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挑戰與機遇芻議*

高超群 黃英偉

（1.2.中國社會科學院 經濟研究所，北京100836）

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挑戰與機遇芻議*

高超群1黃英偉2

（1.2.中國社會科學院 經濟研究所，北京100836）

從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開始，中國經濟史研究出現了某種“衰落”的征象，但大量新資料的挖掘整理以及相應的技術手段的進步、新研究方法的出現、還有隨時代劇變而來的理論挑戰，也給經濟史研究帶來了新的機遇。通過回顧社會史大論戰、“五朵金花”對經濟史學科的影響、吳承明先生和汪敬虞先生的爭論，以及經濟學方法在經濟史研究中的運用，本文認為現實問題的挑戰是經濟史研究重要的問題意識來源之一，經濟史研究者應該更好地學習和掌握理論工具，經濟史研究雖然在很長一段時間還主要是歷史學的一部分，但對于經濟學方法在經濟史研究中的使用，我們應更為積極和開放。只有很好地理解對方的學術傳統和背景，經濟學和歷史學才能夠更好地為經濟史研究服務。

中國經濟史學，吳承明，汪敬虞，經濟學與經濟史

如果從1904年梁啟超出版《中國國債史》算起，中國現代經濟史學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了。在這100多年里，中國經濟史學取得了巨大的進展。同時，經濟史學對中國歷史學、經濟學，特別是前者做出了重要貢獻。

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開始，中國經濟史出現了某種“危機”或者說“衰落”的征象。①李伯重在2008年時就有這樣的判斷，10年過去了，這種情形并未好轉?！痘仡櫯c展望：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百年滄?！?，《文史哲》2008年第1期。雖然研究者和研究成果的數量都在不斷增長，在某些領域也還有所突破，但整個經濟史很少產生有重大影響的成果，這使得經濟史學已經有較長一段時間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熱點和焦點問題，“碎片化”的現象較為嚴重。②這也是整個歷史學的普遍現象，《近代史研究》和《史學月刊》兩家重要的專業雜志，于2012和2013年分別發起了有關“碎片化”的討論。更令人擔憂的是，有較長遠研究規劃目標的，有共同方法、問題意識的研究團體也十分罕見。中國經濟史學在學術界的影響力在不斷萎縮。

出現這一現象，有許多原因。就客觀而言，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史學與歷史學界的關系更為親密，因此，史學危機自然也影響到了經濟史學。所謂史學危機主要表現為后現代主義史學對于歷史“真實性”的挑戰和進步主義歷史觀的質疑。③彭剛：《敘事主義理論該說》，《歷史研究》2013年第5期。不過，更直接的原因或許與中國歷史學的基本范式轉型有關。從1949年以來，中國歷史學的研究是在革命史觀的框架下展開的，改革開放以來，在歷史學界，現代化史觀取代了革命史觀。④徐秀麗：《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問題》，《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中國經濟史學也走過了大致相似的歷程。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現代化史觀的解釋力和影響力受到明顯削弱。與此同時，對現代化史觀有所反思的“中國中心觀”一度興起，他們主張尋找中國歷史獨特性，探尋中國獨特的經濟增長因素、特征和模式。但由于缺乏系統的理論支撐，扎實的實證研究也并不多見，這一史觀的建樹和影響力有限。理論創新的匱乏是實證研究“碎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學術生態發生了巨大變化。學術界的代際更替，圍繞著課題、項目等短期目標的學科建設，以論文發表數量為核心的學術評價機制，雖然在一定程度改變了學術界懶散、大鍋飯的局面，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原來就不那么健全的學術共同體及其學術倫理，對學者們從事學術研究的熱情和雄心造成了傷害，乃至在有些領域，學術研究基本的嚴肅性都成為問題。①應星和項飆曾就社會學中相關現象有所闡述，歷史學的情形也大致相類。參見應星：《且看今日學界“新父”之朽敗》，《文化縱橫》2009年第4期，項飆：《中國社會科學“知青時代”的終結》，《文化縱橫》2015年第6期。對于較為基礎、研究周期較長的歷史學而言，學術機制變革的負面作用或許更為嚴重。

