅戰進行到關鍵時刻，自顧不暇，豈容分心。當然，反觀曾國藩平生行事，哪怕不在打安慶，他也不會北上冒險。

王闿運為曾國藩獻策，還有一節故事。同治三年 （1864），湘軍攻陷南京，太平天國覆亡。王闿運去南京拜訪曾國藩。王森然 《近代二十家評傳》 云：“王闿運會走謁文正于金陵節署，公未報，但遣使召飲。先生笑曰：‘相國以我為餔綴來乎？徑攜裝乘小舟去，追謝不及?！别J綴即餔啜，吃喝之意。王闿運既不為吃喝而來，結合當時南京的政治氣氛，可知有所圖，不幸終究落空。

這三則故事，哪怕第一則系捕風捉影，后二則大體不誣。在此，王闿運的急切與曾國藩的審慎，恰成鮮明對照。話說回來，這二人，怎么看都不像同路人。王闿運恃才放曠，倜儻不群，恭親王稱他“是處士之徒為大言者”；曾國藩的性格，則似諸葛亮，“諸葛一生唯謹慎”，如其用兵，“但知結硬寨，打呆仗，從未用一奇謀、施一方略制敵于意計之外”。王闿運所獻的種種奇謀秘計，不是割據東南，就是帶兵進京，無外乎教曾國藩行險，以曾國藩沉穩、謙抑的性情，如何能夠接受？

屢次游說而不成，王闿運對曾國藩漸生怨念。后來他撰 《湘軍志》，愛憎毀譽過于分明，大加詆斥曾國藩和湘軍，以至“楚人讀之慘傷”，曾國藩的九弟曾國荃怒不可遏，“幾欲得此老而甘心”，意思是，曾老九竟對王闿運動了殺心。這番風波，以王闿運自承“此書信奇作，實亦多所傷，有取禍之道”，“送刻版與郭丈筠仙 （郭嵩燾），屬其銷毀，以息眾論”而告終?？上н€是授人以柄，如馮煦在信中痛罵王闿運：“文正當日，凡湘中才俊，無不延攬，而對于此老 （王闿運），則淡泊遇之如此，益服文正之知人，然不料此老之末路頑鈍無恥至是也?！?

不過，有人卻盛贊王闿運及 《湘軍志》，譏諷曾國藩。劉成禺 《世載堂雜憶續篇》 云：“王闿運著 《湘軍志》，最為曾國藩所惡，其重要處，指曾攘鮑超之功為國荃之功，私于其弟，而真實有功將領，反遭埋沒。故曾家延東湖王定安作 《湘軍記》 以駁之。私者，不公，不公者，不實誠。勒方錡曾曰：‘滌生最懼人評其不誠，如攻擊其學問、文章、功業、措置，皆可坦然自引為咎，謂其不誠，則懷怨不忘，唯王壬秋深知其病。國藩一生作偽，被王壬秋揭穿，隱恨難言，壬秋亦因此而坐廢矣?！?/p>

這里有一筆誤?！断孳娭尽纷饔诠饩w三年（1877） 二月，定稿于光緒七年 （1881） 閏七月，曾國藩則于1872年去世，絕無可能讀到此書。憎惡王闿運的乃是曾國荃。然而，盡管王闿運名列曾國藩幕府，曾國藩不喜歡他，則屬事實，其日記所云“文人好為大言，毫無實用者，戒其勿近”，雖未點名，大抵可施與王闿運。至于劉成禺稱“壬秋亦因此而坐廢矣”，未免小覷了曾國藩的胸襟。

曾國藩去世之后，王闿運挽聯云：

平生以霍子孟、張叔大自期，異代不同功，戡定僅傳方面略。

經術在紀河間、阮儀徵而上，致身何太早，龍蛇遺憾禮堂書。

這副挽聯怎么解讀，素來有些爭議。我同意陶菊隱的說法，此聯皮里陽秋，明褒暗貶， “上聯譏其無相業，下聯譏其無著述”，暗諷曾國藩立功不成，立言不成，足見王闿運怨念之深。據說，曾國藩長子曾紀澤讀罷大怒，斥為妄人之舉，一撕了之。

