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流變與晚清中學“科學化”路徑的探索
——以近代史學為中心

張 帆

(杭州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科學”流變與晚清中學“科學化”路徑的探索
——以近代史學為中心

張 帆

(杭州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科學”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與中國學術的近代轉型相伴生?；凇翱茖W”意義的多歧，近代學人各取其道探索中學“科學化”的路徑。國粹派視“科學”為一個調和新舊的學術范疇，以中學為本位溝通“科學”，復興古學。梁啟超等人服膺進化論，將“科學”理解為敘述人群進化的“公理公例”。章太炎反對以西方成例為定則的“科學”，但他的治學方法的“科學性”卻成為頗具爭議的長久話題。身處“科學時代”的近代學人，無論自覺與否，都懷揣著各自的政治理想，運用著似是而非的“科學”概念，參與到中學“科學化”的進程之中。

晚清；科學；中學；科學化

19、20世紀之交，近代學人意識到學術嬗變的契機，希望借“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來獲得方向感。[1](P.2)按照1937年錢玄同在《〈劉申叔先生遺書〉序》中所稱，“最近五十余年以來，為中國學術思想之革新時代。其中對于國故研究之新運動，進步最速，貢獻最多，影響于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2](PP.319-320)運動的第一期始于1884年，最為卓特者有12人，其中梁啟超揭橥了“新史學”，拉開中學“科學化”的序幕，同時使用“科學”字眼較多的還有劉師培、章太炎、王國維等人。運動再次發生已是1917年的新文化運動時期，投身“整理國故運動”的民國學人被直接稱為“科學派”[3](PP.3-4)。在短短的十幾年間，國學研究已與“科學”概念緊密聯結。

“科學”概念的出現對于近代中學重構的影響巨大，當代學人對此早有關注，研究成果已頗為豐碩*相關研究成果可見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王晴佳《中國史學的科學化——?？苹c跨學科》，收羅志田主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下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82—709頁；羅志田《走向國學與史學的“賽先生”——五四前后中國人心目中的“科學”》，《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217—254頁；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但研究仍有繼續討論的空間。以往研究大多關注“科學”概念對于中學的評判與裁剪，而把“科學”作為一個已知、固定的概念加以運用，甚至用后出的觀念與具體語境下的“科學”認識強行對應，忽略了“科學”一詞自身的意義差異與發展脈絡。本文聚焦“新運動”的第一期，嘗試將“科學”以及中學“科學化”的進程視為兩個同時存在的變量，勾連二者作動態的歷史考察，更為深入地甄別言說者的立場與真實意圖。

一、“以西學證中學”

“科學”一詞是19世紀末進入中國的日本漢語借詞。分科是概念的基本形態，狹義上言，僅指符合實證科學標準的學科，但不限于自然科學范疇；廣義上言，凡分科之學均可稱為“科學”?！翱茖W”合形上/形下之學為一爐，打通了自然科學與其他分科學術之間的阻隔。由于自然科學具有不言自明的正確性，形上之學因此具有了成為真理的可能。以之衡量中國學術，狹義“科學”差之天壤，可徑取東西；廣義“科學”模糊了學術界域，留下格義的空間。近代日本作為成功轉型的范例，以及東文東學在地理、語言、功能上提供的便利，使得西學東來衍成主流，追求“科學”成為時代共鵠。

但是，“科學”概念從進入中國伊始，就存在意義擷取上的差異。20世紀初，關于中學與“科學”的關系曾經有過一場學術討論[4]，趨新的留日學生認為中國根本無“科學”，應徑取歐美之學以改造中國學術；梁啟超認為近代中國沒有“科學”，欲對舊學新之而不棄之；以《新世界學報》為首的保守者認為中國自古就有“科學”，首揭國粹主義，提倡復興古學。近代學人其實是懷揣著各自的政治理想，踏上中學“科學化”的進程。他們在用“科學”概念條理中學的同時，也在對“科學”概念進行著分解與重構。

《國粹學報》在發刊詞中述其旨趣：“本報于泰西學術其有新理精識，足以證明中學者，皆從闡發，閱者因此可通西國各種科學?！睋Q言之，“以西學證明中學”將是一個雙向度的過程：一方面證明中學是“科學”，一方面以中學為本位溝通“科學”。對于前一個過程，鄧實解釋得頗為明白：“海通以來，泰西學術輸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絕一線，無識陋儒或揚西抑中，視舊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窮則必通。士生今日，不能借西學證明中學，而徒炫皙種之長。是猶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兇；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水竭?！盵5]保存國粹的目的清晰可見。對于后一個過程，國粹派少有明確的說明，但在言行中有跡可尋，如編寫中學教科書本身就是以西學形態規范中學，以達到溝通“科學”的目的。當時國粹派學人運用的“科學”意義頗為龐雜，或以“學”、“學科”等字眼表達相似的含義，與“科學”相對的中學也時常以“古學”、“國學”、“舊學”等不同詞匯表達，文中不再另外說明。

執著于“以西學證中學”的近代學人多是“中國有學”論者，但所說之“學”并不一致。黃節推崇的“國學”范圍甚廣，稱中國自秦以來數千年專制之下“不國而不學也”，如今欲“光復乎吾巴克之族，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而已”。[6]許之衡認為國學出于孔子：“孔子以前雖有國學，孔子以后，國學尤繁，然皆匯源于孔子，沿流于孔子，孔子誠國學之大成也?！盵7]鄧實則意在諸子，認為“夫以諸子之學，而與西來之學，其相因緣而并興者，是蓋有故焉。一則諸子之書，其所含之義理，于西人心理、倫理、名學、社會、歷史、政法、一切聲光化電之學，無所不包，任舉其一端，而皆有冥合之處，互觀參考，而所得良多。故治西學者，無不兼治諸子之學”。[8]雖然欲證之學不同，他們在古代文本中找尋“科學”的路徑不外兩種：一是與“科學”形似，具有與“科學”相似的分科形態,國學立為專門，本身就是對西學分科形制的模仿與回應。[9](P.9)二是與“科學”質同，具備與近代科學同樣的學術特質，如客觀性、進化性、系統性等等。但不管類比形式如何進行，最終落點都在于保存國粹。

