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受邀而不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

汪兆騫

一

狂飆社和《狂飆》雜志，以狂飆突進的精神，團結一大批進步知識青年?？耧j社成為五四以來，除文學研究會以外最大的文學社團。其創辦人因謾罵魯迅，甚至詛咒“《墳》的作者還沒有死嗎？”而震驚文壇的作家高長虹，自1930年2月赴日本后，便在文壇銷聲匿跡了。

1941年深秋季節，一個其貌不揚的小老頭出現在天高氣爽的延安。他穿著一身半舊的西裝，身材顯得更加矮小、枯干，一身黃皮膚，面孔扁圓，長著幾根稀疏的胡髯。

高長虹來得巧，那時，延安各界剛剛隆重地紀念了魯迅逝世五周年，街巷還懸掛著魯迅的肖像和格言。但對這個“二十年代利用和侮辱過魯迅”的狂人，延安還是熱情地接待了他。當時，延安聚集了一批文化人，他們對“狂飆運動”和現代文壇最具才華也最怪異的作家高長虹，“與現實的黑勢力作戰”的狂飆突進的精神記憶猶新，一些人對高長虹藐視一切權威的無政府主義和唯我獨醒、唯我獨尊的尼采哲學觀念，還心存推崇。

不久，延安各界為郭沫若五十壽辰舉行了座談會。高長虹應《解放日報》之邀，寫了有關文章。周揚親自帶高長虹到延安魯藝去作報告，這是魯迅的弟子蕭軍都沒享有的榮耀。文協的丁玲也請高長虹在“星期文藝學園”開辦講座。

自此，高長虹在延安炙手可熱。大凡文藝界、文化界、教育界有重要活動，總要延請高長虹參加。在臺上和媒體的報道中，高長虹的大名也總與丁玲、艾青、周揚等延安文化名人排在一起。

高長虹初到延安受到的禮遇暫且不表。讓我們追溯一下，自1930年從文壇悄然失蹤之后，他都經歷了什么。

寫高長虹時，史學家過多去表現他與魯迅的矛盾，且把責任多推到他身上，說什么高長虹個人頭腦膨脹?；蜻^于強化他的乖張怪異的性格。殊不知，早在1926年10月，在經歷了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后，其世界觀已發生了重大的轉變，認為像他這樣的“工人”，要由工人來“帶領”。到了日本后，高長虹花了很多時間學習、研究俄國的十月革命，對馬列主義有了初步認識，就是在此時，他將自己的名字由高仰愈改成高長虹，以示自己對蘇俄的向往。

高長虹于1930年2月從上海前往日本。已經三十多歲的高長虹，不是去日本留學的，如同他后來到歐洲，他是去學習和研究社會的。他到日本沒有工作，自然就沒有收入，又沒有帶多少錢去，他常常饑腸轆轆地在長野圖書館讀書。住在淺草一家小旅館里，老板知他是個讀書人，不用他按月交房租，有錢則交，沒錢也不來討。

在日本除了為編《中文大辭典》而收集資料外，高長虹和日本左派文人有了交往。他還研究十月革命和蘇俄社會。他在題為《普羅列托利亞詩歌之一》的詩歌里，唱道：“紅君（紅軍）”，“請進！請進”，“早在候著你來”。

有趣的是，高長虹讀蘇俄文學，翻譯過高爾基一首詩。還曾給高爾基寫過一封信，附上了譯稿。但泥牛入海，再無消息，這讓高長虹黯然神傷。

是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愛國者高長虹憤然離開他視為敵國的日本，只身到歐洲漂泊闖蕩。身無分文的高長虹赴歐洲，路費是在日本經商的山西沁縣人、他的崇拜者、二十五歲的王大奇慷慨資助的。

史學家可能沒想到，高長虹到馬克思的家鄉德國，刻苦學習德語，是為學習、研究原汁原味、沒有被篡改的馬克思主義的。只可惜，1933年，希特勒當了總理之后，法西斯執政，德國共產黨遭到鎮壓，高長虹只能悵然離開馬克思的故鄉，到歐洲流浪。

高長虹之謀生，多是靠給當地富裕的華僑子弟補習中國文化，得些微薄的酬金，饑一頓飽一頓地生存下來。

高長虹在游走歐洲的同時，時刻不忘被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掠奪的祖國。1934年，在荷蘭的高長虹得知日本陰謀策劃“華北自治”運動，便積極行動起來，推掉手里的工作，在荷蘭創辦了救國會，編印《救國周報》，宣傳抗日。高長虹在《政治的新生·自序》中說：

一九三五年負責旅法救國會工作，一二八紀念日在巴黎創刊《中國人民報》，對民族總動員，有較具體的意見發表。同年夏秋旅行瑞士、德國間，草《行動，科學與藝術》一書，分上下兩部。上部論中國的民族意識形態，下部為國防政策。