少年入世之王闿運與肅順

王闿運的坐廢，無關曾國藩，而與肅順關系甚大。

王闿運與肅順的故事，《清史稿》之 《王闿運傳》 有載：“學成出游。初館山東巡撫崇恩。入都，就尚書肅順聘。肅順奉之若師保，軍事多諮而后行。左宗棠之獄，闿運實解之?！薄断婢_府君年譜》 亦云：“肅公才識開朗，文宗信任之，聲勢烜赫，震于一時，思欲延攬英雄，以收物望，一見府君，激賞之。八旗習俗，喜約異姓為兄弟，又欲為府君入貲為郎，府君固未許也?！?/p>

王闿運與肅順結識于咸豐九年 （1859），其時肅順任戶部尚書，大權在握。他的才識，在同時代的滿人當中，的確一流，《清史稿》 對他不無微詞，卻也承認“其贊畫軍事，所見實出在廷諸臣上”。其人行事，以鐵腕著稱，處理戊午科場案、戶部寶鈔案，雖有根治痼疾須下猛藥的必要，然而手段未免過于嚴酷，株連太廣，殺孽太重，十足酷吏本色。大體而言，他是權臣，而非能臣，最終敗于慈禧之手，恰恰證明了權臣與能臣的差距。

肅順延攬英雄，以收物望。當時有個說法叫“肅黨”，包括三種人，首先是留京公車，其次是京曹官，再次是外吏。所謂公車，即入京應試的舉人，肅黨當中，正以王闿運和高心夔為代表。后人記述，常有“引王、高為策士，蹤跡甚密”、“日夕參與肅邸密謀者也”之語。

肅順對王闿運的倚重，也許沒有達到“奉之若師保，軍事多諮而后行”的地步，不過他對王闿運的激賞，與王闿運對他的感恩，在有限而含糊的文字當中——肅順伏法之后，與其相關的文字，銷毀殆盡，甚至其名字都成禁忌——依稀可見。最傳奇的一則，如錢基博 《近百年湖南學風》 所記：“一日，為草封事，文宗嘆賞，問屬草者誰，肅順對曰：‘湖南舉人王闿運。問：‘何不令仕？曰：‘此人非衣貂不肯仕。曰：‘可以賞貂。故事，翰林得衣貂，而闿運嫌以幸門進，不出也?！?/p>

王闿運與肅順的密切關系，引起了其同鄉前輩嚴正基的擔憂。嚴氏曾官居通政使，沉浮宦海數十載，也許預見了權臣肅順的慘淡下場，于是給王闿運寫信，“手書誨以立身之道，且舉柳柳州急于求進，卒因王叔文得罪，困頓以死，言之深切”。王闿運收信之后，大為感動，借故去往濟南。不過未過多久，他即重返北京，回到肅順身邊。隨后，便到了王闿運的帝王學大放光彩的一刻：他向肅順建議，請其上奏皇帝，授曾國藩以東南軍政大權。

咸豐十年 （1860）6月，清廷下旨，曾國藩以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7月，實授兩江總督并任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這使王闿運意識到，自己的運作竟有如此力量，足以影響千里之外的戰局。隨之他向肅順請纓，奔赴前線，建功立業。只是當時誰也不曾想到，這是訣別。

一年后，辛酉政變，肅順被斬于菜市口。盡管慈禧表示對肅黨寬大處理，絕不深究，并把從肅府查抄的書信和賬簿一把火燒掉，以安人心，然而作為肅順的心腹，王闿運等人卻不能心安：“肅順既敗，乃踉蹌歸，伏匿久不出?！薄懊C順敗，被目為余黨，不敢會試，乃以著述自遣?！?/p>

肅順案是晚清的鐵案。慈禧一生，最恨兩個人，一是肅順，二是康有為。以肅順與慈禧結怨之深，只要慈禧在位，肅黨再難出頭，不被秋后算賬，已經是天大福分。高心夔中年落魄，“年未五十郁郁以歿”，王闿運自絕于仕途，皆與此有關。

