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困惑及其化解——基于個體化理論視角

李勝藍，江立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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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困惑及其化解——基于個體化理論視角

李勝藍a，江立華a,b

(華中師范大學a.湖北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b.社會學院，湖北武漢 430070)

基于四川、湖北、江西等地的田野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走向個體化，父輩式“標準化”的人生軌跡不復存在，呈現出方向迷失的職業目標困惑、工種分化的職業選擇困惑、頻繁跳槽的職業忠誠困惑。其職業困惑的深層原因在于“為自己而活”的價值理念盛行，脫嵌于傳統家庭引發強烈的個人訴求，個體化進程中的安全感與穩定感缺乏?；庑律r民工的職業困惑，既需要在微觀層面進行個體調適，也需要宏觀層面的社會支持。

新生代農民工；職業困惑；化解策略；個體化理論

一、問題的提出

城鄉二元背景下，80、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在尋求職業的過程中逐漸壯大。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這一年齡段的新生代農民工人數已接近1億，占全部外出農民工總數的58.4%，成為農民工的主體[1]。相較于老一代農民工群體而言，新生代農民工在選擇職業時有著很強的能動性，其自我的發展和對自我定義下個體利益和權利的追求成為他們關注的核心[2-3]。學術界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職業問題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以下兩方面：

一是從新生代農民工個體角度出發，分析該群體的就業滿意度、就業觀、就業能力、職業焦慮等問題。汪昕宇等認為，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滿意度普遍偏低的原因在于晉升機會和漲薪機會的不足[4]。段慧丹認為，新生代農民工職業焦慮主要是該群體的特殊性、企業未能盡職盡責與二元社會結構壁壘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5]。邢美華等基于湖北6縣的調研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傾向主要受工作機會、所屬服務行業性質、行業技術水平、資金扶持的影響，而其就業能力則受文化素質、專業技能、工作耐受力、政策認知程度和信息渠道等因素的影響[6]。

二是從外部社會環境及結構維度出發，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困境、就業質量、職業流動、就業穩定性等問題進行分析。范千千認為，權益保障的缺失是新生代農民工就業面臨的突出問題，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勞動保護措施不完善，參加社保的比例也很低[7]。楊冬民等認為，在就業過程中他們面臨著就業層次較低、穩定性較差、就業途徑較窄、收入水平較低等困境，自身發展狀況、制度環境、社會環境等因素的綜合作用是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8]。包麗穎等認為，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最主要的職業困境有社會性排斥、社會保障和培訓體系不夠健全，要加快推進戶籍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創新就業服務和培訓模式，以減輕他們的職業壓力[9]。陳昭玖等認為，由于用工環境的改變，新生代農民工在就業穩定性上與其父輩相比明顯下降[10]。

可以看出，在新生代農民工職業問題的相關研究中，當前學界大多基于數據分析做出直觀展示，僅對現象進行梳理和說明，缺乏相關理論的指導。筆者認為，在探尋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困惑及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及機制時，務必在社會轉型這一大背景下展開。與老一代農民工不同，新生代農民工的成長環境、職業環境及社會環境已發生較大轉變，在職業問題上，區別于老一代農民工職業上的“趨同”，新生代農民工呈現出更多個體差異，“個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凸顯。由于傳統“參照標準”失去效力，脫嵌于傳統的他們不得不在風險社會中單打獨斗，在充斥著越來越多的“未知”中去尋找答案。個體化理論能夠解釋中國社會轉型和深刻變革中的“個人之崛起”。為此，筆者擬從個體化理論視角出發，聚焦新生代農民工個體微觀職業生活，發掘該群體當前面臨哪些職業困惑，并對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及應對措施進行探討。

本研究采取對新生代農民工個案進行深度訪談的調研方法，在問卷和訪談提綱的基礎上，選取四川、湖北、江西、山東、河南、湖南、河北等農民工輸出大省展開田野調研，對80個80、90后新生代農民工個案進行了訪談。調查內容包括新生代農民工的當前工作狀況、辭工動因及其過程、認知與目標、個體化和代際分化、生活消費娛樂等方面。