又據馬蹄疾說，在1936年，寫長篇小說《中國》時，高長虹得到“每年一千元的官費”，這讓他可以安心創作。當《中國》第一章剛剛寫完，就有人找到干枯清瘦、面色蠟黃的高長虹，拿走稿件，譯成德、英、意、西班牙文，在那幾個國家的報刊上發表。這種殊榮，大概在中國作家里，算是絕無僅有的。

在巴黎時，這位衣帽不整的矮瘦的中國作家，得到享譽世界文壇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曼·羅蘭的熱情相待，與他有過多次交往。這自然與羅曼·羅蘭關注同情受侵略的中國的命運有關，也與高長虹的作品和人品不無關系。作家的心是相通的。

此外，高長虹與法國共產黨政治局委員、政治家巴比塞的關系尤為密切。中國作家高長虹的作品，被巴比塞發表在他主編的《世界》周刊上，也可見二人的關系。因二人的關系親密，有人推測高長虹曾加入過法國共產黨，后又加入其組織的“世界反帝大同盟”。但無確鑿證據，姑妄聽之。

1936年9月20日，在法國巴黎成立了“全歐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當時的旅歐華人、著名文化學者陶行知、胡秋原、朱伯奇、程思遠等都參加了這一組織，高長虹也參加了，并與他們一起分到該會的宣傳部工作。據1937年《學生報道》說，聯合會成立以后，“各會員皆分擔工作，在巴黎之職員皆到會辦公，每日一時半至四時，晚八時至九時，各皆極忙碌”。

高長虹在緊張工作的同時自己又創辦了《中國人民報》，宣傳抗日。另一位中國人，后來成為延安“五老”之一的吳玉章另辦了中文報紙《救國時報》，與高長虹的《中國人民報》一樣宣傳抗日，兩報相互呼應。

二

《胡風回憶錄》為我們提供了鮮為人知的高長虹從歐洲歸國后，1938年到重慶的相關情況：

起初高長虹住在張家花園文協。一天晚上住到胡風處，又由胡風帶他過嘉陵江，去看姚蓬子。三人商定召開一次文協談話會。此前，高長虹在胡風的支持下，與艾青、常任俠等人，先后在文協舉辦了三次“詩歌晚會”。胡風當時是文協的常務理事，主管文協。

文協借通俗讀物編輯社的地方，將北碚的會員請來二十多位，還準備了一頓午飯。四十歲，仍孑然一身的高長虹成了談話會的主角，談他旅歐時的艱難經歷。在座作家無不唏噓嘆息，似乎忘記了因他對魯迅刻薄而產生的厭惡感，對他產生了同情，而當他豪邁地“要文協作家簽名發起募款，捐獻三十架或更多的飛機”時，竟讓在座者對他有了敬畏之情。

高長虹鼓動捐獻飛機，幾乎成了他朝思暮想的一件大事，一個宏大的愿望。他曾在他主編的《大江日報》的副刊《街頭》上，發表《多買幾架飛機》一文。

半個月后，高長虹又在姚蓬子主編的《蜀道》上發表《加強空防》一文，其中說：

有人會想到獻機。不錯，這是很可采用的辦法。不過，必須注意，老百姓們的衣袋是沒有多少錢……最好的辦法，是叫有錢人們拿出錢來，買飛機。

過了一天，《國民公報·星期增刊》又見高長虹之《戰勝空襲——我們要怎么辦？》。

八天后，高長虹再作《要求五百架飛機》刊在《大江日報·街頭》上。

接著高長虹又寫了《智識分子在空襲恐怖中應負的責任》《空軍必須生長》等文章，還做詩《空軍是勝利的保障》等。

高長虹的文章引起共產黨的注意、認同和支持?！缎氯A日報》的社論也提出擴充空軍的要求。

高長虹提倡全民捐獻飛機，支持抗戰，是他愛國的天真，卻也是真誠的表現。

在重慶時，高長虹儼然成為政論家。他寫的大量關于抗戰的時評，角度新穎、思想深刻、見解卓異，也引起國民黨的注意。一日，他的一個崇拜者，曾是狂飆社成員，現已成為閻錫山二戰區駐重慶辦事處主任的梁武，突然到高長虹居住的旅館拜訪，特奉上白花花的大洋五百。高長虹微微一笑，搖頭拒不接受，并不無譏諷地道：“那是刮地皮的錢！”

有文章說，一到重慶，高長虹就以旅歐作家身份，向蔣介石提出過關于抗戰的建議。因此蔣介石到高長虹的居所看望了他。史學家曰“當是小說家言，不可輕信”，筆者卻認為以當時高長虹的影響，蔣看高之事，極有可能。

