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奴婢制度源流考略

陳卓鋒

(西南政法大學 行政法學院，重慶 401120)

清代奴婢制度源流考略

陳卓鋒

(西南政法大學 行政法學院，重慶 401120)

奴婢之制，非草創于清，而風靡于清，考諸史乘，可見其淵深流遠。滿奉主奴之別，漢重尊卑之辨，彼此合流，主奴尊卑所以生。清代奴婢源于戰俘、罪囚、民人投充以及丁口買賣等四途，律比畜產，勞役繁苛，豁賤維艱，且即便還民，亦遺戾深重。

清代；奴婢；良賤

康德哲學體系所強調的“人是目的，而非工具”，在古代中國亦不過鏡花水月而已。一若常慣，清律并未嚴密界分人身與財產，人身淪為財產法之標的者屢屢有之。建州女真的蓄奴傳統，兼糅漢文化的尊卑之辨，聯袂助推清代奴婢制度呈顯愈演愈烈、有加無已之勢。

一、 淵源稽考

清代奴婢制度的風靡，既為建州女真蓄奴風習等因素的承繼與流演，亦為中原王朝良賤之辨等積疾流弊的外顯。

清兵入關前，即見建州女真蓄奴之濫觴。明宣德八年(1433)，朝鮮官方詈斥女真越邊擄人，“爾等擄掠中國人口及我邊民為奴婢使喚”[1]。時值明亡清興，建州女真興師犯明，滋擾邊關，“剽掠上國(明朝)邊氓，做奴使喚”[2]。萬歷十二年(1584)，努爾哈赤以十三副遺胄舉事，合并諸部，創后金汗國，后乃“興師犯明，宣布告天下七大恨，取撫順”[3]814，遼東漢民，抗拒者被戮，俘取者為奴；*參見《清實錄·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2頁。隨著戰事擴大，烽火延蔓，俘獲人畜更多，“自奴酋及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農莊”[4]。

于中原王朝，關于奴隸制的史載更早?！渡袝じ适摹费裕骸啊妹?，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5]《甘誓》為夏啟征討有扈氏的誓師詞，所謂“孥”，同“奴”，有罰做奴隸之意，即將怠于攻戰者罰沒為奴。顏師古所撰《匡謬正俗》云：“孥戮者，或以為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6]，引茲佐證。奴婢制度作為奴隸制之遺裔，洞貫中國古代史之始終。其根源于奴隸制生產方式與封建制生產方式均為土地經濟的同質性，以土地為紐帶筑就了農奴于地主的人身牽附。秦漢以降，歷代王侯將相、縉紳豪強均有蓄奴之習，“(呂)不韋家僮萬人”“嫪毐家僮數千人”[7]3041，這固然是趣在夸張的寫意之筆，但可推斷其基數絕非等閑。俄及兩漢“諸官奴婢十萬余人”。三國時期，“奴執耕稼，婢典炊爨”[8]。南北朝時，素有“耕當問田奴，絹則問織婢”[9]之俗諺。晚唐蓄奴之風尚盛，嶺南、黔中、福建等道百姓多被公私掠賣為奴婢，越王貞家僮多至千余人。*參見[清]沈家本撰,鄧經元、駢宇騫點?！稓v代刑法考》(一)，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02頁。北宋時期，金軍破遼，將所獲“契丹兒婦，令做奴婢”[10]，嗣后臨南伐宋，“掠男婦不下二十萬，能執工藝者自食之，富戚子弟降為奴隸”[11]。既而蒙元逐鹿中原，漢人、南人素常淪作“驅口家奴”。明初，朱元璋遏制蓄奴，以肅綱紀，“詔書到日，即放為良，毋得羈留強令為奴，亦不得收養。違者依律論罪……功臣及有官之家不在此限”[12]，對民間蓄奴之習重典懲禁。但由于稅賦苛重、旱澇日繁等因素，黔首流離，百姓破產，唯有質妻鬻子以謀生，以至成化、弘治年間，“蓄養奴婢、家人之類，比之舊制，或多逾十倍”，蓄奴之習強勢反彈，臻于極盛，*參見《明孝宗實錄》，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1961年版，第194頁。朱元璋的重拳鐵腕終究流于具文。萬歷時期蘇州府嘉定縣更甚，“大家童仆，多至萬指”[13]，于中盛況，可窺犄隅?？梢?，清代奴婢制度并非前無端緒的驟然草創，在一定程度亦為中土舊制的衣缽傳承。