不過，近年來，中國經濟史研究也出現了新的機遇。首先是大量新資料的整理和出版。由于科研經費的相對充足，對史料的發掘、整理有了很大的進步。民間文書、地方檔案被廣泛搜集整理，其規模是此前難以想象的。值得慶幸地是，由于技術進步，許多文獻資料被電子化、數據庫化，這使得較為全面地利用這些大型史料成為可能。目前，經濟史學界已經建成了一些重要的數據庫，還有學者個人為了研究方便所建立的許多小型數據庫。大量資料和新的技術手段給克服“碎片化”帶來了新的可能。

其次，研究方法也有了很大的進步。近年來，隨著經濟學、地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研究方法的進步，作為交叉學科的經濟史學頗為受益，諸如量化、可視化、網絡分析等方法都已有不同程度的應用。

最后，也是最為重要的，隨著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以及全球金融危機、科技革命的出現，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時代的變化。這種變化也給歷史學帶來了新的時代命題，對于經濟史學而言，其沖擊或許更為強烈。從學術史來看，中國經濟史學發展的幾次高潮都是在這樣的時代命題的催迫之下出現的。

如何應對以上的挑戰和機遇，關鍵在于對我們所面臨問題的性質和方向的判斷，以及對于不同選擇背后的歷史和學術含義的把握。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重新回顧和檢討中國經濟史的百年發展歷程，檢視其中的經驗和歷史邏輯，以期在未來的方向性選擇中更為自覺。

一、社會史大論戰與“五朵金花”中的中國經濟史研究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只有一些零散的成果，缺乏系統的研究。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中國的精英階層對于“中國往何處去”感到迷茫。為此以《讀書雜志》《新思潮》等雜志為核心，展開了一場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論戰。這場大論戰的核心是如何判定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為了回答這一問題，論戰延展到對戰國以來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論戰的主要問題包括：戰國以后到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是什么社會？什么是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奴隸社會，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時代？這些問題大多與經濟史有密切關系，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并形成了三個具有重要影響的經濟史流派和學術團體：理論派，以及分別以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和陶希圣的《食貨》雜志為核心的學術團體，對于這三個團體，學界多有研究，本文不擬贅述。②可參見李根蟠：《二十世紀的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歷史研究》1999年第3期；陳峰：《從食貨之學到社會經濟史——社會史論戰對中國經濟史學的催生和形塑》，《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李自強：《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學院派”——以民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所為中心的考察》，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其中李根蟠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學家（理論派）有較為詳細的論述，陳峰側重于對食貨學派的研究，而李自強則重點研究了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所。這三個流派奠定了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基本范式。

這三個學派各有特點。就與大論戰的關系而言，理論派緊緊圍繞社會性質問題。食貨派也較多受到論戰的影響，他們偏重于研究中國中古以前的歷史，主題大多與社會性質大論戰相關，是其深入和細化。社會科學所有意識地將自己的研究與政治性較強的論爭加以區別，社會科學所的核心湯象龍強調建立在史料基礎上的專題研究，他認為只有“采取這種辦法一步步的做去，將來也不會發生以前那樣空洞的論戰，因為一切都根據的是事實，有了充分的事實擺在前面，大家也無庸空論了”。③湯象龍：《對于研究中國經濟史的一點認識》，《食貨》1935年第2期，轉引自李自強：《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學院派”——以民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所為中心的考察》，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第19頁。社會科學所的主要研究人員，都沒有參與社會性質大論戰。但這種態度其實正是他們對大論戰的一種回應，雖然是以一種對立的方式。

理論派奠定了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理論基礎和敘述框架，這個框架在1949年之后發揮了較大作用。社會科學所和食貨派奠定了中國經濟史學的學科屬性和研究范式。他們都強調史料的挖掘、積累、整理，都強調對于歷史上經濟現象的描述、解釋必須建立在史料考訂的基礎之上。社會科學所相對而言更為接近經濟學，但由于受到傅斯年等人史學觀念的影響，他們對史料的重視程度更高。也因此，在故宮、海關等檔案的整理中他們居功至偉。不過，并不能因此說他們沒有理論抱負，他們希望能從史實出發來歸納出對于中國歷史的解釋。對于當時的社會問題，他們認為只有在此基礎上的改革才是可行的：“無論他是好還是壞，這份祖先的遺產已經傳給我們來。不滿意這份遺產的人，盡可以想象出一種完全新的文化，造出烏托邦的理想，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份遺產是重沉沉的壓在我們身上，不容我們輕易的脫卸，而且修正與革新完全要從他一部分一部分下手的?！雹贉簖垼骸吨袊洕费芯考钒l刊詞，《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1932年第1卷第1期。他們的這種觀念和研究方法，都對后來的中國經濟史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

