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張純音與顧準伯伯的交往

初相識

母親與顧準伯伯相識于1962年。顧于1958年被下放到農村勞改，四年后摘掉右派帽子，再次來到經濟所。顧準1962年回到經濟所后，被安排到政治經濟學組工作，恰好與母親同在一組。通過接觸，母親逐漸認識到顧準這個人非同凡響：他頭腦清楚、看問題敏銳、知識淵博。特別是他在治學方面刻苦認真的態度，給母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拔母铩鼻邦櫆试诜g西方經濟學名著時，常碰到一些數學公式。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經濟學理論，他借了一本很厚的高等數學，不厭其煩地一道道習題進行演算。這種刻苦治學精神在老干部中殊不多見。

“文革”初期，顧準受到很大的沖擊，紅衛兵勒令他們這些“牛鬼蛇神”交代自己的罪行。別人都小心翼翼把寫好的交代材料貼到布告欄上，唯獨顧準只在一張稿紙上寫了兩個大大的字——“讀史”，便貼了上去。造反派將他痛打一頓，責問為何要這么寫。他說：“因為最近什么都沒干，只讀了些史書?！笔潞笏麑δ赣H講：“眼見那些紅衛兵到處打、砸、搶、抄家，這些將來都得寫進歷史。我倒要看看中國會變成什么樣，中國向何處去……”母親認為顧準在“文革”初期寫下“讀史”這兩個字，說明他當時就已經理性地看待“文革”。

1969年春節過后，顧準隨同其他監管對象，被押送到位于建國門外的學部大院接受隔離審查。他雖然在此之前已被迫與夫人汪璧離婚，子女又都跟他斷絕了關系，可內心深處無時無刻不惦記著他深愛著的妻子、兒女，幻想著有朝一日能與妻子破鏡重圓。

1969年11月初，學部正式宣布要下放到河南息縣五七干校。經濟所作為“先遣隊”，將于11月16日出發。此時，顧準并不知道妻子已于一年多前自殺身亡，仍一再寫申請要求在走之前與妻子見上一面。對于所領導、工宣隊的支吾、搪塞，他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意識到他的秀 （汪璧） 或許已不在人世。他急迫地對連指導員楊清華保證：“無論她死了、瘋了、病重了，都一不影響下去，二不影響改造?！鳖I導這才對他說了實話。汪璧的死訊，對顧準猶如晴天霹靂，令其悲傷欲絕。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凄慘地寫道：“聞噩耗，既覺意外，也不覺意外……我此時只想知道她死時的情況。趙說，他們幫我找找，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但我還是抑制住，努力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

顧準接下來懇求軍宣隊幫他找一下大女兒稖頭 （顧淑林），希望在走之前跟她見面，一起在外面吃頓飯，順便了解一下親人的消息。軍宣隊領導同意了，派人去和稖頭聯系，可她竟拒絕會見。孩子的絕情，對他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經歷干校

學部下干校，母親帶上了我。那年我只有15歲，還是個稚氣未脫的少年。母親為了讓我了解顧準伯伯，同她一道照顧這位老朋友，跟我講述了許多關于伯伯的事：他的人品、他的學問，以及他所遭遇的種種不幸。

母親說她第一次知道顧準這個名字，是在解放初期的上海。那時顧準任上海市稅務局局長，三天兩頭簽發關于稅收的公告，滿大街貼的都是署名“顧準”的告示，他被人們戲稱為“布告局長”。沒想到這位“布告局長”不久之后就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到撤職，落難后兩度來到經濟所，再后來竟成為她的好朋友。

對于母親描述顧準這個右派是“第一流的德和才”，我一點兒也不覺得奇怪。她以前就曾跟我說過：“右派分子往往是一些耿直且德才兼備的好人?！?/p>

剛下干校時，政治氣氛“左”得出奇。顧準伯伯是監管對象，經常挨斗，處境極為惡劣。而母親卻冒著受牽連的危險，繼續暗中與他來往。顧伯伯來向母親借布票。當時買布除了要錢，還得用布票?？刹约浩綍r積攢的布票有限，還差一些。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借張純音布票二尺，買維尼綸混紡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維尼綸混紡布，枕套被里都是。這次整理起來的被服，大體可以用到我長辭人世之日。服喪從白，自古禮也……”原來顧伯伯很想悼念亡妻汪璧?？稍谀莻€極“左”、高壓的政治環境下，他既不可能穿孝服，也不可能戴黑紗，于是想到多買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這種方式來寄托哀思。

