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奈的循環：簡析美國海軍水面戰訓練的成與敗

王莉　吳瑾　陳佩賢

編者按：國際海事安全中心2016年4月6日在其網站刊登了美國海軍退役水面戰軍官，俄亥俄大學博士史蒂夫-威爾斯的署名文章，分析美國海軍水面艦隊在軍官訓練方式上的改革動因及其失敗緣由，提出“尊重歷史，人機兼顧”的培養主張。

美國海軍水面艦隊高層從20世紀70年代起就開始嘗試改革，并最終在2012年啟動了“初級部門軍官教程”（BDOC）項目。在這個過程中，并非所有的改革嘗試都考慮周全，例如在2003年停止“水面戰軍官學校部門軍官教程”（SWOSDOC）就被認為是失策之舉。在21世紀初期及中期“轉型”浪潮的推動下，改革以減少人事開支為指引，力求從服役源頭優化上艦軍官，提高水面戰軍官的保有率。水面戰軍官學校的軍官教程曾被計算機訓練（CBT）所替代，未服役的水面戰軍官直接從不同的任命渠道分配上艦。這一改革最終被證明是失敗的，正規的院校訓練逐漸回歸。2012年，CBT被終止，即將上任的水面戰軍官在任命前后必須接受傳統的初級和高級部門軍官教程訓練。分析此次改革的失敗可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事實證明，以追求創新為目的的改革是錯誤和缺乏遠見的，充分了解水面戰訓練的歷史才能避免重蹈覆轍。

2003年之前的水面戰訓練

水面戰訓練歷來是學徒式的，新軍官首次上艦先處于試用階段，直到同僚、上級尤其是指揮官評估其具備勝任資格和專業技術能力。二戰前，幾乎所有軍官都畢業于美國海軍學院（USNA）。但在二戰結束前，戰爭中任命的預備役軍官數量大大超出了常規畢業的軍官（美國海軍學院幾乎所有的畢業生），其比例達到了5.5：1。戰爭對軍官的需求超過了美國海軍學院的供應能力，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海軍預備役軍官訓練團（NROTC）和候補軍官學校（OCS）持續為艦隊培訓了大量新服役的軍官。

隨著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美國水面艦隊對新軍官的能力要求也不斷提高。潛艇和航空兵部隊需要的技術人員超出了美國海軍學院的授課范圍，因此設立了相應的專業課程來培養能勝任潛艇和航空兵工作的軍官。冷戰期間，雷達、聲納及數據處理、網絡（如美國海軍戰術數據系統）等技術的發展對水面艦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20世紀40到50年代，水面艦隊軍官的訓練方案無法適應技術的進步，能為現役軍官提供的專業技能訓練課程極為有限。與美國海軍學院畢業生不同的是，從非軍事院校應征入伍的軍官在美國海軍后備役軍官訓練團訓練后沒有經過大量的專業技能訓練就委以重任。后來的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大衛·耶利米上將1956年從俄勒岡大學畢業后加入美國海軍，僅學習了三張操作指南表后即被任命為艦艇值日官。一位艦長對測試美國海軍戰術數據系統的技術軍官抱怨道：“不需要計算機告訴我怎樣做，更不是計算機來發射我的導彈！”在如此懼怕和抵觸創新的環境下，美國海軍水面艦艇軍官亟需額外的專業技術訓練，使他們能夠掌握新武器、傳感器和相應數據鏈設備的操作技術。

1961年7月，在時任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兼水面戰部隊司令阿利·伯克上將的支持下，美國海軍在羅德島州紐波特成立了驅逐艦軍官學校，即現在美國海軍水面戰軍官學校的前身，用于“提升初級美國海軍艦艇軍官的戰備能力和戰術技能”。驅逐艦軍官學校成立后首先訓練的對象是部門領導，在此之前他們身居要職卻從未接受過專門的技能訓練。

