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與親近
——論白紅雪詩歌中的自我拯救主題

孫曉婭

(1.首都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089；2.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反抗與親近
——論白紅雪詩歌中的自我拯救主題

孫曉婭1,2

(1.首都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089；2.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詩人不能拯救世界，但能拯救自我，白紅雪就是一位企圖通過反抗與親近來拯救自我的詩人。他一方面在反抗中自我拯救:面向個人的自我反抗和譴責，通過嚴酷的自我解剖在重拾信仰中實現自我拯救;面向他人和社會，將自身融入到“他者”或集體里進行“一體批判”。另一方面他在親近中自我拯救：不拒斥現代社會物質和精神文明的有益成果，從對現代文明病的拒斥出發，進一步走向對舊日家園、身體和那些具有同一性質的精神巨人的全面親近。通過反抗與親近，白紅雪完成了具有某種超越個人、集體或時代意義的自我拯救。

白紅雪詩歌；自我拯救；反抗；親近

白紅雪曾在一首名為《荷花》的詩中寫道：“吃到蓮子和藕的時候/你的形象便順流而下/輕輕洗滌我心中的污漬//你的千年華誕已過/沒有什么頻道宣傳你/也沒有文件規定我們慶祝//莫非‘出污泥而不染’/已成了眾矢之的？”在這里，精神的追求被無情拋棄，而不斷泛濫的物質主義，不僅成為人們逃避精神的借口，甚至成了人們攻擊精神的武器。詩人無比痛惜地感到這是一個價值顛倒的時代。當其他人在痛悼著現代社會信仰的崩塌，并且企圖通過某種藝術的或政治的方式，來重建人們的精神家園的時候，詩人卻敏銳地發現，現代人恰恰是以對精神家園的背離來成就他們自己的。這一點, 戴望舒的朋友,詩人杜衡在《望舒草·序》中這樣說過：“本來, 像我們這年歲的稍稍敏感的人, 差不多誰都感到時代重壓在自己的肩上, 因而吶喊, 或是因而幻滅, 分析到最后, 也無非是同一個根源, 我們誰都是一樣的, 我們底心里都有一些虛無主義的種子……所以，我們體味到詩是一種吞吞吐吐的東西,術語地來說, 它的動機是在于表現自己與隱藏自己之間?！盵1]換言之，他們把漂泊當做歸宿，把路上當做終點，他們用虛無主義來自我安慰，甚至自我標榜。在一個以虛無主義為根基的時代，一切所謂的價值重建不是一個悲劇，相反，它是一個笑柄。

白紅雪認為詩歌是不能拯救世界的，正如他在自己的核心詩學觀念里所表明的那樣，“詩歌不可能拯救正在隕落的彗星”。但這并不是犬儒主義式的推卸責任，因為詩歌雖然不能拯救世界，詩人卻可以拯救自我。而且不能拯救世界之后，詩人唯一能做的，也就剩下自我拯救而已了。這也正是詩人在其詩學觀里所極力彰顯同時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但她完全可以拯救尚未綻開的曇花?！?/p>

實際上，從廣義上講，一切生活在技術社會和消費社會中的詩人，他所做的事情都只是一件，即自我拯救。只是他們對于舊的精神價值的態度不同，一派人選擇通過詩歌去清除、遺忘，和過去決絕，為的是可以無所留戀地一往無前，不管前面是有路無路，是什么樣的路，他們在乎的首先是行走本身。另一派人剛好相反，他們企圖在詩歌中重建一個舊文明的精神王國，把舊精神從現實的存在轉移到語言的存在中，在海德格爾所謂的“語言之家”中重新憑一己之力創造了一個安身立命之所。

白紅雪就是這樣一個自我拯救的詩人。而詩人的這種自我拯救，主要是通過兩種方式來進行的。在《死亡的雷是甜甜的蘋果》里，詩人曾感嘆道：“生活在這片水深火熱的土地/我們不能反抗什么/也不能親近什么”，但實際上，這不過是詩人的激憤之辭和自謙之語。它恰恰向我們透露了詩人自我拯救的兩種方式，即反抗和親近。

