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越南加入東盟的再思考

李春霞

（國際關系學院，北京 100091）

對越南加入東盟的再思考

李春霞

（國際關系學院，北京 100091）

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不僅在經濟上使越南陷入困境，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對其產生極大沖擊。這一時期，越南的國家利益并不簡單地是一個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涉及政權存亡與國家穩定的安全問題。為破除安全困境，越南調整戰略思維，外交政策上淡化意識形態，更加關注地緣政治因素，回歸東南亞地區，尋求區域集體安全。東盟在國際上較高的信譽與地位，經濟上的高速發展勢頭，能夠滿足面臨身份危機與經濟衰退的越南的利益需要。最終，加入東盟成為越南政權解決安全困境的外交選擇。

越南；外交政策；東盟；安全

隨著柬埔寨問題的解決，是否加入東盟已成為越南決策者考慮的重要問題。1988年底，越共總書記阮文靈在會見來訪的菲律賓外長曼那布斯（Raul Manglapus）時表示：“越南渴望加入東盟”[1]，首次公開表達了越南的態度。1992年，越南成為東盟觀察員國，并獲邀參與東盟部分合作項目，但越南對東盟的了解還很有限。在越共內部，對東盟的認識以及東盟與美國關系問題上仍存在猜忌與不信任。所以，關于是否加入東盟，一直是越共黨內持續爭論的焦點。但是，1993年2月19日，越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表明，“越南將于適當時候加入東盟”[2]，1994年7月22日，政治局正式開會討論并決定于1995年加入東盟。1995年7月28日，第28屆東盟外長會議接納越南入盟，越南成為東盟第七個成員國。除了出于東盟擴展的戰略考慮，東盟積極吸納越南入盟之外，是什么因素促使越共中央做出早日入盟的決定？西方學者從權力制衡角度認為，制衡中國是越南加入東盟的主要原因；中國學者普遍認為，擺脫政治孤立、發展經濟是其主因；越南學者則多從改善外部環境、發展國內經濟等多重因素進行分析。制衡中國、發展經濟、擺脫安全困境，哪個因素是推動越南早日加入東盟的主導性因素？為了更好地認識越南與東盟的現在與未來，我們有必要對越南與東盟的過去，即為什么越南決定早日加入東盟這一問題進行再思考。

一 制衡中國？

西方學者從現實主義的權力制衡理論出發，認為越南加入東盟是以制衡方式謀求安全。隨著蘇聯的瓦解，越南與蘇聯之間的同盟關系終結，在內部國家實力有限的情況下，越南只能通過尋找新的結盟對象，以外部制衡的方式確保其安全。從結盟的可能性來看，越南與東盟有共同的威脅認知，即對中國擴張的擔心。東盟擔心中國會填充冷戰后的東南亞“權力真空”，使東南亞處于中國的絕對權力之下；越南擔心中國會充分利用冷戰后越南所面臨的困境打壓越南，使越南國家利益受損。[3]所以，西方學者普遍將越南加入東盟看作是為了應對來自中國不斷增長的威脅。塞耶認為，越南的東盟成員身份有助于越南“抵御外部威脅，保障越南的國家安全，獲得更加和平的國際環境”。[4]大衛·沃菲爾(David Wurfel)也認為，越南加入東盟“一定程度上是利用東盟阻擋中國的擴張?！盵5]唐納德·柴哥利亞（Donald Zagoria）強調，越南與東盟之所以能夠合作，是因為“越南與東盟國家對中國有相同的威脅感知，雙方合作是為了更好地保障有利的戰略環境”[6]。西蒙的《越南的安全：中國與東盟之間》，從地緣政治、安全威脅和外部制衡角度出發，分析了越南為實現自身安全的最大化，選擇在地區組織東盟與外部強國中國之間的平衡外交政策。[7]

