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陽里2號在中共創建中的歷史地位

陳安杰

[摘 要]

在風雨飄搖的20世紀20年代，地處上海中心城區的漁陽里成為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地，其中，漁陽里2號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從醞釀到誕生的整個過程。這里是多種進步刊物的創辦地，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組織地，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的創建地，中共一大召開的籌劃地，中國共產黨中央局的辦公地，在中共黨史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關鍵詞]

中國共產黨；老漁陽里2號；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共產黨早期組織

[中圖分類號] D23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928X（2017）02-0008-04

20世紀20年代前后，上海的環龍路和霞飛路建有兩條里弄石庫門建筑，被稱為“漁陽里”。環龍路漁陽里（現南昌路100弄），習慣稱為“老漁陽里”，建于1912年，房屋坐北朝南兩層磚木結構，共8幢。與環龍路漁陽里相通，坐落在其北面的是霞飛路漁陽里（現淮海中路567弄），于1917年建成，稱之為“新漁陽里”，此處建筑規模較大，有住宅33幢。新老“漁陽里”相隔不過五百米，當年同屬法租界。1921年，兩弄產權易歸陳銘德，同時改名“銘德里”，于是又以南北相區別，俗稱為南銘德里和北銘德里。1957年，兩弄按原貌進行了修復，又復稱“漁陽里”。坐落在淮海中路的“新漁陽里”6號，現已開辟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紀念館。相較于新漁陽里6號，老漁陽里2號還沒有引起相關部門的足夠重視，學界對此關注也較少。本文將聚焦老漁陽里2號，探尋它對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所做出的歷史貢獻。

陳獨秀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后改為《新青年》，寄望青年人能走在時代的前列，做有為有志青年。1917年，陳獨秀應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后，《新青年》隨之遷往北京出版。1920年，陳獨秀由北京回上海，《新青年》也隨之遷回，編輯部設在老漁陽里2號，這里也是陳獨秀的寓所。

陳回到上海后，便邀請在上海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幾位同仁商量《新青年》復刊之事。參與商談的有《星期評論》的編輯李漢俊、沈玄廬以及《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的編輯邵力子等人。時隔不久，李達從日本回國，也被邀請協助做編輯工作，并入住老漁陽里2號樓上房間。5月，又邀請陳望道加入編輯部。在上海復刊的《新青年》，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先后刊登了列寧的《民族自決》《過渡時期的經濟》、蘇俄《勞動法典》等經典著作，成為宣傳馬列主義理論和思想的重要前沿陣地。1920年，陳獨秀把《新青年》第7卷第6號開辟為《勞動紀念號》?？?，深入介紹各地勞動組織和勞動狀況，啟發工人階級的思想覺悟。他發表公開談話：“僅有學界運動，其力實嫌薄弱，此足太息者也?！盵1]此番話表明僅靠學生和知識界的救國運動已遠遠不夠，需要轉向革命的工人運動，而上海恰是中國工人運動的中心。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是人口接近230萬的中國第一大城市，其工人人數就超過了50萬，占全國200萬產業工人的1/4。陳獨秀深入勞工團體中調查研究，加強與工人組織的聯系。他在出席由上海碼頭工人發起的“船務棧房工屆聯合會”成立大會上，發表了《勞動者底覺悟》的精彩演講，稱頌“社會上各項人只有做工的是臺柱子”，“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2]1920年的五一勞動節紀念活動，是中國革命知識分子走向工人運動的第一步。

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積極致力于向工人階級傳播馬克思主義，于1920年8月15日創辦了專門向工人宣傳革命理論的通俗讀物——《勞動界》周刊。這是革命知識分子創辦的第一個工人刊物，成為向工人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的重要載體?！秳趧咏纭分芸钍芄と说臍g迎，發行量較大，還影響到其他城市相繼創辦了工人刊物，如北京創辦了《勞動音》、廣州創辦了《勞動者》。9月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以《新青年》為依托，成立新青年社，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公開出版發行機構。為進一步加大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11月7日，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的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創刊。在這期間，出版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如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李達翻譯的《馬克思經濟學說》、李漢俊翻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等等。這些刊物和出版機構均設在老漁陽里2號。