一 在反抗中自我拯救

詩人曾說：“我之所以一直堅持著詩歌創作，其動力主要是企圖徹底擺脫苦難這種欲望的驅使?！庇终f：“因我的日常生活與詩無關，更缺乏詩意，然而，也正因為缺乏詩意我才寫詩。人應該詩意地棲居大地！”可見詩人的自我拯救工作，首先是從反抗苦難和反抗日常生活的無詩意狀態開始的。詩人出身于湖南農村，貧窮而苦難的現實環境不僅直接損害著一個人的物質生活，也嚴重損害著一個人的精神生活，使其精神趨于貧瘠化和荒蕪化。戰勝苦難后，詩人面對的則是物質充裕卻粗糙平庸、缺乏詩意的日常生活，這使得他不得不又一次走上追求“詩意地棲居”的道路。但是，比苦難和平庸生活更可怕的敵人，卻是“物欲”。詩人曾說：“現在只剩下‘物欲之鳥’‘審美之鳥’已經中彈，傷勢很重，能否活下去？恕我只能偶爾創作一點小詩去療治她?！备爬ㄒ稽c說，便是人性中那貪婪和邪惡的本性。這種貪婪和邪惡的本性，詩人又曾形象地譬喻為“人類精神內核的蟲子”，并且認為這種精神內部的病變在正常的情況下是晦隱不顯的，科學家和政治家都無法感知，“唯有詩人感知到了世界‘深處’的病變，感知到了不可名狀的蟲子在咬噬人類心靈”。這一論斷雖然有夸大詩人能力之嫌，但它實際上充分肯定了藝術尤其是詩歌的拯救功能，為詩人利用詩歌進行自我拯救提供了某種必不可少的理論依據。

而詩人的自我拯救，正是通過對這種貪婪和邪惡本性的暴露、譴責和反抗來完成的。這種反抗又分兩種情形。一種情形是直接面向個人的自我反抗和譴責。如詩人反抗自己對“黃金”的貪欲：“這里的黃金也在閃電/并且常常灼傷我的信仰/飛過城區的翅膀/因鍍滿金色而變得沉重無比”(《深圳無雪》)，深圳紙醉金迷的花花世界一度使詩人出現迷戀和彷徨，以至精神的信仰被閃電般的欲望所灼傷。然而通過大膽且嚴酷如魯迅式的自我解剖，詩人最終在重拾信仰中實現了一次自我拯救。

在另一首詩《狗腿和手》里，詩人反抗的則是自己的“食欲”。詩人在詩中敘述了自己在寒冷的初冬周末約請朋友共吃狗肉的經過。本來，請朋友吃狗肉是生活中司空見慣的事情，不值得大驚小怪，但當這是一條童年時代曾經與詩人朝夕相伴的狗時，這條狗“昨天回家時，它還猛搖著尾巴/朝我異常友善地擁抱過來/眼睛里充滿了比忠誠更濃的溫暖！”詩人終于受到了不可遏制的自我良心的譴責：“以前不知道嘗過多少回/卻沒有哪一次令我如此心酸”。詩人感到人性中那不可填滿的欲望溝壑是傷害其他生命的根源，而這種傷害，又是建立在“弱肉強食”的鐵血邏輯之上的。從這種良心覺醒出發，詩人才在詩的最后發出了這樣一種奇想：“如果狗腿也可以進化為手/這世界會不會發生太多的雪崩？”可以說，這種設想狗進化為人，并且為了自衛而和人類發生血戰的圖景，正透露了詩人悲天憫人的情懷和尊重動物與人類享有平等生命權利的自然主義意識。同時，通過對自己戕害無辜生命的深刻譴責，詩人也尊重了自己的精神：完成了一次精神的自我救贖。