1949年后，中國開始了全面用馬克思主義重寫中國歷史的努力。但中國歷史上的某些特質與經典理論并不完全吻合，如何解決這種理論與歷史之間的張力，成為當時中國歷史學界最重要的研究主題。于是出現了被稱為“五朵金花”的五個焦點問題：中國古代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形式、資本主義萌芽、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和漢民族形成。其中前三個問題都與經濟史研究有密切關系。學界對此已經有很多研究，本文不再贅述。②可參見李根蟠：《二十世紀的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歷史研究》1999年第3期；王學典：《近五十年的中國歷史學》，《歷史研究》2004年第1期。

客觀地說，這些爭論中某些問題，由于過于意識形態化，今天看來，其價值已經不大，或者干脆就不是真問題。③王學典：《“五朵金花”：假問題與真學術》，《北京日報》2002年6月3日。參見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9、60頁。轉引自李伯重：《回顧與展望：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百年滄?！?，《文史哲》2008年第1期。但以下幾點不容忽視。

首先，這些爭論，雖然有著極強的意識形態色彩，但也推動了經濟史研究的深入。比如，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對明清史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貢獻，余英時先生對此也有高度評價。④李伯重：《回顧與展望：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百年滄?！?，《文史哲》2008年第1期。其次，當時的研究空間有限，但學者們在理論上還是有所創新，比如中國封建社會說、資本主義萌芽論等的提出。⑤李伯重：《回顧與展望：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百年滄?！?，《文史哲》2008年第1期。最后，中國經濟史學的歷史學烙印更為深刻，經濟史在歷史學內部的地位得到極大地提高。⑥李伯重認為經濟史在改革開放前的30年當中，經濟史在中國歷史學中“一家獨大”，在改革開放后的頭20年，“經濟史仍然是中國史學各學科中實力最大者”。參見李伯重：《反思“新經濟史”：回顧、分析與展望》，《澳門理工學報》2017年第1期。在這個階段，經濟史完全和歷史學融為一體，分享共同的研究主題。只有很少的一小部分研究者在有限的一些問題上嘗試與當時的經濟學家，發生學術和思想關系。

無論是社會史大論戰還是“五朵金花”，正是因為那些重大的現實或者理論命題，使得中國經濟史學的研究有了明確的焦點和問題意識，學者們可以在大致相同的理論背景和問題意識下進行較為深入的對話、論辯。持續地論辯使得經濟史學界產生了一些長期的、規模較大的學術規劃。當然，這種規劃存在著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但對于長遠的學科建設來說，長期地人才培養、資料積累，方法訓練、理論創新，都具有重要價值。改革開放以后，在經濟史領域形成三個最重要的流派：社會經濟史學派、新社會史學派和新經濟史學派。⑦李伯重：《回顧與展望：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百年滄?！?，《文史哲》2008年第1期。他們的成就，與此前的積累是分不開的。

二、從革命史到現代化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從“文革”后期開始，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們就開始反思，這一巨大災難出現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中國要向何處去？對于前一個問題，人們不約而同地認為是中國悠久的封建傳統所致，因此，知識界掀起了關于“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之謎”的討論，而后一個問題，當時人們形成了基本共識，那就是現代化。應該說，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是中國改革得以實現的理論和思想前提。很難想象，沒有這種對于歷史和未來想象的共識，改革能夠順利進行。甚至可以說，對封建主義的批判和對現代化的向往，是改革意識形態的基石。

這些問題的討論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也產生了深刻影響，本文以近代經濟史領域為例來說明經濟史學家們的爭論及其貢獻。它們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一個問題是在中國現代經濟（資本主義）的產生當中，傳統經濟究竟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另一個問題是關于中國近代經濟史的中心線索。其主要的代表也是兩位經濟史學界的巨匠——吳承明和汪敬虞。