一、多種進步刊物的創辦地

20世紀20年代前后，與馬克思主義同時在中國得以傳播的還有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工團主義、修正派社會主義以及日本的新村主義等，這些都打著所謂“社會主義”的招牌，致使一部分有志青年受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誤入歧途。為推動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在工人隊伍中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引導人們認清真正的社會主義，有必要盡快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920年5月，陳獨秀邀請星期評論社的李漢俊、戴季陶、沈玄廬，《民國日報》副刊的邵力子以及陳望道、施存統、李達等人商討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據親歷者陳望道回憶，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一個秘密的組織，沒有綱領，會員入會也沒有成文的手續……那時候，我們時常在環龍路漁陽里開會，陳獨秀住在那里，我后來也搬到這里來住”[3]。從這段口述來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組織地點是在陳獨秀的寓所——老漁陽里2號。

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繼北京李大釗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之后，中國出現的最早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團體之一。研究會基本由三部分成員組成：一是留日學生，如李漢俊、李達等人；二是杭州第一師范的師生，如陳望道、施存統等；三是國民黨的部分成員，如戴季陶、邵力子等。這些人都住在法租界漁陽里附近，經常在陳獨秀的寓所談論政局時勢。據邵力子的回憶，商務印書館的沈雁冰、楊賢江也時常參與研究會的討論，但沒有正式參加研究會。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主要通過座談會、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以及寫文章來宣傳馬克思主義。在研究會的核心成員中，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文章寫得較多，他們都有日本留學背景，所需馬克思主義書籍主要從日本帶回國內，相較于其他成員，對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了解得更多。

隨著研究會活動的深入開展，特別是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以維經斯基為代表的共產國際工作組來華開展建黨工作，提出建立共產黨組織。是年五六月間，在老漁陽里2號陳獨秀的寓所召開了座談會，商討建黨事宜。由于研究會成員復雜，存在著不同的意見，有的后來甚至成為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急先鋒。戴季陶明確表示研究社會主義的真正目的是為了預防中國實現社會主義，他堅持信奉三民主義，只能退出研究會。張東蓀退出的理由是，“他原以為這個組織是學術研究性質?，F在說就是共產黨正式成立前的預備組織，那他就不能不退出，因為他是研究系，他不打算脫離研究系”。[4]陳獨秀作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書記，對建黨堅定不移，沒有因為研究會成員的退出而動搖，之后又多次在其寓所召開座談會商討創建共產黨早期組織。

二、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組織地

1920年6月，在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等人在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陳獨秀寓所開會決定成立共產黨。據施存統回憶：陳獨秀、李漢俊、沈仲九、劉大白、陳公培、施存統、俞秀松，還有一個女的（名字已忘），在陳獨秀家里集會，沈玄廬拉戴季陶去，戴到時聲明不參加共產黨，大家不歡而散，沒有開成會。第二次，陳獨秀、俞秀松、李漢俊、施存統、陳公培五人，開會成立共產黨，選舉陳獨秀為書記。并由上述五人起草黨綱。[5]黨的名稱初步命名為社會共產黨，后陳獨秀寫信征求李大釗的意見，定名為“共產黨”。張申府回憶此事時這樣寫道：“關于黨的名稱叫什么，是叫社會黨，還是共產黨，陳獨秀自己不能決定，就寫信給我，并要我告訴李守常。信寫的很長，主要講創黨的事……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產黨?！盵6]

維經斯基于6月在上海給俄共（布）中央遠東局海參崴分局的工作匯報中是這樣寫的：“我們主要從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中心組織?！嫒簳辏ㄖ感虑嗄晟纾┛梢宰鳛橐粋€核心把這些革命團體團結在它的周圍……當地的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陳獨秀），現寫信給各個城市的革命團體，以確定會議的議題以及會議的地點和時間。因此，這次會議可能在7月舉行。我們不僅要參加會議籌備工作（制定日程和決議），而且要參加會議?！盵7]不久，維經斯基在上海召開“最積極的中國同志”會議，陳獨秀、李達、李漢俊、沈玄廬等出席了會議，并在會上堅決主張建立中國共產黨。這次會議為不久成立共產黨組織奠定了基礎。

