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英宗·智化寺的相關史事探析
——由《英宗諭祭王振碑》引發的思考

金彩霞

(北京文博交流館，北京 100010)

【文史論苑】

王振·英宗·智化寺的相關史事探析
——由《英宗諭祭王振碑》引發的思考

金彩霞

(北京文博交流館，北京 100010)

王振的負面形象已為人所熟知，“土木之變”的罪魁禍首、明朝宦官專權的“開創者”，儼然已成為王振的代名詞。王振究竟是英宗諭祭的功德忠臣，還是后人眼中的“篡權害國”者，本文欲以智化寺內所藏《英宗諭祭王振碑》祭文為線索，在史籍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王振、英宗和智化寺的相關史事進行考證分析，以期還原歷史真實的面目。

王振；英宗；智化寺；土木之變

坐落在北京市東城區祿米倉胡同內的智化寺，是明朝司禮監太監王振于明英宗正統九年(1444)所建，至今已有570余年的歷史。目前智化寺中軸線上四進殿宇的主體建筑保存基本完整，堪稱北京市內現存最完整的明代木結構建筑群，1961年定為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圖1)

圖1 (今)智化殿

在智化寺第一進殿院的智化門內，陳列展覽的《英宗諭祭王振碑》頗為引人注目，石碑上不僅刻有英宗諭祭王振的祭文，還陰刻了王振唯一留世的人物形象。(圖2)王振、英宗和智化寺的故事，每每都從此碑說起。

圖2 王振像(拓片)

一、《英宗諭祭王振碑》簡介

據碑文落款“天順乙卯秋重陽日”，可知《英宗諭祭王振碑》立于大明天順三年(1459)九月初九日。整座碑由底座和碑身兩部分組成，碑身除與王振名字、官銜有關的部分碑文被鑿以外，基本保存完好。碑身通高1.43 米，寬0.64 米，厚0.14 米。碑額中央陰刻“皇明恩典”四個大字，兩側刻有二龍及云紋作為底襯裝飾，碑身中間陰刻祭文，下刻王振畫像，其面目清秀，服蟒袍玉帶。碑身祭文共計235字(包含被鑿文字)，祭文如下：□□□□□□□□□□，□□□忠祠□□有曰，太宗文皇帝□□□大之器，可屬倚任。仁宗昭皇帝凡有腹心之委，咸屬于振。宣宗章皇帝違豫，獨荷付托之命，正統改元，輔上承繼大統。十五年間海宇寧謐，人民樂業，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有社稷之功矣。曩者，車駕北征，□以腹心扈從，將臣失律，并以陷沒，即引刀自刎。迫今皇上復登大寶，錄舊勞，昭曠典，以篤君臣之義，以勵侍從之節。即詔招靈祭葬，蟒衣玉帶，致賻建祠，撰碑頒勑，以旌忠義，尚全始終。猗歟盛哉！誠激勸涵煦萬世綱常之圣典也。天順乙卯秋重陽日，勑命繼嗣香火僧錄覺義智化住山旌孝然勝拜與頓首述錄，宗師住持性道□□□立石。(圖3)

圖3 《英宗諭祭王振碑》(拓片)

通篇碑文都是對王振的歌功頌德，字里行間均透露出英宗對王振的主仆情深。這顯然與史料記載和世人眼中的王振形象大相徑庭。王振究竟是祭文中的功德忠臣，還是后世留名的“篡權害國”者，本文欲以《英宗諭祭王振碑》祭文為線索(以下簡稱祭文)，在史料記載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王振、英宗和智化寺的一些史事進行考證論述。

二、王振的入宮始末

祭文載：“太宗文皇帝□□□大之器，可屬倚任。仁宗昭皇帝凡有腹心之委，咸屬于振。宣宗章皇帝違豫，獨荷付托之命，正統改元，輔上承繼大統。十五年間海宇寧謐，人民樂業，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有社稷之功矣?！?/p>

