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御書臣”：李挺祖書刻事跡考略

陳安民

（湖南科技學院 永州 425199）

“掌御書臣”：李挺祖書刻事跡考略

陳安民

（湖南科技學院 永州 425199）

李挺祖為南宋著名的書刻家，文章以月巖詩刻為切入，勾稽相關方志史料，探討李挺祖書刻與“掌御書臣”之間的文化背景，并從文本撰作角度分析《九疑山碑》是否為蔡邕所撰，及各種著錄之間的差異和歷史原因，進而探討李挺祖與南宋文士之間的交游，在方志文獻的基礎上作搜集整理，以補史傳之闕略。

掌御書臣 李挺祖 月巖 《九疑山碑》 寒亭暖谷

李挺祖，號瓠軒，道州屬邑江華人，其生平不見于正史，而歷來研究《九疑山碑》的學者，都幾乎沒有涉及其生平，或許是因為其僅為書寫之故，李挺祖的行跡，只能從金石著錄中得以考證。瞿中溶《金石文錄》謂其“書取法漢隸，結構有體，在宋人中已不可多得”，他以書法專長，又以金石之學見稱，因常為文士題寫牌榜碑石，善于臨摹，在湖湘享有盛名。

一、月巖石刻與道州濂溪書院“掌御書臣”

月巖，位于濂溪故里，據《（道光）永州府志》記載：“濂溪以西十五里，營山之南，有山奇聳，中為月巖，舊名穿巖。其距州約四十里焉，巖形如圓廩，中可容數萬斛。東西兩門相通，望之若城闕。中虛共頂，側行旁睨，如月上下弦。就中仰視，月形始滿，以此得名。巖前奇石如走猊伏犀，形狀不一。相傳周子幼時，嘗游息巖中，悟太極，故又稱太極巖。有書堂在巖內，石壁環之?！盵1]卷2下自宋時起，歷代文人墨客推尊周敦頤，先后在月巖題詠刻石，月巖獨特的自然景觀，加上厚重的人文景觀，成了探究濂溪理學的佳境。

近于月巖發現南宋劉錫作、李挺祖書摩崖石刻一則，彌足珍貴，時《八瓊室金石補正》載：“右刻在洞內，宗氏亦未搜得。辛未冬，翟斗南大令，始為予搜拓之?！盵2]卷115當時宗績辰編《永州府志》時，卻未搜羅到，至同治辛未（1871），陸增祥始搜拓之?，F根據石刻，茲錄如下：

“不比弋陽名浪傳，疊空三日透山巔。巖分前后兩弦缺，天到中央一月圓。屋擬蟾宮新學士，臺存石磴舊游仙。玲瓏望處人間近，影照奇峰千朵連。景定三年（1262）九月永嘉劉錫作，明年江華李挺祖書?！?/p>

這則題跋主要描述月巖“一巖三洞”的奇麗景觀：“巖分前后兩弦缺，天到中央一月圓”，而“玲瓏望處人間近，影照奇峰千朵連”，則顯示出大自然的奇特之處。劉錫，字自昭，永嘉人，淳祐七年（1247）進士，景定元年，“命國子監主簿劉錫催促到朝廷”（《宋史》卷四五《理宗本紀》）。因文獻不可征，其在永州的行跡難以考訂，而月巖題名也不為世人所知。目前僅見《（道光）永州府志》的二則記載：（1）《澹山巖題名》：“景定五年冬十有一月乙酉，永嘉劉錫自道之瑞來游，子思侍，濂溪友劉元禧因赴南宮，偕行?！保?）《浯溪詩》：“景定五年冬十有一月壬辰，永嘉劉錫自濂溪來，偶題，子愚思侍，時大雨雪，偕行吳宗玉、劉元禧。興廢由來只靠天，三郎往事亦堪憐。湘江直下浯溪上，翕霍于今五百年?！盵1]卷18下這兩則題名均作于“景定五年十一月”，從“自濂溪來”可以看出，劉錫是自濂溪故里去往某地，然則，劉錫為何來濂溪故里？月巖題刻景定三年已作為什么至景定四年才刻石呢？碑文似乎沒有明確說明。但據《濂溪志》《永州府志》等記載，道州發生了一件理學史上的大事：“壬戌（1262）冬，御緝熙殿，親觀灑‘道州濂溪書院’六大字，以旌道學之源，奎畫渙頒，溪山改觀，蓋百年所望而不可得者?！盵1]卷18下從“奎畫渙頒”、“溪山改觀”等詞可見，濂溪書院在當時是社會的聚焦點，而月巖詩文中“屋擬蟾宮新學士，臺存石磴舊游仙”亦即是指重修了濂溪書院，為此，劉錫極有可能是因重修書院、御刻書院額而來。