驅逐艦軍官學校的成功促使艦隊對新上艦的軍官開展類似的技能訓練。1965年，美國海軍協會月刊《Proceedings》雜志刊登了美國海軍中尉羅伊·史密斯撰寫的有關新軍官上艦后面臨諸多難題的文章。史密斯寫道：“作為‘職業的美國海軍軍官，除專業技能外，還應掌握先進的、不斷發展的工程、武器和電子系統知識，了解復雜的戰術和操作程序，以及適應日益嚴峻的美國海軍管理體系?！彼J為，應當開設更為正規的課程訓練，“在剛開始的4年任期內先進行為期6～12個月的專業技能訓練”，“職業生涯前經過專業技能訓練有助于提高軍官能力，也能減少對短期技能訓練學校的需求?！?/p>

1970年9月，在時任美國海軍作戰部長艾莫·朱姆沃爾特上將的推動下，美國海軍開設首個水面戰軍官學校課程，對24名軍官進行了操艦訓練。朱姆沃爾特十分重視高效水面戰軍官隊伍的建設，上任不久即成立了多個由初級作戰軍官組成的預備小組。這些小組直接向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匯報調研結果，其中一些直指水面戰集群的要害。他們提出的100多條建議包括“嚴格標準制度、改進教育機制等，還將水面戰部隊比作‘被潛艇撞傷的海豚和折翼的飛行員?！北M管1970年初級水面戰軍官的超期保有率只有14%，朱姆沃爾特還是迅速采納了這些建議。1970年4月，美國海軍作戰部長要求美國海軍人事局創設水面戰標識，并在次年改進水面戰軍官資格程序，要求新上任軍官在獲得水面戰軍官資格前必須上艦服役1年。而后在1974年11月推出了水面戰胸章。1975年3月出版的《All Hands》雜志刊文，介紹了新成立的水面戰軍官學校司令部（SWOSCOLCOM），稱該學校目標是“培養出能力可靠的初級軍官”，學校的課程側重實踐運用，為初級水面戰軍官未來成長為初級值星官、戰情中心值星官和部門負責軍官提供相應的知識儲備。

水面戰訓練大綱及其相應標識的改革建立在科技進步、越戰對美國社會的影響、以及水面戰軍官保有率低等基礎上，需要更為明確的專業訓練。伯克上將和朱姆沃爾特上將等水面戰軍官都認識到，解決問題最好的途徑就是開設更為專業的訓練大綱，老舊的、學徒式的美國海軍軍官訓練方式已無法在20世紀末期適應時代的步伐。

激進的課程變革

20世紀80年代后期，美國海軍“斯塔克”號和“塞繆爾·羅伯茨”號護衛艦在戰爭中分別遭受導彈和水雷攻擊，造成不同程度的艦艇損毀和人員傷亡，SWOSCOLCOM的核心地位由此開始弱化。1987年12月出版的《Proceedings》雜志上，潛艇部隊軍官約翰·拜倫上校撰文譴責在許多水面戰軍官眼中水面戰軍官學校不夠公平，指出“水面美國海軍還沒做好戰斗的準備……‘斯塔克號上的所有軍官都參加了授課”，水面戰軍官學校及其訓練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許多軍官都回應了拜倫的指責，特別是美國海軍中校羅賓遜·哈里斯指出，只有最優秀的軍官才有資格訓練水面戰軍官，而大部分的水面戰教官則來自艦隊。

隨著冷戰的結束，水面戰軍官的保有率也開始下滑。一份2001年的初級軍官調查報告顯示，當時只有33%的初級水面戰軍官打算在義務兵役結束后繼續留在部隊。調查還顯示，只有43%的初級水面戰軍官有晉升為艦長的意愿。水面戰軍官學校的一些畢業生反映，學校訓練時間冗長、教學質量差，許多教官只用20分鐘就草草完成了原本1小時的課程。關于水面戰軍官學校1998年基礎課程的研究表明，一名初級軍官從首次登艦到完成指定課程，所需的平均時間為17個月。一些軍官指出，這意味著他們在開始第二階段見習軍官履歷之前僅有幾個月的時間用于獲得首次見習資質。水面戰人員實力的削弱、團隊自豪感的匱乏和水面戰軍官訓練期限的冗長，上述問題在21世紀初促使水面戰指揮官重新思考水面戰訓練該如何實施的問題。

