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鶴梁題刻與涪州地方志

張蕾蕾 劉興亮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 重慶 400015）

白鶴梁題刻與涪州地方志

張蕾蕾 劉興亮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 重慶 400015）

白鶴梁題刻與清代涪州諸志關系密切，一方面題刻所載人物及官稱、行跡補充了大量的地方史實。另一方面，方志對于題刻內容的記載及題刻區域的描述，則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研究題刻，補足泐損、訂正訛誤。當然，就方志所載題刻本身來看，各志對于題刻的介紹與引用，差異較大，后志材料往往較前志為多。同時，文字引用極不規范。此外，諸志所錄題刻人物普遍存在厚古薄今現象，收錄并不全面。

白鶴梁 題刻 涪州 方志

白鶴梁題刻是涪州（今重慶市涪陵區）一處重要的水文題刻群，現存題刻區共有自宋開寶四年以來題刻百余段，內容涉及詩詞唱和、水文記錄、文人題記以及線雕石魚圖、觀音圖等，具有較好的歷史研究價值。然而由于自古以來，此處題刻常年沒于水下，惟逢枯水年份方可一現，故自趙宋以來雖金石學日興，但于此處題刻之研究成果卻為數寥寥，僅有研究也只是涉及題刻文字的匯錄與題刻人物的考證，而這其中最為世人熟知的就是清人所編《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以及《涪州石魚題名記》兩部著作，二書對于題刻文字引錄全面，考訂精詳，幾被視為白鶴梁研究之發端。實際上早在二書撰成之前，涪州諸方志就有對題刻文字的記載，且題刻所存信息，對涪州地方志材料的補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或因諸志所存白鶴梁題刻文字本身數量有限，且多散見于各門目之內，少有整段評述與考證，并不標注材料出處，故歷來不受學人重視，至今未見有任何成果述及。筆者不揣簡陋，擬從現存諸方志中厘清白鶴梁相關記載，就題刻史料與涪州方志的關系加以論析，不當之處，祈請方家指正。

一、巴渝方志纂修之緣起與現存涪州方志

方志學家朱士嘉先生認為，“方志記載一個地方的歷史、現實以及種種地理、風俗等，是一地地域文化的集中體現”。又云“地方志的出現，原本是為了統治者了解地方情況以便更好地實施統治”①。朱先生此觀點現已得到學界廣泛認同。

宋代以前的地方志，“詳于地理，略于人文”[1]33，主要記載山川疆域、土地物產、人口賦役等，內容多屬于地理書的范圍。自北宋代始，新修地方志才增加了人物、藝文等方面的內容。宋人樂史云“增以人物，又偶及藝文。于是為州縣志書之濫觴”[2]385。又云“后來方志，必列人物、藝文者，其體皆始于（樂）史。蓋地理之書，記載至是書而始詳，體例亦自是而大變”[2]387。這樣一來，傳統方志就由單純為政治服務走向地域文化之描述，并由此具有了更廣泛功用。

巴蜀地區歷代都重視地方志的修纂，其方志纂修無論是質量還是數量，在全國均可謂首屈一指的。東晉常璩所著《華陽國志》就被認為是我國現存最早且體例完備的一部方志，它對后世方志無論是體例還是結構形式都影響很大。此后，歷經唐、宋、元、明、清諸朝，巴蜀方志大多傳承有序，代有修纂，無論在方志體例還是方志內容上均有頗多開創之舉。而在以重慶為中心的巴渝地區，雖處蜀境偏僻之一隅，方志修纂遠不及其他地區興盛，但亦不曾中斷。因為巴渝一帶遠離蜀地政治文化中心，自然易為其他史書所忽視乃至忽略，本土所修方志的出現故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這個缺憾。同時，正是因為巴渝地區遠離正統文化區域，且疏于與內地交流，較少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其殊異的內部風俗得以保存，為巴渝方志提供了豐富的內容。據考證，現存最早的巴渝方志當屬明代纂修的《重慶府志》，該志修成于明成化間，今已無全書，不知纂修人，亦不知卷數，僅北京圖書館收藏一部殘本，存長壽、南川、綦江、江津、永川五縣之事。保存相對較為完整的則有明正德八年（1513）吳潛修，傅汝舟纂的《夔州府志》十二卷（府治在今重慶市奉節縣）。明末纂修的《合州志》不分卷，不著纂修人，亦無刻本，記事止于崇禎末年。

