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權保護關鍵：從人際化向非人際化轉型

劉守英

當前的反腐敗斗爭為建立清潔政府、重建政商關系打下了基礎，接下來需加快建立非人際化的產權保護與實施制度，建立企業家長遠穩定預期，真正成長出具有競爭力的受尊敬的企業家群體

在很多人看來，產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國家對產權的保護也是天經地義的。但是，無論是人類史進程還是當今發展遭遇的困境都表明，產權安排并不天然有效，產權保護更非一視同仁。國家之間經濟績效的差異，恰恰反映了它們之間產權安排與保護上的分別。

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奇跡與財富增長，與改革開放后的產權安排與保護對各類經濟主體的激勵直接相關。但是，由于帕累托改進式的改革路徑選擇，不同主體的損益處權衡，以及資源和經濟機會獲得上的制度偏向，既為政治權力介入經濟權利分配與獲利創造了機會，也導致許多限制性權利社會普遍存在的產權保護人際化、身份化傾向，影響財富的增長與公平分配，造成權力尋租與腐敗，影響企業家隊伍穩定與企業家精神成長。

伴隨大刀闊斧的反腐態勢，政治與經濟的聯姻受到遏制。在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一方面急需構建有利于發展的政治秩序，也急需重建政經關系，重點是實現產權保護從人際身份化向非人際化的轉型。唯此方能穩定企業家預期，培養企業家精神，成長出一批政經關系清楚、財富清白、醉心于熊彼特“創造性破壞”式的受人尊敬的現代企業家。

產權安排與產權保護：現代秩序的基礎

無論一個社會選擇什么樣的政治制度，產權制度都是一項基礎性安排。其基礎性體現在，產權是社會所強制實施的，對物品如何使用、如何收益、如何轉讓進行選擇的權利。傳統理論分析的市場中商品與服務的交易，其本質上是權利之間的交換，正是權利的價值決定了所交換的物品或服務的價值。我們時常聽到各種關于所有制選擇與變革的或徹底私有制、或回到一大二公的公有制的主張，事實上，產權制度的改變還真沒那么簡單，正如產權學派創始人阿爾欽提醒，對產權的界定、配置與保護是一個社會必須解決的最復雜且最困難的問題之一。

產權的功能經常被人神化，事實上，它起作用的方式非常實在。作為一種制度裝置，它具有預期和激勵兩大功能。產權安排造成經濟主體預期不穩，它所產生的激勵就是負向的;產權安排如是生產性的，就會將人們的行為引向提供有利于社會財富增長的努力;產權安排如果是分配性的，就會將人們的行為引向非生產性努力。尤其要強調的是，由于企業家是一個創造社會財富的主體，他們對所持財富的安全性直接影響其創造財富的動力;增加企業家對投資回報的預期，可以激勵他們投資與創新。

產權對資源配置的影響也不在于它叫什么所有制，而在于產權安排的強度、深度和廣度。只要資源使用、收益與轉讓的權利得到清晰界定，無論選擇什么樣的所有制，也不管對所有權進行怎樣的安排，資源配置的效果會是相同的。在產權對行為的影響中，排他性和可讓渡性是最重要的兩項權利安排。前者決定誰有權使用一種稀缺資源及他對資源使用的不受干擾與侵犯的權利;后者決定在合約議定下資源向效率最高的使用者配置的安排。因此，排他及可轉讓的產權安排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交易與分工，帶來經濟繁榮的關鍵。

但是，產權制度不會自動有效。產權功能的實現，取決于經濟上的權利開放與政治上對產權的保護方式。諾思等學者通過長尺度探究人類社會有記載以來的秩序演變后發現，國富國窮的分野，就在于是否成功實現從權利限制秩序向權利開放秩序的轉型。

在維系人類秩序的制度中，已有理論將這一“重任”排他性地交給了國家。理由之一是基于韋伯的“國家是唯一能合法使用暴力的組織”觀點，將國家理解為一個單獨的行動者或組織;理由之二是產權保護是一個社會最基本的公共品，一般組織的能力不足以勝任，唯有國家這種特殊的組織才足以擔當。

諾思等學者近期的開創性研究對這一傳統提出挑戰。在他們看來，籠統地將國家看作組織，忽略了權利秩序中精英利益團體之間的平衡、妥協與權利開放可能性，這些團體之間的動態關系會影響國家與大眾之間的互動方式。事實上，國家對產權制度的選擇與產權保護方式的權衡，不僅受精英利益的牽制，也受產權實施成本的影響。