部分越南學者認可這種解釋。九十年代初蘇聯瓦解后，越南曾試圖建立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越中同盟關系，中國拒絕了越南意識形態基礎上的國家關系后，越南對外戰略中主張回歸地區、融入世界的觀點受到重視。如果越南加入東盟，中國就不能對越南采取單獨行動，而要面對東盟集體力量。所以，“越南政權改善與東盟關系有中國因素，這與當前的‘中國威脅’時代主題有關?！盵8]也有越南學者反對制衡中國的提法。越南外交學院教授黃英俊認為，越南加強與東盟的合作是落實越南優先發展與鄰國關系，努力實現國際關系多樣化總體外交政策的必然結果。他進一步解釋，越南位于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所以保持與中國和東盟的關系平衡對于越南非常重要。而且，越南的歷史已證明，“一邊倒”只會使越南陷入政治孤立與經濟危機。所以，越南不會倒向中國，給東盟國家施加壓力，或者反之。他指出，盡管一些東盟國家有意拉攏越南防范中國，但“倒向東盟對抗中國并不是越南的目的”。[9]

冷戰結束后，世界和平趨勢加強，一方面，國家面臨的安全威脅降低；另一方面，地區主義趨勢明顯，世界各地的地區合作加強。越南決策者也認識到，僅僅依靠增強軍事實力以保護國家安全的方法難以持久，依賴于冷戰時期的雙邊軍事條約確保安全更是不現實。也就是說，這一時期，越南領導人的安全觀念在發生變化，從原來的與世界強國聯合尋求安全到回歸地區，從地緣政治視角尋求安全。在不可能在東南亞地區建立另一個組織的前提下，[10]越南考慮加入東盟，以區域集體安全維護越南的國家安全。這一時期，越南也逐步認識到外交在維護國家安全中的作用。邁克爾·威廉（Michael C. William）曾引用過一位越南外交官的話，“我們第一次依靠外交保衛國家安全，而以前，外交只是被作為軍事勝利的王冠?！盵11]東盟在地區及國際的地位與影響力，無疑將為越南開展外交提供有利條件。而且，東盟“作為一個參與解決區域問題的重要實體……特別是當前，這對東南亞各國解決東海（即我南海）問題更加有利”。[12]

越南副總理武寬與前東盟秘書長談到加入東盟原因時說，“五六年前，很難想象越南會成為東盟成員國，因為那時我們的關系并不太好。為了加強地區合作，促進地區的和平、穩定和合作，越南決定加入東盟?！彼麖娬{，越南并不謀求將東盟成員國身份作為一種“平衡”中國的手段，但“東盟是關系到越南國家安全和繁榮發展的護身符”。[13]

二 經濟利益？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東盟國家的快速發展令人矚目。這時，東盟已是總產值達4000億美元的巨大經濟體，1994年的GDP增長率達到了7.75%，而且將繼續保持強勁發展的勢頭。[14]越南希望通過與東盟合作，帶動越南國內經濟的發展?；谠侥辖洕鐣浜蠛兔媾R困境的現實，有學者認為越南加入東盟主要是出于經濟利益考慮。越南時任副總理、貿易部部長武寬也曾解釋，“蘇聯解體及俄羅斯經濟的重組使越南失去了70%的市場，因此，越南需要東南亞作為其貿易及技術合作對象?！盵13]