倡“經學”一路者，多在“六經皆史”的思路上接榫“科學”。劉師培認為“孔子六經之學，大抵得之史官”，“是則史也，掌一代之學者也，一代之學，即一國政教之本，而一代王者之所開也。吾觀古代之初，學術銓明，實史之績”，“史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為一代學術之總歸?！盵10]陳黻宸也主張經學即史學，“史學者，乃合一切科學而自為一科者也”[11](P.675)，于是經學化約為“科學”的總體。陳黻宸還說，“夫經者，古人理想之所寄，精神之所萃，而借以啟萬世天下之人之智者”，有“天下公例”存之，且將“洋溢放濫于數千載以后”，如歐洲古希臘諸哲之說在今日大效明驗，經學也可以在今后盛行。[12]由此證明經學乃中國“科學”的學術源頭，不但具有分科形態，無學不包，且蘊含國族精神。但是作為“科學”的經學與西方“科學”相比仍有巨大差距，“彼族之所以強且智者，亦以人各有學，學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畢貫，一事之具，顛未必詳。而我國固非無學也，然乃古古相承，遷流失實，一切但存形式，人鮮折衷，故有學而往往不能成科。即列而為科矣，亦但有科之名而究無科之義。其窮理也，不問其始于何點，終于何極。其論事也，不問其所致何端，所推何委”，至今日“無辨析科學之識解者，不足以言史學，無振厲科學之能力者，尤不足與興史學”，是故“科學不興，我國文明必無增進之日。而欲興科學，必自首重史學始”。[7]概括而言，經學但有科名，卻已是不問統系，不求因果，失其精神實質。

由于以“科學”本有為前提，復興古學便是在原有的學術基礎上加以改造，納經學入教科，完成形式上的接榫是最為行之有效的辦法。1899年梁啟超以西方教科形式論孔學，“孔門之為教，有特別、普通之二者”，“普通之教，曰《詩》《書》《禮》《樂》，凡門弟子皆學之焉?！墩撜Z》謂之雅言，雅者，通常之謂也。特別之教，曰《易》，《春秋》，非高才不能受焉”。[13](P.56)劉師培說六經“或為講義，或為課本?！兑捉洝氛?，哲理之講義也?！对娊洝氛?，唱歌之課本也?！稌洝氛?，國文之課本也(兼政治學)?！洞呵铩氛?，本國近世史之課本也?！抖Y經》者，修身之課本也?！稑方洝氛?，唱歌課本以及體操之模范也”。其中《詩》《書》《禮》《樂》為尋常學科，《易》《春秋》為特別學科。[14](P.19)許之衡也說：“六經在當日，誠為孔子之教科書，而今則全解此教科書者絕鮮。無他，昔之教科書，與今之教科書，體例不同故耳。使易以今日教科書之體例，則六經可讀，而國學永不廢?！盵7]陳黻宸亦是晚清主張分科治學的先行者之一，一生致力于用西學的方法和眼界條理中國學術。

但是，隨著形制的改變，經學地位不得不為之一變。按照許之衡所說：“欲存經學，惟有節經與編經之二法。一變自來箋疏之面目，以精銳之別擇力，排比而演繹之；采其有實用者，去其無用而有弊者，著為成書，勒為教科；除去家法之見，一洗沉悶之舊，如是則經乃可讀?！盵7]于是六經之內便有了有用/無用、有弊/無弊、家法/分科等一系列的二元對立，瑕瑜互見。劉師培指出經學有四弊：信人事而并信天事、重文科而不重實科、有持論而無駁詰、持己見而排異說[15]，實則是以西方近代科學性質為參照，承認六經不具備客觀性、可實驗性、邏輯性以及學術自由。當各種改造之法無不以西學為標準進行自我檢視，任何形式的刪改都將削減經學在意識形態上的價值，弱化其權威性。

為此，陳黻宸強烈反對編經一事，甚至認為編經之毒較秦始皇燒經尤甚，“燒經而經猶可存，編經而經必盡廢”。在學術上，如“最完全無缺之古經”而卒成類書，“必欲割而裂之，以置之于《淵鑒類函》《子史精華》之列，非至愚者不足與于斯矣”，“必大專制家借以行其秦皇愚黔首之妙策者也”，“有非其人之必大不通，而于其經之文、經之體例，一無所知，一無所聞”，最終將如“孫叔通制禮樂，而古帝三王之遺遂以湮沒淪喪，二千年迄于今，而終無恢復之日”。在政治上，兩千多年以來王侯將相莫不信經尊經，雖然他們往往尊經之名而不崇經之實，但經之全體得以保存，久而久之必有因而悟其實者出。一旦刪經編經，取適合政體者用之，不合者刪之，古人所作之經不存，經僅為“鼓萬世民賊兇暴之焰而助之張目也”。[16]雖然陳黻宸極其憂慮全經之不存，古人之教將無以焉附，但他的擔憂很快變成了現實。癸卯學制頒布后，編輯經學教科書進入具體操作階段。據研究者考察，山西優級師范學堂附設高等小學，將日人所作《論語類編》《朱子孟子要略》等書直接作為教科用書。1905年，《繪圖四書速成新體白話讀本》作為讀經科教科書，卻在用西學知識重新詮釋經學，“解賤而好自專說到專制政體，非天子不議禮說到下議院權，尤與圣賢背道”[17]。由此一來，在“以西證中”的過程中，在經學還未能成為“科學”之前，其面目已經似是而非。