詩人不僅反抗自己的“黃金欲”和“食欲”，更致力于反抗現代都市文明病對自己的侵襲和毒化。在《我走進黑暗痛飲陽光》中，詩人寫道：“我們的心靈 只生長毒草/我們的面包 已染上愛滋病/在這里 失樂園得而復失/真實甜蜜的謊言 一次次盛開//山那邊不是海 也不是上帝/著火的稻草人 隨意飄散/荷槍實彈者 赤裸裸播下仇恨”。面對現代都市里亂象橫生的縱欲、謊言、暴力等毒霧的圍困，詩人發現的出路是“痛飲陽光”，用純潔、勤勞、勇敢等品質與之進行針鋒相對的抵抗，哪怕孤軍一人在黑暗里獨飲精神的陽光，也不愿在隨波逐流中與眾人一起沉入無邊的黑暗。

詩人反抗的另一種情形，不是直面自己，而是面向他人和社會。一切美好生命的消逝都使詩人無比惋惜，而一切損害和毀滅著美好生命的邪惡勢力，都遭到了詩人深深的斥責與痛恨。他哀嘆一頭即將被宰殺而無力挽救自己命運的牛(《站在屠宰場旁邊的?！?，他諷刺用“導彈”獵殺天鵝的丑惡者(《天鵝與導彈》)，甚至在一般人都愿意原諒的孩子那里，詩人也看到了這些幼小心靈中所潛藏的黑暗：在《秋天的鳥聲及槍聲》一詩中，詩人把鳥視為與人“同祖同宗”之物，因為他們都屬于一個共同的根，就是自然和生命。然而，正當詩人的思緒沉浸在尋根的快樂之中時，“冷不防聽覺的門 被槍聲擊中/鄰家的孩子打落了小鳥”，使詩人由尋根的快樂一下子墮入了生命毀滅的悲憤之中。詩人反對一切戕害生命、忤逆自然的行徑，因此不僅成人獵鳥他要詛咒，孩子獵鳥他同樣詛咒，以至在最后發出要提醒鳥類學習人類召集軍隊和設置監獄的手段，以便“以其人之道治其人”的詩人式的癡想。

這種向外的批判似乎與“自我拯救”無關，其實仍然可以視為一種間接的自我批判。一方面，這是自我批判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另一方面，詩人出于保護自己的考慮，也會選擇將自己融入到一個“他者”或集體里，去進行“一體批判”?！耙惑w批判”同時具備了社會批判和自我批判兩種功能。我們知道魯迅所進行的社會批判，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一體批判”，其中是潛藏了很深刻的自我批判精神和某種濃重的自我批判成分的。而詩人顯然在有意無意間繼承了前人這種獨特的批判傳統，從而構成了一種間接的“自我拯救”。

二 在親近中自我拯救

海子曾在《詩學：一份提綱》中提到現代人失去土地后的漂泊無依狀況：“由于喪失了土地,這些現代的漂泊無依的靈魂必須尋找一種替代品——那就是欲望,膚淺的欲望。大地本身恢宏的生命力只能用欲望來代替和指稱,可見我們己經喪失了多少東西?！盵2]現代人的悲劇就在于，他們必須拋棄他們的本原，然后才能開始一種全新的生活，正如詩人所寫的：“應該是驚心動魄的一會呵/就這樣含淚 背井離鄉”。歷史的無可逆轉的力量如洪水般挾裹著他們滾入到另一種生存的海域，以便去成為歷史的主人，生活的主人，物質的主人，而要付出的代價，則是舊有的精神家園的失落。在精神和物質、守舊和墮落之間，詩人感到的是尖銳的對立。正如詩人在以下兩首詩中所昭示的：

從月光下背井離鄉的人

又飲恨歸來

淚珠 棉桃一般沉重！

(《棉花》)

現在 流浪如歌

被詩歌染紅的葉片呵

已背叛了良心和故鄉

令我渴望終生！

(《櫻花》)

在這種尖銳對立之下，留個我們的只有兩條道路，要么是“飲恨歸來”，在回歸和守舊中求得良心的完全和精神的安寧；要么是“背叛良心和故鄉”，在前進和墮落中實現那與生俱來的欲望的滿足和人性的生長。前者的直接后果是“飲恨”，后者的直接后果則是一種“渴望終生”的對土地的饑餓感。