作為幕僚、策士的王闿運，先后奉肅順、曾國藩、丁寶楨等為謀主，這些人中，他對被清廷打入另冊的肅順，反而最具深情，原因不難想見：與肅順合作，是他最接近權力中樞的一次，是他的縱橫志距離實現最近的一次。他一直后悔，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咸豐帝、肅順等逃往熱河，此時他正在祁門大營游說曾國藩，未能與肅順同行，“使余同行，當受顧命。時必親賢并用，外徵曾國藩，內用恭王，如此天下翕然，必無垂簾五十年之事也?！泵C順敗后，他常為其辯白、申冤。徐一士說，王闿運曾撰 《記端華肅順事》，以白其冤，可惜此文遍尋不見。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期間，曾改王闿運 《游仙詩》，有“東華幕客曾謀逆”之句，注云：“王為肅順上客，與謀逆事。談及清末失敗曰：肅順若在，必不使戚貴橫行，自有立國之道，清亡于殺肅順云?！币浴扒逋鲇跉⒚C順”，對照“人詆逆臣，我自府主”，王闿運對肅順的懷念，不止戀戀故人之意。

中年出世

王闿運由入世轉向出世、由政治轉向學問的時間點，應在1864年。不過其契機，埋藏于三年之前，肅順被誅，肅黨余孽惶惶不可終日。在慈禧的恩威并施之下，誰也不敢舉薦王闿運，曾國藩、左宗棠等人有心而無力，況且他們未必有心。

1864年12月26日，“便循揚淮，北游清苑，將有從宦之志”的王闿運，抵達山東齊河，時值寒冬，冰雪封鎖，無法渡河，觸景傷懷，賦詩二首。這兩首五絕并不怎么出色，詩前小序反而意味深長：“十一月，至齊河，瀕渡，會夜冰合。船膠，還宿草舍。大雪五尺，人馬瑟縮，方坐轅吟嘯，傲然自喜其耐寒暑也。俄而悟焉。夫以有用之身，涉無盡之境，勞形役物，達士所嗤，乃自矜夸，誠為謬也?！本蛡€人際遇而論，王闿運齊河之悟，堪比王陽明龍場之悟。后來，為了紀念這一悟，他把自己最重要的詩集命名為 《夜雪集》 與 《夜雪后集》。

與此相應的還有一首 《思歸引》。從名目可知，此詩意在明志。序云：“同治三年冬，余從淮沂將游于燕趙，過桃源之鎮，重訪石崇舊河，朔風飛雪，僾焉而嘆，停車裵回，感念而悟?！眮辛⒂邶R河漫天風雪之中，他吟誦石崇 《思歸引》，“悲所志之不遂”，并回顧這些年來的入世歷程：

最后一句，近乎開脫?！坝伟胩煜?，未嘗困厄”的背面，則是縱橫十載，一無所成。念及石崇的結局，他不由萌生退意：“吾生也有涯，而所待者難期。余嘗游朱門，窺要津，親見禍福之來貴賤之情多矣，亦何取身登其階然后悔悟乎？”

自肅順敗亡那一天起，王闿運大概便開始考慮行藏。歷經三年沉潛往復，他終于在齊河雪中，一念菩提。此時他32歲，正值大好年華，卻決定退隱：“歸歟！歸歟！將居于山水之間，理未達之業，出則以林樹風月為事，入則有文史之娛，夫讀婦織，以率諸子……”

自此，他歸隱衡陽石門，“息影山阿，不聞治亂”，從同治四年 （1865）到光緒二年 （1876），共計12年。其文學與經學，皆由此而奠基：“鈔詩、書、易、三禮、二傳、爾雅，注書、詩、禮記、春秋、易說、莊子、桂陽州志，分手稿、手書為兩箱?！贝涑錾?，氣象萬千，儼然一代宗師。對此，瞿兌之感慨：“觀先生年譜，知其一生學問最得力時為石門歸隱之十二年……箋經贊史，皆在是時，而詩境亦自此始益博大。使先生不遇挫折，或尚風塵奔走，未必有此成就?！?/p>

福兮禍兮，是耶非耶。

1878年后，王闿運的人生進入一個新階段。這一年他受四川總督丁寶楨之邀赴川，翌年正式出任尊經書院山長。從尊經書院起步，繼而執掌長沙思賢講舍、衡陽船山書院、江西大學堂等，25年間，其一腔心血，盡付教育，終成一代師表，不僅桃李滿天下，而且直接影響了中國的學風與士風，間接影響了中國的政局。