至淳祐元年，北宋以來的理學諸子得到朝廷的肯定，理宗手詔周敦頤、程顥、程頤等從祀孔廟，濂溪理學作為一種思想學術形態，在南宋社會產生了一定影響。道州濂溪書院為胡安國于紹興壬子（1132）“自給事中免歸”道州時，對舂陵太守向子忞所提出，淳熙五年（1178），“以其地之狹也”，知州趙汝誼等“更度”重建，張栻等人為之作記，數百年一脈相延。景定四年二月，知州楊允恭“請于朝上御書‘道州濂溪書院’六大字，錫以璽書，馳錫之”。楊允恭上謝表，予之報答。其實，御書書院額，它早有淵源：“念書塾之興，凡歷幾載；何御扁之賜，獨一九江？顧惟父母之邦，未沐帝王之寵，闕然巨典，郁者輿情?！盵1]卷18下淳祐十二年（1252），御賜九江“濂溪書院”四大字：“照得儒臣周頤，高遠清曠，悠然自得……江州濂溪書堂，蓋其晚年卜筑之地。若上之人表顯而寵光之，所以風士習，美道化，豈不盛哉！”[3]162突出周敦頤對儒道之傳的貢獻，故報以隆重之禮。在楊允恭看來，道州作為濂溪“父母之邦”，理應得到同等褒崇。

根據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的記載：“景定御書‘道州濂溪書院’額碑，在道州濂溪書院前。碑亭中篆額‘皇帝御書’四字，作二行，下刻‘道州濂溪書院’六大字，字徑尺余，正書，作二行，中書‘緝熙殿書’四字，亦正書，字徑寸許，字上鈐一印文曰‘御書之寶’，其上又有‘壬戌’二字，兩圖章方寸余，六大字之后小正書一行云‘濂溪書院掌御書臣李挺祖恭摹并篆額’。其下一截刻知州楊允恭《謝表》，十四行?！盵2]卷120這一編排方式，顯然寓有篆刻者的用心，將御書“道州濂溪書院”與《謝表》上下同刻，以“崇儒”和“重道”兩方面特征貫穿其中：一方面彰顯皇帝御書書院額的尊敬，通過《謝表》紀功頌德，公開表彰皇帝對濂溪理學的重視，宣揚聲威，肯定了獲得從祀的周敦頤是儒學道統的正宗真儒，更在于向天下昭示朝廷所認可、鼓勵的學術方向。正因為這樣，楊允恭除了不遺余力地疏請御賜書院額外，還延請專職從事文件書寫類職務的李挺祖書跡刻石，以表示恭敬虔誠。有意思的是，楊允恭為什么命李挺祖為“掌御書臣”呢？對于李挺祖的“掌御書臣”職位，碑額上只題有這一個官職，卻未涉及具體官職之事，亦不見于各種傳世文獻，這是什么原因？據岳麓書院鄧洪波先生考證：“掌御書一職不見于其他書院，知名者僅李挺祖一人?！督鹗木帯纷髡哒J為，其任未必出自朝廷，懷疑為知州所辟。所言甚是，屬于特例，命自知州楊允恭?！盵4]124楊允恭呈請御書“道州濂溪書院”額，“旌道學之源”，較多著眼于彰顯道學，利用皇權的影響力，通過禮儀性的刻石，彰顯濂溪故里有官方權威的屬性。