要解決這些問題，以及把新任命的少尉軍官運送到紐波特再分配到新崗位上的額外花費，CBT的出現無疑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新軍官直接攜帶電腦光盤上艦報到，由艦上的軍官對他們進行訓練，而不是讓他們在首次上艦前先去水面戰軍官學校進行為期12～14個月的職業訓練。CBT的目的是降低成本，通過高效和增加艦上水面戰軍官的數量來提高軍官保有率。將水面戰部門軍官訓練從學校轉移上艦，水面戰軍官學校司令部每年可節約超過1500萬美元的訓練費用。

即使提倡這種變革的研究也認為，用CBT作為水面戰軍官的訓練方式存在嚴重問題，如需要在服役源頭上提高教育質量，美國海軍學校的學員需要更為正式的訓練并設定特定目標，學校提供的一些訓練如損管助理（DCA）、信息系統/通信官可能消失或轉為專業技能軍官。所有這些變革都是基于有限的資金投入，軍官隊伍保持比例、訓練費用和對下級軍官進行的抽樣調查。職業訓練的質量在某種意義上表明海上的實操經驗總是優于岸上的模擬訓練效果。

2003年，時任美軍太平洋艦隊水面部隊司令的蒂莫西·拉弗勒中將曾將此次變革稱為“可帶來更高職業滿意度，使首個見習軍官任期的投入獲得更高回報，并為今后的發展帶來更多上升空間”。首個見習任期內的軍官仍將先去位于紐波特的水面戰軍官學校報到，他們的任務周期大約6個月，其中4-6周（后來減少到3周）用于進行“結業考核”，全部通過后才能獲取艦艇值星官的資格。此次變革在隨后的10年都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

CBT存在的問題

將最初在岸上教室進行的水面戰軍官訓練轉移到艦上，這種改革并非如預想的那樣成功。2009年，美國海軍研究生院（NPS）的一項關于此次改革的研究犀利地指出，“新方案可能不會像預期的那樣有效”。該學院調查走訪了總計12期通過不同水面戰“結業考核”的733名學員。這次調查研究發現了CBT存在的6項明顯不足：

一是分配至戰斗艦艇的軍官（巡洋艦、驅逐艦和護衛艦）比那些分配至兩棲艦或其他艦船的軍官表現要好；

二是隸屬于大西洋艦隊的軍官不如其他區域的軍官素質高；

三是美國海軍學院畢業的軍官比美國海軍后備役軍官訓練團和候補軍官學校畢業生表現差；

四是軍官們在考核中的表現過于刻板；

五是技術專業的畢業生在測試中的表現比非技術專業的畢業生要好；

六是女學員的水平明顯低于男學員；

七是少數民族和有色人種學員不如白人表現得好。

然而，最重要的是進行試驗的研究者發現，當所有學生在教室進行傳統的面對面訓練時，幾乎所有的這些缺陷都消失了。

研究人員為此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工作，結果顯示，CBT雖然節約了成本，但是負面影響很大，尤其是教學質量嚴重下降。研究人員認為，美國海軍CBT項目以培養海上全職部門軍官為出發點，這一訓練環境對于受訓學員而言轉變過于巨大，不能徹底掌握或理解。軍官對學員的教導方式和支持手段的數量和質量相差很大。被調查的學員通常對變革持有異議，感覺沒有做好指揮水面戰的準備，他們更傾向于有人授課而不是使用計算機軟件。最糟糕的是，一些CBT的學員認為，這種訓練方式的價值和專業性甚至不如互聯網。