與經學相比，諸子學被證明蘊涵了更為豐富的專門之學，改造的阻力也相對較小。有人認為“荀子以勸學為宗旨，其早得西學之太素”。[18]梁啟超在1922年成書的《墨經校釋》中，堅持稱：“在吾國古籍中，欲求與今世所謂科學精神相懸契者，墨經而已矣?！盵19](P.1)還有人云：“余觀周秦間諸子所言大抵與物理學有關系，不獨墨子為然也。而《爾雅》一書，即可見當日小學之課程”，“此可知科學在古時雖椎輪大略，而未嘗不略具模型，則周秦間人之學問，斷非后世詞章心性之空談明矣”。[20]劉師培將這種比附表達得最為詳備。1905年他作《〈周末學術史〉序》，說欲“采集諸家之言，依類排列”，棄傳統之學案體，而采西方學術體系，“學案之體以人為主，茲書之體擬以學為主，義主分析”，嘗試將中國學術的分類體系從家學向“科學”轉化。由此分出心理學史、倫理學史、論理學史、社會學史、宗教學史、政法學史、計學史、兵學史、教育學史、理科學史、哲理學史、術數學史、文字學史、工藝學史、法律學史、文章學史等等。[21](P.504)雖在論史，卻排列出最為完備的科學類目。

而且，諸子學也與西方“科學”質同。張繼熙說：“吾國當成周之末，為學界大放光彩時代，若儒家、若法家、若農家、若名家，類皆持之有故，言之有物，蔚然成為專門之學，何嘗不可見諸實用?！盵22]劉師培認為，從學術的起源上看，中國上古并非沒有“科學”，“中國科學之興，較西人尤早，然至周公時其用已衰，至孔子時其學并失”。[15]中國也有研究之法，“上古之時，用即所學，學即所用，舍實驗而外，固無所謂致知之學也……古人之學，無一非基于實驗”。但上古有征實之學，無推理之學，“故古人學術直質寡文，基于物理，與希臘古昔之學術相同”，“唐虞以降，學術由實而趨虛，窮理之學遂與實驗之學并崇”。后宋明理學專講窮理之學，“實驗之學亡，而后士大夫始以空言講學，而用與學分”。[23]因此，只要恢復中國上古“學用一致”、“學崇實驗”的征實之學，中國學術也能達到如同西方實驗“科學”的程度。顯然，國粹派學人混淆了學術實用與科學實驗之間的差別，“西學古微”是他們共有的思想傾向。

在國粹派學人的論證體系中，“科學”是一個打通新舊，調和中西，以分類形式存在的學術總體，但其內部還是存在一個先進/落后的等級體系，世界學術因進化程度不同而有了層級之分。分科是“科學”概念的基本底線，分科之上的各種學術特質是可以不斷累積疊加的進步指數。在這一廣闊的學術范疇內，中學因為曾經是“科學”而得到價值重估，復興古學被賦予了時代意義。但身處全球化的先進/落后的評價體系之內，中學不夠“科學”已成不爭的事實，“以西學證中學”看似是回歸傳統，實則是追慕西方，復興古學不過是一個從傳統尋找資源，使中國“科學”從低層級進化到較高層級的“科學化”過程。問題在于，國粹派的最初意愿不在研究而在保存，其政治或文化關懷明顯高于學術追求[9](P.8)，當不得不附會西方“科學”對傳統學術進行等級提升，保存國粹的學術努力就只能是“離經”而“衛道”了。

二、“進化”的史學

國粹派“以西學證中學”的做法被梁啟超斥為“好依傍”的“痼疾”[24](P.65)，章太炎批評此舉“形其穿鑿”[25]。不過，類似做法應是異質文化交流中的初始狀態，是近代學人面對強勢西學自內而外的正常反應。梁、章等人也或有中西比附的做法，但畢竟與他們的路數不同。1901年章太炎表示：“所謂史學進化者，非謂其塵清廓塵翳而已，己既能破，亦將能立。后世經說，古義既失其真，凡百典常，莫知所始，徒欲屏絕神話，而無新理以敹徹之?！彼麛M“以古經說為客體，新思想為主觀”[26](PP.330-331)作《中國通史》。此說與梁啟超著《新史學》的初衷如出一轍，梁言：“凡學問必有客觀、主觀二界?？陀^者，謂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觀者，謂能研究此事物之心靈也。和合二觀，然后學問出焉。史學之客體，則過去現在之事實是也；其主體，則作史讀史者心識中所懷之哲理是也。有客觀而無主觀，則其史有魄無魂，謂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觀而略于客觀者，則雖有佳書，亦不過為一家言，不得謂之為史)?！盵27](P.10)他們與國粹派學人的不同在于史學研究中主客體的轉換：國粹派以中學為主體，裁減西學以證之，但中學在比附之下被拆解得七零八落；梁、章以西理為主觀，中學為客觀，他們于傳統中看到的缺陷更多，相應要求更多的采補，肯定優勝之處的分量往往不及揭發短缺來得重。[28]