二、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要職業困惑

調查顯示，當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在自己的人生選擇上想要把握主動性，為自己負責，所謂父輩式“標準化”的人生軌跡不復存在。他們在獲得權利的同時也伴隨著代價和犧牲，因而存在一系列的職業困惑：缺乏清晰的方向和目標；在職業工種選擇上猶豫不決；短工化現象明顯，存在職業忠誠度方面的困惑。這些職業困惑給新生代農民工個體自身帶來極大困擾的同時，也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具體而言，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困惑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方向迷失的職業目標困惑

目標不清晰、對未來發展道路缺乏清晰的規劃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職業困惑之一。當問及“外出打工有沒有如掙錢、定居城市、學技術等明確的目標？”“你理想中的工作是什么樣子的？什么職業？多少收入？想達到什么樣的社會階層？”等問題時，他們的回答是：

“沒有想過……經濟狀況至少是能夠養家糊口，讓父母生活條件過得好一點，自己生活輕松一點，做了那么久也沒有找到特別喜歡的?！?20160125HB-LH)

“目前還沒想過，等賺了一點錢再考慮到底做哪方面比較適合一點?！?20160212JS-JKWJ)

“我理想的工作肯定是自己開個店子，自己當個小老板?！薄按蛩阕鍪裁瓷?？那不曉得。邊走邊看吧?！?20160128HB-LC)

嚴格意義上來講，傳統老一代農民工務工大抵遵循著“打工—積累技術及資本—創業”的標準化發展模式。他們跟隨同鄉或親戚的步伐來到城市，不用對工種及行業有過多的考量。在自己的行業里面努力工作，如何積攢更多技術、金錢和人脈資本是他們思索較多的問題。較之于老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個體意識的覺醒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這種覺醒也是不充分的，他們只知極力擺脫父輩的職業“命定”模式，探索出一條屬于自己的路數來，但囿于各種限制，對自身并沒有明確定位，缺乏清晰的職業目標和規劃，對未來充滿迷茫和困惑。

2．工種分化的職業選擇困惑

相較于老一輩子承父業或親戚、朋友式的“熟人”交換信息的方式，新生代農民工獲得職業信息的方式和渠道變得多樣。

“平常會登錄一些發布職業招聘信息的網站呀，然后把自己的簡歷發過去，如果對方給了面試邀請，就過去面試?！?20160203SC-XQY)

手機和電腦的普遍使用加速了信息的流動和交換，通過互聯網求職成為新生代農民工求職的一個重要渠道。求職的方式變得多樣，職業選擇的種類也明顯增多，擺脫了老一輩的單一性。但職業選擇空間的拓展，也給新生代農民工帶來了更多的煩惱：

“我現在就是不曉得自己要干啥，之前到一個火鍋店當服務員，但是一天起早貪黑的，一個月還只有兩三千的工資……想出來(從火鍋店辭職)，可是你說我又能去做個啥，有時候也想自己去做個小生意啥的，可是萬一賠了呢？本來家里就莫得(沒有)啥子錢。我現在就想入個啥子行，然后一直干下去，可是關鍵在于入哪行嘛……”(20160212SC-LWH)

筆者在訪談中發現，老一代務工者基本為夫妻結伴而行，絕大多數從事建筑行業的工作，這種“標配式”的打工模式在老一代農民工群體內成為不假思索的命定模式。而新生代農民工雖然還有部分依舊在建筑行業或工廠，但從事類似的高強度體力勞動的個案幾乎為零。他們中的大多數不愿意吃老一輩的苦，普遍活躍在快遞、美容美發美甲、銷售、個體戶、汽車維修以及需要更多腦力勞動和技術含量的平面設計等相關行業。獲取招聘信息渠道的增多、職業的種類變得多樣使得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在就業上有了更多的選擇和機會，但他們在面臨行業選擇時卻不知如何下手、猶疑不決，充滿著各種不確定?！八麄儾⒉恢酪裁?，能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盵11]

