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刻石銘文作者辨析
——兼述秦統治思想中的儒家因素

丁燕杰

(山東師范大學 齊魯文化研究院， 山東 濟南 250014)

秦刻石銘文作者辨析
——兼述秦統治思想中的儒家因素

丁燕杰

(山東師范大學 齊魯文化研究院， 山東 濟南 250014)

傳統觀點認為秦刻石的文字和銘文內容為李斯所作， 但從史料來看， 李斯作小篆和李斯作刻石都是一個逐漸附會的過程， 李斯作為秦刻石作者的身份， 應當為后人建構而成。 秦刻石真正的作者或為秦朝儒生博士官。 秦刻石所體現出來的濃厚的儒家思想痕跡， 是戰國秦漢變革之際的文化整合在秦朝統治思想上的反映。

秦刻石； 李斯； 小篆； 儒家思想

公元前221年， 秦王嬴政一掃六合， 統一天下， 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秦朝。 秦朝作為首個君主專制封建王朝， 其在政治、 經濟、 社會和思想文化領域制度創新， 對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 其中， “一法度衡石丈尺， 車同軌， 書同文字”[1]239的貢獻， 更是一掃六國語言文字各異的文化壁壘， 在文化制度層面真正意義上實現了全國的統一。 秦刻石即是在全國政令一統的情況下， 秦始皇巡狩全國時為了彰顯統治， 安撫百姓而立的記功石刻。 秦刻石銘文共七篇， 分別是嶧山刻石、 泰山刻石、 瑯琊刻石、 芝罘刻石、 東觀刻石、 碣石刻石和會稽刻石。 秦刻石銘文的作者， 現在比較普遍的觀點為李斯。 《史記正義》在提到會稽刻石時便明確認為：“其文及書皆李斯?！盵1]261但是， 從史料的記述、 古代職官制度和刻石銘文內容所體現的思想等方面， 我們并不能確切得出“秦刻石的作者即為丞相李斯”這一結論。

一、 “李斯刻石”的形象建構

“秦刻石作者為丞相李斯”這一說法源于一種思維定式和名人附會。 叢文俊在《中國書法史·先秦秦代卷》中提到：“史稱李斯工篆， 蓋因其隨同始皇出巡， 所至多有刻石， 雖然均無署名。 而皆確信秦望諸刻必出其手， 并據以為評……”[2]377唐朝李嗣真《書后品》也有：“斯之小篆之精， 古今妙絕。 秦望諸山及皇帝玉璽， 猶夫千鈞強弩， 萬石洪鐘， 豈徒學者之宗匠， 亦是傳國之遺寶?！盵3]135即李斯善篆且陪同秦始皇出行巡狩， 故李斯是秦刻石的作者。 但是這種簡單的因果關系式的思維模式有很多漏洞， 它所基于的“李斯工篆”這條論據尚有待探討。

“李斯作小篆”或說李斯改定小篆現基本已成定論。 但從傳世文獻的記載看來， 筆者認為小篆與李斯的聯系是一個逐步附會的過程， 李斯在其中重要性不斷提升的軌跡可以明顯從秦漢時期史料記錄到南北朝直至唐宋關于秦刻石作者的記述中顯示出來。

在早期記錄秦朝史料的《史記》中， 僅提到秦朝“同書文字”而并沒有提到李斯改定篆書， 甚至在《史記·李斯列傳》中也并無李斯整理改定小篆的說法， 更沒有秦刻石為李斯所作的記載。

最初涉及李斯與文字發展關系的史料為《漢書·藝文志》。 《漢書·藝文志》記載，“《蒼頡》一篇”， 下注： “上七章， 秦丞相李斯作； 《爰歷》六章， 車府令趙高作； 《博學》七章， 太史令胡毋敬作?！盵4]1719之后又有“《蒼頡》七章者， 秦丞相李斯所作也。 ……文字多取《史籀篇》， 而篆體復頗異， 所謂秦篆者也?！盵4]1721這段記載后被許慎《說文解字敘》套用， 曰：“秦始皇初兼天下， 丞相李斯乃奏同之， 罷其不與秦文合者。 斯作《蒼頡篇》， 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 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 皆取史籀大篆， 或頗省改， 所謂小篆者也?！盵5]501其中確實記載李斯與趙高、 胡毋敬等人參與了秦朝文字改定工作， 但是， 這是一個合作完成的集體工作， 且僅敘述了李斯作《蒼頡篇》， 并未說明文字改定工作是李斯一人所為。 且《說文解字敘》本身對于小篆的改定也有自相矛盾的說法， 曰：“及亡新居攝， 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 自以為應制， 作頗改定古文。 時有六書……三曰篆書， 即小篆， 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盵5]503許慎在此處， 則一反之前認為李斯等改定小篆之說， 改稱程邈作小篆。 徐鍇注曰：“李斯雖改史篇為秦篆， 而程邈復同作也?！盵5]503這種說法不免有強辭中和之嫌。 之后的《后漢書》、 孔安國等均引《說文》， 認為程邈受始皇令作小篆。