另一方面，楊允恭又以傳道為己任，“扶持先儒之裔”，成為濂溪學術發展的重要背景與動力?！澳钆f塾規制狹陋非稱，乃拓地鳩工，凡祠宇、講堂、齋舍，咸新之。既成，則集郡士相與勉之，曰：‘國家之建書院，宸筆之表道州，豈徒為觀美乎？豈使之專習文詞為決科利祿計乎？蓋欲成就人才，將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士之由是路出入是門者，蓋亦果確用工，希賢希圣，庶不負圣天子立道作人之意?！盵5]卷4并于同年，建立濂溪小學，接續濂溪學統。更深層的原因在于，御書濂溪書院，構成了一個興儒重教的形象，具有整合各種文化資源的作用。從御書時間看，當時九江也書有濂溪書院，這說明宋理宗并不是一時心血來潮，而是致力于弘揚濂溪理學的行為，其選擇御書之地既有濂溪故里，也有歸葬之地，故顯然有其傳播理學的政治目的。從內容上看，御書的深意，只有在崇儒重教的背景下才能充分體現，于是，楊允恭以扶持濂溪后裔為標的，重修書院，新建小學，亦成為啟迪后學的引導。事實上，楊允恭的德行和對濂溪學傳播的貢獻，足以令人稱頌，濂溪小學落成之時，后人即建有楊公祠像供后學拜祭：“高峰之惓惓周氏者，不忘元公也。為元公之后者，其能忘高峰乎！于是合周之族，議立祠肖像于小學，昕夕敬仰，以無忘高峰之德?！盵6]卷14高峰即楊允恭的別號，從這個意義上說，濂溪后裔無疑寄寓了對楊允恭重建書院以及弘揚濂溪學術的敬重。

李挺祖作為“掌御書臣”，有皇帝的榮耀，借御書書院額，使后學服膺于濂溪學術，印證了周敦頤在南宋為官方所重的史實，為濂溪理學的發展樹立了一種新的典范，也有助于重建故里，推動了濂溪遺跡的修復。咸淳二年（1266），李挺祖仍以“濂溪書院掌御書”身份為知州“濂溪故居大富橋記”篆額，后趙櫛夫作《濂溪大富橋記》：“未致故居二百余步，有水縈紆，隱隱如青羅帶者，濂溪也。溪之上有小石梁，橫跨乎青羅帶者，大富橋也。舊傳元公年十三時釣游之所?！盵7]卷14

另須指出，李挺祖追隨元結蹤跡，在道州還書有“五如石”題名：“瓠軒李挺祖，景定癸亥（1263）秋中，乘月游五如石，伐舟于此?！弊诳兂健读粼柒纸鹗瘜彙房甲C：“有刻行楷書，二行。參五如石久矣，所得止此數字，良為撫然?！盵1]卷18下按照楊允恭《謝表》的時間可知，至景定四年二月始，李挺祖即在道州“書跡刻石”，此次題刻為楷書，僅題“瓠軒李挺祖”，且并未提及何人與之同行，也許是出于對“掌御書臣”這一稱謂的敬重，或出于某種心理顧忌，在“五如石”題名中，并未貿然使用“掌御書臣”的名號，從中可窺見其恬淡仕宦、行事謹慎的性格特點，而“月巖詩刻”的書寫，亦可從中得到印證。

二、《九疑山碑》的書寫

相比于“道州濂溪書院”御書書刻，以重刻蔡邕《九疑山碑》為代表的漢隸書寫，更能體現李挺祖在書刻史上的地位。淳祐六年（1246），李挺祖奉知州李襲之命，書《九疑山碑》于玉琯巖，并將題跋一并刻于正文之后：

“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觸石膚合，興播建云。時風嘉雨，浸潤下民。芒芒南土，實賴厥勛。逮于虞舜，圣德光明?？酥C頑傲，以孝蒸蒸。師錫帝世，堯而授征。受終文祖，璇璣是承。太階以平，人以有終。遂葬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托靈神仙。

九疑名昉，離騷祠廟古矣，乃無漢以來碑刻。閱歐陽詢《藝文類聚》有蔡邕碑銘，然僅載銘詞，而碑文不著，惜也！它所遺逸多矣。襲之即考新宮，遂屬郡人李挺祖書于玉琯巖，以補千載之闕云。淳祐六年秋八月，潼川郡守李襲之題?！?/p>

