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風華

石釗釗

倘若梳理絲路文明遺留下來的佛教藝術寶庫的話，相信敦煌一定是那顆最璀璨的明珠。直至20世紀初，對遠東世界的遐想依舊驅使著西方探險隊向中國的腹地進發，他們的瘋狂掠奪使敦煌藏經洞的5000余件藝術珍寶支離破碎。那些文物的散佚與消失，讓中國美術史上最為瑰麗卻又撲朔迷離的晚唐五代藝術面目變得更加琢磨不定、深不可測。

︳絲路霓裳 文化交融 ︳

敦煌藏經洞出土卷軸繪畫，主要集中在公元8世紀晚期至11世紀。此時的中國正值晚唐至北宋初年。在我國現存服飾文物形象中，實物較為稀少、形式也較為模糊的即是晚唐五代時期風格，傳統的褒衣博帶樣式服飾在此時與胡服交融，形制逐漸向寬袖長裙樣式發展。

敦煌藏經洞出土卷軸繪畫中的女子服飾，現存較早的當屬具有8世紀服飾風格的《樹下說法圖》。圖中棋子方褥上跽坐一垂手女性供養人，頭綰發髻，身著半臂襦裙，通肩披青色紗帛。這種半臂襦裙服飾通行于唐代，《新唐書·車服志》載：“半袖褥裙者，東宮女史常供奉之服也?！鼻耶嬛邪氡蹫閷笃叫?，并不遮肘，這與唐永泰公主墓出土壁畫中的仕女服飾非常近似。而這種服飾風格最為華麗的形象，當推1972年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230號發掘的唐舞樂屏風絹畫，畫中女子半臂色彩明艷，以五色退暈繪纏枝寶花，服飾花色跳躍明快，與仕女嬌艷的妝容交相輝映。

自南北朝時期，由于受到了胡服的影響，漢錦風格中表現的胡漢交融日趨明顯。陜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文物中就有一件蹙金繡小半臂，可見緊身小巧的半臂悄然流行于隋唐時期。但隨著社會風潮的不斷變遷，至晚唐五代時期，寬袍大袖的漢風再度流行，便出現了大鬢峨髻與大袖襦裙的女裝風格。

唐代中晚期的仕女襦裙樣式，不似8世紀那般袖口緊縮。這在1972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187號墓出土的唐弈棋貴婦絹畫中表現更為明確，甚至在接袖處出現了巨大褶皺。此時這種寬大的襦衫領口更為下移，晚唐不少出土壁畫中更是出現了用來遮掩胸部的抹胸。

與晚唐五代時期女裝風格的成熟不同，當時男裝的樣式卻在逐漸的發展中成熟、完備，并衍生出男裝仕女的形象。這一時期男裝的樣式受胡服影響，大量出現在正式場合的圓領開袴袍服逐漸登場，與幞頭相配，形成唐代男裝形象的完備樣式。

現存大英博物館的敦煌出土佛幡繪畫《佛傳圖：凈飯王派遣使者、尋找、信使返回》是9世紀的作品，圖中山川見策馬的使者接頭戴“軟裹”幞頭，兩條扎腳飄于頭后，身著圓領窄袖長袍。相較之下，較晚出現的“硬裹”幞頭大約始于晚唐時期，宋趙彥衛撰《云麓漫鈔》載：“唐末喪亂，自乾符后，宮娥宦官皆用木圍頭，以紙絹為襯，用銅鐵為骨就其上制成而戴之，取其緩急之便，不暇如平時對鏡系裹也。僖宗愛之，遂制成而進御?！笨芍酝硖埔詠?，幞頭系統中的硬裹幞頭與軟巾幞頭兩大系統一直并行發展。

這些晚唐五代時期服飾，已經由絲綢之路所帶來的西域風格窄袖緊身樣式逐漸向多層次、寬松的中國傳統服飾風格演變。這種風格上的東西融合，似乎為后來的中國服飾增添了一些胡風遺韻。而這一時期的服飾裝飾風格千變萬化、瑰麗繁復，也不乏西方傳來的紋樣。

︳千年紋樣 燦爛依舊 ︳

南北朝時期以來，絲綢之路的繁榮商貿使中國傳統紡織不斷吸收外來的優秀因素，不少西方風格的紋飾被改進、植入東方元素，形成具有異域風格的服飾紋樣，這其中尤其以團窠紋飾的發展最為成熟。

窠，原指組合在一起的花卉紋樣。從單獨紋樣的發展歷史來看，團窠花的出現最早的形式應該是單體的連珠紋樣式，由白點組成的圓圈連珠紋中裝飾花朵或者動物紋樣。這種紋飾在之后發展成連珠動物團窠、植物團窠等多種形式?，F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閻立本《步輦圖》中祿東贊所穿的圓領窄袖袍，與敦煌現存的吐蕃時期壁畫中常見的袍服形式相似，這種袍領所描繪的就是紅地連珠鳥紋錦。出土唐錦中涉及團窠花紋的有不少，這其中尤以中間填鳥紋的團窠最為常見。