“直接”一語，不難理解。尊經書院本來崇尚漢學，王闿運入主之后，引進今文經學，一年不到，風氣大開。后世評論道：“……主尊經書院，蜀士多鄙嗇，王至以經學為訓，士風為之丕變?！薄跋婢_主蜀之尊經書院有年，蜀士化之，王學之盛，轉在衡湘之上，易世而后，流風余韻，猶有存者……”他在船山書院，影響更大：“王教澤所及，以湘之船山書院為最久，其循循善誘轉移風氣，曾文正死后，推為獨步?！?/p>

至于“間接”，則待細說。

王闿運歸隱之時，洋務運動已經逐步展開。不妨說，從一個人對洋務及列強的態度，大抵可窺見他與時代的關系。不論在偏遠的鄉村，抑或清寂的書院，王闿運并未隔膜于時代的轉型。不過從文章來看，他的確落伍了。他的學問，以春秋學為根基，春秋大義，尊王攘夷，故而其筆下，稱列強為“夷”，稱洋務為“夷務”。作為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他依然沉浸于中國學問至高至大、至善至美的幻覺之中，如認為西方科技源于墨子：“然墨子尤工制器，西海傳其學，去其節用、明鬼不便己者，其道乃更東行于中國?！睂浇膛c 《圣經》 進行道德貶斥：“祆教妖異，約書鄙陋，兢兢計較，何關損益？”不知“克虜伯”為何物，嘲笑“新學鬼話一絡流”。

但是，王闿運的學問固然保守，其教育方式卻相當開明，海納百川，有教無類，培養了一大批優秀弟子。尊經書院的學生，包括廖平、宋育仁、楊銳、劉光第等；船山書院的學生，包括楊度、楊鈞、劉揆一、夏壽田、齊白石、曾廣鈞等。這些人對近代中國政治的影響力，怎么高估都不過分，譬如廖平啟發康有為寫作 《新學偽經考》 和 《孔子改制考》，從而推動了戊戌變法；楊銳與劉光第則直接參與戊戌變法，并為此喋血捐生；劉揆一與黃興組織華興會，發起革命；楊度一生七次轉向，其中至少有兩次，暗中改寫了歷史的方向……基于此，我們有理由立論，王闿運間接影響了中國政局。

讀到這里，也許一些朋友會有異議：王闿運隱居石門，潛心著述，你說是出世，那也罷了，從尊經到船山，傳道授業，育人子弟，這怎么還是出世呢？

這的確需要解釋一番。王闿運執掌尊經書院期間，依然“危行高談”，曾勸丁寶楨“經營西藏，通印度、取緬甸，以遏英、俄、法之窺伺，且自請出使以覘夷情”，可惜丁寶楨的生命已經臨近尾聲，空存壯心，力有不逮。光緒十二年 （1886），丁寶楨病逝于任上，王闿運慨嘆：“丁之歿，吾志之不行也！”“自是不復語大略”。然而這個“志”，我以為并非縱橫志，丁寶楨雖貴為一方諸侯，素有千里之志，卻難比肅順、曾國藩等只手便可傾覆天下的“非常之人”，王闿運代他寫過奏疏，論說天下大計，不過二人合作的主旨，還是教育。

光緒九年 （1883），王闿運與丁寶楨談話，丁氏問他仰慕哪位古人，他答：少時慕魯仲連，今志于申屠蟠。魯仲連是戰國人，以辯才著稱，有縱橫家風，奔走列國之間，排紛解難；申屠蟠是東漢人，不愿出仕，隱居治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王闿運曾為其寫過小傳：“申屠子龍，外黃人，為漆工，七辟不就，掛書樹上，初不顧盼，先見黨禍，絕跡梁、碭，因樹為屋，自同傭人。闿運無斯人確然之操，而好立名譽，讀其傳，庶幾高山仰止之思云?！庇纱丝芍?，王闿運的答案，應該發自肺腑，此時他的心志，已經回歸學問之道。如果把“少時慕魯仲連”，縱橫于政壇，稱之為入世，那么“今志于申屠蟠”，隱于山野與學院，治學育人，視之為出世，未嘗不可——所謂入世與出世，終歸只是相對而言。

晚年玩世

如果把王闿運的學問分作入世法與出世法，那么其弟子如楊氏昆仲，楊度繼承了入世法，楊鈞繼承了出世法。唯有這位老師，在入世法與出世法之間進退自如，游刃有余，至晚年，則集二者之大成，名曰“玩世”：他的知識，決定了他不能與時俱進，他的心志，決定了他不愿抱殘守缺，只能以這樣一種獨特的姿態，與世周旋。

