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古詩十九首》的生命悲情主義與價值追求

楊迎

摘 要：《古詩十九首》是東漢末年下層文士所作，這組詩揭露了東漢末年社會動蕩、政治黑暗的事實，反映了下層人民在這樣的環境下失憶徘徊、苦苦掙扎，以及下層文士對生死、生存價值作了一系列的思考和質疑。本文意在基于當時的社會背景與特征，通過對其內容和情感上的把握來分析東漢末年下層文士的生命悲情主義與人生價值追求。

關鍵詞：《古詩十九首》 生命意識 悲情人生價值《古詩十九首》是東漢下層文士輾轉他鄉、抑郁苦悶的真摯人生感懷，具有濃重悲情色彩。這十九首詩，基本主題是羈旅之思和思婦之怨。具體而言內容有夫婦朋友間的離愁別緒、士人的彷徨失意和人生的無常之感。其主題雖看似復雜，但有一個共同的情感特征，那就是對時間易逝、節序如流的傷感，直面死亡的恐懼和悲哀。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稱“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盵1]鐘嶸《詩品》贊其“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2]《古詩十九首》抒寫了當時人的生命意識，寫出人對生命的深層思考，反映了世態炎涼和下層知識分子懷才不遇的種種悲慨。

一、時代背景與特征

東漢末年政治腐敗、皇權衰微，中央對地方過度放權，管理不善，導致土地兼并現象日益嚴重，中央集權逐漸分散，地主豪強紛紛擁有自己的武裝勢力，從而出現大的政治集團，群雄割據的局面最終形成。各方勢力彼此交戰，百姓飽受戰亂之苦。此外，根據《后漢書》記載在“安、順、桓、靈”短短五六十年間頻繁發生地震，高達五十多次。百姓流離失所，生活在水生火熱之中，于是他們紛紛造反，發動大規模的叛亂，最著名者是黃巾之亂。

東漢的選官制度主要是察舉和辟除。當時的豪強地主操縱察舉，許多士人為進入官場，往往依附于他們，充當其“門生”；而地方高官通過辟除，與被辟除者形成牢固的從屬關系。這種宗師與門生，舉主與故吏之間，實際上是一種庇護與依附的關系，這種政治群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政治集團，這樣，經學與政治緊密聯系，學術群體與政治集團的結合體，就成了經學世族。官場就由世家大族基本壟斷，門第低下的下層文士接觸不到政治核心，懷才不遇，輾轉各方勢力，希望得遇明主。

東漢權力高度集中，使得少數人可以挾主專權，在東漢晚期逐漸形成了兩大集團的權力爭奪斗爭，即外戚與宦官的爭奪，導致政局混亂。而在東漢末年，士大夫中的正直激進分子，結成相對堅致的群體以反抗宦官集團，他們被稱為“黨人”，政府迫害“黨人”而發起的政治運動，當時被稱作“黨事”，對“黨人”的迫害，有禁止其出任官職并限制其活動的形式，時稱“黨錮”，或者稱為“黨禁”。延熹九年（166年），漢桓帝在宦官勢力的推動下，下令逮捕“黨人”，李膺等200余人被捕，是為黨錮之禍。在兩年之后（168年），再次大規模捕殺“黨人”。這先后兩次文化大清洗，共700余人蒙難，數千人牽連其中。黨錮之禍是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產物，標志著士大夫反對宦官斗爭的失敗。

儒學一直是漢朝的正統思想，讀書人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憂國憂民。然而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下層文士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理想的燈塔轟然坍塌，因此文學也與政治疏離并保持一定距離?！豆旁娛攀住肪褪前殡S著東漢末年的文化浩劫而生的一組文學作品，文人們對政治不再抱有幻想，不再言志，日常生活及生活感悟卻成為了歌詠的主題。

二、時間流逝、生命短暫

《古詩十九首》中，《青青陵上柏》、《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回車駕言邁》、《東城高且長》、《驅車上東門》、《去者日以疏》和《凜凜歲云暮》八首，可大致歸納為羈旅詩，共同抒寫的是游子在旅途中無所皈依的落魄和孤獨，充滿了人生如寄的漂泊感和悲涼愁苦之情。這些詩也成為《古詩十九首》的主旋律，奠定了《古詩十九首》整體的感情基礎。

正是因為出于對自我生活困苦的喟嘆，仕途坎坷、前途不明而感到痛苦，所以詩人回顧自身的命運軌跡，進行了深刻地反思，這使得他們對“人生”的生命感受格外敏感，發出諸多感嘆。如：《回車駕言邁》“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與《驅車上東門》“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詩人不約而同將“人生”和“金石”作比較，突出了生命的短暫和脆弱；《青青陵上柏》“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古墓上的松柏郁郁青青，山澗中的石頭四季常在，而時間卻轉瞬即逝、生命也為之消逝，個體的人就如同這天地間的過客，漂泊無依、不知歸處?！督袢樟佳鐣贰叭松囊皇?，奄忽若飆塵”則表現出生命如同微塵，渺小而卑微的情思。