黎明時期的國故研究以史學的“科學化”為啟鑰?？茖W史學往往被分為兩種：一是對史料進行謹慎的批判，力求寫出所謂的“信史”，成為客觀的或是批判的史學；二是對歷史的演變作一個解釋，尋求一種規律性的東西。[29](PP.586-587)梁啟超的《新史學》顯然為后一種，是闡述歷史進化論的系統著作。1899年，王國維與他的老師最早將史學與“科學”聯結，提出歷史學是為有體系的“科學”[30](P.381)，應顯示歷史間的因果關系，或一有機團體的內部結構。[31]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比較新、舊史書后提出：“自世界學術日進，故近世史家之本分，與前者史家有異。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系，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系。以此論之，雖謂中國前者未嘗有史，殆非為過?！盵32](P.1)對于史學的理解已與王國維無異。

1902年，梁啟超的言語中體現出細微的變化，在《新史學》一文中出現“公理公例”一詞。他說，“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是故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謂歷史哲學者出焉”。只有“明此理者，可以知歷史之真相矣”，而“吾中國所以數千年無良史者，以其于進化之現象見之未明也”。[27](PP.7-10)于是“求因果”與“明公例”相提并論，歷史學必須發明“進化之公例”才能夠稱之為“科學”?！肮砉睅缀跏峭砬逯R界的普遍用語，它包含了天理的原有屬性，如客觀性、道德性，是來自西方的、近代的，可以為引介西方社會制度提供正當性的論證。[33]這些正當性是建立在通過嚴格的科學方法歸納和演繹獲得的可靠的、實證的知識基礎之上的，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梁啟超正是依靠這樣的有效性建立起自身學術思想與行為的權威性。[34]如《新民議》所載：“及民智稍進，乃事事而求其公例，學學而探其原理，公例原理之既得，乃推而按之于群治種種之現象，以破其弊而求其是，故理論之理論先，而實事之理論反在后?！盵35](P.105)至于這些“公理公例”是否就是真理，他們并沒追究，也未曾懷疑。梁啟超后來承認：“原來因果律是自然科學的命脈，從前只有自然科學得稱為科學，所以治科學離不開因果律幾成為天經地義。談學問者往往以‘能否從該門學問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為‘該門學問能否成為科學’之標準。史學向來并沒有被認為科學，于是治史學的人因為想令自己所愛的學問取得科學資格，便努力要發明史中因果，我就是這里頭的一個人?！盵36](P.2)

梁啟超的“公理公例”基本定格在進化的意義上，且不止于歷史學，“凡人類智識所見之現象，無一不可以進化之大理貫通之。政治法制之變遷，進化也；宗教道德之發達，進化也；風俗習慣之移易，進化也。數千年之歷史，進化之歷史；數萬里之世界，進化之世界也”[37](P.114)。進化則以革命為前提，“實則人群中一切事事物物，大而宗教、學術、思想、人心、風俗，小而文藝、技術、名物，何一不經過破壞之階級以上于進步之途也……故破壞之事無窮，進步之事亦無窮”[38](P.62)。因此有學者認為梁啟超的《新史學》并非關注學術本身，而是打著批判舊史學旗號的政治檄文。[39]甚至可以說，梁啟超在學術上的“科學”鵠的就是為中國尋找進化之跡，且觀念先行，以為歷史進化是萬世不變的準則。即便是1903年梁啟超從美洲回到日本后，激進的言論有所緩和，但對于因“科學”而導致進化篤信不已。

梁啟超對包括達爾文在內的進化主義的了解非常有限，并不關注進化論(特別是生物進化主義)學理本身，更關心的是進化論對國家復興的強大的實踐功能。這不是一種個別現象，它是中國進化主義的總體傾向之一。[34]20世紀初的趨新學人大多如梁啟超一樣對于進化論趨之若鶩，新的史學觀念引發了對舊史的系統化改造。1902年汪榮寶編譯《史學概論》，自稱為中國“新史學之先河”。他認為中國舊史“不過撮錄自國數千年之故實，以應用于勸善懲惡之教育，務使幼稚者讀之而得模擬先哲之真似而已”，這種史書“未能完成其為科學之形體。就此眾多之方面與不完全之形體，而予以科學的研究，尋其統系而冀以發揮其真相者，是今日所謂史學者之目的也”[40]。

所謂“科學”的統系首先是提倡通史，在通史中尋找中國進化的軌跡。1902年章太炎致書梁啟超表達編寫通史的意愿，“竊以今日作史，若專為一代，非獨難發新理，而事實亦無由詳細調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貶人物、臚敘事狀為貴”，“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于典志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亦必于紀傳見之?！盵41](P.139)同年杜士珍責班固為斷代史之始作俑者，“作斷代史，失比較史”，歷史無法因為上千年之比較而知因果。[42]

其次是改進史學的研究方法。蛤笑說中國傳統史學可分三派：一為典制之學，一為議論之學，一為考證之學。但“上舉三大派皆成已陳之芻狗”，今日最急者，“在以新學之眼光，觀察已往之事實耳”。文中明確提出“懷疑—實驗”的研究方法，謂“天下學問之途皆始以懷疑，而繼以征實。惟能懷疑也，故能獨開異境，而不為前人學說之所牢籠。惟能征實也，故能獨探真詮，而不為世俗浮說之所蒙蔽。因懷疑而證實，因證實而又懷疑，愈轉愈深，引人入勝，新理之所以日出不窮也”。并援引“國民性”這一新概念，比較中國與他國的異同，嘗試以“新學之眼光”重新審視中國歷史。[43]

總體而言，“新史學”的倡導者大多向慕西學，服膺進化史觀，相信史家述史應以記敘人群進化與競爭并闡明優勝劣敗之理為主題，宜以發達群力刺激愛國情操為宗旨，[44](P.13)而后學者基本也是在這一特點上評價梁啟超以及他的“新史學”。如周予同說，梁啟超的“全部史觀是建立在進化論上，而不僅以敘述歷史的進化論為滿足，并進而探尋歷史演進的基因”，“梁啟超由進化論而發起史學界的轉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45](PP.539-540)