關于傳統經濟與中國現代經濟之間的關系，吳承明認為傳統經濟為資本主義準備了條件、傳統經濟組織（工場手工業、商人支配生產形式）是近代企業誕生的重要途徑、近代企業的發展與傳統農業、手工業應當互相補充而不是替代。他指出資本主義萌芽“為近代工業的興起準備了現成的雇傭關系，準備了熟練工人，也準備了市場”?！叭粽f新式煤礦全部都是在土窯基礎上建立的，也不為過?！雹賲浅忻鳎骸吨袊Y本主義的萌芽概論》，收入氏著：《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81頁。王方中：《貫徹始終的中心線索——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3期?！皺C器不能輕易地取代手工。傳統是個巨大的力量，中國的工業化必須走與傳統產業協調發展的道路，而不能一舉取而代之?！雹趨浅忻鳎骸督袊I化的道路》，《文史哲》1991年第6期。方行則做了更為全面的總結，他認為資本主義主要沿著以下四條途徑發展起來：引進外國技術裝備而新創建的近代企業；原有手工業工場形式的資本主義萌芽保存發展壯大或發展為近代企業；原有商人支配生產形式的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為工場手工業或者近代企業；農業資本主義經濟。③方行：《清代前期商人支配生產的形式及其作用》，《經濟研究》1982年第9期。后來的研究者，如馬俊亞④馬俊亞強調了傳統商業與近代工業之間的聯系。參見馬俊亞：《中國傳統商業與近代工業關系辨析》，《史學月刊》1997年第3期。、林剛⑤林剛主要反對機器工業對手工業的替代，他認為這既不是近代中國的現實，也不應當成為中國的發展目標和路徑。參見林剛：《從國情出發以長時段的基本規律把握中國問題——略談吳承明先生關于中國傳統與現代化道路關系的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15年第4期。，等繼承和發展了這一思路。這一觀點，也得到了國外學者的呼應。尤其是中國中心觀興起之后，持此類主張的學者為了批判“沖擊—反應”說，大多強調中國傳統的正面作用和中國獨特的發展邏輯。

汪敬虞直接批評了方行的主張，他把雙方的分歧概括為：“在中國機器大工業出現的時候，‘原有工場手工業形式的資本主義萌芽保存、擴大或發展為近代企業’以及‘原有商人支配生產形式的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為工場手工業或者近代企業’，究竟占有多大比重的問題?！苯涍^考察，他的結論是：“強調工場手工業形式的資本主義萌芽向近代企業的轉變，認為這是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主要途徑乃至惟一途徑，這是與歷史的實際不相符合的，即使把這種轉變限制在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范圍以內，也是如此?！雹尥艟从荩骸对僬撝袊Y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產生》，《歷史研究》1983年第5期。后來的研究者也繼承了這一學術脈絡，比如杜恂誠⑦“中國的資本主義并不是自主地發生的，而是在半殖民地的特殊社會條件下發生的，在中國，從資本主義萌芽到早期民間近代企業不可能是大量的，更不可能是主要途徑，也就是說，兩者之間并無直接繼承性?！眳⒁姸赔\：《民族資本主義與舊中國政府（1840—1937）》，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 6頁。、張忠明⑧“如果說近代中國的企業制度有什么劃時代的進步或者說制度創新的話，最主要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內容就是近代公司制度的傳入和建立?！薄扒敖袊鐣暮匣镏撇]有成為近代中國公司制度的直接淵源……并沒有最終演化出近代中國的公司制度”，“近代中國的公司制度是來自于西方世界的傳入”。參見張忠明：《艱難的變遷：近代中國公司制度研究》“導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4、40頁。等。在國外的研究者中，“沖擊—反應”說與這種主張可以相互支持，許多早期的研究者，尤其是那些把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對立起來的研究者，大多持與此類似的主張，比如費維凱、陳錦江、郝延平等。⑨對他們的研究的簡單介紹，可參見高超群：《中國近代企業史的研究范式及其轉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