其一，據智化寺內智化門前所立《敕賜智化禪寺報恩之碑》稱：“臣(振)竊唯一介微躬，生逢盛世，爰自早歲，獲入禁庭，列官內秩，受太宗文皇帝眷愛，得遂問學，日承誨諭。既而俾侍仁宗皇帝于青宮，復蒙念臣小心敬慎，委以心腹之任，暨登大寶，屢加顯庸。宣宗皇帝臨御，猥以久在侍從，眷顧有加。龍馭上升之日，遂荷付托之重?！边@段記載與《明史.宦官傳》的記錄“王振，蔚州人。少選入內書堂。侍英宗東宮，為局郎”基本吻合，[1]可信度較高。又有正統十一年(1446)，英宗賞賜太監，專門頒布敕文稱贊王振“性資忠厚，度量宏深。昔在皇曾祖時特以內臣選拔事我皇祖，深見眷愛，教以詩書，玉成令器。委用既隆，勤誠益至。肆我皇考，念爾為先帝所器重，特簡置鄭左右?！盵2]《罪惟錄》記載：“宣德中，使(王振)侍太子，講讀，太子雅敬憚之，為東宮局郎?！盵3]對照以上幾則材料，與祭文的前半段記載基本吻合，因而祭文前半段的可信度較高，可見王振應是入宮以后得到太宗賞識，遂得以讀書。*多有史料記載王振入宮前曾為教官之說，何孝榮先生持反對意見，對其進行了考證，見何孝榮·太監王振曾做過儒學教官嗎？[J].文史知識，2010(10).

學成之后被選到仁宗身邊，“小心敬慎”，委以重用。至宣德時，宣宗顧念王振受仁宗眷愛，特命其入侍英宗東宮，為東宮局郎。英宗時期，提拔王振為司禮監太監。

其二，祭文稱王振輔佐英宗第一次統治期間，海宇寧謐，人民樂業，有社稷之功，是有意夸大了王振的功績。據記載，英宗第一次統治期間(1435-1449年)，賦稅、徭役、自然災害等因素時常引起民間動亂和起義。從1439年至1449年近十年交戰的麓川之役，耗費了明朝大量的人力物力，致使大軍疲憊、國庫虧空，對北方蒙古瓦剌的防御空虛。[4]1449年發生的“土木之變”更是“曠世所無之奇禍”，*于冕在《于謙行狀錄》中指“土木之變”為“曠世所無之奇禍”，參(明)黃訓.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二·元明史料叢編·第一輯[M].臺北：文海出版社據明嘉靖刊本影印，1984.119.造成英宗被俘下野，朝廷易主的局面，著實不符祭文中社稷之功、太平盛世的祥和景象。

三、王振與“土木之變”

祭文載：“曩者，車駕北征，□以腹心扈從，將臣失律，并以陷沒，即引刀自刎?！?/p>

關于“土木之變”祭文未提王振的任何過錯，仍然贊揚他以腹心扈從英宗車駕北征。然而后人對王振的評價確已定性為“論十惡莫如其罪，雖萬死猶有余辜?！边@些關于王振的負面評價起初見于正統、景泰之際，在明中期以后反復出現并載入史冊，逐漸固化為一種明人對宦官形象的典型性描述。[5]其實通過對“土木之變”整個事件的細節分析，關于王振的評價仍有許多可商榷之處。

(一)“土木之變”的成因

明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明英宗及司禮監太監王振率領當朝文武大臣和數十萬明軍北上親征瓦剌部*關于親征部隊人數，有考證稱25萬。參見李新峰.土木之役志疑[J].明史研究，1999,(06)：109-115.。八月十五日，明軍在(今)河北省懷來縣土木堡全軍覆沒，英宗被俘，扈從大臣陣亡者數十人，王振亦死，史稱“土木之變”。關于“土木之變”發生的原因，通常的說法是，正統十四年(1449)“時也先貢馬互市，中官王振裁其馬價，也先大舉入寇，遂致土木之變”。[6]《明史紀事本末》卷32《土木之變》的記載也大致相同：“正統十四年春二月，也先遣使二千余人進馬詐稱三千，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使回報，遂失和好?！薄侗笔逛洝分幸苍岬健敖蛲跽駥?，減少馬價，也先漸怒，逐謀大舉”?？梢姾芏嗍芳页忠蚕饶舷率且蛲跽駵p少馬價所致。