亦師亦友

1972年7月，學部從干校遷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學部大院八號樓二層。這是一座U字形兩層的筒子樓，過去是招待所。顧伯伯有家不能歸，也住在這一層樓上。本來跟他同住一室的還有經濟所李學曾。李在北京大概還有其他住處，多數時間都不在，故那個12平方米的房間實際上是顧伯伯一個人住。自從1966年“文革”開始他被隔離審查，到從干校返回北京，這是伯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間。他的住室在八號樓二層西側最南端，離我家非常近。

這時運動重點是清查“五一六”，人們忙著打派仗，顧不上這些“死老虎”。顧準伯伯便利用這難得的安寧，開始著手他那龐大的探索研究。

這段時間是母親與顧伯伯交往最多的階段，幾乎每天都與他長談。伯伯白天去北京圖書館收集資料、寫讀書筆記，晚上跟母親談他的思想、他的寫作計劃以及他對各種問題的看法。他說很喜歡這樣的談天，等于梳理思想。母親常對他的一些精辟見解贊嘆不已，稱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對他學問的評價：一是博，二是深。

顧伯伯在思想上頗受基督教某些教義的影響，認為這個世界最終還是要實現大同，“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銘是：“寧可天下人負我，勿讓我負天下人?！蹦赣H對此頗不以為然，認為 《圣經》 中的那句“別人打了你的左臉，伸出右臉也讓他打”是奴隸主義哲學，不足取。她說：“我的觀點針鋒相對，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睂τ谒麄兊挠懻?，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顧伯伯隨即從書架上抽出一本中英文對照的 《圣經·新約全書》，建議我讀一讀。這本書是他寫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 等著作的重要參考書，上面有他的簽名。在他去世后遵照他的遺囑作為紀念品留給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顧準伯伯學術水平高，英文又好，所里一些勤奮好學的中年人在這期間常向他請教。當時經濟所的這些研究人員，由于與世界隔絕了幾十年，對西方經濟學幾乎完全不了解。1972年從干?；氐奖本┖?，在顧準伯伯的帶領下，所里幾位中年人開始如饑似渴地研究和吸收西方經濟學的最新理念。

一次，顧伯伯從宗井滔先生那里拿來一本美國經濟學會的高級學術刊物：《美國經濟評論》，從中選出幾篇最新的探索性經濟學論文，分給吳敬璉叔叔、趙人偉叔叔和我母親，讓他們拿去翻譯，翻好之后由他來批改。

母親跟趙人偉叔叔談到顧準伯伯給她布置的翻譯作業。她說：“我的英文水平過去是可以直接看懂好萊塢原版電影的，可老顧給我的論文卻怎么也讀不懂。即便把每個字都查了詞典，仍不懂?？梢姴皇怯⒄Z水平問題，而是經濟學水平問題，我們對西方當代經濟學實在太隔膜了?！壁w叔叔說：“我也有同感。老顧從 《美國經濟評論》 中選了鮑爾丁的 《作為道德科學的經濟學》 一文，對我說：‘這篇文章寫得太好了，你要學英文和經濟學，可以試著把它翻譯過來?？晌铱辛艘粌蓚€禮拜都啃不下來。勉強譯了幾段拿給他看，他看了之后說：‘程度還是不夠?！?/p>

聽趙人偉叔叔講，有一天他把翻譯好的論文交給顧伯伯。為了幫趙叔叔改翻譯稿，他放棄了去北圖，邊批改邊講解，整整花了七個小時，用紅筆在稿紙的四周改得密密麻麻的。不但修改譯文的措辭，還詳細解釋為什么用這個詞而不用那個詞，其內涵是什么，講得非常透徹。

顧伯伯那段時間身體已經很不好了，可只要所里這些中青年研究人員前來求教，他總是熱心相助。我手里有一張珍藏了四十多年的字條，是顧準伯伯當年幫我母親批改翻譯作業后寫給她的。

從字條內容可以看出，顧準伯伯那時為提高這些學生的翻譯水平，傾注了大量心血（花16小時批改翻譯作業）。他對學生的要求極其嚴格，讓我母親翻譯時一定要“捉摸—琢磨”。他還說，“以后不見得有機會為閣下效勞了”，看來他那時已經感覺自己身體很差，意識到來日無多了。