在重慶，高長虹不光關注捐獻飛機，加強防空力量的宣傳與鼓動，他對國民黨搞國共摩擦、黑暗專制也有切身感受，極為不滿。他寫政治評論，如《為什么我們的抗戰還不能勝利？》，對國民黨進行詰問，寫詩《重慶好像在啼哭》《這社會得換一副面孔》等，嘲諷國民黨的腐敗專政。

后來，他不愿再在重慶住下去了，就憑著一雙腳板，跋山涉水，徒步走數千里，經西安再到延安參加革命。那單薄的身影孤獨卻堅韌。

在西安，高長虹仍然拒絕國民黨的各種利誘，毅然找到駐秋林的八路軍辦事處的王世英，由他安排奔赴延安。

三

高長虹到延安不足半年，備受歡迎、重視的日子不再，甚至連名字都難再見到、聽到。何故？胡風說，高長虹像在重慶那樣，“時不時向中央寫信，提意見、提要求打擾中央”。

究竟提了哪些“意見”，又如何“打擾中央”，語焉不詳。但高長虹性格怪誕，常有非常之舉、狂妄之言，倒是有案可查的。比如，有一段時間，延安人對“法西斯蒂”一詞不解，一些報刊就作出解釋，并引用了斯大林的話。

高長虹在德國多年，經歷了希特勒上臺后的法西斯統治，對此有切身的感受，對此也做過研究。但見延安對“法西斯蒂”的解釋并不準確，他就特意寫了一本小冊子，名曰《什么是法西斯蒂》。不料，延安不能出版，這讓高長虹十分不高興。他的文章在歐洲，在重慶，從未被禁止發表過。他就把書稿直接寄給了蘇聯的斯大林，請斯大林“審閱”。以當時延安的條件，這包東西當然是寄不出去的。

高長虹初到延安，邊區政府擬聘他到丁玲主持的文協當副主任，他隨便找個理由拒絕了。

周揚一開始很器重這位曾敢挑戰魯迅的狂人，擬拉他到魯迅藝術學院。一次，他請高長虹到魯藝作報告。高長虹上得臺來，就大聲說“藝術，就是暴動！藝術就是起義”等不著邊際的狂話。然后他笑視周揚，能言善辯的周揚竟目瞪口呆。

文藝座談會舉行前后，延安的文化人都很振奮、激動。延河畔、窯洞里，作家都在熱烈地談論關于文學藝術的話題。在他們心目中，有機會參加座談會，是一種莫大的喜悅和榮耀。當那用粉紅色油光紙印的毛澤東、凱豐發出的請柬，在很多人手里高高舉起的時候，那一張張文化人的臉是興奮的。

在窯洞里默默讀書的高長虹，聽到敲門聲。開門一看，小警衛員手里拿著一個信封。接過來打開一看，是邀請他參加文藝座談會的請柬。毛澤東、凱豐發出的。

5月2日下午，座談會開幕。毛澤東、凱豐站在會場門口，逐一與到會者握手談笑。高長虹沒到。后來派人去請。高長虹表示，自己是“研究經濟的”，文藝只是業余愛好，沒興趣參加。

據可靠的統計，在延安的文化界、文藝界人士中，收到請柬而拒絕參加座談會者，僅高長虹一人。

這個孤僻的高長虹，一直躲在窯洞里讀書、研究和寫作，很少出來活動。偶爾與人在路上相遇，他總是低頭而過，把那瘦弱、矮小的背影留給行人。

高長虹成了廢人、閑人、俗人、孤家寡人，或許這正是他的福分，在延安整風運動和“肅反擴大化”的殘酷斗爭中，被棄如敝屣的高長虹，僥幸躲過去。雖蹉跎了歲月，卻免遭災難。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延安的文化人按黨的指示分赴各地。高長虹向毛澤東提出想到美國去研究經濟學，這一要求理所當然遭到拒絕。他提出到東北去開發金礦，用產業為全國解放事業服務，這一要求也沒有得到批準?？沼幸磺粔阎?，卻報國無門，任何一個有志者，心理都是難以承受的（《〈胡風回憶錄〉中的高長虹》）。

1954年春的沈陽，人們在東北大旅舍見到了高長虹，那時他已經五十多歲了，他那短小身材上一頭梳理得十分整齊的垂肩白發，顯得個性十足。他身穿中山裝，腳穿黑布鞋，步履穩健地走在大街上，十分引人注目，但無人知道這個孤獨的老人，就是那個掀起文學狂飆運動的狂人高長虹。

是年，桃花盛開的時節，這位老人寂靜地告別了這個世界。富有傳奇色彩的鮮活生命戛然而止。

胡風在他遭到噩運之前，聽說高長虹就這么悄無聲息地離去，說：“我沒去看他，后來聽說他病故了?！逼溟g的沉重，讓人感慨萬端。五四時期培植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的磅礴的個性精神，不斷在歷史變化中，被世故風塵湮滅，高長虹就是悲劇性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