近來有研究者持反對態度，*郝黎·智化寺相關史事考辨·北京文博：http://www.bjww.gov.cn/2005/8-23/141718.html，2005年9月1日.李沛沛·重評王振[D]·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筆者也認為王振減少馬價只是當時態勢的一種借口，而非直接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瓦剌部作為北元的一支，14世紀40年代以后勢力逐漸崛起，太師也先逐漸統一了草原，構成明朝巨大的邊防壓力。而這種壓力，最終以也先四路南下攻掠的形式，變成了現實威脅。[7]而王振的砍減馬價不過是也先南下的托辭罷了。之所以王振成為“元兇”，更多的是當時的人們對惡貫滿盈的王振所持的一種憤恨情緒,或者是士大夫文官集團對王振為代表的宦官集團排斥情緒的表達。[8]實則王振在減少馬價這個問題上并沒有過失之處，而是站在了捍衛國家利益的制高點,雖不至稱為有功，卻也無過，更不是也先出兵的直接理由。

(二)“土木之變”的過程

“土木之變”的過程處理使王振被定性為“篡權害國”者載入史冊。首先是王振“挾帝親征”，其次是親征招致明軍的覆師土木，讓朝臣們對王振進行了徹底的清算。隨著近年來對王振和“土木之變”研究材料的增多，對傳統意義上王振的負面認識有所逆轉，王振雖惡名昭昭，卻不至于如史籍所載的罪不可恕。

1. 王振的“挾帝親征”

關于土木之變英宗親征的說法，《明英宗實錄》記載：“......邇者胡寇犯邊，止宜命將討罪。緣(王)振乃山西人，因見大同有警，逼協圣駕親征......”[9]認為英宗親征是受王振考慮家鄉大同受警逼脅所致?！睹魇贰防^承該說法：(正統十四年，1449)秋七月，也先大舉入寇，振挾帝親征。廷臣交諫，弗聽。[10]在“逼脅”之外，還有“勸成”一說?！睹饔⒆趯嶄洝肪?80稱：“車駕發京師親征，是舉也，司禮監太監王振實勸成于內，故群臣雖合章諫止，上皆不納?！盵11]李實在其所著的《北使錄》中指王振“請上出征迤北”[12]，而劉定之在《否泰錄》中只記王振“勸上親征”[13]。關于王振是否“挾帝親征”，有學者進行了詳實的論述，作者稱翻檢明廷的官方記錄，王振在正統朝的昭彰惡跡被史家盡情揭露，卻無英宗親征出于王振“挾迫”的任何記錄，認為王振在英宗親征這件事上至多扮演了勸成的角色，[14]“逼脅”“挾持”云云乃是被告王振在缺席永無申辯情況下的控告。[15]

實際上，明英宗和朝廷大臣對瓦剌一直以來的威脅是有清醒認識的，當英宗得知瓦剌南侵情報后，明廷即展開積極的備戰。[16]“(正統十四年七月十一日)是日，虜寇分道刻期入寇。也先寇大同，至貓兒莊，右參將吳誥迎戰，敗死；脫脫不花王寇遼東，阿刺知院寇宣府，圍赤城，又別遣人寇甘州，諸守將憑城據守。報至，逐議親征?！盵17]可見，因明軍貓兒莊戰敗，英宗可能意識到局勢惡化，認為有親征的必要性，于是頒布了親征詔令。按照事情的發展脈絡來看，英宗下詔親征也算有理有據，王振作為英宗的貼身侍臣，應該是從旁給予親征的建議，或者是基于戰爭態勢分析，“勸上親征”。似乎看不出“挾帝親征”的軌跡。另有“英皇(英宗)追慕先烈，才一啟行，六師俱覆，謀雖發于王振，斷必決于圣衷”的說法。[18]英宗的御駕親征本身就是對祖先武功的效仿與致敬，王振只是從旁勸成而已。