二、 來源探微

清入關后，圈地京畿，養奴蓄姬，一時間人煙湊集、駢肩輻輳。據載，乾隆年間“仕宦之家，童仆成林”[14]。滿漢貴族多以蓄奴為樂，競相攀比，彼此炫耀，和珅府第極盛之時，“供廝役者，竟有千余名之多”[15]。朱門酒肉、金粉樓臺的背后，是無數家庭的頃刻東西、妻離子散。聞者凄心，見者怵目。清代蓄奴風習之熾烈，與奴婢的廣泛來源息息相關。

(一)戰俘

清初，戰俘是奴婢的主要來源。明清鼎革之際，烽火頻仍，滿洲兵摧枯拉朽，軍行所至，均按功分俘，“玉帛載馬后，子女羅馬前”。史載，努爾哈赤極端排漢，“得漢人，分賜滿人為奴隸，按滿官員階級分與；得儒生，則殺”[3]830，頗值尋味。建州女真前身為耕狩于圖們江流域的蕞爾小邦，自萬歷十二年(1584)努爾哈赤以十三遺胄舉事，到崇禎十七年(1644)清兵入關，不過爾爾一甲子。個中緣由，固與明室承平日久，文武廢弛難脫干系，但更與后金軍所奉行的分俘政策休戚相關。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以所俘獲的人口和資財犒賞麾下，一者意在淬勵將卒上下心無旁騖，矢志戎馬，是軍隊戰力與士氣的保證；二者后金兵無俸無餉，所俘均分旨在以戰養戰，酬庸賞功，以緩兵餉之急，因此即便定鼎中原后仍悉數遵行。順治元年(1644)，在平定山東滿家洞抗清勢力后，將所俘獲婦女牛馬，分賞行間士卒。*參見《清實錄·世祖實錄》，中華書局，2012年版，卷一二?？滴跄觊g，清廷醞釀撤藩，吳三桂等“三藩不自安”，不久為八旗所破，期間所俘人口，均散給士卒。*參見《清實錄·圣祖實錄》，中華書局，2012年版，卷四七。乾隆年間平定準噶爾叛亂，準噶爾部敗北之余，除了折師損將，還要“婦孺充賞”[16]?！芭d，百姓苦；亡，百姓苦”，可謂言簡意賅，一語中的。

(二)罪囚

然，天下分久必合，戎馬倥傯并非世之常態。奴仆為剛需而戰俘者不常有，因此在和平年代其來源名色繁多，不一而足?！墩f文》云：“奴、婢，皆古之辠人也……辠，犯法也?！盵17]又有《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藁”?？梢?，將罪犯貶黜為奴，古已有之。清代，因犯科而沒入奴籍者，其要有三。其一，謂以人身抵充債務而判罰為奴，如康熙二十年(1681)，阿畢大等五人盜馬，按律應立決，家產妻子給失馬之人?？滴跏ゲ?，以“疑罪惟輕，本犯免死，給與為奴，則失馬者得人役使，于法未為不當”為因由，減死為奴，嗣后著為定例。*參見《清實錄·圣祖實錄》，中華書局，2012年版，卷九八。其二，將罪犯發遣邊瘴為奴。發遣為清代流刑之一，將罪犯發往黑龍江吉林、滇黔回疆等關隘煙瘴之地。被發遣之人，或到改造地務農，或供人差使，或給披甲人為奴。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曾把山東、河北、河南等地以邪教滋事的人犯，分發回城，如烏什、葉爾羌、阿克蘇等地處回子為奴；*參見《清實錄·高宗實錄》，中華書局，2012年版，卷一〇八。其三，受重罪家屬牽連而沒官為奴者。清律廣事株連，一人犯科，罪及妻孥，凡謀反及大逆，共謀者均凌遲，“祖父、子孫……男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18]?？滴跛氖?1707)，周鏗聲呈控澄海知縣葉廷推“纂輯縣志，載入碑傳詩句，詞語狂?！?，經查勘實為周誣告以圖報復，按誣告者反坐其罪論，“將周鏗聲依謀叛律反坐擬斬立決，”“犯妻周鄭氏給功臣之家為奴”[19]。即便是八旗后裔，亦不得游離法外，恣意逍遙，“功臣之后，往有不肖子孫，或謀私結黨，欺君誤國；或貪贓壞法，虧空國帑陷身刑辟；或發遣邊遠；或妻子入辛者庫”[20]。所謂辛者庫，是為整飭滿族貴胄中為非作歹者的法外機構，辛者庫人戴罪服役，或充當莊屯苦差，或補替兵丁坐街看更，或給予官員為奴，自此自由淪喪，非遇恩赦，無以還民。