最后的夙愿

顧準伯伯的肺部一直有問題，在干校的時候就經?？人?，痰中帶血。去醫院看過幾回，有的醫生診斷為肺氣腫，也有的診斷為支氣管擴張。他認為這些都不是什么要命病，也就沒放在心上?？墒堑搅?974年10月下旬，他的病情突然惡化，大口吐血，每天咯血大半痰盂。經濟所領導看他實在撐不住了，才于11月2日把他送進協和醫院。剛開始醫院不收這個“極右派”，他只能躺在急診室外的走廊里。雙目幾近失明的駱耕漠伯伯拄著拐杖為他四處奔走求助，找到當時剛剛獲得“解放”的中國醫學科學院黨委書記楊純，才使顧伯伯住進病房。這回醫生倒是比較重視，為他做了詳細檢查。結果發現他的痰中有癌細胞，X光分層造影也顯示，肺部長了一個雞蛋大的腫瘤，診斷結果為晚期肺癌。

當時國內醫生由于擔心癌癥患者承受不了打擊，一般不會對病人講實情，只把診斷結果告訴家屬，所以顧伯伯最初并不知道他患的是肺癌?？蓭孜淮蠓虿榉繒r討論他的病，用了“cancer”（癌） 這個詞。他們哪里知道，這位患者精通英語，一聽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顧伯伯為了弄清自己的病，趁午休時間跑到護士站，翻出他的病歷，從頭到尾仔仔細細看了一遍。

那時我母親已經知道了他的病情。下午去醫院探視的時候，顧伯伯對母親說：“你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嗎？是cancer！”母親心里一陣絞痛，簡直不知該說什么才好。更令母親傷感不已的是他接下來的話：“這下可好了，我快死了，孩子們總該來看我了吧？”患了絕癥，首先想到的卻是孩子們就會來看他。而能換來孩子們的探訪，自己也就死不足惜了，足見他對孩子們的愛和思念有多么的深?？杀氖?，他的這點可憐愿望竟然到死也沒能實現。

顧伯伯的癌腫長得位置特別不好，頂在心臟與氣管之間，既不能做手術，也不能做放療，大夫表示已無能為力。

顧伯伯一向只相信西醫。他曾跟我母親探討過中西醫的問題，說：“盡管我父親就是中醫，但還是不相信中醫能治病。就拿診斷來說，西醫靠的是物理的眼睛，如X光透視、CT等；還有化學的眼睛，如血液、尿液化驗?？芍嗅t呢，光靠號脈就能查百病嗎？我根本不信！”

可是，母親和顧準伯伯的六弟陳敏之，以及他的幾位老朋友都不甘心放棄治療，他們要窮盡一切方法來挽救他的生命。絕望之下，只好將目光轉向中醫。顧準當年的入黨介紹人——林里夫伯伯，找到一位自稱能治此病的老中醫。那人架子很大，一定要有小汽車接送，否則不肯出診。當時還沒有出租車，更沒有私人汽車，母親他們都是平民百姓，不可能有公家配給的車。她說：“我當時真恨不得給那姓李的老中醫跪下?！焙髞磉€是母親攙扶著眼睛幾乎看不見的駱耕漠伯伯，頂著寒風找他的老戰友——原鐵道兵兵團政委張崇文，才解決了車子問題。

李大夫開出方子后，母親主動承擔了抓藥、煎藥的任務。待藥煎好，她把濃濃的湯汁端給顧伯伯，說：“喝了吧，對你的病有好處?！辈嘈α艘幌?，嘆了口氣：“唉，盛情難卻！”接著便一飲而盡。盡管他根本不相信中藥能治他的病，可是為了不拂逆老朋友的一片好心，不使他們過于失望，還是勉強把藥喝光。

為了照顧生命垂危的顧準伯伯，經濟所的幾位摯友自發輪流到醫院進行護理和陪夜。這些滿腔熱忱、不避嫌疑前來值班的人有駱耕漠、吳敬璉、張純音、林里夫、江明等。林里夫伯伯還讓他的女兒林皎皎每天上午去醫院，頂替陳敏之伯伯，免得他累垮了。

顧準后半生是極其不幸的。他不斷挨整，家破人亡，孑然一身。在最需要親情的時候，親人卻都遠離了他。他常自嘲是“喪家之犬”，然而他又是非常幸運的。兩度遭難后，都是經濟研究所收留了他。這個高水平研究機構聚集了當時中國一代知識精英。記得一次顧伯伯跟母親談到經濟所，戲稱這個單位是“聚寶盆”。

多年來，經濟所的一些同事給予了顧準不是親情，卻勝似親情的關愛，使他能夠在極端殘酷的社會大環境中幸存下來，并將多年來經探索、研究形成的部分思想，以文字的形式留在人間。