三、“求是”的史學

當進化成為衡量學術“科學”性的標準，或曰歐西的發展模式成為國人追慕的唯一的“公理公例”時，便有不一樣的聲音出現。1902年前后的章太炎是進化論的追隨者，1906年出獄后，再次流亡日本期間思想為之一變。這一時期發表的《征信論》《信史》等多篇文章，頗能代表他的心聲。在有關章太炎的研究中，《征信論上》多被判定為1901年撰寫，1910年正式刊載于《學林》第二輯。但經陳漢玉考證，認為《征信論(上，下)》的寫作時間不會早于1908年，《信史(上，下)》也應寫于日本，時間在1907—1910年間，不應晚于1910年。[46]以往研究者多認為文章是為批判康有為借今文經學“治史”而寫[41](P.125)，若將手稿時間與文章內容結合考察，可見文章中雖有批評“三統三世說”的言論，但《征信論》與《信史》都有具體的寫作語境，目的是提倡“種族革命”，體現為學術思想上的保守主義。

《征信論》下篇明言“今日社會學者”多患混淆“成事”與“類例”之病，此社會學者當指嚴復。當時革命者與改良者正就“種族同化”還是“種族革命”展開思想論爭。嚴復翻譯《社會通詮》，借用甄克思的理論論證中國不適宜種族革命。在時人眼中，西方社會學從嚴復翻譯的《群學肄言》開始便具有了“科學”的身份，此時的《社會通詮》乃至嚴復的論斷無疑被化約為“科學”的理論，符合“物競爭存之旨”[48]。章太炎作《〈社會通詮〉商兌》一文反駁：“觀其所譯泰西群籍，于中國事狀有豪毛之合者，則矜喜而標識其下；乃若彼方孤證，于中土或有牴牾，則不敢容喙焉。夫不欲考跡異同則已矣，而復以甲之事蔽乙之事，歷史成跡，合于彼之條例者則必實，異于彼之條例者則必虛；當來方略，合于彼之條例者則必成，異于彼之條例者則必敗。抑不悟所謂條例者，就彼所涉歷見聞而歸納之耳，浸假而復諦見亞東之事，則其條例又將有所更易矣?！闭J為質學或許可以“驗于彼土者然，即驗于此土者亦無不然”，而社會之學，“若夫心能流衍，人事萬端，則不能據一方以為權概，斷可知矣！且社會學之造端，實惟殑德，風流所播，不逾百年，故雖專事斯學者，亦以為未能究竟成就。蓋比列往事，或有未盡，則條例必不極成。以條例之不極成，即無以推測來者”。[49](P.323)概言之，章太炎肯定了物質世界的公理普遍存在，但東西方人文社會各有形態，不可削足適履以就西方“條例”。

在《信史》下篇中，針對進化論者的言論，“世皆自亂以趨治，言一治一亂者，非也；自質以趨文，言一質一文者，非也”，章太炎認為中國的歷史事實應是“治亂之迭相更，考見不虛。質文之變，過在托圖緯，顧其所容至廣。政化之端，固有自文反質者矣?！盵50](P.65)“文質”之辨乃中國古代特有的歷史演進觀念，“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論語·雍也》)，“文質合一”是歷朝歷代的最高追求。按照傳統觀念，“質”由質樸之義引申為禮儀上的樸素無華，政治上的精簡節約，道德上的敦本尚實；反之，“文”由修飾之義引申為禮儀上的舉止規范，政治上的典章禮法，道德上的尊禮尚施。在歷史的過渡時期，“文質”關系的辨析最為激烈，往往通過對“文質”內容的損益達到一種平衡。[51]但是，自西方觀念進入，“文質”之關系轉化為文明/野蠻的對立，“質”又可以理解為物質，引申為科學技術的進步，“自質以趨文”正是建立在由物質發達進入文明之境的單一向度的、進化的邏輯關系之上的論斷。文辭意義的轉化說明評價中國歷史的標準體系發生變化，章太炎此文便是針對這一觀點的反撥。

文章中，章太炎首先指出中國之“質”非特指物質，“械器之端，古拙重而今便巧，非古者質、今者文也”。中國之“質”在于匠人、樂人、冶人、梓人技藝之精，“求之異域，亦有不可得者”。械器的“便巧拙重之較，不與文質數。文質之數，獨自草昧以逮周、秦，其器日麗，周、秦之間，而文事已畢矣。其后文質轉化，代無定型”。其次，對于建立在考古學史前三期說之上的社會學進化論提出質疑。史前三期說在19世紀前期，由丹麥考古學家湯姆遜首先提出，認為人類社會在史前經歷了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三個時期。20世紀初被中國學者接受，章太炎在1900年的《訄書》初刻本《原變》篇中曾經提及。[52](PP.27-28)但在本文中，章太炎明確表示由于中國地勢廣闊，資源豐富，歐洲的三期說不能完全適用于中國實情，這一觀點在1925年的《銅器鐵器變遷考》[53](PP.81-86)中得到進一步的闡發，就學術層面而言是對當時流行的古器物學研究路向的反對。[54]進而，章太炎表示西方的社會學家以三期說辨文野，“其說難任，其持之亦無故。乃若姓有興廢，政有盛衰，布于方策者，回復相易，亦不可以空言誣矣”。甚至認為“今世遠西之政，一往而不可亂，此寧有圖書保任之耶？十世之事，誰可以匈臆度者？觀其征兆，不列顛世已衰，法蘭西則殆乎滅亡之域矣。后有起者，文理節族，果可以愈前日乎？則不能知也?！盵50](P.68)換言之，被視為“定型”的社會進化論無非是西方學者一廂情愿的幻想，并不能揣度西方的未來，更不可評斷中國之事。