在權利限制性秩序下，政治系統通過操縱經濟系統來產生租金，以保證政治秩序的安全;精英有優勢在國家的庇護下組織經濟活動，使他們從生產性資源中獲得更多回報。精英聯盟之間為減少相互沖突，避免互害互損，他們會相互尊重特權，包括產權、獲得資源和參與經濟活動的權利。另一方面，他們為了使特權和資源控制利益最大化，也會行使對產權的保護，只不過在人際化秩序下，對資源與經濟權利的分配與保護主要基于身份和關系。

人類歷史的多數時期和當今仍處于不發達的絕大多數國家，權利限制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基本形態。在權利限制型秩序下，人際關系、特別是有權有勢者之間的關系，主宰著組織與個人的行動，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規則基于身份，主要的社會關系也沿著人際關系展開，特權和社會等級起支配作用，產權的保障主要依賴于身份高低及與當權者關系的親疏，法律的實施在人與人之間并非生而平等。顯而易見，對產權的限制會降低物品和服務基于貨幣交換的競爭，增加基于個人特性的競爭，由權利限制導致的產權殘缺，會改變權力在非人際與人際間的平衡。

只有少數國家實現了從權利限制社會向權利開放社會的轉型。在權利開放秩序中，人際關系仍然存在也重要，但陌生人之間的社會行為無需確切知道各自的身份，而是遵循以非人際為基礎的社會關系，也基于對產權的平等保護以及對法律的第三方實施體系。大量經濟組織的準入與競爭是熊彼特式“創造性破壞”企業產生的前提條件，這促進了經濟的長期、平穩、可持續增長。

經濟權利的開放：中國奇跡的來源

在與西方人的交流中，被問到最多的一個謎題是：中國如何在一個非私有體制下，創造了奇跡般的高速增長。我給出的答案是：中國的高增長奇跡，源自于經濟權利的開放。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中，盡管產權被一些人一次次地抹上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談產權色變，只要觸及產權改革的主張，都被視為鼓吹私有化，甚至是企圖改旗易幟。好在中國一代代的決策者堅持經濟權利的開放，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堅定不移地堅持多種所有制平等發展，發揮產權對各類經濟主體的激勵作用與預期功能。頂層創造的制度環境與微觀主體利用產權的神奇功能兩者相互呼應，促成了中國30多年的經濟奇跡和財富創造。

為了實現產權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中國采取了十分獨特的產權安排，即，在維持公有制不變的前提下，通過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賦予使用權更完整的使用、收益、轉讓、抵押權能，從而帶來微觀主體投資積極性的提高和資源配置效率的增進。

2016年12月，廣州洗村城中村改造工作正式全面啟動

僅以土地而言，兩權分離在中國的農村和城市都創造了奇跡。兩權分離的產權安排最初由貧困地區的農民在底層創造，他們在集體所有制不變的前提下，通過“上交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余是自己的”這一合約結構，既保證了國家和集體利益不受損，也通過剩余索取權的激勵迅速擺脫貧困，帶來農業的超常規增長。底層創新的制度成功為地方和中央的改革者提供證據，推動了農戶承包制度在全國的普遍化、制度化和法律化。

既然農地可以兩權分離，城市土地為何不可？城市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開啟了對外開放的大門。當外資進入中國時，有人質疑：外國資本家怎么可以在社會主義的土地上投資開廠？改革的應對策略是，在堅持城市土地國有前提下，實行國有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由國有的“地主”去收資本家的“地租”，既解決了改革開放初期的資本短缺，政府還收取了土地租金，更是破解了社會主義的土地上如何長出資本家工廠的難題。城市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又用到非國有企業和城市建設，推動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的繁榮。

產權改革伴隨著經濟權利的不斷開放，經濟機會的釋放調動了各類主體參與財富創造。仍以農村為例。允許農民包產到戶，農民可以利用集體所有的土地自主從事農業生產，解決了溫飽，增加了農產品供給;允許農民創辦鄉鎮企業搞非農產業，為土地上釋放出的農業剩余勞動力開辟了農村工業化的路徑;放開農產品流通與交易，推動農村商業發展和市場繁榮;允許創辦小城鎮，開辟農民自主城鎮化通道;允許農民自由流動和擇業，成為打通城鄉和中國成為世界制造工廠的武器;允許創辦私營企業，使中國長出一批本土草根企業家參與中國制造。