詩人對于生命短暫的感慨，多基于時間的流逝和空間的變化。如：《東城高且長》“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笔窃娙嘶谒募靖?、世事變遷、歲月流逝，從而發出人生無常，需及時行樂不必自我束縛的感慨；《涉江采芙蓉》“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眲t是因空間上的阻隔，使詩人產生無窮的距離感，思念家鄉和親人憂郁之情撲面而來。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行行重行行》）

這是思婦懷念遠行丈夫的詩。首句五字，疊四“行”字，是其標志性句法。不僅在《古詩十九首》中，即使在魏晉南北朝和整個中國詩歌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句法?！靶行小北砻骶嚯x遠，“重行行”表明極其久遠，“遠”是時間和空間上共同的特征。隨后“相去萬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幾句則鋪陳講述兩地距離之遠?！八季钊死?，歲月忽已晚?！绷髂晁扑?，如花紅顏一天天逝去，而心中深愛之人卻久久不歸，這是思婦悲哀之情最直接的體現。

在手法上《古詩十九首》中寫空間的詩句多為敘述和鋪陳，寫時間則多為抒發對生命短暫的悲嘆之情，并且將季候變化和旅途物象寫入詩中，輔助抒情。[3]

生命是短暫的，時空是永恒的。詩人面對個體生命的短暫和永恒的時空這對矛盾，有著強烈的悲情意識。東漢末年是個極其動蕩的年代，詩人生活其中不但認識到了死亡的殘酷，恐懼死亡，而且他們要直面死亡的威脅。這樣的環境使詩人更加清醒地認識到人生的艱難與生命的短暫。

三、人生價值追求

《古詩十九首》所表現出來的，并不僅僅是詩人對生命短暫的感嘆，更重要的是，通過人生路途中的苦難艱辛和對生命、對死亡、對虛無的認識，詩人才真正體會到生命的本真，流露出他們對生命的虔誠和熱愛，由此而積極地探尋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并對人生的價值追求產生進一步的思考。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們非常重視生存價值的實現。在面對生活的苦難，人生的無常，世事的變遷，詩人們往往是無奈感嘆一番之后，就會加以自我安慰和勸勉，雖然看似自我麻痹，卻是一種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如：《行行重行行》“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薄段鞅庇懈邩恰贰安幌Ц枵呖?，但傷知音稀。愿為雙鴻鵠，奮翅起高飛?！彪m然歲月已晚、知音稀少，但“加餐飯”“雙鴻鵠”“起高飛”都表現出詩人并不為眼下的悲傷自暴自棄，這體現了詩人正面的價值追求或是詩人對自己理想的表達。

另一種體現自我存在價值的方式是通過及時行樂的人生態度傳達出來。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生年不滿百》）

“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青青陵上柏》）

“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今日良宴會》）

“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東城高且長》）

“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明月皎夜光》）

“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驅車上東門》）

生命和命運都具有不可控性。詩人們面對這樣的現實，進而產生出及時行樂的享樂主義思想。這種享樂是詩人無力反抗動蕩不安、命如草芥的社會的寄托，這是對現實的回避，是東漢末年下層文人人生毫無出路，是兼濟天下的人生理想只能無奈放棄而產生的頹廢之思。然而這種頹廢只是詩人的一時之言，是以激憤的言語從反面來發泄自己內心的痛苦，他們大多數都不是真正沉迷于享樂。與上述詩句凡以憤激語振起，多從反面立意不同，《回車駕言邁》“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則是唯一從正面肯定人生短暫應當追求榮譽和名聲的句子，反映出詩人對于人生價值的不懈追求，以及詩人精神世界的架構。

也有詩人產生出及時行樂的思想甚至想要求仙得道，但是游仙與方外的思想在《古詩十九首》中是不被肯定的，詩人們的主流思想認為這是一種自我麻痹的生活方式，是消極的體驗，詩人對此有清醒明確的認識，在提出這一想法之后，隨即加以否定?！厄屲嚿蠔|門》“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和《生年不滿百》“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可以印證。由此可見《古詩十九首》中詩人的悲愁苦悶都是來自于現世的、此岸的、真實的生活感受，沒有宗教式的、彼岸的、虛幻的情感寄托。人生雖不長但也應該要有正確的追求，這體現了人性之覺醒。

《古詩十九首》雖然充滿了濃郁的生命悲情主義特色，抒發生離死別、人生苦短的哀愁之情，但是這種悲情并不是一味的消極和頹廢，究其根本原因，是漢末下層文人對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所做出的思考和探尋，展現了他們對生命強烈的熱愛和珍惜之情。他們高度關注個我，把外部的社會環境、自然環境與自我生活感受聯系起來，作為抒情主題寫入詩中。這是時代賦予他們的憂患意識促進了他們自我意識覺醒，也促進了文學思想上的創新。王世貞稱《古詩十九首》“微詞婉旨，碎足并駕，是千古五言之祖”。作為中國五言詩的伐山，《古詩十九首》上承《詩經》《楚辭》，下開建安、六朝，連接從先秦至唐宋詩歌史的主軸，啟迪建安詩歌新途，確立建安詩歌新的形勢美學，對后世造成了深刻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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