2.“土木之變”的過程

“挾帝親征”是王振被指責的罪名之一，其罪名之二就是因王振的個人錯誤指揮和回師繞道導致了土木之變的敗局。當時的評判者們完全不考慮“天時地利人和”各個環節所出現的問題，而將滿腔的怒恨全部清算在王振的頭上，這未免有失公允，盡管王振對“土木之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不應該是全責。

據史籍記載，土木之變的過程是：七月十四日，英宗下詔親征。十六日，親征隊伍出發，“命下踰二日即行，扈從文武吏士皆倉猝就道云”[19]。不日“至大同，振欲進兵北行”，遭到廷臣反對。后雷雨大作，鎮守大同的太監郭敬密報前方的危急，“勢決不可行”[20]，“行則必墮虜計”[21]，王振震驚之下才準備還師。在回京的途中，王振放棄了由大同經紫荊關入京的既定路線，轉行蔚州，“振，蔚州人，因欲邀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禾稼，行四十里，復轉而東?！?“十三日，駕至土木，去懷來僅二十里。眾欲入保懷來，以王振輜重千余兩未至，留待之。廷臣上章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不報。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敵沖......”。[22]此時遇到瓦剌軍隊的明軍完全沒有戰斗力，明軍徹底潰敗，英宗被俘，朝臣陣亡數十人，王振亦死。

從以上記載來看，似乎確實是王振的指揮失誤和種種個人因素導致了明軍的覆敗。近來有學者提出質疑，認為即使權威的《明英宗實錄》《明史紀事本末》者，難免有錯簡亂丁，尤其是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的相關說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23]作者認為這些記載多有日期和地理上的錯誤及前后矛盾，并將回師過程按照時間系列和空間位置進行了還原，得出結論：其一，自大同回師是原定計劃，并非王振一時畏懼作出的決定。其二，《明史》載“自此趨紫荊，裁四十余里”，谷應泰所言“行四十里，復轉而東”，均有誤，實際上，“四十余里”是回師路線相對出師而言的繞道里程，對英宗行軍作戰沒有實質上的影響?；貛煴瘸鰩煻嗷ㄒ惶斓臅r間，是天氣原因造成的，和王振沒有關系。其三，所謂的回師繞道，是英宗一直在試圖找尋瓦剌執行原定計劃，而王振的一己之私肆意改變行軍路線的記載，其歷史真相很可能是王振為主子打圓場作出的頂缸姿態。[24]以上結論，筆者以為盡管有些觀點有推測成分，但是作者從“天時、地利、人和”不同層面進行了分析，較之史籍將矛頭只指王振的說法更為客觀。事實上，英宗本人的意志決定了政局的走向，主要責任在于英宗，而非王振。[25]加之天氣原因，戰場諸多因素的不確定性都可能成為戰敗的原因。另外，當英宗親征軍到達土木堡時，包括懷來城在內的宣府鎮北東路十一座城早已被棄防，因此在明軍被瓦剌大軍包圍時，既無法進入懷來城憑城自保，也無法獲得側翼支援。[26]這不得不說是明軍覆沒的重要原因之一，從中也可以看到當職朝臣的失職，進而理解了王振被推向風口浪尖的緣由可能更多的是推卸外廷自身無能失職的責任。

(三)王振形象的成因

現今所見對王振形象的描述，散見于明清各種官方與私人編撰的史籍，皆是專權誤國，千古罪人諸如此類。通過以上論述分析可知，王振并沒有史籍描述的那樣罪大惡極。之所以王振形象被定性化，應有如下幾種原因：

第一，王振得勢后的貪酷行為，激怒當朝官員。據史籍記載，正統七年，太皇太后駕崩后，王振仰仗英宗的榮寵，逐跋扈不可制。比如“國子監祭酒李時勉待王振無加禮，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枷國子監前”。[27]王振迫害忠直大臣，大肆引進邪佞之徒，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官員“無大小皆望風拜跪，舉朝以父翁稱”[28]。由于王振本人的貪酷作為，招致多數官員對其表面恭順，實則仇恨的心理。這無疑成為王振身荷惡名的原因之一。