以上各文，章太炎沒有明確說明“科學”是什么，只是認為以西方“科學”繩墨中國的社會政治格格不入。單就“科學”二字而言，章太炎很少專門論及，即便談到也多是相反立論，以抨擊學弊。如他將“科學”與中學對立，批評自賤中學者，特別是“適會游學西方之士”，“借科學不如西方之名以為間，謂一切禮俗文史皆可廢，一夫狂舞蹈，萬眾搴裳躡屣而效之”。[55](P.475)相對于進化史學，他說有人認為“中國的歷史，不合科學，這種話更是好笑?！羰情_卷說幾句‘歷史的統系，歷史的性質，歷史的范圍’，就叫做科學，那種油腔滑調，仿佛是填冊一樣，又誰人不會說呢”，“說科學的歷史，只在簡約，那么合了科學，倒不得不‘削趾適履’，卻不如不合科學的好?！盵56](PP.67-68)在他文字中出現的“科學”一詞常與名實如影相隨，如謂“科學興而界說嚴，凡夫名詞字義，遠因于古訓，近創于己見者，此必使名實相符，而后立言可免于紕繆”[57](P.242)。又言“蓋近代學術，漸趨實事求是之途，自漢學諸公分條析理，遠非明儒所能企及。逮科學萌芽，而用心益復縝密矣”[58](P.370)。因此，章太炎理解的“科學”當是“訓說求是”，“循名求實”之學。

“史學是否是科學”是一個困擾了中國學人一百多年的大問題。王國維在1899年認為史學只要有系統，存因果，便可稱為“科學”。但到了1911年，他說學有三類：科學、史學、文學。文學暫且不論，其中“凡記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謂之科學；求事物變遷之跡，而明其因果者，謂之史學”，“凡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學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識之真與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與其變遷之故，此史學之所有事也”。[59](PP.365-366)史學已在“科學”之外，二者存在“求理法”與“求因果”之別。王國維認為：“天下之事物，自科學上觀之，與自史學上觀之，其立論各不同”，“自史學上觀之，則不獨事理之真與是者，足資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視為不真之學說，不是之制度風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與其所以適于一時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來，故材料之足資參考者，雖至纖悉，不敢棄焉。故物理學之歷史，謬說居其半焉；哲學之歷史，空想居其半焉；制度風俗之歷史，弁髦居其半焉；而史學家弗棄也?！盵59](P.366)言下之意，史學并非求是之學，歷史上的是非、真偽都可以成為考察變遷之跡的史學資料。嚴復甚至基于這一原因否定史學的專業性，他說：“所不舉歷史為科者，蓋歷史不自成科”，“歷史者，所以記錄事實，隨所見于時界而歷數之，于以資推籀因果揭立公例者之所講求也，非專門之學也”。[60](P.847)史學是否成科，暫可不論，二人不約而同地定性史學為記述之學，不具備“科學”求真理的特性。

考察章太炎的認識，他曾經比較經學與諸子學的異同，以為“說經之學，所謂疏證，惟是考其典章制度與其事跡而已，其是非且勿論也”，“故孔子刪定六經，與太史公、班孟堅輩，初無高下。其書既為記事之書，其學惟為客觀之學”，“諸子則不然，彼所學者，主觀之學，要在尋求義理，不在考跡異同”。[61](P.286)換言之，經學即史學，為考證學。章太炎總結治經之法有六：“近世經師，皆取是為法。審名實，一也；重左證，二也；戒妄牽，三也；守凡例，四也；斷情感，五也；汰華辭，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經師者，天下無有?！盵62](P.119)可見，章太炎定性史學為求是之學，所求乃歷史的真實，或不以“科學”名之，卻有著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即王國維所謂的“求知識之真”。

但是，“客觀之學”并不是“科學”。王國維認為“科學”在求真之外還存在一個“求道理之是”的更高標準，“科學”終究還是一個求公理公例的學問，且更強調建立在事實基礎之上的公理公例。而章太炎一直對于世人所言的“科學公理”心存抵牾，或是根本否定它的存在，如謂：“今之所見，不過地球。華嚴世界，本所未窺，故科學所可定者，不能遽認為定見?！盵63](P.32)因此，按照王國維以“求真理”的標準衡量史學，因其無一定理法而非“科學”；按照章太炎以“求真實”的態度研究史學，史學根本無須追求定則理法，同樣不能以“科學”衡量。史學不是“科學”已為二人共識，但還是有著不能成為“科學”，與不必成為“科學”的態度上的差異。

至于“求真”的方法，章太炎稱贊清代乾嘉學者治學精神，認為“一言一得，必求其微”[64](P.155)才是實事求是的治學方法，梁啟超則直接稱清代學者“以實事求是為學鵠，饒有科學的精神”。他對于“科學精神”的定義有四：“善懷疑，善尋間，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說與一己之臆見，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既治一科，則原始要終，縱說橫說，務盡其條理，而備其左證，二也。其學之發達，如一有機體，善能增高繼長，前人之發明者，啟其端緒，雖或有未盡，而能使后人因其所啟者而竟其業，三也。善用比較法，臚舉多數之異說，而下正確之折衷，四也。凡此諸端，皆近世各種科學所以成立之由，而本朝之漢學家皆備之，故曰其精神近于科學?！盵65](P.87)其中的前兩條，“求真”與“成科”都已被章太炎躬體力行，后二者章太炎最不喜聞，他明確批判過“有機體”理論，“正確之折衷”則相當于章太炎所說的“汗漫”之弊。[61](P.285)

