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地區滿語地名研究述評

耿 陽，朱 紅

(1.渤海大學 文學院，遼寧 錦州 121013；2．渤海大學 國際交流學院，遼寧 錦州 121013)

東北地區滿語地名研究述評

耿 陽1，朱 紅2

(1.渤海大學 文學院，遼寧 錦州 121013；2．渤海大學 國際交流學院，遼寧 錦州 121013)

對滿語地名的研究始于清代，繁盛于20世紀80年代。滿語地名的研究主要分為從地理角度出發研究地名；從語言角度出發研究地名；從用字角度出發研究地名。前兩項研究開始的時間早，研究成果相對較多，而關于地名漢化過程中的用字考察最為薄弱。

滿語；地名；地理與人文；語言學

滿族是起源于中國東北地區的一支土著民族，早期主要活躍在黑龍江和長白山之間，明末逐漸壯大并入主中原建立了清政權。由于滿族先民長期在東北地區生活，滿語和漢語長期接觸，東北地區的漢語方言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滿語的影響，已經消失的滿語的影子還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東北方言之中。地名屬于專有名詞，穩定性強。東北地區很多地名都源自滿語。

滿語地名考證研究早就與輿圖的繪制同時展開。但從清中葉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后，國內的研究成果零散不成系統且多有訛誤，國外的研究成果受到更多局限，只有部分成果如《東亞研究史.滿洲篇》對滿語的地名有所涉及。真正有參考價值的研究成果始于20世紀80年代，仍以國內研究為主。據不完全統計，國內20世紀80年代以來關于滿語地名的研究成果有專著10余部，學術論文200余篇。就研究對象來說，以黑、吉地名的研究成果居多，遼寧地名考證的成果偏少。就研究成果特點來說，可將滿語地名的研究成果分為從地理人文角度考察滿語地名，從語言角度考察滿語地名，從用字角度考察滿語地名。其中，涉及滿語地名轉寫用字的成果不多，即使涉及到記音漢字也只是簡單概括，并沒有進行詳細統計分析。如李如龍《漢語地名學論稿》指出，“東北地區的許多滿語地名用漢語音譯后，多半以諧音的方式附會為漢語的意思，從字面上已經很難看出是滿語地名了?！盵1]然而《漢語地名學論稿》在此處只給出結論，滿語地名的用字研究既不是研究的主體方面，也沒有展開詳細論證。又如從佩遠在《略論吉林省境內現存的滿語地名》中，用一章的篇幅闡釋了吉林地區滿語地名用字的變化趨勢，但《略論吉林省境內現存的滿語地名》并不是根據切實的統計數據得出結論，總結規律的目的也只是為了引出滿語地名研究方法。由此可見，漢化滿語地名時的用字研究仍然不成系統。

一、從地理與人文角度考察滿語地名

地名用于記錄地理方位。早期滿語地名來源于長期生活在此地的漁獵人民的日常生活，因此，這些地名多帶有漁獵生活特色，從側面佐證了該地區的地貌特點。還有一些地名源于特定的歷史事件，反映了一些戰爭史實或人口遷徙結果。綜合這兩點，一些考察地理與人文的研究成果中涉及到了滿語地名。從地理人文角度出發的研究起步早，成果也多。既包括清代的《欽定滿洲源流考》《盛京通志》《嘉慶重修一統志》，民國時期的《增訂吉林地理紀要》《朔方備乘》，新中國成立后的《長白山地區地名典故》等方志類研究成果，也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大詞典》《世界地名詞典》《中國古今地名對照表》等著重地名匯編資料。這些成果大多落腳于地方風土名物的介紹上，研究內容與語言研究關聯不大。

莫華《長白山地區地名典故》以長白山山脈一帶地名為研究對象，主要介紹地名的來源傳說、地方特色、歷史事件、文化背景等。應該指出，此處介紹的地名來源傳說多帶有神話色彩，是依據不同程度漢化之后的地名附會出的傳說。

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大詞典》《世界地名詞典》《中國古今地名對照表》等一系列專門列舉地名的辭書也涉及到一部分清代時期東北邊疆的地名。但限于辭書性質，對東北地區源于滿語的地名涉及數量少且缺少相應的研究。

地名是記錄地理位置的載體，方志中必然要涉及地名的來源。將地名研究同地理和歷史記錄聯系起來的優點在于這種研究開始的時間較早，依據的材料豐富且貼近當時滿語使用者的語言環境。但同時也存在著因引文龐雜導致的陳陳相因、以訛傳訛現象。從地理人文角度出發研究地名的本質目的在于方便記錄歷史事件或介紹地理方位。因此，從本質上講是把地名作為地方風物或地理研究的佐證材料而非獨立的研究對象看待。