此銘既歌頌舜帝之德，亦贊揚九疑之功，文辭典雅，為歷代文人所推崇，也是中國書法史上的重要碑刻之一，歷來為書法者所珍視。就書法來看，李挺祖以漢隸書寫，每個字體結構飽滿，點畫俯仰，體法多變，例如“芒”、“土”、“而”等字體偏橫扁，“碑”、“于”等字體偏縱長，“人”字捺筆向右伸展，但整體上縱橫整齊，體現出漢碑結構嚴謹的風格。從內容來說，《九疑山碑》出自漢代著名作家及書法家蔡邕之手，然而究竟是否如此？有待考證。眾所周知，蔡邕以精通經史、音律、天文等為人所稱頌，擅長寫作銘文，存世碑文作品豐碩，是漢代著名的碑文作家，《文心雕龍·誄碑》稱：“自后漢以來，碑誄云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辈⒃u其碑文“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蔡邕在當時名氣非常大，碑銘文數量眾多，很多后漢碑刻盡管毫無根據，但都被附會到蔡邕身上。此碑是否為蔡邕所撰？李挺祖是否沿用漢文所重刻？這使我們不能不對此碑的來源心生疑竇。

此碑在明清時期也頗受人質疑，《（道光）永州府志》作了一段辯述：

“右《九疑山銘》，漢蔡邕撰，宋李挺祖八分書，李襲之刻在九疑山玉琯巖之左。中郎此銘，歐、趙、洪諸家書俱未著錄，當時不知曾石勒石。今惟見于歐陽率更《藝文類聚》中……而《縣志》亦無傳，其事跡不可考。區中□古象山□，《金石文□》案：歐、趙在北宋宜無此石，洪邁非理宗時人，亦不能見。瞿詳不當致疑，但蔡銘從前有無古刻，則不可考耳?！盵1]卷18上

漢碑傳統中極少有作者落款，以今例古的推論，并不能夠找到實物或文獻的論據證明該銘為蔡邕所撰。在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趙明誠《金石錄》、洪適《隸釋》《隸續》及洪邁《容齋隨筆》等宋代著作中，并未著錄，而當時是否刻石，也無從考證，這個現象讓人感到有些意外。就目前所知，唯有唐代歐陽詢《藝文類聚》著錄“漢蔡邕九疑山碑曰”[8]140，至于何以推論此碑銘為蔡邕所撰，并無任何考釋。正如李襲之題跋所云：“然僅載銘詞，而碑文不著，惜也！它所遺逸多矣?！币虼?，《九疑山碑銘》是否為蔡邕所撰，是否為后人偽托，由于文獻有限，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無法深入?；诖?，《永州府志》等文獻羅列諸說而暫不裁定，疑以存疑，并沒有急于下結論。

問題在于，《九疑山碑》在石刻、方志等收錄中，各執一詞，著錄頗有出入：

（1）“巖巖九疑”在石刻、清吳繩祖修《九疑山志》（簡稱“吳志”）作“巖巖”，而明蔣鐄纂《九疑山志》（簡稱“蔣志”）、清詹惟圣纂《九疑山志》（簡稱“詹志”）作“岧岧”；

（2）石刻中“興播建云”，蔣志、吳志、詹志均“建”作“連”；

（3）石刻、吳志中“實賴厥勛”蔣志、詹志“勛”作“功”；

（4）石刻、吳志中“逮于虞舜”，蔣志、詹志“逮”作“建”；

（5）石刻中“堯而授征”，蔣志、詹志“而”作“舜”；吳志“而”作“曰”；

（6）石刻中“太階以平”，蔣志、吳志、詹志均是“太”作“泰”。

又據《八瓊室金石補正》考：“《通志·永州志》均列此刻于漢代，跋內脫歐陽詢之‘詢’，茲以刻石年月入宋，并據石補一‘詢’字。又案：《永州志·名勝門》亦載：此銘‘興播建云’，‘建’作‘連’，‘堯而授征’，‘而’作‘曰’，與石刻不同?！盵2]卷102