關于中國近代經濟史的中心線索，最早由汪敬虞在主持撰寫《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的過程中提出。他將這一線索概括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具體來說就是近代中國的資本主義“有所發展，但終歸是不發展，直到新民主主義革命解決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⑩汪敬虞：《論中國近代經濟史的中心線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2期。這一主張的支持者王方中認為在中國近代三種類型的資本主義當中，只有民族資本主義才能明確表示歷史發展的方向。①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概論》，收入氏著：《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81頁。王方中：《貫徹始終的中心線索——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杜恂誠則認為新的生產方式需要新的政治制度，近代中國未能實現資本主義的政治轉型，傳統政治與新、舊二元并存的中國近代經濟之間的復雜關系，嚴重扭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①杜恂誠：《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心線索研究述評》，《教學與研究》1996年第4期。馬敏也贊同這種主張。②馬敏：《近代化=資本主義化》，《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3期。吳承明將這種歷史觀稱為沉淪觀，與此相對立的則是近代化觀。他認為無論從近代人口、移民、農業結構的演變來看，或者從新式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創建來看，或者從自然經濟的分解和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來看，對近代中國的經濟史都沒有悲觀的理由。③吳承明：《中國近代經濟史若干問題的思考》，《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2期。李時岳贊同對沉淪觀的批評，他認為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總趨向是，封建經濟結構的解體和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④李時岳：《“沉淪觀”不可取》，《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3期。值得一提的是，李時岳是當時另外一場關于中國近代史發展的基本脈絡的爭論的主角，他提出以四個階段（農民戰爭、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資產階級革命），替代三次高潮（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⑤徐秀麗：《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問題》，《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因此，有的研究者把經濟史學界的這一爭論視為近代史革命史觀與現代化史觀爭論的一部分。但兩者之間，還是存在著不小的差別。最重要的是汪敬虞以及他的支持者，很難說是革命史觀的支持者，他們并不反對現代化的方向。

與其說這場爭論是革命史觀與現代化史觀的爭論，還不是說是兩種現代化觀念和道路主張之間的爭論。如果我們結合吳、汪兩位先生有關傳統經濟作用的爭論來看，這一點會更加清晰。吳承明主張中國的現代化應該更多地考慮中國的傳統、國情，⑥林剛對此有較為系統的總結。參見《從國情出發以長時段的基本規律把握中國問題——略談吳承明先生關于中國傳統與現代化道路關系的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15年第4期?，F代化不應被視為現代經濟對傳統經濟的全面替代，而應該是兩者之間共同的協調發展?！巴裂蠼Y合、再進一步現代化和通過工場手工業過渡的道路……可稱之為一種中國式的工業化道路”，他更強調歷史的連續性，“沒有一個立足于本國大地、適應本國國情的發展戰略，是不可能實現工業化的”。⑦吳承明：《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文史哲》1991年第6期。而汪敬虞則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更多的是外來的，傳統的因素作用并不大，而且更多的是束縛和限制中國現代經濟的發展。因此，他認為“我們現在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除了在觀念上要徹底打破那種認為利用市場調節就是資本主義的傳統偏見以外，還要在組織上建立市場經濟所必須的一套完備的市場規范和制度”。⑧杜恂誠：《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心線索研究述評》，《教學與研究》1996年第4期。就此而言，汪敬虞非但不反對現代化，或許應該說他的主張更為激進一些，尤其是對于傳統的態度。相對而言，吳承明或許更強調中國的獨特性。

我們知道，對于中國的改革，始終存在著兩種聲音，是更為徹底地改造傳統，學習外來的現代化，還是更多地依照自身的資源條件和歷史邏輯。這種爭論在鄉鎮企業、小農經濟、城市化道路等問題上曾經不斷地重復出現。今天我們依然面臨同樣的問題和選擇。如此看來，在改革初期，吳、汪的爭論不僅是有關歷史問題的爭論，實際上也是切實地對現實的回應。

這兩個爭論不僅影響了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主題的轉型，同時也推動了對中國近代的手工業、企業、市場、勞動力的深入研究。

三、經濟學與經濟史研究

近年來，經濟史學界一個重要的變化是其經濟學色彩的日漸濃厚。不僅是許多年輕的經濟史學者熱衷于使用量化方法來研究經濟史，而且，經濟史也日漸受到經濟學界的重視，在《經濟研究》《經濟學季刊》等雜志上經常能看到有關經濟史的論文。這與此前經濟史在經濟學界受到的冷遇不可同日而語。⑨厲以寧最近對于近年來高校經濟學教育中對于經濟史的嚴重忽視表示“不解”，但事實上，近年來這一現象已經較之前有所改觀。參見厲以寧：《中國經濟學應加強歷史研究和教學》，《光明日報》2017年6月13日，第11版。

近幾年來，用經濟學方法研究經濟史最主要的成果體現在量化方法上，研究的興趣也集中在那些有著較為系統的數據的領域，比如糧價、市場整合、歷史上的GDP等等。⑩關于中國學者近年來用經濟學和量化方法研究經濟史的狀況，可以參見孫圣明：《對國內經濟史研究中經濟學范式應用的思考》，《歷史研究》2016年第1期和彭凱翔：《歷史視野下中國經濟的長期變遷——近年中國經濟史之計量研究綜述》，《經濟研究》2015年第5期。筆者此處不再贅述。