(三)民人投充

投充，是清初奴仆的又一來源。所謂投充，指漢民只身或攜帶土地一同投靠旗人，風靡于清入關之初。投充者多為土地被圈占的農民，因食口無資，不得不委身牛馬。畿輔之地，斯風尤烈，“地多圍種，人效投充”[21]。亦有被威迫而投充者，因八旗貴胄熱衷于擄掠人畜以肥私，所及之處，逼勒投充，或言語恫嚇，或威勢相逼，以至民心不靖。*參見《清實錄·世祖實錄》，中華書局，2012年版，卷一五。即便是身家、田土俱在的漢民也心懷忐忑，“或恐圈地，而寧以地投”[22]。即基于田產可能被圈占的預期，與其被圈后一無所有，不如主動投獻，或許尚能討價一番。又因東來旗人本事獵狩，慣于漁牧，不善躬耕，因此對勞動力需求量很大，除了以戰俘為奴，勠力同心田作，地之所出盡輸其主外，還因勢利導，鼓勵民人投充。順治年間，“凡貧民因無以資生，欲入滿洲家下為奴者，由本主稟告戶部，即準投充”[21]，大開方便之門。民人投充與旗人圈地亦步亦趨，雙向互促，于順治到康熙年間三次大規模圈地，帶地或無地投充者“統計合共四萬九千九百四十三人”[23]。投充后身份何如？所謂投充者，即奴隸也。*參見《清世祖章皇帝圣訓》，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26頁?！罢掌煜氯Φ丶遗滟I例，悉由本主自便”[24]，即投充人與典買家奴同，為家主私產，需仆從服役，聽候喚使，律比畜產。

(四)丁口買賣

四海既平，兵戈之災，褫掠之事，日漸塵封，人口買賣漸為奴婢來源的主流。人口買賣，建州女真時即見端倪，“野人(指女真)……必擄漢人相互買賣使喚”[1]， “一人之價，不過十余兩銀耳”[25]29。和平年代，人口買賣多因小農破產，生計無恃，衣衾無著，貧民唯可典妻鬻子以求茍活。順治年間西安地區饑荒，百姓臨凍受餓，道殣相望，餓殍千里，“逃亡及賣入滿洲者十六七……賣入富商及滿洲者亦不下十余萬”[21]?？滴醵?1681)，大同、宣府等處，連歲敗荒，黔首轆轆饑腸，“賣鬻男女者，幼稚不過數百文錢，丁壯不過銀一二兩……大車小車，絡繹而來，輾轉販賣”[26]61。多口之家，頃刻東西,父難顧子，夫難保妻，骨肉分離，勞燕分飛。小農經濟先天羸弱，格局分散，偶有天災人禍，或青黃不接，因食口無資而典賣妻子者不勝臚列。此外，在紙醉金迷粉飾下的盛世太平，縉紳豪強專注于縱情聲色，貪圖糜樂，對蓄奴風習趨之若鶩，如蟻附膻?！捌蛷亩喙?，不以所司繁簡而論，均以職分尊卑為定，以示等威?！盵27]外任官員，除了攜帶家眷，往往還有奴婢多至數百，*參見[清]賀長齡、張鵬飛《皇朝經世文編》，河南學識齋館藏，1868年版，第436頁。因此在客觀上制造了龐大的人口需求。其時，廣州百貨琳瑯，光怪陸離，“大至騾馬牛羊奴婢，小至斗粟尺布，必于其日聚焉”[26]61。北京地區更甚：“順承門內大街騾馬市、牛市……又有人市，旗下婦女欲售者從焉，牙人或引至其家選閱?！盵28]清代，圍繞奴婢買賣的市場已饒具規模，有穩定的人口供應，以及相對固定的“牙人”等居間服務者，其分布之廣、分工之精，可窺斑絡。買來人口，一般用于勞役生產，如“徽州之吳氏、汪氏，桐城之姚氏、張氏、馬氏，皆大姓也，恒買仆，或使耕鑿，或使營遠”[29]。這些經輾轉販賣而來的底層勞動者，食糲食，衣敝衣，“朝刈薪芻夜喂馬，晝夜忙碌無時休”。無論祁寒暑雨，均披星戴月，日夜勞作，成為支撐康乾盛世的砥柱和中堅。