然而，如果此碑真為蔡邕所撰，而后代錄入此碑之異，又該如何解釋呢？難道是歐陽修、趙明誠、洪適等人沒有提及此碑，所以歷代編錄《九疑山志》者對其真偽有所懷疑？

從歷史文獻的角度考索，《九疑山碑》大量化用了漢碑中的語句典實，其中引據《詩經》之處尤為多見。諸如，“巖巖九疑，峻極于天”，其句式明顯出自《小雅·節南山》“維石巖巖”、《大雅·崧高》“崧高維獲，峻極于天”等句，“從文章創作學的角度來看，同一個時代的文本，往往有相近的用典措辭以及表達方式，漢碑亦不例外。以不同漢碑中的文本相互印證，不僅能夠加深對碑文及其語境的理解，還可以進而追蹤并窺探漢人文章寫作表情達意的習慣”[9]484?！峨`釋》所錄《西岳華山廟碑》“巖巖西岳，峻極蒼穹”，《白石神君碑》“巖巖白石，峻極太清”，此類似的表達句式，與“巖巖九疑，峻極于天”如出一轍，亦可佐證漢代時期的文章風格，凸顯了漢代經典闡釋的文化背景。相反，“岧岧”在漢碑中固然未見書證，更多地為道家術語，如“岧岧金闕，下臨太清”（《道藏·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其中隱含了對道家思想的偏重。在這幾種文獻中，除石刻外，輯錄《九疑山碑》時間最早的應當是蔣鐄《九疑山志》，作于明萬歷四十八年（1620），時任寧遠知縣，應當親眼見到了該石刻，但為何要改“巖巖”為“岧岧”呢？文本異同的背后蘊藏了怎樣的深層意義？概括而言，約有兩個方面：一方面，道教文化的滲入。蔣鐄《九疑山志》“玉琯巖”、“何侯”條的記載分別如下：“玉琯巖：在舊舜祠后，即何侯石室也。漢哀帝時，零陵郡文學奚璟得玉琯十二于此，獻之朝，因以名巖。當時以為舜巡狩至九疑，十二州牧執之以覲者。按，《風俗通》：《尚書大傳》，舜之時，至西王母來獻白玉琯?！盵10]16“何侯：真元，唐堯時人。隱居九疑，陰行善，三子十孫皆壽百歲……舜南巡，至其家，五老降庭授仙藥一器，舜封為何侯。遂慕長生之術，鑿九井，煉丹宅后?！盵10]28結合“何侯”、“西王母”等道家仙釋中的人物來看，當時玉琯巖是道教發展的一個據點，蔣志、詹志等“岧岧九疑”的書寫，無疑與此背景有著重大關聯，通過文本異文，彰顯了道家話語權。另一方面，對蔡邕撰寫碑文的質疑。在《續后漢書》中，蔡邕曾感嘆：“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惟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庇捎跒樗俗縻?、頌眾多，蔡邕自己也感覺到所撰碑文有太多虛諛不實之處，而這種風氣亦影響著后人對他的作品的評判。

李挺祖跟隨李襲之來到九疑山，以漢隸為其書刻，為書法、刻石之典范，對九疑山匯聚文人墨客無疑有著重大影響。據《寧遠縣志》考證：“李襲之，于寓賢，云潼川人。謁舜廟有碑記，今讀其跋，云襲之既考新宮，遂屬郡人李挺祖書于玉琯巖，則襲之似嘗修建舜廟，有政績者矣，《縣志·名宦》當為列傳。其謁舜廟，《碑文志》亦未錄?！盵1]卷18上時任道州刺史李襲之重修了舜廟，方志并未記載，因此其生平事跡難以考索，但重刻《九疑山碑》，體現了李襲之獨特的眼光，也使李挺祖在眾多書法家中脫穎而出。