專就涪州一地而言，早在唐宋時期即有方志問世，白鶴梁北宋題刻《劉叔子詩并序》有文字云：“鑒湖之石魚，唐人所刻也?！秷D經》謂三五季或十季方一出，出則歲稔，大率與渝江《晉義熙碑》相似?！贝颂幩^《圖經》，即或是唐宋時期所修成的《涪州舊圖經》。除此以外，宋代所修涪州方志另有《涪州圖經》《涪陵志》，惜上述諸志均已無存。元代亦有《涪州志》纂修。據顧宏義《宋朝方志考》一書考證，“《永樂大典》卷九七六六《北崖》引錄《涪州志》一則，述及北崖書院，嘉熙兵廢”。此后巴地鏖戰不息，直至宋亡。推知本《志》撰成于元代[3]233。然此志亦已亡佚。

現今保存最為完好的涪州方志當是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董維祺修，馮懋柱纂（康熙）《涪州志》，該志三萬余字，卷首有董維祺《重慶府涪州志序》，馮懋柱《附序》，文坷、劉之益、夏國孝等三篇舊序，凡例七則，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五十三年（1714）二次修志姓氏以及目錄卷末有康熙五十四年（1715）涪州訓導孫于朝《涪州志跋》。正文分為27目附7目，共四卷。由于該志屬明季兵焚以后，舊志僅存殘帙背景下的首次編刊，甚少憑借，文獻無征，故除藝文、職官、人物稍詳外，其余門類均為簡約，且不免偶有編次失當之處。原刻印本僅見日本內閣文庫收藏一部。

康熙修志七十年之后，即乾隆五十年（1785），再有《涪州志》修成。該志由多澤厚主修，周煌等人協修，陳廷蕃等人編輯。該志以康熙舊志為基礎，旁收博采，對舊志做了大幅補訂增編，所載史料亦有較高價值。此后道光二十五年，涪州又修方志，即后世人稱所謂（道光）《涪州志》。該志由德恩修，石彥恬、李樹滋、舒廷杰纂，周克恭等人協修。全志約二十萬字，卷首有道光二十五年德恩《重修涪州志序》、徐樹楠《重修州志引》，正文十二卷，分為12綱85目附2目，體例多襲乾隆舊志。此外，自清同治以后至民國時期，另有三部涪州方志修成，分別為（同治）《涪州志》、《涪乘啟新》、《涪陵縣續修涪州志》。其中（同治）《涪州志》，由呂紹衣主修，王應元、傅炳墀總纂，譚孝達、周元龍修纂，李樹滋、文人蔚等人協纂。正文分9綱62目附3目，共十六卷?！陡⒊藛⑿隆粪u憲章修，賀守典、熊鴻謨纂，又名《涪州小學鄉土地理》，系當時學堂改章、科舉已廢背景下為初等小學堂編寫的一本鄉土志蒙學教材。全志兩萬余字，正文三卷，分為三門九十八課。作為蒙學讀物，該志語言通俗易懂，行文簡潔明了，篇制精悍短小。至于《涪陵縣續修涪州志》，修成于民國十七年（1928），劉湘主修、王蹬清監修，施紀云總纂，劉子治、施愚、蕭湘等分纂。民國十七年（1928）重慶都郵街德新公司鉛印。該志正文分12綱70目附1目，共二十七卷，內容多同舊志。惟記事續至清宣統三年（1911），除刊登舊志原載外，不少門類有所增補，較舊志更加詳盡。