三、 地位與際遇

奴婢的來源不一，然一旦淪落賤籍，則際遇相仿。滿漢貴族不稼不穡，不織不裁，手不沾雨露，足不踏泥淖，但依舊世風浮華，錦衣玉食、飫甘饜肥。因此社會基本的生產和勞役均由奴婢等賤民階層獨力而支。世族大家的內勤外務等，所有巨細，均由奴仆張羅籌措，從田間勞作、灑掃廳堂，到盥漱衣靴，浣濯縫紉等，無所不包，無奇不有。甚有唆使奴仆犯科違律以助己營私者，或往外省索債，或隨官赴任，或以情面干求外官，甚多借端營私，順治帝亦由衷慨嘆小民最為苦累。*參見《清實錄·圣祖實錄》，中華書局，2012年版，卷九二。家主完全支配奴婢的人格與身體，而且一貫役使過度，不恤饑寒。后者偶有違忤或稍顯稽遲，家主即以違反教令為由，褫奪衣食，詈罵鞭責，笞撻棰楚，視若畜產。

關于奴婢的法律地位，雍正一言以蔽：“夫主仆之分，所以辨別上下而定尊卑，天經地義，不容寬縱?！盵30]

首者，主奴之間，尊卑綦重，綱紀森嚴，并在律法規條中化意為用，對干犯家長等行為重典究問，據《大清律例·刑律·斗毆·良賤相毆》，凡奴婢毆家長者，不論有傷無傷，既遂未遂、主犯從犯，皆斬。故殺、毆殺家長者，不分首從，皆凌遲。過失殺者絞監候。過失傷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且不得收贖。但反之則判若霄壤，家長毆殺、故殺無罪之奴婢，課罰不過“杖六十，徒一年”。如若奴婢本有罪過而被家長私自毆殺，后者也僅課“杖一百”，而且“不言折傷篤疾者，非至死勿論”。*參見[清]阿桂等《清史資料叢編·大清律例》(四)，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55-57頁。因之，奴主可肆無忌憚地仗法驕縱，濫設私刑，稍有不悅即任情困辱、恣意錘楚，自不待言。

其次，主奴之間，違律雖非事小，名分更切攸關，奴婢告主即屬干名犯義，情罪尤切，嚴懲不貸。除奴主有涉謀反大逆、謀叛、隱匿奸細等情罪，允許奴婢首告外，其余所告皆不準行。若違律告主，家主為旗人者，奴婢要“鞭一百”，家主為民人者，也要“責四十板”[31]。為奴者有苦難訴，有冤難鳴，誠惶誠恐，主子一呼而千諾?！捌饺掌鹁硬桓遗c共食，不敢與共坐，不敢爾我相稱?！盵32]稍有不慎即遭皮肉之苦，甚或血光之災。

再次，家主壟斷奴婢的婚配權：“凡不問主子，將女兒私聘與人，鞭一百，不論久暫，曾否生子，斷其離異?！盵33]因此在現實中往往“婢女配小廝”，美其名曰“門當戶對”。所謂“人各有耦，色類須同”，實際上不過處心積慮地限制豁賤為良，百般阻撓。若突破良賤不婚的規條，兩相結合所生子嗣在身份認定上難免“奴庶相僭”，存在“紊亂綱紀”之嫌，有礙奴婢賤民之流裔的增殖再生。

又次，“奴婢賤人，律比畜產”[34]，其地位之卑賤早見章經，一貫為家主所任情處置。奴主素常買良民為奴，甚至多買饋送親友，將奴婢作為饋贈彼此的器物驅口。而為了延長役使，屢有“數十歲尚未遣嫁，以童女身死者”，禁錮女奴婚配。*《乾隆江山縣志》,卷一三。參見韋慶遠等《清代奴婢制度》，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頁。福建等地錮婢之習，“一經契買，即同永錮”[35]。在年華褪去、青春消殞后，無數奴婢只能暮年鰥寡，獨郁而終。更有甚者被用于殉葬，如孝慈皇后逝世，努爾哈赤難堪悼惜，殉之以四婢，令人發指。