王闿運這代人，倘若高壽，勢必面臨晚節的考驗。垂暮之際，迎來鼎革，改朝換代，山河易色，新舊之間，何去何從？與王闿運同齡的老友，大都選擇做遺老，以示有始有終，相形之下，他的姿態反而有些游移。

話說回來，王闿運對清朝，原本談不上什么忠誠，游說曾國藩起兵造反，豈是忠臣之舉。而且，他雖游走于權力場，卻未仕清一日。晚年忽逢天恩浩蕩，被授予翰林院檢討 （1908年）、侍講 （1911年）。翰林院侍講學士是從四品的官，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不過此時距離清朝之亡不足一年，這樣的恩寵幾無意義。特授之后，王闿運撰聯自嘲：“愧無齒錄稱前輩，幸有牙科步后塵?！笨芍⒎鞘衷谝?。但是，你也不能說他毫不在乎，光緒三十四年（1908），他給人作家傳，落款則云“特授翰林院檢討禮學館顧問湘潭王闿運頓首拜撰”，筆下不無炫耀之嫌。

清朝覆亡，他并不傷心。在他看來，“清廷遂以兒戲自亡，殊為可駭，又補廿四史所未及防之事變，以天下為神器者可以爽然”，所謂以兒戲自亡，是極中肯而嚴苛的評語。他對新興的民國亦無好感，譬如稱革命黨為“寇”、“逆黨”，稱參加革命為“從逆”。端方暴死，他作挽詞云：“世事真難料，匆匆蜂蠆傷?！狈渑c蠆，都是毒蟲，用以隱喻革命黨人，可見觀感之劣。袁世凱擔任大總統，他感慨時無英雄，有詩云：“并無豎子能成事，坐見群兒妄自尊?！焙髞砀淖鳎骸柏Q子無成更堪嘆，群兒自貴有誰尊？”批判的口氣略有弱化，意思還是一般。對于革命黨人與袁世凱，他一概稱之為“竊國人”。

對舊朝無可哀，對新國無可期，此際王闿運的政治心理，只能名之“孤懸”。這絕非一種理想狀態。他在致友人信中嘆息：“我等以專制受累，復以共和被困。其不自由，由不能自立也……獨立不懼，乃真獨立。立則難言，不懼其庶幾乎?！睆闹胁浑y讀出迷惘與苦痛。明確了這一點，再來談王闿運晚年的出山之舉。一應疑云和爭議，皆可迎刃而解。

1912年，王闿運便收到袁世凱請其出山的邀約，“正欲送女往北，怯于盤纏，即欣然應之”，不管是不是借口，反正他動心了。有人投詩勸阻，“以莽大夫相規，誠為愛我?！眱商旌?，他改北行為東行，到上海與樊增祥、沈曾植等老朋友相會去了。這自是穩健之舉。當時民國肇興，前程未明，還需觀望風色。

直至1914年3月，王闿運才決定應袁世凱之聘，以耄耋之齡進京擔任國史館館長，是謂“晚年作公卿”。這背后，應出自楊度的大力鼓動，他既鼓動袁世凱聘請王闿運，同時鼓動老師北上為袁世凱站臺。對此，葉德輝視為王闿運一生最大的污點，王氏死后，其挽聯無比刻?。骸跋壬咀杂星Ч?，后死微嫌遲五年?！痹缢牢迥?，即死于1911年前，即可功德圓滿，成為一代完人。陳散原作詩諷之：“名留傾國與傾城，奇服安車視重輕。已費三年哀此老，向夸泉水在山清?！逼湟馀c葉德輝同，即批評王闿運晚節不保。

葉德輝與陳散原都是清朝遺老，晚節可謂他們的立身之重。不過，王闿運已經明言，對清朝“無可哀”。號稱“余與民國乃敵國也”的鄭孝胥，作詩嘲諷名列“籌安六君子”的嚴復，順道損了王闿運一句：“湘水才人老失身，桐城學者拜車塵。侯官嚴叟頹唐甚，可是遺山一輩人？”“湘水才人”即指王闿運。王闿運則自語：“余未仕前清，登西山不用采薇?！毖韵轮?，無須為清朝守節。