同時， 關于李斯作秦刻石的說法也在東漢時期顯出端倪。 幾乎與《漢書·藝文志》同時的《論衡》曰：“秦始皇東南游， 升會稽山， 李斯刻石， 紀頌帝德。 至瑯琊亦然。 秦無道之國， 刻石文世， 觀讀之者， 見堯、 舜之美。 由此言之， 須頌明矣。 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 無從升會稽歷瑯琊之階也?！盵6]855但是這段文本與《史記》記載有明顯矛盾之處， 《史記》在瑯琊刻石與會稽刻石處皆未提及為李斯所作， 且始皇三十七年巡行路線雖過瑯琊， 但瑯琊刻石卻是始皇二十八年所作， 與史實明顯相矛盾。

魏晉南北朝時期， 文獻又一次發生變化， 史家多從《漢書·藝文志》及《說文解字敘》的觀點， 并突出李斯的形象， 認為小篆即李斯所改定， 而對于程邈， 則認為其是隸書的創作者。 晉衛恒《四體書勢》云：“或曰下杜人程邈為衙吏， 得罪始皇， 幽系云陽十年， 從獄中改大篆， 少者增益， 多者損減， 方者使圓， 圓者使方。 奏之始皇， 始皇善之， 出為御史， 使定書。 或曰邈定乃隸字也?！盵3]13南朝梁庾元威作《書論》中則有“及秦相李斯破大篆為小篆， 造《蒼頡》七章”[7]22， 直接將趙高、 胡毋敬等人忽略， 直書李斯作小篆。

這一時期， 李斯作秦刻石的說法有了更新， 其在書法上的“成就”也開始凸顯。 《四體書勢》曰：“秦時李斯號為工篆， 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 漢建初中， 扶風曹喜善篆， 少異于斯， 而亦稱善?！盵3]14始稱李斯刻石于諸山。 《魏書》記載：“后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 小異斯法， 而甚精巧， 自是后學皆其法也。 ……左中郎將陳留蔡邕采李斯、 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 詔于太學立石碑， 刊載五經， 提書楷法， 多是邕書也?！盵8]1962而從《南齊書》記載的“會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封也”[9]352和《水經注》所載“李斯書也……山北有絕巖， 秦始皇觀禮于魯， 登于嶧山之上， 命丞相李斯， 以大篆勒銘山嶺， 名曰畫門， 詩所謂保有鳧嶧者也”[10]595-596， 都可以看出， 魏晉南北朝時期， 李斯對于秦刻石的貢獻不再局限于會稽刻石和瑯琊刻石兩篇， 而是成為秦諸刻石及秦銅人銘文的創作者， 并且“李斯號為工篆”， 長于書法的說法開始出現。

到唐宋時期“李斯作刻石”的說法基本得到公認， 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言會稽刻石：“其文及書皆李斯， 其字四寸， 畫如小指， 圓鐫?！盵1]261唐朝呂總在《續書評·篆一人》中云：“李陽冰書， 如古釵綺物， 力有萬夫。 李斯之后， 一人而已?！盵7]31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直言：“陳倉石鼓又已訛， 大小二篆生八分。 秦有李斯漢蔡邕， 中間作者絕不聞。 嶧山之碑野火焚， 棗木傳刻肥失真?！盵11]1550這表明， 在唐朝， 李斯作秦刻石的觀點已經被普遍接受。 及至明清已有“秦分即小篆。 以李斯為宗， 今瑯琊、 泰山、 會稽、 芝罘諸山刻石是也。 相斯之筆畫如鐵石， 體若飛動， 為書家宗法”[12]89的共識了。