二、涪州諸志白鶴梁題刻相關史料舉要

現存涪州諸志中對于白鶴梁題刻的引述主要保存于各志藝文志、人物志、古跡、仕宦等門目中，其中藝文志所引大體以題刻詩文、銘記為主。人物志則側重于對題刻者本身的關注，間或有對題刻人物生平的考訂與鋪敘。古跡則主要是為描述石梁區域的狀貌，并由此申述“石魚出水”之說。仕宦門則專記題刻所鐫涪州歷代官員之事。下面，筆者即將所輯諸志中有關白鶴梁題刻的材料條陳如下，為避免繁復，重點匯集方志名、所在門目、內容概要、原刻時代、原題名等信息。

以上所列，即是現存涪州諸志有關白鶴梁題刻的部分史料②。這其中有些是對題刻情況的宏觀記述，涉及題刻區域的形態、題刻歷史、題刻數量、題刻范圍等等。也有一些如（同治）《涪州志》中所列多是對題刻內容的直接抄錄，比如該志藝文志部分晁公遡《觀石魚記》、黃仲武等《白鶴梁刻石》、種慎思《游北巖還觀石魚記》、朱永裔《石魚記》、《嗣韻石魚詩序》、蔡惇《觀石魚記》等，俱是如此。還有一些史料則是對題刻人物的介紹或題刻內容的辯證。這部分內容各志均有存在，尤其在（同治）《涪州志》以及《涪陵縣續修涪州志》中數量最大。應當說，涪州志所記載的一些史料為今天我們研究白鶴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同時白鶴梁題刻中的題名則又是涪州諸方志重要的史料來源，比如涪州各志中宋元仕宦部分的史料，就多直接抄錄自白鶴梁題刻。

三、涪州諸志白鶴梁史料特點分析

縱觀涪州諸志，其有關白鶴梁題刻的史料雖然比重不同，側重點相異，但從整體上來說，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共同特點。