那么，王闿運此行，到底什么目的呢？他已過八十，年壽無多，不在家鄉養老，反去北京湊熱鬧。當時一些朋友和弟子，并不贊同他北上就職，推測其情由，首先還是考慮晚節問題，其次擔心袁世凱一代梟雄，不宜共事，章太炎被軟禁的遭遇，發生不久，可為前車之鑒。

友朋出主意，建議他一到湖北，便以病告歸，這樣既保清名，且不得罪袁世凱，可謂兩全之舉。王闿運則答，見到袁世凱之后，再辭不遲，“如用吾言，或能救世，今干戈滿眼，居此能安乎”，看來還是有所期盼。吳熙贈他的祝壽聯云：“獻策即還山，文中子門墻有諸將相；投竿不忘世，周尚父耄耋為帝王師?！卑胭R半諷，后一句正道出了王闿運的心思。

不過，觀察王闿運此后一年的行止，卻屬“一點都不正經”，充滿玩世氣息，全程近乎喜劇，一路都是段子。這正符合他一貫性情。有人以此為王闿運辯解，稱他根本不把國史館館長當回事，而且早已識破袁世凱帝制自為的野心，談笑之間，玩弄竊國者于股掌之上。

救世與玩世，兩種說法，都有道理。結合起來，恰可見王闿運的心態：觀望。與此前的孤懸，遙相呼應。

我以為王闿運此行的意圖，正取決于袁世凱怎么對待他：若尊為國師，倚重其“雄才偉略”，他便唱正??；若奉為耆儒，倚重其“碩學大德”，他便唱喜劇。

王闿運初見袁世凱，便確定了這出戲的唱法。袁世凱請王闿運出山，企圖借重他在文壇和儒林的一時之望，而非其胸中的帝王學，故待他以文士，而非帝王師。二人初見，“談久之，無要話，換茶乃出”。袁世凱“無要話”，雖令王闿運失望，卻也是一種解放。他就此耍起了名士風范，狂奴故態，放誕開來。日記當中一口一個“袁世兄”，倚老賣老，視總統如玩物。對外則裝瘋賣傻，嬉笑怒罵，諸如稱新華門為“新莽門”、譏嘲國史館“民既無國，何史之有？惟有館耳”“瓦崗寨、梁山泊也要修史乎”、以女仆周媽為擋箭牌和護身符等，正應了章太炎的評語：“不意八十老翁，狡猾若此！”

他以袁世凱的長輩自居，張口“世兄”，閉口“年侄”、“老侄”，可謂一種權術，即把出任國史館館長之舉，由公家事變成私家事，如楊鈞所強調的那樣：“湘綺之去，實應年侄之招，非就總統之聘?！边@固然是為其師開脫，卻也反映了王闿運的玩世心理。

最后辭職，亦以家事為由。是年11月，政府發文整飭官眷風規，王闿運趁機脫身。這一封辭呈，名目甚長：“呈為幃薄不修婦女干政無益史館有玷官箴應行自請處分祈罷免本兼各職事”，所謂“幃薄不修婦女干政”，即指周媽而言：“闿運年邁多病，飲食起居需人料理，不能須臾離女仆周媽。而周媽遇事招搖，可惡已極，至惹肅政史列章彈奏，實深慚恧。上無以樹齊家治國之規，內不能行移風易俗之化，故請革職回籍，以肅風紀?！?

不待袁世凱批準，他便把國史館印交給楊度，悄然而去。王闿運行事，一向殺伐果斷，絕不拖泥帶水，一見事不可為，立即高翔遠引。當年游說曾國藩如此，而今執掌國史館亦然。這正是他的生存智慧。若要尋一個名目，可稱之為“逍遙”。楊度挽王闿運，稱其師“曠古圣人才，能以逍遙通世法”，可為注腳。