第二，王振被作為平息“土木之變”的終結者。一是土木之變的發生，大明舉國上下受到震動。為了穩固局勢，安定人心，將王振作為突破口(王振昔日的惡貫滿盈成為安撫人心的最佳人選)，在最短的時間內平息因戰事失利而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危機時刻國家統治上層刻意制造的輿論導向，用來化解內部危機的一種手段。二是朝臣們在王振缺席的情況下，極力將罪名推向王振，撇清自身甚至是推卸本應擔負的責任，以求自保。三是王振代英宗承擔罪名。親征戰略本是英宗的決策，結果造成土木之變的慘敗，朝臣們無法指責英宗，只能將矛頭對準英宗的親信寵臣王振。

第三，王振被士大夫文官集團作為典型無限放大，成為排斥宦官集團的集中表達。從更深層次講，當時的士大夫群體有意將罪過歸于王振的意義不僅在于表達對王振個人行事的憤恨情緒，而是將王振作為宦官典型，以其形象的標準化認識作為制約皇權傾向宦官一派的重要原則。在一定程度上，當朝的士大夫群體有意夸大了王振對朝局走向的影響力，宦官干政形象有被建構的虛擬屬性。[29]

總之，王振在缺席被告席的情況下，以干政禍國的形象被逐漸固化，更多的是體現出士大夫文官集團爭奪話語權以及專制君主體制下獨特的政治清算，以及清朝統治合法性的現實需要。[30]

(四)王振的死因

關于王振的死因，最常見的說法是“護衛將軍樊忠者，從帝旁以所持棰捶死振，并曰：‘吾為天下誅此賊！’”[31]《國史唯疑錄》也稱“聞振實為護駕將軍懋忠以所持瓜錘死”有學者指出，這種說法不可靠，“如果確實為樊忠或者懋忠殺死禍國殃民的王振，以弘揚正義的史家絕不會吝嗇自己的筆墨對這位英雄大書特書，然而在明朝的史籍中卻并未見到這位將軍的英雄事跡。文中還提出《明書》載王振死于敵方之說”。作者還認為王振死因最不可能的就是自殺，祭文所書的“引刀自刎”只是英宗為了掩蓋歷史真相，保全王振的名聲而已。[32]筆者恰恰認為自刎可以成為王振之死的一種解釋。其一，從王振與英宗情感的層面上講，王振眼見明軍全軍覆沒，英宗被俘，自己沒有盡到保護主子的責任，愧對英宗的恩德，甚至是愧對前朝幾位皇帝對他的厚愛，無顏茍活于世，于是“引刀自刎”。其二，從王振考慮當朝對他處置的層面上講，王振面對“土木之變”的慘敗局面，盡管只是從旁勸成英宗親征，但自知難逃罪責，與其回朝受審被處死，不如自行了斷?！睹魇贰酚杏涊d：“敵見大軍止不行，偽退，振遽令移營而南。軍方動，也先集騎四面沖之，士卒爭先走，行列大亂。敵跳陣而入，六軍大潰，死傷數十萬。英國公張輔、駙馬都尉井源、尚書鄺野、王佐、侍郎曹鼐、丁鉉等五十余人死之，振亦死?！盵33]從上述記載可以判斷，王振是死于也先發動的突然襲擊，然而是敵是我，被殺還是自殺，仍然尚難判斷，自然也不排除存在自殺的可能性。