首先，對于白鶴梁題刻的介紹與題刻材料的引用，各志差異較大，但后志材料往往較前志為多。以現存最早的（康熙）《涪州志》為例，前文已有所述，該志共四卷，其中“江心石魚出水事”的記載，見于“古跡”一門，不見引錄題刻文字，專記石魚出水兆豐年之讖語，以及題刻所在區域狀況。名宦門，載趙汝廩事，其有引白鶴梁題刻以佐證趙氏涪州之治?！八囄闹尽眲t唯存杜同春《江心石魚歌》、章緒《石魚兆豐》、夏景宣《石魚兆豐》及《白鶴時鳴》等詩，對于題刻文字中所存其他詩歌、銘記等則不作抄錄。故從總體上看，（康熙）《涪州志》中有關白鶴梁題刻的內容在全志中所占比重并不大。而（乾?。陡⒅葜尽分杏嘘P白鶴梁題刻的記載則主要見載于古跡、人物、藝文等門。其中古跡所載，雖主要轉抄自（康熙）《涪州志》，“人物”、“藝文”等志內容則有所擴充。比如“人物志”中增加陳廷藩、徐上升、楊名時、文珂、湯又仲、劉昌祚、夏可洲等題刻事?！八囄闹尽敝袆t加入羅克昌《題江心石魚留別涪陵耆庶》、王士貞《江心石魚》詩，唯對題刻文字仍少直接引錄，特別是前人所題（康熙）《涪州志》中已有所述及的石魚狀況的描述，此志亦不再載錄。又，（道光）《涪州志》中白鶴梁史料亦有不同，題刻事雖仍普遍存在于古跡、秩官、文苑中，但在古跡一門中對石魚的描述較此前二志更為全面。如言題刻“白鶴時鳴”詩之背景時云，“州西有石梁橫江，集鶴無數，昔仙子爾朱者，常乘鶴至此，聲徹九臯”[4]。又言“江心石魚”時則引述宋人著錄《輿地紀勝》語，“州西鑒湖上流有石梁上刻雙魚，皆三十六鱗，一銜芝草，一銜蓮花，旁有一秤一斗，見則年豐”。并照錄王士禎石魚詩，“涪陵水落見雙魚，北望鄉園萬里余。三十六鱗空自好，乘潮不寄一封書”。對于石梁題刻的淵源，該書再引（雍正）（四川通志）云，“白鶴灘。州西一里，爾朱真人沖羽處，真人浮江而下，漁人有白石者，舉網得之，擊罄方醒，遂□□鶴仙去”。在人物門，除前述兩志所載人物，（道光）《涪州志》均有引錄外，又增加了對晁公遡、龐價孺、盛辛等人的記載，然這種直接轉引題刻的做法，仍較為簡略，并未就人物行實作進一步考釋。而在文苑一門中，（道光）《涪州志》則基本沿襲（乾?。陡⒅葜尽坊{，但對于乾隆至道光幾十年來新增題刻文字進行了收錄?，F存涪州諸方志中，真正對白鶴梁題刻進行系統介紹，并逐一引錄的當屬（同治）《重修涪州志》了，據筆者統計，該志與白鶴梁相關的文字有近六萬字，其輿地志、職官志、人物志、藝文志中均有大量的白鶴梁相關文獻。如在“輿地志”內，設置碑記目，其中收錄廣德元年碑、朱轉運詩序、劉轉運石魚詩、白鶴梁熙寧碑四、吳縝題名、楊軍州題名、郡守姚班（玨）游記、山谷碑二、龐恭孫題名、蒲蒙亨觀魚記、吳軍州紀事、毋丘兼孺題名、紹興石魚記十七、劉郡守紀事、晁公遡游記、盛景獻游記、賈振文題名、馮和叔石魚記、陶侍卿游記、曹士中題名、李玉新題名書、謝興題名、張明父游記、鄧記中題名志、蹇別駕詩序、劉叔子詩序、高應乾詩、元聶文煥題名、張八歹題識、明李寬紀事、劉沖霄詩序、七叟勝游、張楫詩、羅奎詩、典試王漁洋詩、州牧張晴湖詩等，此處雖言記目，但有些題刻實際已是全文引錄。又如“秩官志”列朱昂、趙汝廩、劉忠順、鄭令珪、黃覺、費琦、祿幾復、徐莊、趙君儀、顏亞之、韓震、鄭顗、楊嘉言、錢宗奇、杜致明、姚班（玨）、黃庭堅、石諒、吳縝、龐恭孫、王拱、林琪、張時行、盛景獻、何憲、王擇仁、鄧褒、孫仁宅、劉意彥、王之古、張維、龐仔孺、馮和叔、（種）慎思、晁公遡、龐價孺、盛辛、王季和、趙廣僖、王季和、朱永裔、劉甲等人任官時間及字號、籍貫等情況?！叭宋镏尽币镀咣艅儆巍奉}刻，列七叟劉□□、劉道、曾彥甲、劉昌祚、陳文煒、夏可洲、羅瑛等人事。此外，黃庭堅、陳廷藩、侯顯廷等人也見列于此處。（同治）《續修涪州志》最大的貢獻就是在“藝文志”中，全文照錄了當時所見題刻文字，并對個別存疑題刻進行了考證與辨析，具有較高的史料與學術價值。（同治）《重修涪州志》以后，民國所修《涪陵縣續修涪州志》對于題刻的介紹比重仍較大，但與（同治）《續修涪州志》相比仍略有不同。首先，該志同治以前文字雖照錄自（同治）《續修涪州志》，但是對于題刻內容而言，很多并未直接引錄，而是僅列其名目而已。其次，該志對于同治朝以后的題刻內容，雖然做了一些收錄與記載，但是并不全面，特別是對于清后期所刻石魚圖、線刻畫像等并未有提及。此外，該志對于（同治）《重修涪州志》所列舉的題刻人物史料，亦未能很好保存，僅于人物一門中存有部分明清以后題名人信息。