不難看出， 從最初《史記》的無詳細記錄到隋唐以后李斯作秦刻石成為定論的演變過程中， 李斯與秦刻石的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愈加密切， 細節愈加詳細， 呈現出一種類似于“層累”的歷史面貌。 這種變化的邏輯前提即“李斯作小篆”就有著很大的附會嫌疑。 從文字的產生演變過程看， 小篆從字形上經歷了從甲骨文開始的演變歷程， 不是某人某朝一蹴而就的， 甚至是在秦朝“同書文字”之后， 其字形的演進進程依然沒有結束。 那么， 基于這種前提而衍生出的“李斯作秦刻石”的推論更難以讓人信服。 在傳世文獻文本的對比中， 我們不能否認李斯或程邈等也許確實對秦國字體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規劃與整合， 但是， 也不能因此就主觀推斷出秦刻石的文字和內容就是改定了小篆的李斯所作， 這是沒有依據的， 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二、 官職分工與銘文作者

秦王朝的建立， 開啟了中國政治制度史的新紀元， 秦朝制度繼承了戰國時期的名實思想， 將孔子的“正名”之學由針對統治秩序和等級名分的層面下降為以名實表示官吏的職稱和應負的職責之關系， 將其進行了制度化和實用化， 所以秦朝制度對于事務的順序、 社會、 職業、 禮儀等各方面的分工極為重視。 秦刻石中也對合理分工、 各遵職事的思想進行了多次闡釋。 泰山刻石有“治道運行， 諸產得宜， 皆有法式”[1]243， “貴賤分明， 男女禮順， 慎遵職事”[1]243， 瑯琊刻石有“方伯分職， 諸治經易”[1]245， “端直敦忠， 事業有?！盵1]245； 東觀刻石則有“職臣遵分， 各知所行， 事無嫌疑”[1]250。 從這個方面， 我們也可以對秦刻石文字作者的相關問題加以討論。

《說文解字敘》中說：“秦始皇初兼天下， 丞相李斯乃奏同之， 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盵5]這句話本身就是不嚴謹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初并天下， 李斯并不是丞相。 許慎有此誤會， 大概是來自《史記·李斯列傳》。 《史記·李斯列傳》記載， 在“(秦王政)二十余年， 竟并天下， 尊主為皇帝， 以斯為丞相”[1]2546。 但直到秦王政二十八年， 即公元前219年， 秦始皇第二次巡狩天下， 《史記·秦始皇本紀》仍記載李斯為“卿”， 而當時丞相為王綰。 此時李斯職務應當為廷尉。 根據《漢書·百官公卿表》： “廷尉， 秦官， 掌刑辟， 有正、 左右監， 秩皆千石?！逼湎聭孔⒃唬骸奥牚z必質諸朝廷， 與眾共之， 兵獄同制， 故稱廷尉?！鳖亷煿抛⒃唬骸爸为z貴平， 故以為號?！盵4]730廷尉是掌管獄令刑罰的官員， 而并不司祭典頌詞的書寫， 亦不做書記筆錄的工作， 所以依照秦朝“職臣遵分”的行政要求， 李斯書寫秦刻石銘文并不符合邏輯。 文獻中明確記載李斯隨從秦始皇巡狩共三次， 除公元前219年外， 即是公元前212年和公元前210年。 除此三次外， 公元前218年和公元前215年的兩次巡狩， 也均未寫明李斯隨從， 也不能證明李斯在成為丞相后， 參與了秦刻石的寫作。

從“職臣遵分”的角度看， 主管秦始皇封禪高山大川此種祠祀行為并進行禮儀文書書寫的應當是史官的職責。 事實上， 自西周到秦漢， 中國有發達的史官制度， 史官是文字的主要應用者， 一方面史官負責官方正式場合下的文字書寫記錄， 在這個職責的要求下， 史官注重對文字的正確掌握與應用。 另一方面， 史官負責官方文書的撰擬， 主要包括“典”“謨”“訓”“誥”“誓”“命”“表”“奏”“章”“議”等， 所以史官對于不同類型文書的為文規律包括修辭、 邏輯、 語法等都應當熟練掌握。[13]

秦朝的史官制度從《漢書》中能窺見一二。 《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秦官中與“史”相關、 執掌文書的官員主要是“奉?！睂俟?， “奉常， 秦官， 掌宗廟禮儀， 有丞”[4]726。 其下設太樂、 太祝、 太宰、 太史、 太卜、 太醫， 又有博士官掌通古今。 其中太史又稱太史令， 掌管編史與天文歷法， 胡毋敬曾任此職。 秦另有長史一職， 《史記·李斯列傳》載：“秦王乃拜斯為長史， 聽其計， 陰遣謀士赍持金玉以游說諸侯?！盵1]2540但秦國長史一職， 僅出現兩次， 其職能尚與宗廟祭祀及文書無關。 而從文獻中看， 奉常之下博士官這一官職， 恰與秦始皇巡狩和秦刻石的設立息息相關。