“求真”與“成科”也被孫寶瑄表達為“破碎”與“完具”。1902年，孫寶瑄贊“太炎以新理言舊學，精矣。余則謂破碎與完具，相為用也”。所謂“破碎之學”是以音韻訓詁為基的文字學，“蒼雅之學，我國文字之根原也。本朝精治此學者，休寧之戴，高郵之王，諸家皆大有功。而近人多以破碎譏之”[66](P.566)。如梁啟超曾經說過：“本朝考據學之支離破碎，汩歿性靈，此吾儕十年來所排斥不遺余力者也?！盵65](P.87)它更廣泛的意義上指無系統之學，如梁啟超曾致書黃遵憲想作《曾文正傳》，黃遵憲復書對曾氏贊賞有加，認為“其學問能兼綜考據、詞章、義理三種之長，然此皆破碎陳腐、迂疏無用之學，于今日泰西之科學、之哲學未夢見也”。[67](P.597)所謂“完具”，指的是學術具備的理論系統化形態或是追求系統的行為，卻不等同于梁啟超等人所謂的“進化”系統。章太炎說：“諸子所以完具者，其書多空言不載行事。又其時語易曉，而口耳相授者眾?！盵68](P.70)關于“破碎”與“完具”的關系，孫寶瑄認為，“完具不由破碎而來非真完具，破碎不進以完具，適成其為破碎之學而已”，而“昔人多專治破碎之學，今人多專治完具之學”，都不免偏頗，唯有章太炎能合二為一。[66](P.566)

用今天的語言表示，“破碎”與“完具”大致相當于分析與綜合的研究方法。章太炎自述其學取法西方，“西方論理，要在解剖，使之破碎而后能完具?！盵66](P.566)1909年，章太炎在《致國粹學報社書》一文中，比較完整地表達了自己的治學方法是“以音韻訓詁為基，以周、秦諸子為極，外亦兼講釋典。蓋學問以語言為本質，故音韻訓詁，其管籥也；以真理為歸宿，故周、秦、諸子，其堂奧也”。由于漢學短拙，今文汗漫，“惟諸子能起近人之廢，然提倡者欲令分析至精，而茍弄筆札者，或變為倡狂無驗之辭，以相誑耀，則弊復由是生”。[69](PP.497-498)

從孫寶瑄的評價來看，章太炎的學術研究可謂完備，但是否近于“科學”，他人則各有見解。當時正與章太炎論戰的“新世紀派”采用純粹的自然科學的標準衡量中國學術，根本不認為考據學與“科學”具有同一性。[70]1919年，毛子水說章太炎所承的疏證學“重征”、“求是”的心習就是“科學的精神”，雖不免有些“好古”的毛病，卻是一大部分的“國故學”經過他的手里，才有“現代科學的形式”。[71]胡適直接將“漢學”與“科學方法”掛鉤[72]，明確表示“非儒學派的恢復是絕對需要的，因為在這些學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學和科學最佳成果的合適土壤。關于方法論問題，尤其是如此”[73](P.8)，至少說明“整理國故運動”在求真的問題上與章太炎一脈相承。

但批評的聲音同在。曹聚仁認為章太炎著《國故論衡》，“僅能止于有組織，未可謂其有系統也”。他給出的國學定義是：“以合理的、系統的、組織的方式”去記載思想之生滅，分析思想之性質，羅列思想之表述形式，考察思想之因果關系。所謂“合理的”，即“客觀性之存在”；“組織的”，即“以歸納方法求一斷案，以演繹方法合之群義”；“系統的”，即“或以問題為中心，或以時代為先后，或以宗派相連續，于凌亂無序之資料中，為之理一綱領也”。簡言之，“國故先經合理的敘述而蕪雜去，繼經組織的整理而合義顯，乃入之于系統而學乃成”。章太炎的國學研究還只是“國故”，尚未可稱為“國故學’”[74](PP.60-71)，在系統化的程度上離“科學”尚有距離。

20世紀40年代，侯外廬稱章太炎為“近代科學整理的導師”，將其學術成果定格在諸子學的研究，認為“他的解析思維力，獨立而無援附，故能把一個中國古代的學庫，第一步打開了被中古傳襲所封閉的神秘堡壘，第二步拆散了被中古偶像所崇拜的奧堂，第三步根據自己的判斷力，重建一個近代人眼光之下所看見的古代思維世界。太炎在第一、二步打破傳統，拆散偶像上，功績至大，而在第三步建立系統上，只有偶得的天才洞見后斷片的理性閃光”。*侯外廬《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8頁。本書是在侯外廬的舊著《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下卷(1945年由重慶三友書店出版)的基礎上重新編訂成書的。這一科學系統不完全是建立在事實基礎之上，還必須有天才的稟賦。但在章太炎的自我表述中，諸子學乃“義理之學”、“主觀之學”，他曾說“中國科學不興，惟有哲學”，“最有學問的是周秦諸子了”。[75](P.117)換言之，諸子學屬于哲學的范疇，并不是“科學”，侯外廬的評價與他的自我認知差距甚大。