經濟學方法，特別是量化方法的使用，給經濟史研究帶來了新的活力，但如上文所述，經濟史很大程度上是屬于歷史學的，因此，經濟學與歷史學之間巨大的學科差異也帶來了很大的張力。究竟該如何處理這種張力，對當下的經濟史研究來說是個非常尖銳的問題。前人對此已經有過較為深入系統的論述，①這個問題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出現，吳承明曾經論述過經濟史的研究方法，并分別就歷史方法和經濟學方法的差別進行了系統比較，其論述今天看來依然非常深刻，富于啟發。參見《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1期；《論歷史主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2期；《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經濟研究》1995年第4期。本文只是就筆者有限的閱讀，針對近年來出現的一些經濟學背景的學者和歷史學背景的學者相互批評較多的一些問題，做一點粗淺的歸納和分析。

從研究目的上來說，經濟學方法的研究更側重于發現和證實因果或者相關關系，達不到這種目的的研究則不能算是成功。因為“經濟學是研究一般性的”，②吳承明：《論歷史主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2期。它更多地使用演繹法。而歷史學方法的研究，更重視或者強調歷史事實的還原、變遷，當然，也有一些研究會歸納和總結原因，但對于歷史學的研究來說，這并不是必須，這種分析也往往是為了更好地講清楚歷史的變遷而服務的。經濟學方法的論文其實也是在用經濟學的方法重建歷史事實，只是，對他們而言，對理論有意義的事實才是重要的事實，而對于歷史學家來說，只要是前人沒有發現或者前人說錯了事實，都是重要的研究主題，尤其是后者，其學術價值更高。進而言之，從根本上來說，對于經濟學而言，純粹客觀的事實并不存在，也不重要，因為理論本身是抽象的，是基于某些假定和前提的，因此，脫離理論來談事實既不重要，也意義不大。如同波普爾在批判歸納法時所說，資料“比任何理論或‘偏見’……更不可靠些”。③吳承明：《論歷史主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2期。對歷史學方法的研究來說，依據理論來剪裁事實，或者與事實有沖突的理論是很難接受的。

從研究方法上來說，經濟學方法的研究通常是基于數據、模型或者理論推導，講求邏輯關系，往往容易忽視重建歷史實際發生的過程。歷史學方法的研究則依賴文獻證據，文獻的可信度及其辨別對于歷史學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也因此，歷史學家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記錄者的觀察。嚴格地說，如果沒有社會科學的理論，歷史學家很難建立超越日常經驗的事物之間的關系，研究往往要依靠歷史學家的“主觀推理和直覺”。④吳承明：《論歷史主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2期。對于稍微脫離日常經驗的論證最終都將陷于歸納法（選精和集粹）⑤李伯重先生曾經對傳統經濟史的這種研究方法有過深入的反思和批判，但從根本上來說，這種缺陷很難克服。參見李伯重：《“選精”、“集粹”與“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對傳統經濟史研究方法的檢討》，《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的困境：不能窮盡所有事實，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很難概括出何為主流。正是由于這種差別，經濟學方法的論文往往邏輯比較嚴密，文章內在的邏輯一致性較強，而歷史學方法的論文則講究史料的豐富，追求從多個角度、多個來源來證實一個結論，過于單一的史料來源會被認為是研究的一個很大弊端。

就學術規范來說，學術規范是學科成熟程度的重要標志。經濟學論文非常強調自己的學術脈絡，一個研究的成立極強地有賴于其所依托的學術脈絡。這個脈絡包含了眾多的前提假定——與該研究相關的一些重要問題已被同一學術脈絡中其他的研究所證實或者討論過。該項研究的學術價值在于對這個學術脈絡的貢獻大小，因此挑戰常識或者在事實上一些小的錯誤并不會構成致命問題。而歷史學方法的研究，很少有系統地、可以不斷演進的學術脈絡。學術規范體現在史料的豐富及對其可信程度、解釋的恰當（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史識）。對歷史學方法的研究而言，違背常識或者事實性錯誤是無法容忍的。在寫作上，經濟學方法論文的規范很成熟，甚至很多研究在文章結構上都是類似的，顯得比較僵化，或許這也是因為盡量地標準化、模板化可以減少歧義，便于討論。而歷史學方法的論文寫作則沒有這么刻板，其論述往往富于啟發性，作者也樂于展示歷史的復雜性，講究寫作的技巧，甚至會把更多、更豐富的內涵留給讀者去品味。很多高水平的歷史學研究，往往需要同樣高水平的讀者才能領會其妙處。