博士官初創于戰國。 戰國末期齊國、 魏國都設置博士官參與政治討論與決策。 《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始皇置酒咸陽宮， 博士七十人前為壽?！盵1]254李景明在《中國儒學史·秦漢卷》中也詳細提到過秦朝設立博士、 征聘經生儒者參與政治的史實。 博士官這一稱呼， 相傳源于齊國稷下學宮， 共70人。 馬非百曾提出， 大抵齊之稷下先生， 即為秦代博士制度之來源。 秦始皇“悉內六國禮儀”， 將秦國時期的廷議制度傳統與博士議政傳統相結合， 重新整合國家政治管理體制， 以求實現政治上的穩定。 伏生、 叔孫通、 淳于越、 羊子等歷史上有名的儒家學者都曾做過秦朝的博士， 并能參與朝廷政治討論。 秦朝博士官在秦朝歷史中多次出現， 其中秦王政二十八年秦始皇巡狩封禪的記載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 《史記·封禪書》記載：“即帝位三年， 東巡郡縣， 祠騶嶧山， 頌秦功業。 于是征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 至乎泰山下。 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 惡傷山之土石草木； 掃地而祭， 席用菹秸， 言其易遵也。 ’始皇聞此議各乖異， 難施用， 由此絀儒生。 而遂除車道， 上自泰山陽至巔， 立石頌秦始皇帝德， 明其得封也?！盵1]1366-1367可以看到， 在封禪過程中， 博士官和齊魯儒生一道作為禮儀咨詢團隊參與了封禪禮的討論。 而《史記·秦始皇本紀》中關于此處的記載， 在封禪順序上有差異， 即“二十八年， 始皇東行郡縣， 上鄒嶧山。 立石， 與魯諸儒生議， 刻石頌秦德， 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 乃遂上泰山， 立石， 封， 祠祀?！盵1]242此處， 將秦始皇“與魯諸儒生議”和“刻石頌秦德”密切相連， 與《封禪書》中始皇帝先與諸儒生議后上山刻石的順序明顯不同。 或可以看出齊魯儒生博士與秦刻石的設立是有直接關系的， 他們或就是刻石頌詞的創作者或至少參與了刻石文本的修訂工作。 后文對于秦刻石內容中儒家思想的突出表現也證明了這一觀點。

三、 銘文內容與儒家思想

秦刻石銘文共有7篇， 雖非作于一時一地， 但是卻從內容和格式上顯示出高度的一致性。 相同語義的詞句在不同文本中排列組合， 傳達出相同或相似的理念和思想。 這些理念與思想， 體現著秦帝國統治的政治藍圖， 也有著齊魯儒家思想的影子。

從刻石內容看， 銘文最突出的主題便是始皇帝的“大一統”思想。 相對于法家要求暴力統一和意識形態上的統一的大一統思想， 儒家更強調仁義和德治， 強調天下都合乎禮義， 統治之主為仁圣之君。 從秦刻石銘文看， 銘文中提到大一統觀念的語句前后， 都強調皇帝的德、 明與圣， 如：“皇帝躬圣”[1]243“皇帝之德”[1]245“光施文惠， 明以義理”[1]249“皇帝休烈， 平一宇內， 德惠修長”[1]261等描寫皇帝“文治”的詞句。 除了政治地域上的統一外， 秦始皇還將大一統的理論拓展為文化制度層面的改革。 東觀刻石中的“作立大義， 昭設備器， 咸有章旗”[1]250， 瑯琊刻石中的“器械一量， 同書文字”[1]245等， 點明秦始皇“一法度衡石丈尺， 車同軌， 書同文字”的貢獻。 “車同軌， 書同文， 行同倫”[14]920也是《禮記·中庸》中倡導的有德之君的國家政策。

在統一六國的戰爭觀上， 刻石銘文中“黔首安寧， 不用兵革”[1]245等語句吸收了儒家“仁”的思想， 秦始皇對大興兵戈、 武力擴張持否定態度。 秦滅六國， 是因六國強暴， 秦國興兵誅無道是正義戰爭和平息戰亂的統一戰爭， “六國回辟， 貪戾無厭， 虐殺不已。 皇帝哀眾， 遂發討師， 奮揚武德。 義誅信行， 威旁達， 莫不賓服”[1]249， “遂興師旅， 誅戮無道， 為逆滅息”[1]252。 這種表達借用了儒家道德價值觀中“以至仁伐至不仁”[15]235的戰爭觀， 將兼并戰爭美化成為實現自身“仁政”和大一統目標的正義戰爭。 這再次表明， 秦始皇在維護其統治秩序， 打造他的帝國藍圖的過程中， 已經開始由一味重法家的“霸道”， 轉而向儒家的“王道”靠近。