其次，題刻文字引用極不規范，訛誤頗多。由于諸志材料多陳陳相因，且在《涪陵縣續修涪州志》成書之前，始終未見有題刻拓本流傳，亦未有專門的研究性著作問世。因此，諸志中所引的題刻文字，多存訛誤。以輯錄題刻材料較多的（同治）《續修涪州志》為例，其中如著名的“姚玨等題名”，該志作“郡守姚玨游記”[5]241，并錄文“元祐癸酉正月中澣前一日，郡守姚班率幕賓錢宗奇、涪陵令杜致明、主簿張徵、縣尉蒲昌齡、武隆令袁天倪游覽，因記歲月，巡檢王恩繼至”。這其中，姚玨、張微等人之名，均釋讀錯誤。又比如，“謝興甫等題名”，該志作“謝興題名”，并錄文“長沙謝興，資中楊坤之夷叔，郡人虞會和叔，紹定庚寅上元后一日來觀石魚，子籛侍”。很明顯，志文所錄有缺字，但未加注明，考現存題刻拓本，“謝興”實作“謝興甫”?？贾谑?，謝興甫，字起□，長沙人。文行華美，氣質粹和，謹重好修，學術甚正，以殿試第五名及第，授從事郎全州州學教授?！逗髽芳反嬗小蹲嗯e蕭遵施桐姜注謝孫復謝興甫郄夢祥乞加錄用狀》[6]，據明人楊士奇《歷代名臣奏議》載，其紹定二年（1229）任涪州太守。[7]114著有《中庸大學講義》三卷，《宋史·藝文志》有其文名。另外《涪陵縣續修涪州志》亦誤將其錄作“謝興”。還比如，《向仲卿題記》，“涪陵江心石梁刻二魚，古今相傳水大落，魚出見，則時和隨豐。自唐廣德間，刺史鄭令珪已三載其事，而魚之鐫刻莫詳何代，蓋取詩人‘眾維魚矣，實維豐年’之義。淳熙五年正月三日，劉師文相約同勾晦卿、□清卿來觀，時水落魚下三尺，□人舟楫往來，賞玩不絕，因書以識升平瑞慶云。向仲卿題?！贝祟}刻（同治）《續修涪州志》于“古跡門”內僅錄其名，但所名錯誤，其云《陶侍卿游記》，很明顯是將“向仲卿”誤釋作“陶侍卿”了，而在具體題刻文字上，“同勾晦卿”，其作“同句晦卿”?！百p玩不絕”一句，又作“賞元不絕”。殊為巧合的是，上述錯誤亦均見于續修之作《涪陵縣續修涪州志》中。除上述所列諸條外，在康熙、乾隆、道光朝所修三志中也同樣存在此類錯誤，唯此三志所記史料相對較少，故錯誤亦無同治、民國所修二志集中，此處姑不一一羅列。