8月，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正式成立，命名為“共產黨”，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創始成員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骨干，他們是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時在日本）、楊明齋、李達。此外，其成員還包括邵力子、沈雁冰、李啟漢、林祖涵、李中、沈澤民、周佛海、袁振英、李季等。開會地點在陳獨秀的住處——老漁陽里2號。會議推舉陳獨秀擔任書記，并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織支部?！吧虾５墓伯a黨早期組織通過寫信聯系、派人指導或具體組織等方式，積極推動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實際上起著共產黨發起組的作用?！盵8]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都與上海黨的早期組織有關。據李達回憶，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成立后，陳獨秀、李漢俊在全國各地發起組織共產黨。從1920年8月至1921年春，先后在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濟南、日本以及法國都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名稱不一，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成立時稱為“共產黨”，后稱“中國共產黨”；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起初稱“共產黨小組”，后改稱“北京共產黨支部”；廣州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稱“廣州共產黨支部”；武漢的早期組織稱為“武漢共產黨支部”；濟南稱為“共產黨小組”。各地共產黨組織盡管叫法各不相同，但都具有政黨的特征，為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做好了組織上的準備。

三、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的創建地

隨著各地早期黨組織創建工作的相繼完成，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維經斯基也圓滿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使命，在中國駐留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后，于1921年春離開上?；貒?。接替他的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俄共（布）遠東局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他們在老漁陽里2號與代理書記李漢俊、李達進行了幾次磋商，認為中國已具備召開會議的條件，建議盡快召開全國黨的代表大會。由于陳獨秀在1920年11月就接到廣東省長陳炯明的電報，邀請到廣東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離開上海后，由李漢俊擔任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的書記。后李漢俊在一些問題上與陳獨秀產生分歧，不愿再擔任代理書記。從1921年2月起，上海早期黨組織的代理書記由李達接替，并負責中共一大召開的籌備工作。李漢俊、李達分別寫信給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通知分派兩名代表來上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各地黨組織接到邀請信后，積極響應上海黨組織的建議，并以各自的方式選出各地的代表。北京的李大釗由于兼任“八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主席，正領導八校教職員與北京政府進行索薪斗爭，不能出席這次會議，便推選張國燾和劉仁靜為代表參會。陳獨秀因在廣州兼任大學預科校長，正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難以離開，于是便派包惠僧出席中共一大，并帶去親筆信。由于上海早期黨組織起到了發起組的作用，上海又是會議的召開地，其籌劃地就在李達的住處——老漁陽里2號。這樣他們就承擔了大會的籌備、聯絡和會務等工作。

1921年7月23日，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悉數到達上海。按照會務組的安排，除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住在家中，陳公博攜新婚夫人住在南京路大東旅社外，其余代表安排住在法租界白爾路389號（今太倉路127號）博文女校內。這是李達夫人王會悟通過私人關系找到時任博文女校校長黃紹蘭，以“北京大學師生暑期旅行團”的名義，租借教室召開“學術討論會”。中共一大的前兩天是在博文女校召開的，代表們擬定了會議議程，并聽取了各地代表的匯報，交流了建黨、建團的經驗。博文女校被稱之為一大的“開幕會”。據張國燾的回憶，起初開會地點設在“博文女校的課堂，多數代表也就寄住在這間學校里”。[9]包惠僧也回憶說像是一次“預備會”，陳潭秋則把其稱之為“開幕式”。

之后，正式會議在李書誠和李漢俊的寓所，法租界望志路106號舉行。參會人員是來自全國七個地區的13名代表，此外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也出席了會議。大會原定由陳獨秀主持，由于他沒能參會，臨時推選張國燾主持會議。在第六次會議進行過程中，一個中年男子突然闖入會場，東張西望，說是要找“社聯的王主席”，接著又說走錯了地方，隨后便匆忙離開。后來得知此人正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長程子卿。具有豐富斗爭經驗的馬林立即建議終止會議，分散離開會場。果不出所料，不到一刻鐘功夫，巡捕房就搜查了會場。代表們離開會場后，不敢再回博文女校，而是匯集到老漁陽里2號商討下一步的會議安排。包惠僧在回憶錄中講道：“當夜我們到李達家里會談。大家的意見，明天的會，要改地方，即決定以游覽的姿態到嘉興南湖找一只大船，盡一日之長來結束這個會?！盵10]正如毛澤東所講：“中國產生了中國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盵11]自此，在黨的領導下中國革命踏上了新征程。