發展經濟是越南改善與東盟國家關系的原因，但并不是越南早日加入東盟的決定性因素。從越南入盟前的經濟發展狀況來看，越南已在經濟上打破包圍禁運，走上發展道路。1988年4月，越共政治局通過了第10號決議，提出了農村政策改革，宣布廢除中央指令性的計劃生產指標，改進農村承包制，承認國營、集體、私人與個體經濟成份長期并存，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糧食產量迅速提高。1988年、1989年、1990年，越南糧食產量分別達到1699.97萬噸、1899.63萬噸和1922.51萬噸，每年增長8-9%。[15]1989年，越南糧食不僅實現了自給自足，而且開始出口。1985-1995年，越南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達6.4%，是《1996年世界發展報告》所列40個貧困國中排位最高的。越南的貧困率從1985年的75%降至1995年的50%左右，出口額從1988年的5億美元左右增至1995年的近50億美元。外國投資從零升至1995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左右。[16]特別是1992年，越南的通貨膨脹和經濟恐慌得到控制，1990年和1991年經濟通脹每年是70%（即平均每月4.4%），這一數字1992年降到15%（平均每月1.2%）。[17]同時，農業、工業產量和出口都得到增長，經濟衰退勢頭已得到扭轉。1992年，日本恢復了對越南的發展援助和低息貸款，1992年達到3.8億美元，1993年5.5億美元，1994年6.65億美元，1995年8.05億美元。[18]自1994年，日本對東南亞的援助主要集中于越南，而之前主要集中于泰國、印尼和菲律賓。1993年10月，亞洲銀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時恢復了中斷多年的對越南貸款。1991-1995年的年均增長率計劃為5-6%，前4年的增長率分別達到了6%、8.6%、8.1%和8.5%，年均增長率為7.8%，已超過了“五·五”計劃指標。[19]下表是1986-1995年越南外貿及外資情況，也反映出自1992年開始，越南的外貿及外資均得到明顯提高。

表1 1986-1995年越南外貿與外資情況表 （單位：億美元）

同時，在柬埔寨問題政治解決后，越南與東盟國家間的經貿合作已經開啟，并取得了良好成效。1990-1994年，越南對東盟國家的出口額占其出口總額的29%，從東盟國家的進口額占進口總額的55%。截止1994年，東盟6國對越南投資172個項目，投資總額達20.374億美元，占越南外資總額的16%。[20]1994年，新加坡超過日本成為越南最大的貿易伙伴。4個東盟國家已位居越南外資來源國的前15名，其中新加坡、馬來西亞分列第6位和第7位。[21]所以，加入東盟并不是越南發展與東盟經濟關系的必要條件。

另外，九十年代初，越南決策者并不理解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也不明白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CEPT）的規則。而且，有越南學者分析認為，加入東盟并不能給越南經濟帶來多大的實惠。1991年，作為東盟真正一體化或經濟一體化的開始，東盟國家提出AFTA創意。1993年，東盟開始落實AFTA，要求任何加入東盟的國家，同時必須參加AFTA。東盟自貿區的主要內容是到2006年將15類產品的關稅降至0-5%，1994年又調整到2003年完成。因為AFTA只對幾十個貿易類別中的15類產品減稅而已，而且，東盟內部貿易量仍很小，1993年內部貿易量只占總貿易量的18.1%、1994年占20.7%，1995年占19.6%。這說明東盟的外部貿易大于內部貿易，東盟國家間經濟互補性差。所以，越南學者認為，AFTA對促進東盟內部貿易作用有限，越南不可能通過加入東盟，參與AFTA，達到快速增加與東盟國家間貿易的目的。[22]

當然，加入東盟的確給越南經濟發展帶來了更多有利條件。比如，東盟國家的小型商業模式適合越南勞動密集特點，其發展模式對越南有參考性。但越南不可能依靠加入東盟解決其所有經濟問題。因為東盟國家仍需要從外部獲取技術與投資，所以越南在與東盟國家發展經濟關系的同時，仍需從日本、美國、臺灣、韓國及其它國家吸引先進技術和投資。[23]世界銀行專家也指出，越南加入東盟不能對其經濟改革產生很大的直接影響，但卻能帶來間接的好處。[16]

1995年越南加入東盟的談判進行得非常困難，原因是越南想爭取更長的時間以做好兌現CEPT承諾的準備。最后達成的共識是，越南將用自加入生效日起10年時間，將關稅降低到0-5%，即2006年1月1日前完成降稅。據東盟前秘書長回憶，“關于為什么要堅持自加入日算時間，而不是與東盟締約國同步，越南和柬埔寨的回答表明，遠不是因為他們在意關稅收入上的損失，而是出于對潛在的政治經濟沖擊的不確定性的考慮?！盵24]191同樣，經濟利益也一定不是越南早日加入東盟的直接動力。越南在是否加入東盟的考慮中，更多關注的是政治經濟的穩定與安全。