據母親講，顧準在生命的最后幾天心情非常不好，傷心至極，甚至可以說是絕望。他后半生雖歷盡坎坷、飽受磨難，卻依舊熱愛生命，留戀這個世界，希望借自己的不懈研究，為國家、為人類作出貢獻。他對母親說：“生活畢竟是美好的！我才59歲，真不愿意死啊，我還有很多事沒做完……”他為沒來得及把已經日臻成熟的許多思想寫出來而痛心疾首！顧準伯伯仍然苦苦期盼著孩子們來看他，時時刻刻等待著他們出現。他對前來探視的七弟聲音哽咽地反復說：“我想他們 （指他的孩子們） 想得好苦啊……”

就在臨終前十幾天，為了見到孩子們，他甚至忍受屈辱，極不情愿地在一份“認錯書”上簽了字，以換取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他的遺囑最后一句話還是：“祝福我的孩子們?！卑?，可憐天下父母心！

1974年11月16日，軍宣隊宣布給顧準摘除“右派”的帽子。按說，界線這個“障礙”這時已不復存在?？墒?，重之 （顧準的小兒子） 仍然不回來，稖頭 （顧淑林）、小米 （顧逸東） 仍然不去醫院。

經濟所領導代表組織，多次給在內蒙古插隊的顧準的小兒子顧重之寫信、拍電報，要他回來照看父親。11月24日，重之給陳敏之回了一封信，表示堅決不回來。信中說：“在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準的憎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沂且h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絕不能跟著顧準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采取了斷絕關系的措施，我至今認為是正確的，我絲毫也不認為是過分的?！?/p>

大概現在的年輕人看來，這種無情近乎匪夷所思。其實在當年的政治氛圍中，人與人之間都要“親不親，階級分”。動不動就是“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砸爛階級敵人的狗頭”。誰要是不幸被指為階級敵人，確實生不如死。那么“黑五類”的子女們要么考慮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迫于壓力，與家長劃清界限，做出這樣絕情的事情在當時并不罕見。

據母親生前回憶，死去的顧準，穿一身藏青色半舊中山裝。他兩眼不閉，嘴半張著，好像還有許多話沒講出來……

多年后，顧準伯伯的長子顧逸東，在接受 《顧準全傳》 作者高建國的采訪時說：“在父親遺體告別那天，我和姐姐淑林特意提早一個半小時就到了協和醫院，等著向父親的遺體告別。在那里我見到了父親的許多朋友。一個老先生看了我一眼，眼光像刀子一般。張純音向我們走來，她緩緩地說，父親臨終前要她轉告我們：‘我已經原諒你們了，也請你們原諒我吧?！鳖櫼輺|說到這里，已經泣不成聲，他一邊哭，一邊痛悔地喊道：“而我們，我們當時竟然一句話也沒有！一點什么也沒有表示啊……”

顧準去世后，大家決定在醫院太平間為他搞一個簡單的遺體告別儀式。正在布置會場的時候，顧準的大兒子小米 （顧逸東）、大女兒稖頭 （顧淑林） 在父親死后終于出現了。母親見到他們，氣憤地指著鼻子大聲斥責：“你們還有臉來？！你們太不像話了，父親病成這樣都不來！”

1980年2月9日，顧準恢復名譽，徹底平反。1982年，他的 《希臘城邦制度》 一書出版。他的弟弟陳敏之用該書稿費請顧伯伯的幾位生前好友在前門飯店吃飯，感謝大家過去對顧伯伯的種種照顧，我和我母親也應邀參加。席間一位年輕人朝我走來。他說：“咪咪，讓我敬你一杯，我感到很慚愧，沒臉見你……”這個年輕人就是顧準伯伯的小兒子顧重之。聽說他很優秀，是恢復高考后1979年北京市文科狀元。相信那時他已為過去對父親的所作所為后悔不已了。

顧準伯伯于1974年11月17日曾口述過一份遺囑，由他六弟陳敏之記錄，經他過目后簽字。遺囑內容都是如何安排一些身后事宜，一共四條。其中第三條是：“請六弟選擇一些紀念物品，代我送給張純音同志和她的女兒咪咪?！?/p>

母親后來對我講，她感到非常安慰，說明顧準很看重他們之間的友情。她說：“你還年輕，不懂得顧準這個人的學術思想、道德文章有多了不起！我為一生中有這樣一位志同道合的摯友而感到驕傲……”她講這話是在1975年，當時中國還處于“文革”期間，世上真正理解顧準的人屈指可數。

就在顧準伯伯辭世的幾個月后，母親突患急性類風濕關節炎，大病了一場，身上多處關節變形，幾乎不能行走。醫生說這種病的一個可能病因是精神上受到強烈刺激。母親哀傷地對我說：“我知道為什么會得這個病，因為顧準死了……”

（選自《干校札記》/徐方 著/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