在產權激勵各類經濟主體成長和財富創造的路上，頂層釋放的信號對于保證全社會的制度預期也至關重要。這里既包括國家領導人在重大節點的宣示，比如，在農村制度上，為了給農民吃定心丸，一代代領導人都會到小崗村重申包產到戶制度長期不變。也包括制度和法律的遞進，比如從改革開放之初就以憲法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基本經濟制度， 明確和不斷重申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

歷屆中央重要會議上也在不斷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中共十三大提出：“必須盡快制定有關私營經濟的政策和法律，保護它們的合法利益，加強對它們的引導、監督和管理?！敝泄彩缶汀巴晟票Ｗo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放寬國內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領域，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提出了具體要求。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清理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消除體制性障礙。放寬市場準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辈⑶沂状翁岢觥敖w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中共十八大明確提出“平等參與、公平競爭、同等保護”的原則，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

重構政商關系，實現產權保護非人際化

但是，中國經濟變革的過程也表明，產權保護不是單靠國家就能完全實現的。產權保護的實施除了國家制度的保障，還取決于產權保護實施的方式。在中國，由于經濟資源和資本的限制性取得、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以及保護權利的公器利益化，導致產權實施與保護的人際化趨向，帶來經濟機會的不公平取得、財富占有與分配差距拉大，也帶來企業家預期不穩和企業家精神不振，挫傷整個經濟的活力與創造性。

對經濟資源和資本取得實行管制，權力尋租便應然而生。掌握資源和資本的人利用手中的權力與企業結盟，企業事實上成為權力尋租者的附庸和利益輸送者，企業主依靠與權力尋租者之間的聯姻，獲得了“吃獨食”的經濟機會，其產生的財富也得到權力擁有者的庇護。

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通過幾種方式實現：通過控制上游要素放開下游市場;通過創辦開發園區控制土地供應實行招商引資;通過獨家壟斷土地市場建設城市。這三種模式都造成政府對要素供給的壟斷以及政治權力對經濟權利的控制，產生巨額的壟斷租金，形成畸形的政商關系。公權力的私用更加造成產權保護實施的失范。在真實世界，行政權侵犯產權的現象時有發生，司法權在介入經濟事務中也出現大量公權不公的現象，加劇產權保護身份化、人際化傾向。

由于產權保護實施的人際化，一些民營企業在資源獲得、條件許可、貸款取得、產業進入等方面，利用特權獲得機會，然后實行官商分肥，這些企業也得到利益關聯者的特殊保護。但是，這種人際化產權賦予與保護機制，造成不公平競爭，尋租分租現象嚴重，損害經濟長期增長。企業也因官員更替和靠山旁落，造成企業家隊伍不穩定和財富積累受挫。近年來在某些地區出現了一批侵害非公有制經濟產權的案件，既是產權制度受到各種強力侵犯的集中表現，也是產權人際化傷害企業家成長的有力證明。

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和升級關鍵期，一方面要重啟產權的神奇功能，以調動各主體創業創新積極性，以應對經濟下行，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另一方面，在發展階段、政商環境發生根本改變的階段，除了頂層進一步重申產權平等保護是國家的基本制度，更要加快產權保護從人際化向非人際化的轉型。

回到現實，企業家對非人際化產權保護也提出了強烈要求。中國目前的民營企業家隊伍由兩代群體組成。

第一代企業家是在改革開放后及鄧小平南巡后創業的群體，他們以從事傳統實業為主，特點是眼光好、能吃苦、有韌性、敢冒險，尤其是在產權保護等制度尚未健全的情況下，能處理好各種復雜的制度和人際關系，把握住改革開放和全球化的歷史機遇，開辟出銷往全球的世界市場。他們已經積累起一定的財富，需要非人際化的產權保護來激發他們進一步發展的動力。

第二代企業家是在新科技革命中成長起來的，他們把握住了互聯網、智能終端、機器人等科技行業發展的機遇，具有全球視野并勇于追趕科技前沿。這些企業家受全球科技革命的沖擊，有利用新科技創建事業、創造新產品的渴望。這一代企業家不喜歡搞關系、找靠山，非人際化的產權保護更有利于其成長壯大。

當前的反腐敗斗爭為建立清潔政府、重建政商關系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接下來急需加快建立非人際化的產權保護與實施制度，增強企業家信心，建立企業家長遠穩定預期，真正成長出具有競爭力的受尊敬的企業家群體。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編輯：朱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