作為對人類行為和社會的解釋體系來說，經濟學無疑是最“好”的，被稱為社會科學皇冠上的明珠。因為它用最簡單的假設和限定，解釋了最多的現象，并且這個解釋體系還有很大的擴展空間。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有自己的適用范圍（姑且不論經濟學內部的分歧）。因為人類社會本身的復雜性遠遠超過自然界，因此，人類還沒有像相對論對于物理世界、進化論對于生物學界那樣的普遍適用的法則來統一解釋人類的行為。所以才會有不同的學科，基于不同的假定、前提來開展研究。

結 語

基于以上對中國經濟史學發展歷程的簡單回顧，對于當下經濟史學面臨的困境，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加以簡要分析，并探討其可能的出路和選擇。

1.現實與學術?；仡欀袊洕穼W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經濟史學的每次大的發展，都和現實挑戰有著密切的聯系。從社會史大論戰、“五朵金花”到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中國近代史的發展線索等等，都是如此。這種挑戰有時是以現實問題的面目出現，有時則以理論問題的面目出現。從19世紀中期以來，中國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不管我們用什么理論來描述或者稱呼這一變局，都不能改變這一變局依然在持續的事實。同樣，我們也能深切地感受到，我們所處的時代，是這一變局的關鍵時刻之一?，F實給中國社會科學提出了巨大挑戰，中國經濟史學者應當敏銳地捕捉這一時代命題，并積極地回應這一挑戰。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講，全球史還是民族主義史學，或許是一個對未來有重大影響的選擇：是從全球的整體視角來看待中國的經濟歷史和經濟成長之路，還是更多地探索中國獨特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當然，二者并不是簡單的對立關系，但這并不影響這一選擇的重要性。

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對于學術研究而言，學術獨立于政治不僅是非常重要的學術倫理，同時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在中國經濟史學的發展過程中，負面的教訓不可謂不深刻。那么如何平衡這種關系呢？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很難在這里展開充分討論，不過，我們想要強調，對來自現實挑戰的回應，是中國經濟史學重要的問題意識來源之一。而當下經濟史學困境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問題意識的缺乏所造成的碎片化。如果我們考慮到這一點，或許更自覺地回應現實的挑戰是值得慎重考慮的一個選項。

2.理論與史實。長期以來，許多經濟史的研究者對理論持較為排斥的態度。如吳承明總結的那樣：“歷史主義者強調歷史事件、人物和國家的特殊性和個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過去的普遍規律，因而其解釋是個別的和相對主義的?！雹賲浅忻鳎骸墩摎v史主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一些歷史學者認為理論宏大而空洞，在具體的研究中還常常會出現用理論來裁剪和生搬硬套事實的現象。有的學者還會用個別的、特殊的歷史事實來反駁經過高度抽象的理論，以證明理論的謬誤和無價值?；蛘哂盟^的特殊性、特色來拒斥理論。這種批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因此而完全拒斥理論，或者不接受理論的普遍性則不能說是一種成熟的學術態度。因為理論是經過高度抽象和概括的，其價值并不完全取決于它與具體的事實之間的吻合程度。同時，很多所謂的特殊性、特色，也往往是把某個歷史階段的現象，誤認為一種持久的民族特色。最終，如果中國的一些獨特的經濟經驗不能被上升為人類普遍經驗的一部分，其思想和學術價值也是有限的，對于中國人而言也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而另一方面，偏重理論的學者則往往對于歷史事實缺乏認真辨析、研究的耐心，他們對于經濟史學者的工作也沒有表現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有位學者曾經這樣寫道：“傳統經濟史則基本上沒有邏輯通達的研究方法和成熟的分析工具，對經濟過程的分析大都憑樸素的想象，基本不考慮經濟運行的邏輯，對數據的考證基本不遵循統計學方法?！薄霸诓欢洕鷮W的情況下，對歷史經濟運行給出樸素的或想當然的解釋，就應該是大概率事件了?！雹趧⑽。骸队嬃拷洕费芯糠椒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2、4頁。而且，在很多具體的、以理論為主導的研究，也的確存在過于宏大和空洞的問題。他們常常不重視歷史資料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對于復雜的歷史事件，僅僅滿足于給出簡單的、邏輯的解釋，其學術的嚴肅性也值得商榷。還有的研究滿足于對以某種現成的理論或者方法來解釋一種眾所周知的現象，其學術價值和學術創造性并不高。吳承明曾批評說，“在經濟史論文中，時見‘根據某種理論，應如何如何’語式，這是最笨的用法”，③吳承明：《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經濟研究》1995年第4期?？上н@種用法現在依然很常見。