此外，題刻人物介紹厚古薄今，題刻收錄多不全面。清代士大夫向來就有泥古之傳統，而這種學術傾向也鮮明反映在了傳世文獻中有關白鶴梁題刻史料的擇取上。比如最為世人所熟知的清人所編《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以及《涪州石魚題名記》兩部白鶴梁題刻專著，二書對于題刻文字引錄號稱精詳，于題刻研究頗多開創之功。但是二書所錄僅限宋人所題，明清題刻盡數不錄。再如陸增祥編《八瓊室金石補正》一書所收題刻，則至明人題刻為止，明以后亦不取片言。再來看現存清人所修的涪州諸方志。（康熙）《涪州志》是目前最早記錄白鶴梁題刻的涪州方志文獻，該志所引白鶴梁題刻人物僅錄及宋代，且只集中于趙汝廩等幾個人身上，而在“藝文志”中，所錄詩詞同樣以前代詩文為主，本朝詩詞雖有記錄，但數量較少。同樣（乾?。陡⒅葜尽?、（道光）《涪州志》等也存在這一問題。（乾?。陡⒅葜尽匪}刻人至明正德敘州府同知陳旦、保寧府同知郭忩、府通判盛應期、德陽縣知縣吳璉、新繁縣知縣祁瓛、江安縣知縣徐崧、涪州知州袁宗夔等人。（道光）《涪州志》則是至天啟間“七叟勝游”詩止，并于“人物志”錄劉□□、劉道、曾彥甲、劉昌祚、陳文煒、夏可洲、羅瑛等名姓。[4]清代道光朝之前題刻所見人物，除仕宦尚有記述外，其他人之信息則極少，文字更不見有引錄。又，（同治）《重修涪州志》，“輿地志”引題刻目錄，上自端拱元年“朱昂題詩記”，下迄嘉靖二十年（1815）年《張師范題記》，而嘉靖二十年至同治九年（1870）間約五十余年所鐫題刻則不作收錄。此外，在該志“人物志”中，多有專文論及白鶴梁人物，但至晚則為康乾時期的董維祺、羅克昌等人，之后人物亦多不載。同樣，《涪陵縣續修涪州志》亦有“白鶴梁石魚”名目，其云：“相傳歷代名人留題甚多，近來水雖極涸，宋以前之刻石皆不可見。江心漸高，古今固自不同，茲將舊志所載刻石人名節錄如后。端拱元年朱轉運昂詩序，皇祐元年劉轉運石魚詩，王季和題名，熙寧元年判官徐莊，熙寧甲寅奉節縣令黃覺，熙寧七年都官郎中韓震、判官祿幾復，元豐元年吳縝，元祐六年知軍州楊嘉言，元祐癸酉郡守姚班。元符庚辰黃山谷，大觀元年知軍州龐恭孫，政和壬辰閬中蒲蒙亨，宣和四年權知軍州吳革，宣和乙巳閬中毋丘兼孺，建炎三年徐興卿，紹興壬子蔡惇又趙子遹，紹興庚申郡守孫仁宅，紹興庚申周翊，紹興壬申晁公武，又濟南張彥中、張仲通，汝南張宗忞，知涪州軍州事何憲，紹興甲子晁公遡，又杜肇，紹興壬辰州人杜與可先后題名，紹興乙亥盛景獻游記，乾道三年賈振文，淳熙戊戌馮和叔題名，陶侍卿游記，徐嘉言紀事，嘉定庚辰曹士中，寶慶二年李玉新，紹定庚寅謝興，淳祐癸卯張明父，淳祐戊申鄧季中題名，寶祐二年蹇材望詩序，寶祐判官何震午題名，劉子叔詩序，元至大辛亥聶文煥，至順癸酉張八歹題名，明洪武十七年州牧劉沖宵詩，正德丙寅按察簽事李寬詩，七叟勝游刻石，張楫詩，羅奎詩，清典試王士貞詩，太守石蘊玉詩，州牧張晴湖詩?！盵4]從中可以很明顯看出，在相關內容上，此志主要因襲（同治）《重修涪州志》而來，嘉靖二十年（1815）年以后至民國十五年（1926）志成前題刻尚有數十段，竟然只字不提。