秦刻石銘文的儒家思想除了表現在“大一統”的觀念上， 還突出表現在對儒家倫理道德的規定中。 秦刻石中所體現的儒家思想中的倫理道德觀重點在“禮”。 禮是仁的外在表現， 它來自儒家處理人際關系中使用的道德要求， 由血緣宗法的“孝”和“親親”推及國家社會層面， 這種道德要求， 《孟子·滕文公上》曰：“圣人有憂之， 使契為司徒， 教以人倫：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盵15]125《禮記·禮運》中也說：“父慈、 子孝、 兄良、 弟弟、 夫義、 婦聽、 長惠、 幼順、 君仁、 臣忠， 十者謂之人義?！盵14]376將孟子所說的倫理中的關系進一步解釋， 并認為這是需要“禮”來維護的。

秦始皇刻石的銘文中， 有明確的上述人倫和仁義的描述和規定， 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對“君仁”的描述。 在秦始皇為其國家一統歌功頌德時， 常常摻雜有“皇帝之德”[1]245“皇帝明德”[1]250等對自身德行的贊揚。 此外， 秦始皇還將自身的治理理念向儒家靠攏， 以求在行動上能達到儒家“仁君圣王”的標準， 多篇銘文提到勤政愛民。 瑯琊刻石刻有“皇帝之功， 勤勞本事。 上農除末， 黔首是富”[1]245， “憂恤黔首， 朝夕不懈”[1]245， 東觀刻石刻有“皇帝明德， 經理宇內， 視聽不怠”[1]250。 秦始皇尤其強調了對百姓產業的重視， 這些語言， 體現出了《周禮·地官》中所說的“保息養民”“安富恤貧”的思想。

秦刻石中對于“子孝”“夫義”“婦聽”也有著較為突出的體現。 孝悌是血緣親情之愛， 是儒家倫理道德的核心思想， 秦朝對于孝道的提倡一直以來都是學術界關注和認同的。 云夢睡虎地秦簡中對于秦朝的孝也有記載。 秦簡《為吏之道》里認為“君鬼、 臣忠、 父茲、 子孝， 政之本殹”[16]169， 明顯將孝道作為了為政的根本之一。 嶧山刻石銘文中有：“上薦高廟， 孝道顯明?！盵17]10講秦始皇在宗廟中為秦國祖先們獻上新的封號， 以顯露出他的孝道。 瑯琊刻石中有：“以明人事， 合同父子。 圣智仁義， 顯白道理?！盵1]245該句與《禮記·樂記》中的“合父子之親， 明長幼之序， 以敬四海之內， 天子如此， 則禮行矣”[14]635如出一轍， 所以， 秦始皇刻石表達了同儒家禮治一樣的想法， 即父子相親， 長幼有序， 禮法才能在四海通行。 刻石中同樣對男女夫婦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界定。 “貴賤分明， 男女禮順， 慎遵職事”[1]243“昭隔內外， 靡不清凈”[1]243“防隔內外， 禁止淫泆， 男女潔誠”[1]262等， 都描寫了秦始皇試圖構建的夫婦有別、 男女守禮的社會倫理秩序。 會稽刻石中有“飾省宣義， 有子而嫁， 倍死不貞”[1]262“夫為寄豭， 殺之無罪， 男秉義程。 妻為逃嫁， 子不得母， 咸化廉清”[1]262， 更是特別強調了夫婦之禮的具體內容， 體現出了“夫義”“婦聽”的人義觀點。