三、李挺祖與南宋文人交游

據《湖南金石志》載，李挺祖除《九疑山碑》外，在九疑山的書寫還有四條，按其時間先后，迻錄如下：

（1）“無為洞”淳祐乙巳（1245）李挺祖書?！队我奢d筆》：右正書三大字，橫榜款，行書，在“洞”字之下刻于“無為”，洞外左壁字渾樸，與他處書不同。

（2）飛龍巖，淳祐丙午（1246）李挺祖書?！毒乓缮街尽罚菏瘶菐r山有“仙樓巖”字刻，淳祐丙午，郡守李襲之、江華李挺祖題名于上。后縣令何其賢改名飛龍巖，因其山勢聳峻，有盤龍飛舞之象，遂刻銘于崖。

（3）仙樓巖。大正書，每字長三尺，廣二尺?！毒乓缮街尽罚菏瘶菐r上有“仙樓巖”，刻諸石。淳祐丙午，郡守李襲之、丞張從龍、江華李挺祖題名其上。

（4）玉琯巖。淳祐丙午李挺祖書?！督鹗瘜彙罚河抑卑?，在巖口，八分書[11]8066。

這幾則題跋均為榜書，作于“淳祐丙午”前后，也即是《九疑山碑》的書寫前后，以石證志，其中頗有闕誤：一是“無為洞”三字“與他處書不同”，是否為元結“無為洞天”？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載：“右無為洞，元結題字，洞阻于水崖壁，古刻從無椎拓者。余始屬譚仲維搜拓之……又何志偉《九疑山記》云：‘永福寺旁即無為洞洞門’，旁刻元次山詩，惜漫滅不能讀，其亦即此刻歟？《志》稱：‘無為洞天’四字，今拓本無‘天’字，字不足據?！段摹吩疲捍硕丛粺o為洞，格古要論，以為改稱者，殊未有據?！盵2]卷59陸增祥質疑舊說，甚有見的，既指出李挺祖書“無為洞”與元結之間的淵源，激發對元結的回憶，又進一步確定了此碑的題名，還原歷來的誤解，是很有價值的發現。二是，“飛龍巖”與“仙樓巖”兩則記載并無不同，區別只在于“后縣令何其賢改名飛龍巖”一句，二說是否為同一題刻？據《（萬歷）九疑山志》載：“石樓巖：一名飛龍巖。在永福寺西一里……高峰直突，由竇而登，如層樓之狀。炬而后登，上有仙樓巖字刻‘淳祐丙午郡守李襲之’?！吨葜尽纷骼钷?。江華李挺祖題名于上。后縣令何其賢改飛龍巖?！盵10]17由此，疑“仙樓巖”即為“飛龍巖”，此處記載為二處，恐有誤。

在宋代文人崇慕自然山水趨勢日盛的情況下，李挺祖擅長題寫碑志銘文，自然成了眾多文士追隨的對象?！逗辖鹗尽贰栋谁偸医鹗a正》等文獻記載，李挺祖書寫還有“象巖”二字及宋樂雷發《象巖銘》?！逗辖鹗尽份d：“象巖：篆書，長徑六寸，雪磯樂雷發名，江華李挺祖篆，二行分書?！督鹗a正》：無年月，蓋與銘刻同時?！盵11]8065因石刻磨泐，《象巖銘》署名部分模糊不可辨識，據《金石補正》考證：“右《象巖銘》，分書十一行，前人無椎拓者。雷發上缺一字，據后刻及《九疑山志》，知為樂姓。下見江華□□祖字，蓋亦李挺祖所書也?！盵10]8065樂雷發，人稱“雪磯先生”，其詩風骨遒勁，被譽為楚南第一人。李挺祖不僅應樂雷發之邀書寫《象巖銘》，更題刻了“象巖”二字，這既能發揮其善于書寫的特長，又適應了宋代文人喜歡游山玩水、題詠作跋的意趣，進一步強化了象巖的人文效應。伴隨著后世文人等的題跋、作記，象巖成為了與玉琯巖、紫霞巖等齊名的人文景點，而刻石題跋亦作為一種風雅，亦隨之而盛行于文壇，已經滲透于日常生活之中。此外，李挺祖在寧遠逍遙巖書有“逍遙洞”三字，“頃□碑人□□，拓乾隆間人書巖榜三字，詢舊榜，茫然不知，恐已剝蝕矣”[1]卷18下?！板羞b”作為道家的文體特征，亦為南宋文士所接受，反映李挺祖生活中玄儒兼闡，注重“自然之樂”的一面。