3．頻繁跳槽的職業忠誠困惑

新生代農民工職業困惑還表現為短工化嚴重，頻繁換工和跳槽現象十分普遍。一項有關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顯示，有57.1%的新生代農民工兩年內至少更換過一次工作，新生代農民工中只有20%在城市穩定就業，近80%處于不穩定狀態[12]。筆者調研也發現，外出務工超過三年的新生代農民工大都有過換工的經歷。

“我感覺到我融入了那里的時候我就走掉了……各方面很熟悉的時候我就走掉了?！?20160212JX-HXN)

“當時也沒有想太多，就是覺得手上的工作做久了覺得煩了，正好我哥們兒介紹說有個好工作，我就去了，反正不做就不做了唄，也沒多大事兒，人家也不會管你?！?20160206SC-HFC)

辭職、甚至是不經領導同意直接離職的現象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內顯得十分普遍。雖然部分受訪者在辭工之前已找到“下家”，但更多受訪者卻是任性辭職，對于下一份工作沒有任何計劃。老一代農民工并不贊同頻繁更換工作的做法，在他們看來，穩定和勤勤懇懇做傳統行業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面對來自家庭成員的“不同聲音”，新生代農民工依舊遵循自己的意愿和偏好，對這些意見或置之不理或隱瞞自己的工作狀態。

“(我做)這行的話我爸不愿意。目前我都不給他說，因為他怕我們老是換來換去有什么不好，不正規之類的……一般都是跟父母說還在原來的廠里面?！?20160215JS-JKWJ)

“我都是換(工作)了再說。還是害怕家里人說，他不同意，顯得(我)不聽話?！?20160213HB-ZK)

這些任性的辭工和換工行為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自身、企業及社會都帶來負面影響。第一，職業的任意變動，頻繁地更換工作，造成了他們工作和生活的極不穩定，無法促成其勞動技術的養成，職業技能的系統性受到干擾，個人職業生涯發展缺乏連續性，因而難以形成穩定的向上流動的預期。其次，尋求下一份工作，需要付出一定的金錢和時間成本，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當問到“換工期間的經濟來源”時，他們的回答是“用之前工作的積蓄”、“跟父母一起吃住”。第三，走出農村家鄉的他們勢必要爭取融入城市，但頻繁更換工作使他們無法建立熟悉的社會圈子，沒有較深的人際關系，缺乏歸屬感，脫嵌于鄉村社會的同時也無法真正意義上地再嵌入城市社會。同時，對于企業來說，頻繁的人員異動會誘發“用工荒”，導致用工成本的增加，客觀上也使整個社會處于不穩定狀態之中。

三、新生代農民工職業困惑的深層誘因

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有著明顯不同于老一代農民工的職業困惑。那么，造就這些新生代農民工職業困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筆者認為，在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下，走向個體化的他們個性得以彰顯，意欲自主選擇和決定，而自身準備和能力的不足以及脫離傳統、裸露于風險之中是新生代農民工職業困惑的深層誘因。

1．“為自己而活”的價值理念盛行

社會轉型帶來的個體化使得“個體成為自身生活的原作者，成為個體認同的創造者”[3]。與傳統脫離得更加徹底的新生代群體，現代性的痕跡充斥于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個體化的典型特征在他們身上得以體現。他們可以選擇“隨自己意愿而過的人生”，更加注重舒適的個人體驗和自我價值的實現，“為自己而活”的訴求強烈：

“(選擇工作)主要從自由、掙錢多、工作輕松這些方面考慮。但是父輩們普遍都是腳踏實地，能夠掙錢養家糊口就行?！?20160125HB- LH)

“覺得不自由，上班還要打卡，上班不自由，上廁所還要定時，必須要那個點才能去上，還不準玩手機什么的?！?20160213SD-WYL)

“他們的追求就是工資高，自己的追求就是自由?！?20160212JX-PJ)

老一代農民工經常會將高工資視為好工作的唯一標準，并愿意為此付出體力及犧牲掉其他個體需要。與老一代農民工群體明顯不同的是，追求新鮮刺激、更短和更自由的工作時間是新生代農民工擇業時的重要考量標準。一旦這些條件得不到滿足，他們就會考慮再換一份工作。此外，追求職業上的個人發展和自我實現也成為他們辭掉當前工作的原因，不少新生代農民工在訪談中談到自己不滿意當前崗位的原因在于該崗位不能提供可供自己學習的技能和機會，因而辭工成為必要。