二、從語言學角度考察滿語地名

此類研究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黃錫惠、尤丕麟、于鵬翔等人將東北地區的地名作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將源于滿語的地名從眾多地名中分離出來，分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考察了滿語地名的語源，音變，并總結出規律。

（一）滿語地名的宏觀研究

所謂宏觀研究是指將大量地名作為研究材料，抽象出命名規律的情形。這些研究或為后續研究梳理出研究材料合輯，或針對地名自身找出命名及演變規律，或就研究方法提出意見。

于鵬翔主編的《清代東北邊疆滿語地名資料編目集成》系列叢書共5卷，將清代時期東北邊疆地區的地名按音序排列，每個條目后援引清代出現的各個地名的資料原文，對地名的使用進行客觀記錄?！肚宕鷸|北邊疆滿語地名資料編目集成》旨在達成對滿語地名的準確譯寫，在編寫過程中突出地名的主體地位，是一套系統的語言研究資料集。

楊錫春、林永剛、楊譯偉編著的《黑龍江省滿語地名》以黑龍江境內的地理名詞為研究對象，篩選出那些源于滿語的地理名詞，按照地名、山脈名、河流湖泊名分三篇。每一篇中又按照現名、語源、歷史記載、風土名物的順序依次介紹。

黃錫惠的《滿語地名研究》是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的集成，共分上下兩篇。其下篇是以專題研究的形式探討了滿語地名的語源、音變、同構異義和同音異源等問題?！稘M語地名研究》還分別以“畢拉、窩莫”和“河”的音變為例，分析了滿語水體專名的通名成分。此外，黃錫惠的系列研究考證了滿語在語音上的變化，并總結出滿語地名的三種變化誘因：在自身發展中的演變，使用中的訛變，以及向漢語進行音近意通的靠攏性轉變，從而解答了語音變異中出現的種種問題。

共由《滿語地名翻譯的同音同形異義問題》指出：由于滿語本身瀕臨滅絕的現狀，滿語地名的翻譯過程中，機械音譯導致的錯誤譯釋現象突出。由此提出，考察滿語地名要慎重追溯詞源，根據滿語本身的同音同形詞的異義和一詞多義的特點排除滿語地名研究中以訛傳訛的做法。黃錫惠在《滿語地名翻譯的語源音變》中指出滿語地名的語音變化可存在兩種誘因：一方面是滿語自身發展，一方面是受外界因素的影響。前者的規律變化有些遵從滿語自身的演變特征，有些符合使用中的整體規律；后者的演變受滿漢兩種語言語音特點的限制，規律性不強。針對這種情況，作者建議對滿語地名的研究要充分運用語言學、音韻學的相關知識，在盡可能完整地掌握材料的基礎上求證。此外，同期發表的《滿語地名翻譯的同音異源問題》以“富太”“木”“布”等詞為例，討論了因語音演變而導致的不同詞源滿語地名共享相同語音形式的情況，從而給出滿語地名研究要在看到語言自身演變的同時，更要著重關注演變的規律性，掌握語源和音變之間內在邏輯的研究建議。

金美的《滿語地名的語義特征》將典籍中可見的滿語地名按語義的不同總結為標記類、提示類、警醒類三種。聶有財、冷翔龍的《遼河流域滿語地名命名方式探析》以遼河流域的地名為研究對象，將涉及到的滿語地名命名方式分為以地形地貌特征命名、以動植物名稱命名、以宗教事物命名、以所處位置或歷史淵源命名、以具有政治含義或體現其他滿族文化的名詞命名和以生產或生活用語命名6種，并指出了遼河流域的滿語地名具有一定的語言學研究價值。楊永旭、李佳靜在同期發表的《文獻中的伊通河流域滿語地名原因研究》則以伊通河流域的地名為研究樣本，在聶、冷二人對滿語地名分類的基礎上分析了各個分類的成因。此外，就伊通河流域地名的個性而言，《文獻中的伊通河流域滿語地名原因研究》一文總結了這批地名演變的社會原因。

從宏觀層面出發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整理出為研究語言而匯編的材料集，說明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將滿語地名本身作為研究的對象看待。其次，此類研究整理出了研究滿語地名的方法指導。這是研究成熟的標志之一。再次，宏觀層面的研究涉及到命名規律和命名理據兩方面。這表示此類研究不拘泥于語言學內部，更考慮到了文化和社會的因素。

（二）滿語地名的微觀研究

黃錫惠說，“地名的語源是地理事物名稱的民族語言屬性。通常表現為當地民族的固有語言?！盵2]滿語是滿族先民的民族語言，發源于東北地區，體現了滿語的原始風貌和東北地區的風土人情。除從宏觀角度出發，總結滿語地名分析的規律與方法之外，更多的研究者是從微觀的角度出發，考察某幾個具體地名的語源及命名理據，以揭示滿語地名命名的內在規律。