四、英宗與王振的主仆情深

祭文載：“迫今皇上復登大寶，錄舊勞，昭曠典，以篤君臣之義，以勵侍從之節。即詔招靈祭葬，蟒衣玉帶，致賻建祠，撰碑頒勑，以旌忠義，尚全始終?！?/p>

此段祭文基本與史籍記載吻合?！睹饔⒆趯嶄洝酚涊d，天順元年(1457)冬十月，太監劉恒等稱王振“恭勤事上，端謹持身，左右贊襄，始終一德，陷沒土木，歲久未沐招葬”，英宗命賜“葬祭”[34]。劉恒等言不過是摸準了英宗“憫念”王振之情，做順水人情罷了。經歷了“土木之變”“奪門之變”等諸多變故后，復辟的英宗不僅沒有清算王振在“土木之變”中的罪責，反而對王振念念不忘，且在復辟的當年就對王振進行葬祭。天順三年(1459)，僧錄司右覺義兼智化寺住持僧然勝，奏請為王振賜旌忠祠并立碑，英宗“命禮部議之”[35]，祀之智化寺。[36]至天順六年(1462)，英宗又因龔然勝的奏請，賜智化寺大藏經及敕諭，“以慰(王)振于冥漠”[37]*智化寺的如來殿內現存有存放明英宗御賜《大藏經》所用的曲尺形藏經柜及《英宗頒賜藏經碑》。。

對于英宗對王振“生死不替”的寵眷，讓明代以來的史學家們無不困惑感嘆。高岱說：英宗“追褒王振，賜旌忠祠，則誠不知其故”[38]。李維楨說：英宗“能誅石亨、曹吉祥，而卒不罪王振，則事之不可知者也”[39]。谷應泰更是感嘆“(英宗)招魂榆塞，雕木浮屠，為振復讎，貽譏后世，何其謬哉?？贾?、瑾、忠賢，皆蒙主眷，而沒后追思，惟振一人?！盵40]《明史》有云：“王振擅權開釁，逐至乘輿播遷。乃復辟后，又追念不已，抑何其惑溺之深也?！盵41]

通過前文分析，筆者認為，英宗對王振如此追念不忘，不僅僅是“惑溺之深”而已。其一，“土木之變”發生之前，王振盡心侍奉英宗二十余年，讓他們結下了深厚的感情，英宗對王振“嘗以先生呼之”[42]，對其寵信自不必說。其二，“土木之變”以后，英宗不僅沒有清算王振的“篡權害國”，反而追思建祠，葬祭以慰王振在冥漠之靈。有學者認為，“英宗對王振的肯定，與英宗做皇帝的合法性密切相關”。[43]筆者認為此觀點可以作為英宗諭祭王振的一種解釋，然而英宗復辟后對王振的追念，筆者以為和“土木之變”當有關系。王振在“土木之變”中被冠以“挾帝親征”、錯誤指揮、繞道回師等罪名，如若這些罪名成立，英宗因此而被俘漠北、丟掉皇位，即使英宗對王振有再深厚的感情，也不會就當此事沒有發生一樣，復辟之后依然感念他的“王先生”。土木之變的過程中，王振究竟做錯了什么，英宗作為當事人應該是最清楚不過的。所謂的邀請圣駕臨幸蔚州第宅又恐踩踏田地繞道而行，以等待王振的私人物品延誤入城的罪名，很可能都是王振為英宗打圓場作出的頂缸姿態，畢竟英宗是親征的決策者，在北上的過程中英宗也一直在按原定計劃找尋瓦剌部隊。[44]所以，英宗復辟后當年就對王振進行了葬祭，以追念王振的君臣之義，侍從之節；并于天順三年賜建旌忠祠；天順六年賜智化寺《大藏經》，王振家廟的智化寺在英宗的庇護下一直興盛不衰直至清朝。天順元年二月，英宗為王振的舊黨馬順進行了平反，令馬順之子馬升“世襲副千戶，本衛帶俸差操”[45]。七月，英宗又“命故太監王振家屬在遼東鐵嶺衛充軍者，放回京衛充軍?！盵46]如果說“葬祭”王振只是英宗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英宗只需作出一種姿態即可，而不是實實在在的為死后的王振做事。

