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日本文學翻譯特征考論

汪帥東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北京 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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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日本文學翻譯特征考論

汪帥東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北京 100084）

作為中國翻譯史上的第三次高潮，晚清翻譯文學應以外國小說翻譯最為繁榮，不僅規模龐大，而且影響深遠。受晚清日語譯才培養機制的影響，活躍于清末的日本文學譯才在文本選擇、譯文體制、譯語文體與翻譯方法等方面既有沿襲，亦有突破，充分體現出中國翻譯文學近代化過程中的諸種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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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既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也是中國翻譯文學的一個轉折點。之所以稱其為轉折點，是因為中國翻譯文學的重點從甲午戰前零散的西方詩歌、小說翻譯演變為甲午戰后集中的日本文學及經日文轉譯的西方文學翻譯。受晚清日語譯才培養機制的影響，活躍于清末的日本文學譯才在文本選擇、譯文體制、譯語文體及翻譯方法等方面既有沿襲，亦有突破，充分體現出中國翻譯文學近代化過程中的特性。

一、文本選擇

在晚清譯入的日本文學作品中，或者是文學與其他學科領域交叉產生的作品，如政治小說、科學小說、教育小說，抑或是通俗作品，如偵探小說、言情小說。相比之下，有關純文學的翻譯則鳳毛麟角，極為鮮見。究其原因，五四運動之前，日語譯才在選譯日本文學作品時，通常會把實用價值放在首位，文學價值置于次席，質言之，當時的日本文學翻譯普遍裹有濃厚的急功近利的色彩，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共有兩點。

1.宣揚維新政治、啟發國民的政治意識。對于清政府而言，甲午一役不啻晴天霹靂。面對岌岌可危的國勢，不少為政者把救亡圖存的一線希望寄托于日本，強烈建議清政府借鑒明治維新的成功經驗，變革圖強。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中提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盵1]14這一口號極力強調了小說對于政治社會的改良作用，并催生了魯迅、陳景韓、吳梼、周桂笙等一大批外國小說的翻譯巨匠。

2.開發民智，普及西學。明治時期日本文壇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各類文學作品紛紛涌現，其中既有引自西方的文學作品，也有日本人自創的文學作品。隨著晚清日語譯才隊伍的壯大，從日本引入的科學小說、偵探小說、冒險小說、軍事小說等文學作品數量亦隨之驟增。魯迅在《月界旅行》的弁言中說道：“蓋臚陳科學，常人厭之，閱不終篇，輒欲睡去，強人所難，勢必然矣。惟假小說之能力，被優孟之衣冠，則雖析理譚玄，亦能浸淫腦筋，不生厭倦?！盵2]4魯迅認為，唯以科學知識開啟民智似有“強人所難”之嫌，反不如借用小說的形式更易普及科學知識。事實證明，這些小說不僅順應晚清翻天覆地的社會轉型，同時也符合當時急功近利的文學思想。

二、譯文體制

在晚清翻譯文學作品中，遵循中國傳統小說模式的章回體小說占據了半壁江山。這些章回體翻譯小說每節均以概括性較強的對偶字句作為回目，如魯迅譯《月界旅行》[2]1的前三回目分別為：

第一回

悲太平會員懷舊破寥寂社長貽書

第二回

搜新地奇想驚天登演壇雄譚震俗

第三回

巴比堪列炬游諸市觀象臺寄簡論天文

筆者認為，這種現象的發生具有以下兩個原因：首先，魯迅在《月界旅行》的弁言中闡明了其選擇該部小說的直接目的，即使民眾“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2]4。既然翻譯目標直指啟蒙思想，那么投合中國讀者的期待視野自然是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選擇中國讀者更熟悉、更容易接受的章回體進行翻譯，不僅表明當時日語譯才為投合中國讀者的期待視野而未擺脫傳統小說體式的束縛，同時也體現了日語譯才對于這種審美趣味的自覺追求。其次，作為當時翻譯小說最主要的傳播載體，期刊和報紙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即篇幅限制與連載間隔。對此，日語譯才不得不將長篇小說切割成若干短篇以滿足篇幅的約束，然后再為每個短篇設計一個帶有懸念的結尾以解決連載間隔時間較長的問題，反映在翻譯小說的具體體制上，往往以一段“楔子、辭章、言論之屬”來開場，而結尾則是“要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之類的套語。

三、譯語文體

近代翻譯小說在文體上并未形成統一的標準，因此晚清日本文學譯者對譯語文體的選擇呈現出交融與對抗、影響與反影響的復雜特性（見下圖）。例如，盡管很多翻譯小說采用了白話體，但是彼此之間又有極大的不同，如《回天綺談》采用的白話比較貼近古文，譯文中還有使用離騷體創作的古體詩，《海底旅行》是傳統章回小說慣用的白話文，摭拾俗諺口碑，淺顯易懂，而《毒蛇圈》的白話則夾帶不少迻譯的詞匯，譯文充滿澀味。