高壓愈肆，則反抗尤烈。非人道的處遇，迫使奴婢競相竄逃。順治年間，戰事擴大，俘獲頗豐，但逃跑者亦盛，“止此數月間，逃人已幾數萬”[36]，“所獲不及什一”[21]。而且脫籍者多不事正業而落草為寇，畿輔之地，近年充斥賊匪，而見拏獲者多系旗下之人。*參見《清實錄·世祖實錄》，中華書局，2012年版，卷一〇五。清廷社稷日穩，但逃人問題令其席不暇暖，患及心腹。一者為蟄伏于下的治安隱憂，二者銷蝕了清廷的經濟命脈和軍需系統。不辨五谷、不事農桑的王公貴胄“無所恃以謀生”，八旗兵丁“禁旅出征，更無所用以隨伍”[37]。由是，清廷乃形諸筆墨，專設規條，頒修《逃人法》，勠力整飭，嚴緝逃人。從天聰年起，到乾隆歲末，均治諸刑辟，梟首黥面，笞撻錘楚，發遣流邊，犒賞告訐等，無所不用其極。同時，多管齊下，諸措并舉，廣事株連，重懲匿主，罪及鄰佑。如順治年間，逃人法綦嚴，東窗事發后，不僅被追緝者身陷囹圄，還要“窩主正法，妻子家產籍沒給主”[38]，四鄰中知情不舉者，“各責四十板，流徙邊遠”[38]。重典之下，人心怵惕，更有甚者，縱使親生骨肉逃回，亦莫敢容留，僅得“趕出各處乞食”[38]，以致流徙四方，鐸鏑余生。

四、豁賤為良

為奴者，何以豁賤為良？除了逃匿既遂，至此隱姓埋名者外，主要有贖身還民與放出為民等二途。

贖身還民，即奴婢經奴主允準并繳納身價銀后，涂銷賤籍，復歸自由之身?？滴醵哪?1685)，首彰贖身例，凡八旗戶下奴仆，不論遠年近歲、俘掠契買，但凡本主念其數輩出力，或本主不能養贍，且愿令其贖身為民者，主奴雙方呈明合意，依律報官，即可收入民籍。*參見[清]張廷玉,嵇璜,劉墉《皇朝文獻通考》，四庫館館藏，1787年版，卷二〇。雍正三年(1725)再度重申，旗家奴如果伊主念其累世效力，情愿令其贖身為民，檔案可查者，經報官備案，即可贖身。*參見《清實錄·雍正朝實錄》，中華書局影印版，1986年版，第439頁。所謂皇恩浩蕩，澤披四方，刑新國宜輕典，因之清初施政懷柔，奴仆贖身的政策較為溫和，障礙不多。但隨后清室臻至全盛，漢民已“俯首帖耳不復反側”，清廷乃“益肆高壓，達于極點”[3]832。在奴仆贖身的政策上呈現先松后緊、忽張忽弛的態勢。

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定例規定，康熙四十三年以前白契所買之人，俱斷與買主，四十三年后若給原價，仍準贖為民。*參見[清]張廷玉,嵇璜,劉墉《皇朝文獻通考》，四庫館館藏，1787年版，卷二〇。雍正元年(1723)定例規定，康熙六十一年以前各旗所買白契之人，不準贖身，有逃走者，許遞逃牌。雍正元年以后白契約所買單身及帶有子女之人，俱準贖身，若買主配有妻室者，不準贖。*參見[清]張廷玉,嵇璜,劉墉《皇朝文獻通考》，四庫館館藏，1787年版，卷一九八。至乾隆三年(1738)定例規定，乾隆元年以前，白契所買作為印契者，不準贖身為民。*參見[清]張廷玉,嵇璜,劉墉《皇朝文獻通考》，四庫館館藏，1787年版，卷二〇。

贖身政策的歷時嬗遞，無異于以溯及既往的規則，逐步架空奴婢贖身的可能?；拭c律法之間的乖違抵牾，諭令之間的出爾反爾，無不暗含了清室對奴婢制度的置重與抱守。奴婢賤民的贖身之道，歧路多艱，枝節環生，個中痛楚，不言亦明。