這種CBT方案從頭到尾都伴隨著很多負面看法。一位美國海軍上校坦率地指出，“世界上沒有其他海軍強國會委派新手執行任務，沒有經過正規訓練或是業務不精的軍官不可能直接參加戰斗?！彼牧硪粋€觀點是，指揮官作為艦上人員的核心，必須更多地參與訓練。他認為，“對于復雜的操作，例如浮標錨泊、牽引拖曳、部門策略或是直升機編隊作戰等，水面戰指揮官不能再扮演無關、旁觀的角色。相反，他們必須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積極參與問題的解決，更貼近值星官的角色?！?/p>

按新方案訓練出來的畢業生也道出了他們不愉快的經歷。一位完成該訓練的美國海軍上尉表示，一名學員在學習水面戰軍官所需的基本資質的同時，還被要求有能力指揮全艦，這簡直是難以勝任的。

回歸傳統訓練方式

各大艦隊持續的批評聲終于震動了美國海軍水面戰部隊的領導層。大西洋艦隊水面戰指揮官德爾伍德·柯蒂斯中將恢復了部分水面戰授課培訓，并在紐波特設立了為期4周的“水面戰概述”課程，訓練新獲任命但未上艦報到的美國海軍少尉。該課程的內容包括裝備保養與器材管理、部門軍官基礎理論、輪值和領導力基本課程等?？碌偎乖诮邮懿稍L時表示，“一些新獲任命的軍官尚未做好上艦服役的準備”。水面戰軍官出身的大西洋艦隊司令約翰·哈維上將在2010年的眾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聽證會上指責CBT是一個“徹底的失敗”。哈維表示，美國海軍錯誤地將尚未做好充分準備的水面戰軍官分派到艦艇上，并將訓練的重擔交給“原本就有許多事要操心”的指揮官。

2012年10月，美國海軍水面戰部隊開設了BDOC，向恢復2003年以前的水面戰軍官課程訓練又邁進了一步。有關此次改革原因的官方記錄很少，但結合哈維上將2010年證詞中提到問題、潛在對手不斷提升的能力，以及重建冷戰后日漸衰退的美國海軍作戰能力的呼吁，都亟需更加正規、專業的水面戰訓練。一些獨立撰稿人甚至表示，水面艦艇部隊由于放棄正規的課堂訓練而導致其專業性遜色于空軍、潛艇部隊、核力量和美國海軍特種作戰部隊，這些單位訓練的軍官在上任之前都具備或基本具備相應的專業技能。即使恢復初級部門軍官教程，水面戰部隊培養的也只是“準備接受訓練”的學員，而非訓練充分、足以臨危受命的軍官。

水面戰訓練的循環對改革的啟示

2012年10月，BDOC開始試運行，似乎又回到了50年前在紐波特建立的驅逐艦軍官學校。美國海軍水面艦隊司令托馬斯·柯普曼中將在首期BDOC開幕式上的演講反映了該學校成立的根本目的?？缕章硎?，“我們從事的水面戰任務具有非常強的挑戰性。我們的艦船結構復雜，整合了美國最先進的技術，因此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去學習如何操作、保養以及訓練海員維護它們?！笨缕章袑⒌挠^點與時任大西洋艦隊驅逐艦部隊司令的查爾斯·威克利少將不謀而合，后者在1961年掌管新成立的驅逐艦軍官學校。該學校旨在“通過系統的學習和訓練向驅逐艦部隊提供具有專業技術能力且有意愿成為指揮官的軍官”。美國海軍應避免重蹈21世紀那種為了追求創新而適得其反的改革。