從這一點上看， 秦刻石所反映的思想與李斯的思想迥然不同， 反而有儒生博士所主張的儒家思想的痕跡存在。 李斯也強調了秦始皇應當統一六國， 兼并天大， 統一制度和文字， 但是， 其表達方式更傾向于法家的思想提倡的暴力統一和對人民的統治而非教化。 《史記·李斯列傳》記載， 李斯曾說：“今諸侯服秦， 辟若郡縣。 夫以秦之強， 大王之賢， 由灶上騷除， 足以滅諸侯， 成帝業， 為天下一統， 此萬世之一時也?！盵1]2540可以看出， 在大一統思想和戰爭觀上， 李斯更強調諸侯的“服”并非建立在君王的“德”之上， 而是要以秦國的“強”來“滅”諸侯， 突出了法家的霸道思想。 對于民眾的統治， 李斯作為法家的代表， 奉行的并非秦刻石中“光施文惠， 明于義理”[1]249“黔首改化， 遠邇同度， 臨古絕尤”[1]250的教化德政的統治策略， 而是延續和發揚了法家嚴刑酷法、 愚化民眾的政策。 他認為諸子私學， 使人“入則心非， 出則巷議； 非主以為名， 異趣以為高， 率群下以造謗”[1]2546， 請求“焚書”， “請諸有文學、 《詩》、 《書》、 百家語者， 蠲除去之。 令至滿三十日弗去， 黥為城旦。 所不去者：醫藥、 卜筮、 種樹之書。 若有欲學者， 以吏為師?！盵1]2546

四、 結語

李斯雖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書法名家留名于史冊， 七篇秦刻石也傳言為李斯所書， 但通過詳細剖析史料可以清晰看到， 秦漢早期史料并未提及秦刻石銘文的作者身份， 且李斯作為秦刻石作者出現時間較晚， “李斯工篆”的形象隨著時間而逐漸豐富和突出， 更有可能是隨著魏晉和隋唐時期書法藝術的繁榮而出現的附會與建構。 并且， 秦朝律法嚴苛， 職官分工明確且嚴格， 相較于李斯， 秦朝的博士官博通古今， 且作為奉常的下屬官， 更有資格參與祠祀祭典和封禪文書的工作中。 同時， 從7篇秦刻石銘文的內容看， 秦朝統治者所建構的統治理想藍圖有著濃郁的儒家仁義德治和圣賢禮法的教化內容， 與李斯所主張的嚴刑酷法的法家思想有較大出入， 故秦刻石內容當更有可能為秦朝博士官所作。 同時， 銘記功德的秦刻石中儒家思想的存在， 也體現了秦朝統治者統治思想中的儒家傾向的價值取向。 這一方面反映出秦漢早期史料中由于受到政權交替影響而產生的史書記載的局限性； 另一方面也能看出在戰國秦漢社會轉型之際， 隨著王朝的統一， 社會結構的逐漸穩定， 社會思想由百家爭鳴向文化整合演進。 秦始皇采取了實用主義的原則， 采取儒法兼有的統治思想。 這種實用主義的統治思想在后世被漢朝的統治者繼承發展， 融匯形成了漢朝兼通儒、 法、 道、 陰陽等多家思想的新儒學。

[1] 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2] 叢文俊.中國書法史：先秦秦代卷[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

[3] 歷代書法論文選[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4] 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5] 許慎.說文解字[M].徐鉉，等，校訂.北京:中華書局,1985.

[6] 黃暉.論衡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90.

[7] 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

[8] 魏收.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9] 蕭子顯.南齊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2.

[10] 陳橋驛.水經注校正[M].北京:中華書局,2007.

[11] 仇兆鰲.杜詩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78.

[12] 康有為. 廣藝舟雙楫[M].崔爾平，校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

[13] 徐學標.史官主書與秦書八體[D].濟南:山東大學,2014.

[14] 楊天宇.禮記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5] 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8.

[16]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17]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文：秦文卷一[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責任編輯湛貴成]

OntheAuthorshipofQinSteleInscription—InfluenceofConfucianisminQin’sGovernancePolicies

DING Yan-jie

(CenterforStudiesofQiluCulture,ShandongNormalUniversity,Jinan250014,China)

Previously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Qin Stele is thought to be composed by Li Si, however historical findings suggest that Li Si inventing the Small Seal Script and the Qin Stele is a gradual process, raising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Li Si did inscribe Qin Stele, or the real author is yet to be known. Qing and Han dynasties have a comprehensive historian system. The Doctor is a title given to Qin historians, which is recorded in historic writings and recognized by performing the Fengshan ritual along with the Emperor Qin Shi Huang. Qin Stele inscriptions have significant evidences to be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indicating a Qin Confucian Doctor might be responsible for the Qin Stele, instead of Li Si. Qin Stele inscriptions reflected the Qin social policies emerged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to the Han dynasty’s political reforms and cultural fusions.

Qin Stele; Li Si; Small Seal Script; Confucianism

K233

A

1009-4970(2017)10-0041-05

2017-05-02

丁燕杰(1993—)， 女， 山東濟南人， 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