但在這樣的兩難選擇面前，詩人最終走出了第三條道路：一方面，他并不拒斥現代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益成果，事實上這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像現代人那樣，把靈魂像一條船一樣停泊在膚淺的欲望的水洼里，在精神的“荒原”上匍匐爬行。他把自己精神的一瓣心香，投給了早已被現代人拋棄的舊日的土地。只不過，那已不再是一片貧窮落后、愚昧封閉的封建宗法制土地，而是一個被詩人的精神之水所充分凈化和純化了的圣土仙鄉，一個在紙上被搭建起來的完整的精神家園。在《蒲公英的白》中，詩人寫道：“今夜，那小木屋里的燈光/仍然黃狗一樣把黑暗守望”，那在長期的孤寂中獨自把茫茫黑夜守望的小小的燈光，正是詩人自己的精神家園的一個隱喻和象征。借助對這一亦真亦幻、已實復虛的心靈故鄉的親近，詩人得以抵御現代都市文明病的侵襲和毒害：“今夜，我把洞庭湖從記憶里擠出來/并苦口婆心引導她與一只螢火蟲相戀/這城市的燈光太臟，也太憂傷/我決不讓她投入你的懷抱！”(《我所懷念的洞庭湖》)短短幾行詩，不僅使我們充分領略了詩人的倔強個性，看到了詩人獨力和污濁現實苦斗的艱辛，而且欽佩于詩人苦斗背后那一堅定而有力的精神信仰。

詩人對精神家園的親近，在其詩中不僅通過顯性的方式呈現出來，而且通過隱性的方式滲透出來。詩人的創作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便是對身體意象的迷戀和大量書寫。其身體意象或身體情境出現的頻繁性和持久性，甚至使人誤以為這是一位下半身的寫作者。但詩人并非是為身體而寫身體，他的書寫不單是出于一種個人的癖好，也不僅僅是出于某種詞藻上或藝術上的考慮，其動機亦應存在于對某種本原性存在一以貫之的皈依和熱愛中?！鞍准t雪的詩歌寫作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身體寫作’，疼痛感是白紅雪詩歌的顯著特征之一，它既來自現實的體認，也來自詩人與生俱來的憂患意識。白紅雪詩歌的‘身體書寫’背后有著詩人的關懷和生命思考，身體不僅僅是生命的符號，同時也是生活文化的載體?！盵3]精神家園和身體的一個共同點，就在于它們都是某種本原性的東西或者具有某種本原性。這種內在的相似性，使詩人由對一方的親近毫無保留地變成了同時對另一方的親近。實際上，在詩人那里，回歸身體是可以作為回歸家園的某種隱喻或象征而存在的，如他對一枚桔子的書寫：“我終于乘車回家/累極了，多想躺進你那/柔軟多汁的懷中”(《重寫桔子》)，就是這種轉化可以存在的證明。因此，詩人對身體意象的書寫，就不僅是一種藝術經驗的體現，還在根本上具有了一種美學理想或精神家園的意義。有論者就曾指出：“肉身的冷暖是人最基本的生命經驗。肉身的痛苦或幸福是人最基本的生命經歷。肉身的創造與生產是人類最基本的創造與生產。肉身是人的生命支柱，沒有肉身，生命的一切都將化為虛無。因此衡量人生應該以肉身為準繩，人生思考須從肉身開始，詩意創造必須從肉身出發?！盵4]這即表明了從肉身出發達到詩意的可能性。肉身一方面被自然、社會、文化所構成，充當文化的載體，另一方面又成為打造自然、社會、文化的根基，只有當文化的背景、氛圍和理念都有機地溶入其中時，它才能顯出深層次的活力?！彼?，親近身體，也由此成為詩人自我拯救的一個手段。

同樣，由于連類而及的作用，詩人在親近自己精神家園的同時，也通過親近那些具有同一性質的精神巨人以實現自我更新：

呵 春天來了

你的笑容仍然憔悴

最圣潔的部分呈紫

像黛玉大咳之后的咯血

多么頑強的鮮艷！

讓憂郁深藏心底

愛與恨扎根泥土之中

哦 紫云英

那只翩然飛來的蝴蝶

是不是改變命運的風帆？

(《紫云英》)