三 還是安全需要？

越南加入東盟并非單純出于經濟利益考慮，而是安全利益的需要。中國拒絕越南建立意識形態盟友要求后，越南失去來自大國的政治安全承諾。如果淡化意識形態，將以何身份，如何確保越南政權的穩定與安全？這是越南面臨的最大安全困境。這一時期的安全困境，有別于建國初期。建國初期處于冷戰的對立沖突之下，是有關國家的獨立與生存，而這一階段處于和平發展時代，是有關穩定與發展。所以兩個階段的安全困境性質不同，決定了越南采取的外交政策不同。這一時期，越南從現實政治出發，選擇地緣政治與國家利益作為其外交的指南針。東盟自然就成為越南破解這一安全困境，重塑身份與國家形象的最好選擇。

關于越南加入東盟是出于戰略安全考慮，得到不少越南學者與官員的認可。越南外交部國際關系研究所所長鄭廣清（Trinh Quang Thanh）認為，應從政治安全角度分析越南加入東盟的原因。蘇聯解體后，越南發現自己已經沒有了盟友，因此開始尋求東盟成員國地位。[24]49他的同事劉營兄（Luu Doanh Huynh）也指出，“1992年，越南獲得了自由，但也失去了盟友，這是一種自由和‘身份危機’相混雜的深切感受”，而加入東盟對于越南“意味著回到了源頭”。[10]35東盟前秘書長塞韋里諾(Rodolfo C Severino)也認為,“與東盟接受新成員相同,新成員加入東盟的主要原因是出于政治和戰略考慮?！盵24]170

越南出于安全考慮加入東盟，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

1.越南加入東盟有利于維護越共政權的穩定。

九十年代初，通過密集的高層互訪，越南對東盟有了更多的了解。1994年，越共總書記杜梅、國家主席黎德英出訪東盟國家，越南共產黨也與東南亞的執政黨開始發展黨際間關系。這增進了越南領導人對東盟的認識，“與之前的認識相比，我們發現東盟國家與我們有很多共性”，并且“東盟國家的國家建設與對外目標有百分之八十與我們是一樣的?！盵27]同時，越南發現東盟國家大都是威權統治，與越南的共產黨專執有相似之處。越南外交部東南亞處1994年的內部報告認為,“1994年是越南外交的轉折點,因為越南與東盟關系發生了本質變化。懷疑與敵對變成了雙邊和多邊的全面合作?！盵10]

越南與東盟關系發生本質變化的基礎，是摒棄意識形態差異已成為越南與東盟國家的共識。1988年底，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指出，“東盟未來是否接受越南成為成員國，取決于越南是否認同東盟原則”。[25]91989年初，印尼武裝總司令也強調，“意識形態不應成為越南加入東盟的障礙”。[25]101990年1月，泰國總理差猜·春哈旺公開表示支持印支國家加入東盟，前提只有一個，就是解決柬埔寨問題。[26]為了適應東亞發展的威權主義，“通過東盟實現國際化和全球化”,越南領導人也“與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保持距離”,這“既是為了吸引外國投資,實現貿易增長,也是給越共一個新的合法性。[27]

通過雙邊和多邊的接觸與了解，越南認為東盟組織性質和組織原則，有利于越南政權的穩定與獨立。東盟不僅不是一個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軍事聯盟，甚至不是一個有約束力的地區組織。東盟主要依靠領導人、部長以及高官們的個人關系，還有同行之間的影響，進行非正式的、松散的磋商?！皡f商一致原則”，使越南不必擔心因加入東盟而出現被迫損害越南國家利益的可能。如果有成員國認為某一提議完全有損于其國家利益，并明確反對時，東盟就無法達成一致意見。也就是說，東盟的“協商一致原則”不存在當成員國無法取得一致意見時的投票程序設制。所以，東盟成員國完全不必擔心發生因加入東盟組織而面臨國家利益受損的可能。