值得關注的是，近于永州江華瑤族自治縣寒亭暖谷發現李挺祖摩崖石刻一則，雖為記事碑，字數不多，但此題跋從未被人提及，亦不見于傳世文獻，應當補輯：

“山□趙希鵠同邑人李挺祖，嘉熙戊戌（1238）中秋夕，抱琴來游?！?/p>

趙希鵠，袁州宜春人，喜書畫，善鑒賞，著有《洞天清祿集》。從“抱琴來游”可以發現，趙希鵠與李挺祖似乎有著共同的興趣愛好，喜歡游山玩水，沉迷自然之樂。而從碑文的書法風格來看，該書跡為李挺祖擅長的“漢隸”，這自然能得到善于鑒賞、篤好金石書畫的趙希鵠的稱贊。另一方面，江華作為李挺祖的家鄉，在早年時，曾應江華縣令虞從龍之請，徙刻蔣之奇《寒巖銘》，“治平丁未十月，陪沈紳公儀游，蔣之奇穎叔作。右銘元刊于寒亭之上，年深字淺，幾不可讀。既新泉亭，得沒字碑于巖左，意昔為斯銘設也，乃徙刻之，且以彰二公愛賞之志云。后治平一百二十有四載，邑尉西隆虞從龍，俾邑人李挺祖（下泐）……”[11]8072治平一百二十四年即紹熙元年（1190），二處題刻均署“邑人李挺祖”，亦即早之于御書“道州濂溪書院”及《九疑山碑》，可見，李挺祖在書法界的名氣在當地已見端倪，后來許多人請他刻石，即是肇始于此。

如前所述，李挺祖作為地方名人，在道州一帶臨摹題跋，留下眾多石刻，不僅具有書法研究的意義，而且富有文獻價值，對于考索宋代文士的活動軌跡，特別是對于考察南宋濂溪理學的發展盛況，展示宋人刻石題跋的風貌，均有著重要的價值。

[1]宗績辰.（道光）永州府志[Z].道光八年刊本.

[2]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Z].吳興劉氏希古樓刊本.

[3]湖南省濂溪學研究會整理.元公周先生濂溪集[Z].長沙:岳麓書社,2006.

[4]鄧洪波.湖南書院史稿[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

[5]楊允恭.宸翰閣恭記[A].周誥.濂溪志[Z].道光己亥刊本.

[6]滕巺真.濂溪小學楊公祠記[A].吳大镕.道國元公濂溪周夫子志[Z].康熙二十四年刊本.

[7]趙櫛夫.濂溪大富橋記[A].吳大镕.道國元公濂溪周夫子志[Z].康熙二十四年刊本.

[8]歐陽詢.藝文類聚[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9]程章燦.作為文本的漢代石刻——讀《漢代石刻集成》[A].古典文獻研究（第11輯）[C].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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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瞿中溶.湖南金石志[A].郭嵩燾.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C].臺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69.

Research on Calligraphy Engravings of Li Tingzu,Chief Official of Academy

Chen Anmin

(Hunan Colleg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Yongzhou 425199,China)

Li Tingzu is a well-known calligraphy engraver in the South Song Dynasty(1127-1279).Based on Yue Yan poem engravings and relevant local records,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between Li Tingzu's calligraphy engravings and the"Chief Official of Academy",analyzes if the stone inscription of Juyi Mountain was written by Cai Y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writing,and also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and historical reasons between the various records.Thus it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 Tingzu and other litterateurs and scholars of the South Song Dynasty and makes a further supplementary to Shiji on the basis of some relevant local records.

Chief Official of Academy;Li Tingzu;Yue Yan(Moon Rocky Cave)of Dao county;Stone Inscription of Juyi Mountain;Han Ting Nuan Gu

K207

A

2016-10-27

10.16565/j.cnki.1006-7744.2017.05.30

湖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5YBA175）。湖南科技學院重點學科“中國古典文獻學”資助。

陳安民，湖南科技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湖湘學術與高教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