放出為民，是擺脫賤籍的另一通途。實際上，乾隆前葉，存在一種“半奴半民”的中間狀態，謂“開戶別籍”，即“凡從前盛京帶來奴仆，并帶地投充奴仆及擄掠人等，準其開戶，不準為民”[25]181。所謂“開戶卻不為民”，即僅許戶籍獨立而主仆之間的關系依舊、名分猶存，所謂藤葛相接，藕斷絲連。而乾隆中葉以降則大多“放出為民”，即注銷奴籍，收歸民錄，復歸自由之身。放出還民，緣出軍功或基于勞績。按勞分配，論功行賞，乃驅民耕戰的洪范金箴。因此滿洲兵入關后仍延續“凡戶下隨主出征，有先登得城者，準其出戶”[39]的政策鼓動，每遇戰事，往往家奴四、五人皆爭相偕赴，*參見[朝]李民寏著《建州見聞錄·清初史料叢刊本》，遼寧大學歷史系編，遼寧大學歷史系內部發行資料，1979年版，第44頁。祈望以軍功重塑命運?？滴跄觊g南征三藩，奴仆隨征且得功勛者，“與披甲人一體議敘，應給官職者，照登城例，準其出戶”[23]。即參照“登城例”獎率諸軍，有功者顯榮，可別籍開戶，追爵授官；亦有隨軍盡忠，雖身歿而惠蔭子弟者。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平回部，隨軍奴仆陣亡者即有功，“若系官員跟役，將其子弟銷去奴仆冊籍，即著為民”[23]。清初兵戎不斷，對矢志于滌除賤籍的奴婢而言，不啻為天予之良機。而所謂勞績放出者，即躬耕日久，經綸有方，功勛卓著，承主恩宥而出賤為良者。從人倫義理和福報情結的角度解讀，對鞠躬盡瘁、勞苦功高的奴婢，奴主心存惻隱，進而放出為良，素屬人之倫常，如羊之跪乳，鴰之反哺，現實中屢屢有見。入關前，后金建元伊始，邦基未穩，施政懷柔以附遠，多有敬天保民之措舉。如崇德歲初，太宗令將部分奴仆放豁為良：“命諸王等以下及民人之家，有以良民為奴者，俱著察出，編為民戶?！盵40]后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再定例，不論年歲遠近、抑或俘獲契買，只要“本主念其數輩出力”“情愿放出為民”，均可一洗前嫌，收入民籍。*參見[清]張廷玉,嵇璜,劉墉《皇朝文獻通考》，四庫館館藏，1787年版，卷二〇?！胺懦鰹槊瘛钡幕{至此已有定分。

綜上而言，委身作奴，可謂萬劫不復，贖身之路，其漫漫而修遠。況且，即使僥幸還民，也并非“前科洗白”，而是“主仆名分猶存”，萬世不得更易。在求謀仕宦等階級晉升方面亦頗遭冷遇。放出為民者雖與良人無異，均可經科考而舉仕求名，但京官不得至京堂，外官不得過三品。經贖身還民者則不準求謀仕宦，可謂仕途盡毀，足見其遺戾之深重。*參見《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783頁。

余 論

良賤對舉與士庶分野，是古代中國社會與律法的兩大面相，此番人格差序緣起小農經濟的內生邏輯，肇因于土地兼并在小農經濟條件下的歷史必然性。傳統自然經濟雖分散自足，卻先天羸弱，免疫不足，稍有災禍即罹于破產，鬻賣典當僅余的一畝三分地以艱難全命，是落魄小農的窮途之選。此外，抑制兼并雖為歷代之首奉，但畢竟中央權力縱深有限，對基層的下滲心有余而力不逮，所謂調控終究流于具文或被束之高閣。再次，土豪鄉宦等游刃于官方權力真空的基層實力派，見縫插針地干預田土流轉，脅迫利誘，巧取豪奪，催使“治權與產權的合流”，凡此種種均使土地兼并屢禁不絕，愈演愈烈，在馬太循環的作用下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地立錐。然，田土經濟，重農抑商，耕織為要，土地儼然唯一的生養之資、立命之本，“失(產)業者”除降等為奴、委身牛馬外，無所賴以營生?！盁o財產即無人格”，該諺中備受詬病的物文主義傾向恰恰是奴婢制度的本相勾勒，寄人籬下者，何以不哈腰？以田土為觸手的經濟控制決定了以土地為紐帶的人身依附，于此期間，有產者仗勢驕縱、恃強凌弱、倚貴役賤，雖于理有悖卻稀松平常。概言之，土地兼并的必然性所導致的身份依附、人格減等，是奴婢制度自濫觴始即“如流風所披，化及千年”之根本動因。