王闿運的逍遙之學，一般認為源自莊子，他把老、莊割開，援莊入孔，以道家釋儒家，可謂其解經的一大特色。不過，我覺得他的逍遙，未必全然出自莊子，他的進退，尤其是退，取決于對時勢的明察，如老吏斷獄一般。劉成禺說：“湘綺入世，貌似逍遙，實則處處留心，絲毫不茍也?！辈黄埖绞裁闯潭饶?？袁世凱稱帝之際，他給楊度寫信，除了勸其急流勇退，還特地叮囑，“各長官皆有賀表，國史館由弟以我領銜可也”，這是第一種情形；“如須親身遞職名，我系奉命遙領者，應由本籍請代奏，不必列名也”，這是第二種情形；“若先勸進，則不可也”，這是第三種情形。其慮事之周詳，分寸拿捏之巧妙，即使老于世故之輩，不過如此。

關于不茍或認真，還有一事。王闿運執掌國史館期間，有人問：“中興人物，先生皆及見之；今之人材，何如曩日？收拾時局，有其人否？”他答道：“彼時人物，事無大小，皆肯認真；今之人物，聰明過之，認真二字，則非所有。收拾時局，未之敢信?！碑敃r以為名言。

“不茍”，還可以引申為不茍且?！叭粝葎襁M，則不可也”，擺出了底線。底線之上，如遞賀表，順水推舟，不妨應允；底線之下，如上勸進書，關系名節，則不可為?？v觀王闿運一生行事，極有分寸感，雖常事權貴，絕不摧眉折腰，涉及人格，絕不妥協。西美爾說：最高境界的處世藝術是不妥協卻能適應現實，極端不幸的個人命運是盡管不斷妥協卻無法達到現實的要求。前者適用于王闿運，后者適用于楊度。

“不茍”的背后，則是心地光明如雪。汪辟疆論王闿運生平：“數十年耆宿名儒，少年為諸侯上客，晚歲乃奔走道途，終身抑塞磊落……”我非常喜歡“抑塞磊落”這四個字。就帝王學而言，王闿運一生“抑塞”，然而壯志難酬，猶能“磊落”，正見胸懷曠達。

再說王闿運辭職，真正原因，應是那句“予不躬逢盜國”?！氨I國”指袁世凱復辟帝制。盡管袁世凱稱帝要等到一年之后，但他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對“袁世兄”此舉，王闿運并不看好，而且關系底線，“為避免在京稱臣之嫌”，遂作金蟬脫殼。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稱帝，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翌日，王闿運分別給楊度和袁世凱寫信，可視為他對這個“滿地干戈起荊棘”的國家的最后忠告。致楊度信云：

皙子仁弟籌席：謗議發生，知賢者不懼，然不必也。無故自疑，毫無益處。欲改專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嘗論“弒”字，字書所無，宋人避居而改之，不知不可試也，將而誅焉，試則敗矣。既不便民國，何民意之足貴？楊叔文嘗引梁卓如之言云：“民可則使由之；不可亦使知之”，自謂圓到，適成一專制而已。自古未聞以民主國者，一君二民，小人之道，否象也。尚何籌安之有？今日將錯就錯，不問安危，且申己意，乃為陰陽怕懵懂?！茏慵参窗l否？可以功成身退，奉母南歸，使五妹亦一免北棺之苦乎，抑仍游翌彀耶？相見有緣，先此致復。

“欲改專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既不便民國，何民意之足貴？”都是警世之言?！白慵参窗l”，借鑒袁世凱故事，提醒楊度，朝廷殺機四伏，須早作退身之計。

致袁世凱信云：

大總統鈞座：前上一箋，知荷鑑察?；I安參議，理宜躬與，緣天氣向寒，當俟春暖。三殿掃飾事，已通知外間。傳云四國忠告，殊出情理之外，想鴻謨專斷，不為所惑也。但有其實，不必其名，四海樂推，曾何加于毫末？前已過慮，后不宜循。既任天下之重，亦不必廣詢民意，轉生異論也。若必欲籌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國體。且國亦無體，禪征同揆，唐、宋篡弒，未嘗不治。群言淆亂，何足問乎？……

徐一士說，王闿運致楊度那封信“或莊或諧，若嘲若諷”，不過我讀起來，卻覺得情深意重，并無嘲諷之心。致袁世凱這封信，才配得上那八字?！皣酂o體，禪征同揆，唐、宋篡弒，未嘗不治”云云，豈止嘲諷呢，簡直直接打臉。此信由其弟子陳毓華代呈，后被陳扣下，否則袁世凱看到，怕是要氣憤填膺。

據說，作罷書信，王闿運嘆道：“天下大亂，必自此始矣?！?/p>

（選自《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