詩中蝴蝶的意象，含有某種自我批評和自我警醒的意味。把蝴蝶比喻為“改變命運的風帆”，無疑是一種反諷手法，諷刺如蝴蝶式的現代人的見風使舵，雖然改變了命運，卻終于不免精神上的漂泊無依。與此相反，紫云英的意象則寄托了詩人對那些雖付出巨大犧牲，卻仍然不離不棄他們的精神凈土的圣徒式人物的感佩(按詩人自己在《另一次夢中的采訪》中所列舉的，就包括圣瓊·佩斯、帕斯捷爾納克、馬拉美、屈原、昌耀、海子等)。詩人把紫云英比喻為“林黛玉”，就透露了個中消息。在《紅樓夢》里，林黛玉是與薛寶釵所代表的世俗主義者截然相反的形象，她是一個由于持久堅守著自己的精神高地而最終為殘酷現實所無情碾碎的悲劇性象征。林黛玉的形象本身隱喻了人類的某種宿命。在另一首詩《我的新娘林黛玉》中，詩人把林稱之為“火中取栗的妹妹”，表達的也正是同一個意思。但和曹雪芹不同，詩人雖然同樣看出了這種宿命，但他并不認為這是不可改變的，通過親近那些精神領域的巨人，通過語言和詩歌，作為一種消極的抵抗，詩人至少可以實現某種程度上的自我拯救。

通過反抗和親近的兩種姿態，詩人完成了在這個虛無主義的時代個體的自我拯救。但除此之外，是否詩人就真的無所作為了呢？詩人說：“詩歌即使可以卸下對社會責任的擔當，無論如何也不應該放棄對人類精神苦難的稀釋與調和！”可見詩人雖然在現實的層面上承認了詩歌拯救社會的無能(所謂“可以卸下”，實質是無力擔當)，但在精神的層面上，卻仍然堅持著詩歌可以改進人類精神的傳統信仰，因此才特別強調了詩人“稀釋與調和”(實質就是擔當)人類精神苦難的天然而不可推卸的責任。正是在精神改進的層面上，改進社會與改進自我具有了某種內在的邏輯聯系：改進社會永遠不等于改進自我，但改進自我永遠是改進社會的第一步。從這個角度上看，詩人的自我拯救就具有了某種超越個人的集體的或時代的意義。

[1] 戴望舒.望舒草·序[M]//戴望舒.望舒草.香港:現代書局,1933:1.

[2] 海 子.海子詩全編[M].上海:三聯書店,1997.

[3] 王士強.“扎根于梅山,而又超越了梅山”:“天下梅山·白紅雪詩歌研討會”綜述[J].中國詩歌研究動態,2014(1):231-234.

[4] 段建軍.肉身化的思與詩[J].唐都學刊,2000(4):196-197.

Resistance and Proximity:On the Self-redemption Theme in Bai Hongxue’s Poetry

SUN Xiaoya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The poet can not save the world, but can save himself. Bai Hongxue is a poet who attempts to save himself through resistance and proximity. On the one hand, he saves himself in resistance: for the individual, he makes self-resistance and condemnation, realizing self-redemption through harsh self-analysis in the faith restoration; for the others and society, he integrates himself into the "others" or collective to receive criticism together. On the other hand, he saves himself in proximity: he does not reject the beneficial results of modern social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from the refusal of modern civilization disease to the overall proximity toward the old home, the body, and those spiritual giants with the same nature. Through resistance and proximity, Bai Hongxue completed a self-salvation with some sort of personal, collective or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Bai Hongxue’s poetry; self-redemption; resistance; proximity

10.3969/j.issn.1674-117X.2017.02.003

2016-12-02

孫曉婭(1973-)，女，吉林長春人，首都師范大學副教授，中國詩歌研究中心研究員，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國新詩。

I207.2

A

1674-117X(2017)02-0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