漢文化素崇以“服”為要旨的尊卑之辨。所謂的“服”，甲骨文本義為“不殺而迫其作事之會意”[41]，起源于將戰俘貶降為奴，后引申為包括戰俘在內的支配與隸屬關系。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政治預設中，除天子外“人皆有服”，甚至在天人合一的理論統攝下，天子也要“效法于天”。由是，“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臺”[42]，“王者法天”，以示上下有服，都鄙有章。儒家素奉“人貴能群”，但“群而無分則亂”，因此要“定分以止爭……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43]。尊卑等級的制度安排，固然難免歷史之窠臼，但從發生學的角度而言，其之所以逶迤千年則必有合理性之所在，至少在人人平等還“可望而不可即”的歷史區間，可在一定程度上粉飾赤裸裸的現實不公，暫時凍結矛盾與紛爭，防止墜入“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等級者，所以明尊卑、定班序，各色人等，各在其位，各謀其政，各安其分，各足其性，則順而不逆，政治邦安。因此，以階層固化的方式來保障“貴賤不衍”，被歷代統治者奉作圭臬，以圖達到“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之目的，長此日久，尊卑之辨、貴賤之分即轉化為貴、良、賤的三級分野。尊尊之中，寓貴貴之義，然何以顯貴？不過服飾輿馬、宅第奴婢而已，因以“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7]2710。在尊卑等級的意識形態下，奴婢不僅僅是一門生產要素，更為一項身份表征，肉食者詩書簪纓、鐘鳴鼎食，入則百仆相奉，出則千人簇擁，縉紳豪賈等對等級名分的頂禮膜拜、寤寐以求，客觀上助推了養婢蓄奴等顯貴之剛需，歷代主政者大多順水推舟，因風使舵，將奴婢制度作為統治階層內部團結、戰線統一的金科玉律。

蓄奴之風，乃歷代常制，清一代何以大觀蔚然？《清史稿》云：“八旗以俘虜為奴仆”[44]，且戰且掠、所獲為奴的軍旅遺習保障了源源不絕的丁口供給。圈地、投充等，均使旗人田連阡陌、膏腴坐擁。但奈何八旗子嗣本事漁獵，不喜營耕，因而廣置仆役，恣情戮使。更為沉重的因由是，逶迤千年的華夷之辨和正統之爭，俟清一代反之以一股逆流，建州女真定鼎中原，漢民由盛邦淪為弱裔，漢家統緒駐鼎待覲的往懿與尊榮，盡皆隨江東逝，如煙揮散。漢滿分治、民旗分流踵循而至，滿族貴胄在經濟上的絕對壟斷、律統上的同事異科，以及漢民族的集體沉淪、政失權柄，均助長了以旗人為主而以漢民為仆的良賤分野，蓄奴之風遂有其所集駐之基。任私益而滅公理，錢穆先生將清之政制譏為“部落政治”，可謂入木三分，切中肯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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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ResearchontheSourceoftheSlave-and-MaidSystemintheQingDynasty

CHEN Zhuo-feng

(Administrative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slave-and-maid system, which did not originate but was pretty prevalent in the Qing Dynasty, experiences a long history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Manchus advocate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masters and slaves while the Hans held separations of the nobility and the underclass, and finally it ennobled the masters and humbled the slaves and maids when the two nations merged together. For this while, the slaves and maids came from the captives, prisoners, refugees and populace under human-trade, so that all of them were regarded as livestock in law and forced to do heavy labors in daily affairs and could hardly get rid of such a solidified identity, or even if someone succeeded to do so by a fluke, the discrimination to his or her past days would go on in a profound and lasting way.

Qing Dynasty；slave-and-maid；the nobility and the underclass

2017-10-25

陳卓鋒(1992-)，男，廣東江門人，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法律史專業2015級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法律制度史、法律思想史。

D92;K20

A

2096-3122(2017)06-0099-08

10.13307/j.issn.2096-3122.2017.06.16

(編校：何軍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