“學到了技術、慢慢可以勝任這份工作了，你肯定會追求更高的發展嘛?！?20160212JX-PB)

事實上，頻繁的“選擇—更換—下一個選擇”循環的背后映射的是新生代農民工對自身定位的不明晰和不準確，他們以為在這個開放的、充滿選擇與機遇的新時代，想要找一份他們認可的“滿意”的工作并非難事。他們打著“為自己而活”、“追尋自由”的旗號，實質上卻是對現實的逃避，對自己能力的誤判和對正確勞動觀念的視而不見。雖然在表面上成為自身命運和生涯決定者的他們，實質上卻迷失在充滿選擇與誘惑的個體化社會之中，導致對未來發展喪失規劃、茫然不知所措，不加考慮地頻繁跳槽。

2．脫嵌于傳統家庭引發強烈的個人訴求

老一代農民工始終與家庭緊密相連，他們犧牲掉自己的需要追求職業帶來的物質利益上的最大化，主要是為了讓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有物質保障。而新生代農民工雖然依舊作為家庭中的一員，卻已從傳統和原有制度中抽離出來，脫嵌于傳統家庭的他們已不再僅僅依附于傳統的家庭之軸，一味遵從家庭成員的想法，而是能夠能動地以市場為中介選擇生存手段，以自己的需要為基礎選擇職業生涯，父輩式的“標準化的人生”被“選擇性人生”或“自主性人生”[3]所替代。

在訪談中問及“父母是否會影響做決定”、“換工作更看重家庭還是自己的需要”時，他們大都表示雖然還是會考慮家庭成員的看法，但更多地卻是關注自身的需求。

“或多或少也會聽？但是在最終的決定中占的份額沒多少。主要以自身的事業為重……更多是以自己為主?！?20160125HB-LH)

“感覺自己蠻獨立的，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在決定。怎么說呢？爸媽年紀大了，有些事情他們不太理解?！?20160206HB-WXM)

由于社會發展帶來物質條件的改善，農村家庭對新生代農民工通過職業獲得物質利益以改善家庭經濟狀況的緊迫性大大降低，他們的工作是為了能夠實現自立和追求更好的發展。在問到“是否給家人寄錢”、“承擔多大的家庭責任”時：

“他們不會期待你要掙多少錢，只要你開心一點、工作環境還好、未來發展好一點，這樣就可以了?！?20160212HB-PB)

從原有地域、宗族、社會關系中脫嵌的新生代農民工在行為邏輯、價值訴求等方面更多地呈現出滿足自我需要的個體化特征，個體訴求擺在了突出的位置。然而要脫離傳統的既定安排，實現自立甚至追求更好的發展，必須建立在自身有實力妥帖安排好自己的職業和人生的基礎之上，但事實上僅依靠自己的能力實現這一切卻顯得較有難度。是繼續堅守，還是選擇退守，子承父業，走父輩的老路？他們陷入職業困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3．個體化進程中的安全感與穩定感缺乏

一般而言，在個體化進程中，脫嵌于傳統家庭的個體與社會的關系應該更加緊密。然而，新生代農民工不但無法依賴于社會，反而在個體化引發的系統風險中面臨無枝可依的境地，他們企圖通過職業手段追求自我實現之路顯得十分艱難，生活的不安全感和不穩定感在逐步加深。

其一，因參考標準的缺失和“知識的不確定”導致未來的不確定。新生代農民工的個體化前所未有，父輩和傳統已變得不具有參考價值，所謂的新的知識和科學又充滿著變動和不確定性。新生代農民工同時失去傳統和現代制度的庇護，在價值觀變得多元而難以區分正誤的個體化社會的今天，“無法預期的后果”加深了其職業選擇及發展上的困惑，在難以對未來有較清晰規劃的前提下，伴隨著極大的不確定，便匆匆奔赴下一個不可知的未來。