關于晚清的翻譯文體，大致可分為兩派：一是以嚴復為代表，注重駢散結合，言潔句雅；二是以梁啟超為代表，語體雜糅，平易通俗。就兩個派別相較而言，嚴復堅守的不只是古文本身，還有潛藏其后的傳統價值與道德力量，而梁啟超提倡的新文體通過富有表現力、易被接受的言說方式，逐步動搖了文言之于中國傳統文學的統治地位。它既在思想內涵中體現出“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氣之暗潮”，也在譯語文字上表現出俚韻夾雜、平易暢達的特點。這種新文體從黃遵憲主張的“新體詩”開始，便在中國傳統文體的觀守下緩緩步入晚清翻譯文學的疆域，爾后又乘著外國小說的翻譯熱潮展其驥足。從中國文體的發展脈絡來看，這種裹挾新時代精神的新文體，可以說是刻板教條的古文無法比擬的，因為它不但賦予了創作主體前所未有的能動性，而且沖破了古文體制的藩籬，促使廣大學者競相效仿，在引起文壇巨大反響的同時，也為五四文學運動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四、翻譯方法

甲午戰后，隨著國內日語譯才隊伍的不斷壯大，各類文學翻譯作品也隨之增多。樂黛云指出，與其他翻譯不同，文學翻譯不僅僅是文字符號的轉換，也是文化觀念的傳遞與重塑，翻譯文學不可能脫離譯者的文學再創造而存在[3]174。是時，蘇曼蘇、周桂笙、馬君武等譯者普遍采用“譯述”的方式進行翻譯，并將譯述風潮漸漸推向鼎盛，如就獨立的作品而論，不少都是充滿新時代色彩的大作，不過若以翻譯作品視之，“譯述”非但不忠實原文，而且誤譯、漏譯現象嚴重，很多譯本甚至將原著中的時代背景、自然景致及人物心理等描寫完全刪除或大量添補，或胡亂改寫，因此，“譯述”也難以算作譯法的正途。筆者認為當時盛行這種譯述現象的主要原因共有如下四點。

1.高額翻譯費用的誘使。晚清時期的翻譯小說之所以紛繁如林，與是時各大出版機構給予的高額翻譯費不無關系。包天笑就在《釧影樓回憶錄》中記述道：“這時上海的小說市價，普通式每千字二元為標準，這一級的小說，已不需修改的了。也有每千字一元的，甚至有每千字僅五角的，這些稿子大概要加以刪改，但是許多出版家，貪便宜，殺窮鬼，粗制濫造，也是有的?！盵4]324面對如此優厚的譯稿費用，很多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刻意采取表達略顯繁冗的譯述方式來擴充譯文的字數，并以此增加翻譯酬勞。

2.低級日文能力的制約。隨著晚清日語譯才培養機制的日臻成熟，更多的中國青年投身于習日文、譯日書的偉大事業中。良好的日文氛圍與教育環境，在造就大批優秀譯才的同時，也出現不少學無所成的平庸之輩，他們魚目混珠，濫竽充數，使得晚清的文學譯壇亂象叢生。有限的日文能力使得他們每每遇到冗長而繁雜的日文句子時，不但對于句意的理解模糊不定，甚至連故事情節的鋪展都無從捋順，因此，他們難以嚴格遵照原文忠實地翻譯，只能采取較為簡單的譯述方式進行處理。

3.日本翻譯策略的影響。明治初期，日本譯者在翻譯西方文學作品時，普遍采用“豪杰譯”，即打破原著特有的背景與架構，任意添刪，甚至大幅度改寫原作的主題、結構、人物等，這種策略也著實影響了晚清日語譯才的文學翻譯活動。包天笑在《釧影樓回憶錄》中記述道：“日本人當時翻譯歐美小說，他們把書中的人名、習俗、文物、起居一切改成日本化。我又一切都改變為中國化?！盵4]386可見，當時日本譯者采取的翻譯策略也促使中國譯才“化夷為漢”，使得中國譯才在對轉譯的作品進行“中國化”處理的同時，也無形導入了譯述的翻譯方式。

