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欺凌，不是玩笑那么簡單

文|本刊記者 嵇玲

校園欺凌，不是玩笑那么簡單

文|本刊記者 嵇玲

在眾多校園安全問題當中，校園欺凌是近年來受關注程度最高的。欺凌，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為：以強力壓迫和侮辱。與暴力相比，欺凌更多指向精神層面的傷害。校園欺凌，因其具有“主觀敵意”，往往給受害者帶來持續性的心理傷害，有的甚至伴隨終生，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因此，國務院、教育部在過去一年多次出臺防控校園欺凌的指導意見，而民革中央則在今年兩會上提案，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校園安全法》，來懲治校園欺凌現象。

數據：超九成受害者遭遇精神暴力

今年3月人大會議上的“兩高”工作報告顯示，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審結涉及校園欺凌犯罪案件213件，積極開展以案說法等活動，推進平安校園建設；全國檢察機關依法履行檢察職能，共受理提請批準逮捕的校園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1988人，經審查批準逮捕1180人。其中，女性中學生涉及聚眾暴力傷害犯罪成為新的增長點。

與這些可以計數的觸及法律的犯罪案件相比，每天都有可能發生的“小惡”不勝枚舉。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2015年的調查顯示，中小學生中經常受欺凌的占到6.1%，偶爾受欺凌的占到32.5%。

2016年3月，中國傳媒大學三名學生聯合撰寫的《校園欺凌受害者生存狀況調查報告》指出，“在校園欺凌中，精神暴力和身體暴力是最為普遍的形式。從數據來看，超過九成的受害者都曾在校園里遭受過同學的辱罵、諷刺、挖苦、孤立、冷漠、威脅、恐嚇等精神暴力，近七成受害者遭受過身體傷害（主要表現為打、踢、踏、踩、掐、擰、推、扇耳光、扯頭發、燙、燒等）?！?/p>

調查報告強調，精神暴力的隱蔽性強但危害性大，往往無法得到學校、老師、家長的重視，對受害者的傷害會日益加深。因此，對于可能的欺凌行為早發現、早預防、早控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2017年5月20日，南京大學社會風險與危機管理研究中心和中南大學社會風險研究中心聯合發布《中國校園欺凌調查報告》，報告顯示，語言欺凌是校園欺凌的主要形式。按照校園欺凌的方式進行分類，語言欺凌行為發生率明顯高于關系、身體以及網絡欺凌行為，占23.3%。

該報告還顯示，中部地區校園欺凌行為發生率最高。就校園欺凌行為調查的樣本數據看，中部地區學生的校園欺凌行為發生率最高，占46.23%；且校園欺凌行為呈現出以“中部地區＞西部地區＞東部地區＞東北地區”的地理空間分布形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黃河認為，“校園欺凌這一現象一直以來都是存在的，只是現在媒體通過議程設置把它炒得過熱了，校園欺凌在10至15歲的特定年齡段容易出現，過了這個年齡段就會減弱或消失?！?/p>

界定：蓄意的重復欺負或侮辱

2016年12月，一位媽媽發布公眾號文章《每對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園霸凌說不》，描述了兒子在學校遭遇“霸凌”導致“急性應激反應”的事件，引起強烈關注。隨后，學校調查認定該事件為“偶發事件”，尚不足以認定涉事學生構成校園“欺凌”或“暴力”。在這里，家長和學校的分歧在于對校園欺凌的界定。

最高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史衛忠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嚴格來講，“校園欺凌”或者“校園暴力”不是法律用語，國際公約對于如何界定校園欺凌也沒有統一標準。

目前，國際上通常采用挪威學者丹·奧維斯給出的定義：一名學生長期反復地受到另外一名或多名學生的負面行為的影響，主要具有三個特征：一是主觀敵意，欺凌方有傷害對方的主觀意愿，而非意外事故；二是力量的不對等，欺凌方和受害方存在身體、心理、經濟等層面的不對等，欺凌方由此獲得了權力，對受害方施加影響；三是持續性，欺凌行為不止一次發生，或者在未來有可能發生多次。

黃河教授向本刊記者闡述了他對校園欺凌的理解：“校園欺凌一詞是直接從英文School bullying翻譯過來的（也直譯為校園霸凌）。有的學者則將其翻譯為“欺負”，并采納英國學者史密斯教授的定義，認為它是未成年人之間一種特殊類型、雙方力量的非均衡性的攻擊行為。這種欺負通常還具有重復發生的特點，即欺負者會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重復對某個或某些個體實施欺負?！?/p>

在黃河教授看來，校園欺凌不能等同于校園暴力，校園暴力行為主要是通過肢體或借助工具，對其他學生所實施的較為嚴重的身體傷害，而校園欺凌并不限于外在身體上的傷害，還包括心理上的傷害。

2016年5月，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印發《關于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將校園欺凌表述為“發生在學生之間蓄意或者惡意通過肢體、語言及網絡等手段，實施欺負、侮辱造成傷害”的行為，這也為相關部門認定校園欺凌和校園暴力提供了重要參考。

在《關于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下發僅半年后，教育部聯合中央綜治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等部門印發了《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提出“中小學校要制定防治學生欺凌和暴力工作制度”“依法落實家長監護責任”等多項要求。

2017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加強中小學幼兒園安全風險防控體系建設的意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強調，要“建立防控校園欺凌的有效機制，及早發現、干預和制止欺凌、暴力行為，對情節惡劣、手段殘忍、后果嚴重的必須堅決依法懲處”。

國家層面對于校園安全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防控：教育和法律一個都不能少

在校園欺凌的具體防控層面，事前預防和事后懲戒是兩大抓手。

校園欺凌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幾乎每起校園欺凌的背后，都潛藏著深重的家庭、社會成長環境中負面因素影響。中國心理學會法律心理學分會副主任章恩友認為，“欺凌現象與中小學生社會心理狀況有直接的關系。一些中小學生在社會化過程中出現障礙，導致其社會心理的發展存在偏差，個體行為表現出一定的反社會傾向?！?/p>

不良社交心理和暴力攻擊行為的習得是導致校園欺凌事件發生的重要原因。因此，要重視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發展，學校、家長及時通氣，對學生進行必要的心理疏導。

在對校園欺凌的懲戒方面，我國目前的法律條文散見于《刑法》《民法通則》《行政法》等以及行政規定中，具體罪名為故意傷害、尋釁滋事、聚眾斗毆等，并沒有專門針對校園安全的法律。

有學者認為，對未成年人量刑從寬的做法，保護了犯罪的未成年人，而忽視了受害的未成年人，在寬容和縱容之間很難找到明顯的界限，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校園欺凌的發生。

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專家咨詢委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皮藝軍表示，“我們的主要問題是許多情節輕微的校園欺凌沒有嚴肅處理。情節輕微的校園欺凌沒有嚴肅處理，就會給學生一個錯覺。他就覺得這樣做是沒問題的，欺凌就會繼續發展?！?/p>

在今年的兩會上，民革中央婦女和青年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上提交了《關于完善校園欺凌防范和治理機制的提案》，建議將防范校園欺凌的專題教育作為教學要求常規化，借鑒國外立法模式，制定全國統一、層次較高、專門詳盡的《校園安全法》，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而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袁林則建議，法律應明確家庭是未成年人的第一責任主體，“強化家庭保護與教育責任，國家應對家庭在未成年人教育與保護中故意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行為、疏忽、教育不當等，根據情況，加大處罰與干預力度和指導力度?！?/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