其二，在城市社會中獲得認同的失敗。離開鄉村來到陌生的城市，新生代農民工希望通過自身努力融入其中，于是在衣食住行的各方面花心思使得自己能像個“城市人”。正如余曉敏研究認為，身處被城市排斥的新生代打工群體，試圖以對城市市民消費習慣的模仿來減少自己所受的歧視和排擠，追求新的身份認同[13]。然而，職業作為個人不斷取得收入而連續從事的一種具有市場價值的特殊活動,決定了從事它的個體的社會地位[14]。要從根本上融入城市，首先必須在城市中謀得一份穩定體面的工作，以獲得安身立命的資本。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世界中追求身份認同，希望獲得城市社會的認可，不可避免又回歸到職業問題上來。而新生代農民工從事職業的不入流，宣示了其城市認同的失敗命運。

其三，不同于西方國家的個體化進程，中國的個體化進程并沒有伴隨著十分完備的福利制度及社會保障制度，個體在社會中會遭遇很大的風險。一方面是勞動合同、工傷保險等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另一方面是即使有了制度作保障，法律意識淡薄的他們大多不知如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由用工單位缺乏社會責任意識導致的隨意扣薪、拖欠農民工工資、任意裁員等而引發的農民工抗爭行為并非個別現象。游離于傳統與現代之間，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在更多時候被排除在制度的庇護之外，裸露在風險之中，成為不被保護的群體。

這種看似“自由”選擇的背后，更多的是對自身和社會風險認知不清的前提下做出的“被動自由選擇”的無奈之舉。這種無制度依存的困境與個體生活的境遇，導致了其在個體化變局下面臨著重重“風險”[15]。與其職業問題相對應，從事何種行業、怎樣得到晉升、達到何種目標？他們面對這些問題時或徘徊猶疑、或被迫匆匆做出選擇，在個體的焦慮和不安中，在社會的催促下，頻繁跳槽或許是他們試圖掙脫煩惱，期待迎來新景象的一種解壓方式，然而不幸的是，這種消極的方式進一步加深了其生活的不安全感和不穩定感。

四、新生代農民工職業困惑的化解策略

新生代農民工的一系列職業困惑與他們身處的個體化社會有直接關系。由傳統社會轉型到個體化社會，人們的價值觀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新的價值觀念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這個大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接受了現代性的渲染，與傳統家庭脫嵌，主動或被動地實現個體化的華麗轉身。探討與個體化不無關系的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困惑和出路，須緊緊扣住個體化時代背景，從微觀的個體化了的個體以及宏觀的社會兩個層面來展開討論。

1．微觀層面的個體調適

“為自己而活”是個體化的明顯標志之一，“選擇的人生”，意味著個體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失敗也是自己的。新生代農民工追求工作上的高薪資、更多自由和時間，但是卻在有意無意中忽視了自身能力是否與這樣的職業相匹配的事實?！盀樽约憾睢备嗟伢w現為“說來就來，說走就走”、不計后果的任性辭職，短工化成為其不敢直面內心恐懼而逃避現實的一種壓力釋放手段和方式，體現為對傳統的拋棄、對規則的蔑視以及對責任和義務的逃避。因而，要應對職業困惑，他們自身必須要做出努力。一是要學習各種專業技能，提升自身的專業素質和綜合素質，為追求理想職業做好準備。技術含量越高的職業其能夠為社會提供的價值更高，同時可替代性也越低。只有不斷學習專業知識，掌握專業技能，才能在就業環境日趨嚴峻的今天使自己能夠獲得一個較為安全的位置，收獲一份長期穩定的職業，降低不安全感。

二是要端正職業態度，樹立正確的職業觀念，培養良好的職業道德。職業不僅是個人安身立命的手段，也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通過勞動為社會做出貢獻是個體應盡的義務。頻繁的選擇和跳槽考驗著個體在職業上的忠誠度，也客觀上加速了社會的流動，增加了整個社會的不穩定。個體在追求自由的同時必須要肩負責任，盡職盡責，干一行愛一行，不斷在職業中挖掘自身潛力，而不是頻繁更換工作盡一個職業人應有的本分。