關于連珠團窠中出現的動物紋樣種類此時內容已經相當豐富，不僅可見鳥、羊、鹿等東方傳統動物紋樣，還出現了雁、孔雀、獅子、天馬等異域動物的紋飾。諸如雁、對鳥等紋飾的頸部則出現了寶珠與向后飄灑的曲折型飄帶，天馬的頭部出現了日月形的王冠等，這些紋樣裝飾特征都源于薩珊王朝時期金銀器紋飾的裝飾特點。在敦煌文獻記載中曾經出現“沙沙那錦”一詞，應屬于一種番錦。其可能是薩珊（Sasan）的音譯，也可能是“贊丹那”（Zandana）的對音。贊丹原指粟特地名，可見其所指的服飾紋飾的表現手法或許受到粟特文化的影響。

傳統團窠動物紋飾的粟特風格織錦在中國流行時間頗長，在團窠包裹動物紋樣的組合成熟之后，團窠形式逐漸拋棄原有的圓形構圖，開始向更為靈動飄逸的形式發展，這其中尤其以樗蒲形象的相對動物鳥獸紋樣最為突出?，F藏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張萱《搗練圖》卷中，位于炭盆左側的唐裝仕女的高腰裙上，清晰可見樗蒲形的流云中兩只首尾相團的孔雀紋樣。同類形的樗蒲樣式也見于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唐人《宮樂圖》中，畫面前景左側搭坐于桌角邊正捧盞飲茶的仕女高腰裙上，依稀可辨朱紅色游絲描般細膩的樗蒲紋樣。這種風格的樗蒲紋中似繪有一對相斗的雀鳥，而其形象較《搗練圖》所見也越發扁長，其外圈的形態變化似有向海棠花形開光演進的趨勢。

在這種構圖演變中，植物花葉的圖案已經不單單是輔助裝飾，而逐漸成為主題紋樣。一些獨立由花卉組成的圓形花窠在此時也流行起來，如阿斯塔納唐墓出土的對幅《仕女圖屏風絹畫》絹屏風中，右側男裝仕女服飾上的大型花窠的用途不僅可作為服飾的主題紋飾，更被用在韓幹《牧馬圖》中馬背鞍韉上。而這些花窠的主要圖案原型則出現了大量的原產地非中國的外來植物，如前述的葡萄，以及忍冬花、石榴、西番蓮等，由絲路而來的奇花異草被我國的紡織工匠拿來使用，形成了具有東方風格的花環形團窠紋樣。

這些藤蔓類植物的纏枝圖像相互交融成為唐代非常流行的S形唐草花樣。這種纏枝卷鴛鴦銜葡萄紋草紋在之后的發展中與鳥獸紋樣結合，出現了大量的飛鳥口銜仙草的紋飾?，F藏大英博物館的絹本褐地銀泥花鳥紋佛幡的幡身，即是以繪銀工藝彩畫的鳥銜折枝花紋樣。除此之外，纏枝花卉紋樣變得更為浪漫多樣，甚至在日本正倉院收藏的唐紫檀木畫槽琵琶上出現了用象牙鑲嵌的花尾鴛鴦圖像。這些鴛鴦身后披著長長的尾羽，仔細觀看便能看出是一串串精美的紫藤花。

紫藤花在唐代出土的絹畫服飾中非常燦爛奪目，阿斯塔納出土的樹下仕女圖絹畫中的仕女褥裙就裝飾了一串串獨立的折枝紫藤花。這些紫藤的花朵形態與前述樗蒲紋的外形相似，但是沒有任何邊框，朵花片片，彌漫著自然主義的浪漫氣息。

︳絲路遺韻 卷中留影 ︳

絲綢之路將東西方審美的界限打破，塑造了多元化的服飾文化風格，這樣的文化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原的審美情趣。從晚唐五代時期所遺留的繪畫作品中，可以看到這種西來服飾文化影響的影子。而這些文化因素在中國古代繪畫中也被吸收、取納，得到了很好地傳播與發展。至宋元時期，男性服飾依舊以圓領長袍為主要的服飾樣式，并保留了幞頭等首服；而女性服飾則一改寬袍大袖的面貌，轉而向輕便簡約的服飾風格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時代的人物畫也忠實保留了這些典型的晚唐五代服飾風格。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唐人《番騎圖》，雖為宋人摹本，但畫中也忠實地表現了唐代服飾的面貌。圖中騎馬男子圓領開绔袍的窄長曳袖，這正是胡服帶來的影響。而多件被定為五代周文矩傳作品的唐裝仕女畫卷，分藏在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大都會博物館與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的三件周文矩《宮中圖卷》，這樣的作品后來逐漸生成一個系列，如北京故宮博物館周文矩款的《浣沙溪》冊與上海博物館明杜瑾的《宮中圖》、臺北故宮唐寅《陶轂贈詞》等，也與中唐時期壁畫所描繪的女性形象有所出入，而是保留了晚唐女性服飾較為寬博的大袖襦裙風格。

絲綢之路不僅是中西文明交融的紐帶，更為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文化遺存。我國自古就是東方的紡織大國，本身具備多民族服飾風格的薈萃與交融性。西域服飾文化提供了大量可借鑒的文化因素，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原文化的審美取向。此時的絲綢之路，成為了文化交融的中心，中國也以開放包容的胸襟面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