東盟的不干涉內政原則，為越南的政權穩定提供了保障與承諾。東南亞國家在種族、宗教、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多樣性，以及它們相互之間存在的爭端與問題，使東南亞各國之間存在著錯綜復雜的矛盾，相互之間的沖突時有發生。所以，不干涉內政原則是東盟成員國間互不侵犯，互不干涉意愿的體現，是確保地區安全和國家穩定的相互承諾。正如前東盟秘書長塞韋里諾所說，不干涉內政原則是“源于阻止外部壓力對國家或者政權利益施加影響的實際需要”。[24]82

2.東盟身份有助于越南獲得更加有利的外部安全環境。

從戰略角度來看，加入東盟使越南獲得了更加和平的國際環境。一方面，東盟較高的國際聲譽提升了越南的外交地位，有利于越南突破外交孤立局面；另一方面，越南通過加入東盟，將越南國家安全與整個東南亞安全融合在一起。

九十年代初，隨著柬埔寨問題的政治解決，越南把打破外交孤立、經濟包圍作為保障國家安全利益的首要外交政策。加入東盟，不僅可以使越南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系，確保和平穩定的周邊安全環境，而且還可以利用東盟的外交資源與優勢拓展越南與大國關系，提升越南的國際形象與地位。通過與東盟之間的互動與溝通，越南對東盟在國際與地區中的影響力與作用有了新的認識。越南學者認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亞太地區存在美、中、日、俄和東盟并存的五極，東盟是推動多極化和鞏固地區與國際安全，推動經濟合作的積極因素。[28]而且東盟與美、日、歐等大國有著友好合作關系，通過申請加入東盟，可以將越南形象從“共產主義麻煩制造者”轉換為致力于發展“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在對外戰略上，東盟以大國平衡戰略為核心，通過多邊外交提升自身的國際地位，保障地區國家的利益。這與越共“七大”提出的“開放、多樣化、多元化”原則在實質上是相通的。所以，越南時任副總理武寬曾表示：“東盟成員國身份可以為我們帶來一個和平、穩定、合作的發展環境，這符合我國的利益需要?！盵29]

失去盟友后的“身份危機”，以及安全困境，促使越南回歸地區，尋求集體安全。對于越南，東盟成員身份既可以確保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也可以借助東盟，在威權政治、人權、民主等問題上共同應對西方，在國家安全、地區爭端等問題上抱團應對北方。東南亞國家不僅對來自鄰國干涉的可能性極為敏感，而且受到來自地區外干涉的制約?；跂|南亞地區大多數國家的威權政治體制，人權問題一直是東盟國家備受國際輿論關注的問題。冷戰結束后，美國卸掉了因反共而必須支持強權政府的包袱，開始向東南亞威權政府施壓。這一時期，東南亞各國都不同程度地面臨著外部壓力。隨著東盟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東盟各國民族意識和區域主義日益高漲，它們強烈希望擺脫美國的外來干涉?！盵30]1993年9月，東盟通過《吉隆坡人權宣言》，強調促進人權要以尊重國家主權為基礎，反對西方以人權為借口干涉他國內政。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警告美國，“以民主、人權這些政治問題（對東盟）施加太大壓力，只會把事情攪得一團糟?！盵31]所以，加入東盟后,關于人權、民主等問題,越南“很高興躲在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后面”。[28]

在區域安全方面，特別是南海問題上，越南可以借東盟成員身份爭取更有利的談判條件。盡管越南已于1991年11月與中國關系正?；?，但南海爭端仍是兩國之間的難題。1992年，中國在南海的“強硬”舉動，以及菲律賓借出任東盟外長會議東道國之機將南海問題列入東盟議程，并形成東盟第一份關于南海問題的正式聲明，《關于南中國海問題的東盟宣言》（即《馬尼拉宣言》），使越南加快了申請成為東盟成員國的步伐。越南認為，加入東盟后，“南海問題將從雙邊問題變成中國與東盟的多邊問題”。[32]這樣，通過加入東盟就把越南的國家安全與整個東南亞地區安全融合在了一起。