當務之急是讓那些回顧上述改革的人認識到歷史上的經驗教訓。翻閱2003年之前的歷史資料不難看出，美國海軍在1961年開設訓練教程是由于傳統的、學徒式的水面戰軍官訓練無法適應先進的技術、加快的作戰步伐和60年代更為復雜的海上作戰環境。2003年的聯合作戰中出現了類似的問題——融合了新技術、聯合作戰概念的水面戰更加現代化，也更加復雜。然而不同的是，美國海軍為了削減開支、實現“轉型”，刻意順應21世紀初的“創新”浪潮，選擇了一個基于假想、未經檢驗的解決方案。

調查中得出的數據是決定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調查應當在對象發生顯著變化前廣泛開展。朱姆沃爾特在1970年開展的調查與21世紀早期的水面戰訓練和軍官保有率調查類似。在這兩次調查中，美國海軍領導層都將軍官保有率視為關鍵問題，但是前者的解決方案是通過技能訓練提高保有率，而后者卻想通過減少軍官到紐波特訓練的花費而提高保有率及其業務能力。保持軍官職業技能的理想非常美好，但在所需的作戰環境未能受到足夠關注的條件下根本無法實現。20世紀70年代，改革倡議者都來自朱姆沃爾特設立的初級軍官調查組，而在21世紀，大部分文職人員從未有艦上服役的經歷，卻提議進行徹底的改革。盡管外部人士有時能更清楚地發現系統內的問題，但是他們的建議需要經過內部人員的權衡，評估其可行性和有效性，而2003年的水面戰軍官訓練改革卻沒有這樣做。

最終，這種以節約成本或加速進程為主要目標的改革是危險的。節約成本或時間的壓力對改革實施的理念造成了威脅，將它們變成了達到特定目的的便捷手段。21世紀水面戰訓練項目改革的初衷是節約成本和時間，而不是提高維修保養技能、職業素養或軍官保有率。傳統的水面戰訓練通過正規的課堂教學結合海上技能實踐來培養合格的水面戰軍官。CBT的設想基礎是通過陸上模擬器來代替艦船實操訓練。蘭德公司2003年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近期，結合經濟、軍事和政治的變化，促使美國海軍考慮轉向更多的岸基訓練。海上訓練開支的增長、作戰速度的提高、訓練范圍的縮小等因素減少了海上訓練的吸引力?！边@正是CBT得以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如果模擬訓練可以有效替代復雜的海上訓練，就能夠理解美國海軍認為水面戰軍官學校的岸基訓練項目“不合算”，最終被CBT所替代的決定。這正是美國海軍訓練部門領導認為降低成本比維持專業性更重要的鐵證。

2002年，NPS在水面戰軍官訓練項目研究中指出，軍官保有率是其首要目標，但其列舉的8個改革原因都是出于成本的考慮而不是專業技能或戰術素養。專業目標更多是作為“馬后炮”而不是指導原則。水面戰軍官訓練的事實表明，回顧歷史是改革“急先鋒”們進行構思和創新前的第一課。新的水面戰CBT項目的設計和審核人員應當首先反思水面戰訓練發展的歷史經驗，而不是簡單激進地回歸學徒式的訓練模式。歷史清晰地表明，未經訓練的軍官在快節奏的作戰環境和復雜的技術發展面前簡直無處容身。

改革的失敗也可以作為更深層次問題的啟示。正如美國海軍退役中將菲利普·巴利斯勒在其《巴利斯勒報告》中所指出的，這種退化的訓練毫無疑問地導致之后10年內水面艦隊在軍官訓練、人員操作和硬件設施等多個方面的不足。盡管水面艦隊經過近10年才將問題反饋到領導層，但初級軍官訓練中存在的不足在五年之內就已經暴露無遺。

美國海軍作戰部隊極少尊重歷史，甚至經常忽視其存在。但“即使在歷史分析中，歷史本身仍然具有重要地位，甚至比事實和數據更為關鍵?！彼媾炾犜谔岢龈母飫撔赂拍钋皯ㄙM更多的時間審視歷史，美國海軍也應吸取過去十年水面戰軍官訓練的經驗教訓，避免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