四、中共一大召開的籌劃地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于黨員人數較少，各地組織尚不健全，最終沒有設立中央委員會，而是以中央局作為領導機構，辦公地點就設在老漁陽里2號。出席中共一大南湖會議的代表從嘉興回到上海后，留在中央局工作的只有張國燾、李達、周佛海和包惠僧。陳獨秀在這次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局書記，但人卻在廣州沒有回上海，這引起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不滿，他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說：“黨只能秘密的進行工作，黨要求陳同志放棄廣州的工作，擔任政治領導?！盵12]馬林和中央局其他同志商量建議陳獨秀辭去廣東教育委員會的職務，盡快到上海履職，并派包惠僧去廣州勸說陳獨秀回上海工作。據包惠僧后來回憶：“我告訴他上海的情形，他說他不完全同意馬林的意見，但是答應回上海。他向陳炯明提出了辭職?！盵13]

陳獨秀回到上海后，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仍住在老漁陽里2號，這里也是中央局的辦公地。陳獨秀在這里多次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進行會談，他們在中共與共產國際關系問題上存在分歧。這在馬林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能明顯看出：“尼克爾斯基接到伊爾庫茨克局的指示，要他出席黨的領導的全部會議。中國同志不同意這樣做，他們對這種監護表示憤慨，糾葛因此產生?！盵14]盡管存在分歧，但陳獨秀還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中央局的工作中，并與1921年9月召開了中央局擴大會議，重點討論了工人運動、黨團發展以及黨的宣傳等工作。

由于黨的中央局辦公地處在法租界，巡捕房已掌握中央局主要負責人陳獨秀的行蹤，正尋找時機對其采取行動。10月4日，法租界巡捕房以《新青年》宣傳赤化為名，闖入老漁陽里2號陳獨秀的家中，將其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以及他的夫人高君曼等人。陳獨秀等人被捕后，共產國際代表和黨內外同志展開了全力營救。其中，馬林通過外籍律師向有關方面提出交涉。經過多方營救，法租界巡捕房迫于各方面的壓力，以《新青年》有過激言論為由罰款放人。通過這次營救也使陳獨秀和馬林的分歧縮小，兩人之間的關系出現緩和，并在一些關鍵性的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陳獨秀在與馬林、張國燾、李達等人充分商討后，于11月向全國各地區黨組織發出了由中央局書記陳獨秀署名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這是中央局成立以來下發的第一份中央文件。對全國近期黨團組織發展、工青婦運動工作以及加大黨的宣傳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1921年12月，從籌備中共二大的角度考量，中央局決定建立中共上海地方組織，即中國共產黨上海地方委員會，直屬中央局領導。第一任書記由陳望道擔任，后改為張太雷接任。各地黨員發展迅速，截止到中共二大召開前，黨員人數由中共一大時的50多人增加到195人。這些工作為中共二大的召開做了思想和理論上的準備。

中共二大后，陳獨秀繼續主持黨中央的工作，仍住在老漁陽里2號，在這里他寫了大量的文章，社會影響不斷擴大。1922年8月9日，上海法租界又逮捕了陳獨秀，其罪名是家中藏有違禁書籍，宣傳布爾什維克主義。陳獨秀被捕后，黨組織發動社會各界進步團體和各階層群眾展開營救，幾天后交保獲釋。由于陳獨秀兩年時間內兩次在同一地方被捕，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視，中央出于對陳獨秀個人安全考慮，幫其搬離了老漁陽里2號。隨著中共中央辦公機關遷往北京，老漁陽里2號作為中共中央辦公機構的歷史使命也就此結束，但它在中共黨史中的歷史地位卻是無可替代的。

參考文獻

[1]民國日報[N].1920-2-23.

[2]陳獨秀.勞動者底覺悟[J].新青年.1920，7（6）.

[3][5][6]蘇若群.親歷建黨[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12.14-15.36-37.

[4]茅盾.復雜而緊張的生活、學習與斗爭[J].新文學史料，1979（2）.

[7]黃修榮.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Z].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28.

[8]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上冊[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52.

[9]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M].北京：東方出版社，1980.137.

[10]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6.

[11]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4.

[12]黃修榮.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Z].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1997.226.

[13]“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87.

[14]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3.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松江區委黨校講師，上海市黨史學會漁陽里歷史文化研究會秘書長

責任編輯：劉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