回顧中國經濟史學的發展歷程，我們會發現，無論是否明言，大多數好的研究背后都有某種理論的支撐。因此，提高理論素養，更為自覺、主動地掌握理論工具，對經濟史的研究定會有所幫助。至于如何使用理論，吳承明有非常簡潔的論述：“選用某種理論，主要是啟發性的，而不是實證性的?！雹賲浅忻鳎骸督洕鷮W理論與經濟史研究》，《經濟研究》1995年第4期。

3.經濟學與歷史學。雖然中國經濟史學既是歷史學的一部分，也是經濟學的一部分。但從學科史的發展歷程來看，迄今為止，中國經濟史學更大程度上是歷史學的一部分。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史學開始出現一些脫離歷史學的現象，從研究者的學術背景、學科歸屬，乃至研究的范式，我們也能看到類似的變化。不過，如果從學科發展的實際狀況來看，中國經濟史學科在很長一個時期，還依然主要是歷史學的一部分。經濟史研究關鍵的、重大的問題意識，還會是來自歷史學，而非經濟學。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贊成吳承明所主張的經濟史是經濟學的源，而不是流，“在經濟史研究中，一切經濟學理論都應視為方法論”。②吳承明：《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經濟研究》1995年第4期。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史學要拒斥來自經濟學的影響。因此，如上文所述的經濟學和歷史之間的張力會持續存在，那么，對于在一段時間內還會更多地屬于歷史學的經濟史研究來說，什么樣的經濟學方法的研究算是好的研究？就筆者有限的閱讀和理解，以下三種研究或許是歷史學者樂見和期待的：第一，推翻歷史學原有的結論，比如原來我們認為戰爭對于經濟發展有很大的破壞作用，但如果有研究用計量的方法證實，太平天國起義對江南地區在后來的工業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正面作用；第二，或者對于已有的結論，給出更為可靠的證明方法、或者將結論在一定程度上量化。比如我們都知道教育對于經濟發展有貢獻，但是否可以有計量研究能夠分別出近代不同省份不同的教育水平，對于各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做出了多大的貢獻；第三，提出新的命題，建立新的因果關系。比如我們以前不知道基督教進入中國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會有作用，但如果有研究通過詳細的數據證明，有基督教傳播的地方比沒有基督教的地方經濟發展更快，則可以說明二者之間存在某種因果或者相關關系。類似的研究會給經濟史學以極大的幫助，相信也有助于促進經濟學和歷史學之間的高質量的學術對話。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ince the late of 1990s,there was decline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n some ways.However,therearesomeopportunitieson Chineseeconomic history review with thegreat change,such as excavating and collating new history materials,progressing of technology measures,the emergence of new research methods,theory challenge with a changing era.Through review the social history controversy,the effects of Five Golden Flowers to economic history discipline,the controversy between Wu Chengming and Wang Jingyu and the application of economic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history,this paper point out that the challenges of realistic problems is one of the sources of consciousness question.The researchers of economic history should learn and master thetheoretical tools.Although economic history will beapart of history in alongterm,the researchers of economic history should take the attitudes of active and open for using economic methods in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For economics and history,they should effort understand each other for their academic tradition and background.

China’s Economic History，Wu Chengming，Wang Jingyu，Economics and Economic

K2

A

0457-6241（2017）24－0026－08

2017－10－19*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經濟史學發展的基礎理論研究”（批準號：15ZDB131）、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近代工廠制度與勞資關系研究”（批準號：14AZD108）的階段性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王小嘉、豐若非副研究員對本文亦有貢獻，謹致謝忱！

高超群，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近代經濟史。黃英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現代經濟史。

楊蓮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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