所以，正是戰略安全原因，具體是打破孤立包圍，改善國際地位才是越南早日加入東盟的真正原因。越南學者也指出，經濟、發展和地區的共同安全利益并不是越南最初加入東盟的目標。加入東盟只是越南為打破包圍孤立，改善冷戰后安全環境及改善國際地位的一個外交措施與方法。[33]而冷戰后，為促進東盟與東南亞其它國家從沖突走向合作，擴大東盟合作與一體化的基礎，東盟也急需吸納像越南這樣有重要戰略地位和經濟潛力的國家，以應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經濟區域化浪潮的挑戰。越南與東盟關系的迅速發展以及越南順利加入東盟，是一個“雙贏”的結果。

四 結語

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不僅在經濟上使越南陷入困境，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對其產生極大沖擊。如何維護越共政權的穩定與合法性？如何擺脫國家經濟社會危機？是以意識形態為基礎與中國結盟？還是淡化意識形態向美國等西方國家開放？這一時期，越南的國家利益并不簡單地是一個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涉及政權存亡與國家穩定的安全問題。為破除安全困境，越南調整戰略思維，外交政策上淡化意識形態，更加關注地緣政治因素，回歸東南亞地區。這首先表現在越南積極在柬埔寨問題的政治解決中與東盟配合，主動提前完成撤軍任務。這為越南與東盟之間的關系發展掃清了障礙。其次，越南加強了與東盟國家與組織的對話與合作，不僅在經濟上取得成就，而且越南領導人對東盟的認識也開始發生轉變，總體上放棄了原有“敵人”認識，積極尋找雙方的共同點。東盟在國際上較高的信譽與地位，經濟上的高速發展勢頭，能夠滿足面臨身份危機與經濟衰退的越南的利益需要。最終，加入東盟成為越南政權解決安全困境的外交選擇。

[1]Indonesian Newsletter (Information Section,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in Canberra), No 1, January 1989, 1.

[2]Transcripts of the politburo meeting on February 19, 1993. 轉自Nguyen Vu Tung, Vietnam-ASEAN Cooperation after the cold war[M].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2004:201.

[3][越]陳光基:《我國安全與發展的挑戰－一些政策建議》, 1993-6-20,載于陳光基:《陳光基回憶錄》附錄部分,2001.

[4]Carlyle Thayer.Vietnamese Foreign Policy: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Threat of Peaceful Evolution[J]//Carlyle Thayer and Ramses Amer， Vietnam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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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Nguyen Vu Tung.Vietnam-ASEAN Cooperation after the cold war[M].Ph.D. 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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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菲律賓]魯道夫·C·塞韋里諾.東南亞共同體建設探源來自東盟前任秘書長的洞見[M].王玉主,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25]Bernama in English, 0503 GMT, 16 December 1988. 轉自Caryle A·Thayer, Ramses Amer. Vietnam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M].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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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自正發]

Rethinking of the Reasons Why Vietnam Joined ASEAN

LI Chun-xia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100091,China)

The drastic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not only put Vietnam in a difficul economic situation, but also shocked Vietnamese leaders’ ideology. During this period, economy was not Vietnam’s core nationa interests, but the regime’s legitima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Vietnam adjusted the strategi thinking, which more focus on geopolitical factors, and returned to Southeast Asia to pursuit regional collective security. ASEAN’s high reputation and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ld meet Vietnam’s needs. So, joining ASEAN had been a diplomatic choice to solve Vietnam’s security dilemma.

Vietnam; Foreign Policy; ASEAN; Security

D80

A

1008-9128（2017）02-0009-05

10.13963/j.cnki.hhuxb.2017.02.003

2016-12-14

李春霞（1973-），女，河南洛陽人，講師，博士，研究方向：越南政治外交、東南亞區域安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