考證滿語地名詞源經常著眼于地名的漢譯正誤辨析。楊慶鎮《滿文老檔太祖朝村屯地名考》其中的地名為研究對象，主要總結了其中出現的遼寧地區源于滿語的地名。馬越山、黎艷萍《略談黑龍江地區的地名特點》指出，黑龍江地區源自滿語的地名，雖然漢譯的途徑不同，有些保留發音，有些保留意義，但都已經陸續譯成漢語。

從部分地名的詞源考證，可以找到滿語地名所反映出的構詞規律或文化誘因。王岸英、黃錫惠的《寧古塔地名的翻譯與考證》以滿語的構詞法為依據，通過詞源結構對比，運用地名發生學的理論，得出“寧古塔”一名中的“寧古”源于滿語單詞“六”；“塔”簡省于滿語單詞“窩鋪”。最后，文章列出部分與此構詞形式相似的地名構成，表明“寧古塔”一名符合滿語地名構詞的一般規律。王岸英的《牡丹江流域滿語地名之翻譯考證》以牡丹江上流流域的各支流名稱為研究對象，分別考證出此 13支流的滿語讀音及漢語釋義。吳雪娟的《五大連池滿語地名考釋》考察了五大連池地區地名的詞源和語義及其演變過程，進而得出五大連池地區的地名演變形式體現了滿語附加詞綴構成新詞的構詞法，以及使用中簡省連接音節的語音脫落現象的結論。吳雪娟《滿語地名“興安”及其語義辨析》又通過對比《文獻中的伊通河流域滿語地名原因研究》《黑龍江將軍衙門檔》以及《尼布楚條約》中對于“興安”的記錄，對該地名的不同含義進行解釋，得出“興安”一名原指“疏草多石而連綿不絕的山”的結論。何占濤的《東北滿族文化認同研究》分析了遼寧省朝陽市現存的源于滿語的地名，提出朝陽地區滿語地名或與漢語混合，或與滿語混合的現象。

從微觀層面出發的研究相較宏觀層面而言有研究對象專一和研究路徑單一兩個特點。研究對象專一指的是單篇論文研究的地名數量少，一般局限于某個地名或某地區幾個地名；研究路徑單一指的是這類研究的結構大體一致，都是從轉寫后地名的發音特點和該地的地貌特點出發，結合滿語單詞的音和義，最終考證某個轉寫后地名原本的滿語語源，少部分論文還能推及其他具有相同構成方式的地名。

綜上所述，從語言學角度出發的研究，一方面從宏觀層面總結研究方法，一方面從微觀層面研究某個或某幾個地名。研究成果中不僅有對于詞源的考證，也有關于地名命名、演變規律的總結。這不僅推動了滿語研究，同時也為滿漢兩種語言的發展演變規律提供佐證。然而，此二者都只偏重對語義的考察而欠缺對地名用字的關注。綜觀這部分研究成果，無論是分析一個地區的命名規律，還是考證某幾個地名的滿語本原，研究方法都是結合滿語詞義和漢語譯音，輔以當地地貌特點、標志事件，從而得出某地名原本記錄的詞源含義如何的結論。上述研究成果盡管深入語言研究的內部，取得了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但大多關注語言的音、義結合，只有少部分研究涉及到漢字的選擇。

滿語地名的語言學研究發展至今已有30余年。于鵬翔、楊錫春等人對滿語地名的整理以及黃錫惠、尤丕麟等人以語言學的觀點對滿語地名的分析奠定了語言學在滿語地名研究中的基礎，使得研究愈發深入和精準；但滿語地名在漢化及演變中的用字問題，鮮有人研究。滿語地名在選擇用于記音的漢字時經歷了從變化無常到精準可靠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僅能反映出語言本身的變化，同時也受社會、時代的影響，因此其中的用字理據和用字規律值得深入探討。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對外語漢譯中專有名詞的用字選擇也具有指導意義，是國家語言規范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

[1] 李如龍.漢語地名學論稿[M].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139.

[2]黃錫惠.滿語地名研究[M].哈爾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8: 24.

(責任編校：葉景林)

H54

：A

：1674-327X (2017)01-0052-03

10.15916/j.issn1674-327x.2017.01.016

2016-09-30

2015年度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L15DYY005)；渤海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項目(071502224-14)

耿陽(1991-)，女，遼寧遼陽人，碩士生。

朱紅(1973-)，女，遼寧鳳城人，教授，博士。

時間：2016-12-13 16:09:12；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415.C.20161213.1609.0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