四、小結

總的來看，涪州諸志對于白鶴梁題刻的記載相對較為集中，其中一些錄文，對于今天辨識題刻文字提供了重要的參考，特別是一些后世剝蝕嚴重的題刻，方志所載，幾成為唯一史料來源。另外，涪州諸志所記題刻人物，大多數人較少見于其他傳世文獻之中，為整理題刻人物生平提供了較為扎實的史料基礎。而修志者所作的某些初步考訂也為我們今天繼續研究白鶴梁提供了一些方向。同時，毫無疑問白鶴梁題刻也為涪州諸志編纂提供了直接的線索，比如涪州宋、元、明三朝仕宦人物，由于宋代志書《涪州圖經》《涪州新圖經》《龜陵志》《龜陵新志》《涪陵記》《涪陵志》等均亡佚無存，明人金光所修《涪州志》，夏國孝所修《涪州志》亦無跡可尋。而清修諸志中，現存（康熙）《涪州志》之前朱麟禎所修《涪州志》、蕭星拱主修《涪州志》則從無刊行，未及傳布。因此，涪州清代以前仕宦情況，自來缺略甚多，特別是知州以下官吏之更迭，幾無其他史料道及。據現存（康熙）《涪州志》載，該志修纂之時即以志局之力、訪求涪內諸碑，遍尋拓本文字，纂輯人名長編，并加考訂刪節而終成人物之志。而毫無疑問，此處所謂的涪內諸碑即包括白鶴梁題刻文字。另就各志“藝文志”而言，所錄宋明碑傳文字，有相當部分亦直接抄錄白鶴梁題刻而來。特別是（同治）《重修涪州志》以及《涪陵縣續修涪州志》二書，藝文部分幾乎遍錄宋明以來題刻文字。因此可以說，白鶴梁題刻與涪州諸志之間關系是非常緊密的。當然，由于題刻文字的特殊性，其所蘊含的信息畢竟是有限的，涪州諸志引錄題刻也僅僅是出于輯錄材料的需要，并非是充分認識到了題刻本身的歷史與科學價值。對于這一判斷，我們或許還可以從清代以來白鶴梁題刻研究的歷程，以及題刻名稱之變遷中略窺一二。

涪州諸志白鶴梁題刻收錄情況簡表

注釋

①本文所據相關概念主要據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24頁）一書，相關論述另見于周迅《中國的地方志》（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0年）、劉緯毅《中國方志史》（三晉出版社，2010年）、彭靜中《中國方志簡史》（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

②現存涪州方志中，還有成書于光緒三十一年，由時任涪州知州鄒憲章審定，州人賀守典等編纂的《涪乘啟新》，因該志又名《涪州小學鄉土地理》，雖有三卷九十八目，但內容極為簡略、淺顯，并無只言片語道及白鶴梁題刻，故表中所列諸志所引題刻內容時，特剔除此志。

[1]楊軍昌.中國方志學概論[M].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

[2]樂史.太平寰宇記[M].中華書局,2007.

[3]顧宏義.金元方志考[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德恩,等.（道光）涪州志[M].道光二十五年涪州府衙刻本.

[5]呂紹衣,等.（同治）續修涪州志[M].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Z].上海書店,1992.

[6]衡涇.后樂集[M].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宋元卷）[Z].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7]楊士奇.歷代名臣奏議[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四川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區域文化研究中心2015年度項目（項目編號：QYYJC1503）；重慶市2015年度重慶市文化藝術新聞出版廣播影視科學研究規劃青年項目，項目編號（CQYG2015014）

★張蕾蕾，文博館員，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品部。劉興亮，歷史學博士，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三峽文化研究所所長，副研究館員。

Baiheliang Underwater Inscription and Fuzhou Local Chronicles

Zhang Leilei,Liu Xingliang

(Chongqing China Three Gorges Museum,Chongqing 400015,China)

The Baiheliang underwater inscription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Fuzhou local chronicles in Qing Dynasty.On the one hand,the characters,official titles and their tracks contained in inscription are a great supplement to the local historical facts. On the other hand,the local chronicles’records of contents and description of the areas in inscription help us further study the inscription by making up with loss and correcting errors.Of course,as for the inscriptions recorded by the local chronicles themselves,the introductions and quotations of the inscription differ much in different chronicles,and the latter chronicles tend to contain more information than the former ones.At the same time,the quotations are very nonstandard.In addition,these characters recorded in local Chronicles esteem the past over the present,thus incomplete at all.

Baiheliang;underwater inscription;Fuzhou;local chronicles

K877.4

A

2015-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