綜上可見，復辟后的英宗對王振追思葬祭，其用意并不是不可知，很可能是土木之變中王振為英宗所作的頂缸姿態，讓英宗“錄舊勞，昭曠典，以篤君臣之義，以勵侍從之節”。

五、王振與智化寺的興建

興建智化寺雖是作為王振的家廟，卻也是他對報答英宗恩德的一種表達方式。正如智化門前所立《賜敕智化禪寺報恩之碑》的記載：“悉捐己資，僦工市材，建茲寶剎......天地雖未嘗責報于萬物，而萬物自不忘生成之德；圣人雖未嘗責報于臣下，而臣下之心自不能忘恩德之重......"由碑文可知，王振自己出資興建智化寺，是因受到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皇帝的厚愛，故而建智化寺以報答祖先的庇護和皇帝的恩寵，并且借機為國家祈福，教化民眾。

碑文的記載應當可信，王振能夠擔任司禮監太監，就是在成祖、仁宗、宣宗，尤其是英宗皇帝的提拔實現的，感恩之情實屬自然。今人多論王振擅權，指責他侵奪英宗的皇權，如若事實如此，英宗和王振何以相處自得，實則王振勢起反而是英宗權力強化的一種表現，對王振的批判只是士大夫文官集團爭奪權力的表達方式[47]。王振借勢可能有戕害大臣的行為，但是對于英宗應該是心懷恩德之情的。有學者從佛教文化角度研究認為*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陳捷教授在智化寺的講座：古建解碼—智化寺佛域空間構成解析。，智化寺現存的如來殿、藏殿及其他各殿形成的建筑群體，共同構建了智化寺的佛域空間，如來殿二層等級最高，藏殿次之。藏殿供奉的是毗盧遮那佛，如來殿二層作為整個佛域空間的最高等級位置，理應供奉地位更高的佛。實際上在如來殿二層頂部裝飾的蟠龍藻井成為了核心，這不僅反映了智化寺佛域空間構建受到了皇權的影響，同時也體現了王振對明四朝皇帝尤其是明英宗的敬仰和感恩之情。

總之，王振為報答英宗的恩德而興建智化寺，英宗為憫念王振，在智化寺為其建祠立碑。智化寺成為英宗與王振主仆兩人情感寄托之地。在英宗的庇護下，智化寺一直興盛不衰，直至乾隆七年(1742)，時人沈廷芳目睹智化寺香火不絕，逆臣之像，儼居高座，遂“奏請仆毀王振塑像”[48]，智化寺從此由盛轉衰，《英宗諭祭王振碑》的殘缺碑文即是在此背景下被鑿去的。

六、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以《英宗諭祭王振碑》祭文為線索，對王振的入宮始末、王振在土木之變中被定性的負面評價以及英宗與王振的關系等方面進行了考證論述。其一，王振是入宮以后才得以讀書，因其小心敬慎，被仁宗委以重用，宣宗特命王振在東宮侍奉英宗，為東宮局郎；英宗時期被提拔為司禮監太監。其二，“土木之變”的真正原因是14世紀40年代以后瓦剌勢力崛起，太師也先逐漸統一草原構成了明朝巨大的邊防壓力，王振減少馬價不過是瓦剌出兵的借口；關于史籍將土木之變的失利原因歸于王振個人有欠公允，王振負面形象的定性當是危機時刻國家統治上層制造輿論導向化解內部危機的一種手段，也是士大夫文官集團爭奪話語權以及專制君主體制下獨特的政治清算；王振死于也先發動的突然襲擊，尚難判斷敵我，也不排除自殺的可能性。其三，英宗復辟后，不僅沒有清算王振在土木之變中的罪過，反而為王振葬祭、建祠立碑，以告慰王振在漠北的亡靈，筆者以為很可能是土木之變中王振為英宗所作的頂缸姿態。其四，智化寺成為英宗與王振主仆兩人情感的寄托之地，在英宗的庇護下智化寺一直香火不絕，直至清朝以后由盛轉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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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 丹】

K872;K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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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12

金彩霞(1985-)，女，河北張家口人，助理館員，主要從事博物館展覽、古建、佛教文化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