2．宏觀層面的社會支持

在個體化進程中，個體力量雖然逐漸得以凸顯，然而與社會相比，個體的渺小毋庸置疑。個體表面上雖然擁有更大的選擇空間，卻依舊囿于強大的集體和社會的力量而不能掌控生活的全部。因而，在宏觀層面為新生代農民工的正確擇業、穩定就業和獲得長足發展提供必要的社會和制度支持同樣必要。

其一，由于新生代農民工與傳統鄉村脫嵌，要想辦法讓他們嵌入其工作生活的城市環境中，引導城市市民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建立起正確的認知，減少對該群體的排斥，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提供良好的社會氛圍。

其二，呼吁企業肩負起應盡的社會責任，樹立服務意識，在用人、裁員等方面盡量做到公平公正，減少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歧視，以保障新生代農民工能在一個相對安全和公平的社會環境中就業。

最后，要有針對性地建立起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體系。當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層次還較低，因此在政府層面，強制實行工傷保險制度，完善勞動合同法，監督企業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保障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合法權益，以減輕企業裁員的任意性。同時，開展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上的培訓和職業規劃上的引導，使他們的專業技能能適應用工單位的需要，增加他們的求職成功率；增強他們對個人和社會的認知能力，使其逐漸形成對于自身發展的遠景設計和規劃，減輕其在職業目標和選擇上的困惑，減少短工化行為，促成其穩定就業，維護其長遠利益，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發展。

[1] 國家統計局．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結構和特點[EB/OL]．(2011-03-13)[2017-03-15]．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fxbg/201103/t20110310_16148.html．

[2] 閻云翔．中國社會的個體化[M]．陸洋，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6-8．

[3] 烏爾里?！へ惪?，伊麗莎白，貝克·格恩斯海姆．個體化[M]．李榮山，范讙，張惠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3-23．

[4] 汪昕宇，陳雄鷹，鄒建綱．超大城市新生代農民工就業滿意度評價及其比較分析——以北京市為例[J]．人口與經濟，2016(5)：84．

[5] 段慧丹．新生代農民工職業焦慮問題研究[J]．青年探索，2013(4)：74．

[6] 邢美華，胡定金，黃其振．新生代農民工就業意愿分析及對策思考——基于湖北省的實證調查[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47．

[7] 范千千．系統論視角下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困境與解困[D]．重慶：重慶大學，2013：19-20．

[8] 楊冬民，陳金利．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困境及對策研究[J]．南京審計學院學報，2015(4)：19．

[9] 包麗穎，陳柳欽．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困境再探討[J]．中國青年研究，2011(4)：75．

[10] 陳昭玖，艾勇波，鄧瑩，等．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穩定性及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江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6．

[11] 黃闖．個性與理性：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行為短工化分析[J]．中國青年研究，2012(11)：82．

[12] 韓長賦．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調查與思考[N]．光明日報，2012-03-16(07)．

[13] 余曉敏．消費社會與“新生代打工妹”主體性再創造[J]．社會學研究，2008(3)：164-166．

[14] 姚裕群．關于職業社會學的幾個問題[J]．科學·經濟·社會，1990(2)：96．

[15] 張紅霞，江立華．個體化變局下新生代農民工的“脫域”與“風險”[J]．中國青年研究，2016(1)：49．

責任編輯：曾凡盛

Professional confusion and melting strategy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A theory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ization

LI Shenglana, JIANG Lihuaa,b

(a.Hubei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School of Soci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in some provinces like Sichuan, Hubei, Jiangxi, we found that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re moving towards individu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standardized life track of the elder generations passed out of existenc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howed a series of professional confusions such as the lost of career goals, career choice caused by occupation divis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loyalty caused by job-hopping. The deep cause of career confusion lies in the prevalence of the value concept of "living for themselves", which is caused by the strong personal demands of the traditional family, and the lack of sense of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iz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adjust individual at the micro level and obtain the social support at the macro level.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professional confusion; melting strategy; individualization theory

10.13331/j.cnki.jhau(ss).2017.05.008

C912.82

A

1009–2013(2017)05–0053–06

2017－09－09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11&ZD036)

李勝藍(1993—)，女，四川巴中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農村社會學、人口社會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