4.迎合中國讀者的趣味。就翻譯方法而言，直譯與譯述在晚清日本文學的譯入過程中皆有運用，如周桂笙、蘇曼殊、馬君武等譯才比較傾向譯述，而吳趼人、伍光建、曾樸等譯才則善用直譯進行處理。從晚清翻譯文學發展初期的各種反響來看，中國讀者對于忠實字句的“直譯”作品還是較為排斥的，所以采用直譯之法譯出的作品數量相對有限。對此現象，時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一語中的，逐字逐句的翻譯“詰屈聱牙，不可卒讀，即讀之亦如墜五里霧中”[5]145。毋庸贅述，忽視讀者感受與接受能力的譯著很難獲得認可，也不易引發關注，顯然，這與晚清日語譯才引入日本文學作品的初衷背道而馳。因此，為更好地發揮翻譯文學之于晚清社會改革的特殊使命，是時更多的日語譯才選擇了“譯述”的方式。

五、價值評判

作為中國翻譯史上的第三次高潮，晚清翻譯文學應以外國小說翻譯最為繁榮，不僅規模龐大，而且影響深遠。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早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即傳統翻譯研究占據主導地位的階段，國內學界對晚清日本小說翻譯質量的總體評價呈現譽不敵貶的局面，概而言之：首先，相比于文學性，晚清日語譯才更重視日本文學作品的政治功利性，所以他們在翻譯的過程中，往往有意或無意摻入政治因素或者加重政治色彩，以呼應使用文學作品宣揚維新政治、開發民智的時代主題，但是這種把文學作品作為政治工具來使用的做法并不利于文學的發展。其次，體例不完備，不少譯著未標明原著題名與原作者。從傳統翻譯研究的批評標準來看，晚清日語譯才普遍不夠忠實原著的語言與情節，甚至很多作品只能被視為拾人牙慧的改寫，而不能稱其為譯著，因此很多譯著沒有標明原著的任何信息，即便是譯者也隱匿真名，而只署筆名。再次，很多譯文的質量過于拙劣。國內學者普遍認為林譯小說能夠代表晚清翻譯文學的最高水準，即便如此，我們可從其譯本中發現諸多問題，譬如當代文學大師錢鐘書就在《林紓的翻譯》一文中直言，在林譯小說中漏譯、誤譯現象比比皆是[6]23。既然林譯小說尚且如此，那么等而下之的譯文則不言自明了。最后，日語譯才普遍采用了以忽略原著本位為代價的歸化策略。不少學者認為采取歸化策略是對原文的極不尊重，如劉英凱提出歸化是翻譯的歧路，不應提倡[7]58。誠然，盛行于晚清譯壇的歸化策略并不成熟，主要特點便是隨意性過大，這不僅嚴重扭曲了原著內部的主體文化，而且抹煞了原著者苦心孤詣的創作之功。然而，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色列學者伊塔馬·埃文—佐哈（Itama Even-Zohar）提出多元系統論以來，翻譯研究就開始了“文化轉向”的旅程。20世紀80年代以蘇姍·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e Lefevere）為代表的翻譯學研究者發表了多篇從文化視角研究翻譯問題的論文與專著?；谶@套理論架構，國內學界對晚清日本小說的評價亦隨之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少研究者拋棄了傳統翻譯研究的語言學視角，進而轉向以目的語文化為主體的翻譯研究，將重點置于權力關系、贊助者、意識形態、主流詩學、審美取向等文化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尤其倫敦大學教授Theo Hermans提出的“操控學派（Manipulation School）”學說，頗適用于晚清日本文學翻譯的相關研究，他認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會針對目的語文化進行一定的修正與改寫，以期使這份譯文達到預設的目標。根據這些日本文學譯本可知，晚清日語譯才的文學譯本普遍帶有政治功利性，這種功利性或來自于原著本身，或體現在植入某些政治因素的主題改寫上，顯然，后者的發生完全能夠作為“操控學派”學說的現象闡釋。

[1]阿英.晚清文學叢抄（小說戲曲研究卷）[M].北京：中華書局，1960.

[2]魯迅.魯迅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3]樂黛云.比較文學發展的第三階段[J].社會科學，2005（9）.

[4]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M].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

[5]陳?？?中國譯學理論史稿[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

[6]錢鐘書.林紓的翻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7]劉英凱.歸化——翻譯的歧路[J].現代外語，1987（2）.

Studies on the Translation Features of Japanese Literature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Wang Shuaidong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s the third wav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translation of foreign novels are the most prosperous in translation literature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as it has a large scale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translator training mechanism of late Qing dynasty, the active translators carried on the old traditions as well as made innovations in the areas of text selection, register of translated texts, style of target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ethod, indicating various features that Chinese translation literature presented in its evolution of modernization.

late Qing dynasty; Japanese translators; Japa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literature

K252

A

2016-10-17

10.16565/j.cnki.1006-7744.2017.03.31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方學’體系建構與中國的東方學研究”（14ZDB083）

汪帥東，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后，研究方向為東方學與傳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