在近代新史學的研究體系中，錢玄同將章太炎列入“國故研究之新運動”的第一期。周予同說章太炎是清代經古文學的最后大師，他潛心治學的方法，承襲古文學派的皖派的考證學，就其學統來說屬于舊派，但其學術思想的影響是現代新史學的淵源之一。[76]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許冠三在《新史學九十年》自序中說：“從新會梁氏朦朧的‘歷史科學’和‘科學的歷史’觀念起，新史學發展的主流始終在‘科學化’。歷來的巨子，莫不以提高歷史學的‘科學’質素為職志，盡管‘科學化’的內容和準則恒因派別而易，且與時俱變?！盵44](P.2)他分新史學為考證、方法、史料、史觀、史建等五個學派，但各學派都沒有將章太炎考慮在內。2000年，王晴佳討論史學“科學化”時，將1910至1920年稱為史觀到史法的轉變期，標志性的人物有王國維、胡適與梁啟超三人，同樣不包括章太炎，只是認為他對于歷史進化論的厭惡是一個極端的例子。[29](P.603)或者說，按照他們二人的判斷，章太炎與以“科學化”為特征的新史學并無太大關系。如此排列，不難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同是圍繞章太炎的國學研究討論史學“科學化”的問題，得到的結論卻是如此大相徑庭。以上表明“科學化”也是一個歷史概念，如果忽略了對于學術標準的“科學”概念的歷史性考察，混淆因時、因地、因人而不同的內涵，最終將掩蓋歷史的復雜性。

桑兵曾經尋繹“新史學”在近代中國的形成過程，認為各家主張可大別為三類：自稱、他指與后認[77]，此方法同樣適用近代學術“科學”性質的判斷。時至今日，后人雖然普遍承認國粹派在中國“科學化”的過程中有啟沃之功，但基本不會認同他們關于中國有“科學”的論斷。竭力追求“科學”史學的梁啟超，被追認為科學史觀派，身后卻鮮有人贊許其學問是“科學”的。關于章太炎治學方法“科學性”的判定，本身就是一個后發于事實的歷史命題，在自稱、他指與后認三個方面存在差距。

差異的產生一方面源于同一語境下“科學”概念的意義多歧，使得學術轉型可以各取其道，多向路發展。在章太炎旅日期間，“科學”一詞在中國日益流行。但“科學”往往與梁啟超、嚴復等人的進化論緊密勾連，甚至表達為“新世紀派”的唯科學主義。章太炎本人極力反對西方成例，宣揚學術思想上的“依自不依他”，反“科學”的一面更為突出，他不可能以“科學”概念判定自己的學術性質。但是，當他努力與“科學”保持距離，卻在治學方法上不自覺地貼合了西方的“科學方法”，而自己卻并不自知。章太炎以及同時代的學人，無論是自覺或是無意識，無論是擁抱還是抗拒，其實都已經身處“科學時代”，運用著似是而非的“科學”概念從事著條理舊學、構建新學的學術實踐。

另一方面，“科學”概念的意義流變使得學術評價體系發展轉化，前人的“科學化”探索呈現更為復雜的面目。新文化運動時期，“科學”概念開始從一個寬泛的，以分科為特征的學術集合體過渡到以科學方法和精神為核心的“整體性”的學術體系，引發了新一輪國學研究范式的轉移。[78]胡適急欲尋找能夠與“科學方法”接榫的本土資源，中西考據學由此連接，章太炎的“求真”便被賦予了科學性質；追求學術“獨立自得”的侯外廬極其欣賞章太炎的文化自決性，于是看到了“破碎”與“完具”與“科學”三部曲的某些契合。而曹聚仁、許冠三、王晴佳等人以更為嚴格的西方科學作為標準，自然判定章太炎的學術研究不夠“科學”。后人由于研究目的、場域的不同，選取的“科學”標準各異，對于前人學術性質的評價亦不可能完全一致?！翱茖W”作為一個意義多歧，流動可變的歷史概念，直接造就了中國學術“科學化”的路徑多元而且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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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50]章太炎：《信史下》，《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51]楊念群：《“文質”之辯與中國歷史觀之構造》，《史林》，2009年第5期。

[52]章太炎：《原變》，《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53]章太炎：《銅器鐵器變遷考》，《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54]陳峰：《唯物史觀與二十世紀中國古代鐵器研究》，《歷史研究》，2010年第6期。

[55]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56]章太炎：《中國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學問的發達》，章太炎著、陳平原選編：《章太炎的白話文》，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

[57]章太炎：《論承用“維新”二字之荒謬》，《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58]章太炎：《答鐵錚》，《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59]王國維：《〈國學叢刊〉序》，《王國維文集》第4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

[60]嚴復：《〈國計學甲部殘〉稿按語》，《嚴復集》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61]章太炎：《諸子學略說》，《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62]章太炎：《說林下》，《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63]謝櫻寧：《章太炎年譜摭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64]章太炎：《清儒》，《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65]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66]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67]黃遵憲：《黃遵憲集》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68]章太炎：《秦獻記》，《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69]章太炎：《致國粹學報社書》，《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70]鞠普來稿：《男女雜交說》(燃評論)，《新世紀》，1908年第42卷第5號。

[71]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新潮》，1919年第1卷第5號。

[72]胡適：《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科學》，1920年第2、3期。

[73]胡適：《先秦名學史》，《胡適文集》第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74]曹聚仁：《國故學之意義與價值》，《國故學討論集》上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75]章太炎：《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錄》，《章太炎的白話文》，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

[76]周予同原著、朱維錚編校：《經學和經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77]桑兵：《近代中國的新史學及其流變》，《史學月刊》，2007年第11期。

[78]張帆：《民初國學研究中“科學”范式的變遷——一個概念史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

(責任編輯：沈松華)

An Exploration on the Change of “Science” and “Scientific” Path of Chinese Academic in Late Qing Dynasty——Centered on Modern Historiography

Zhang Fan

(School of Marxism,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Science” is a historical concept, which accompanies with the modern transi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Based on the different connotations of “Science”, modern scholars started their own exploration on “scientific” path of Chinese academic. Guo-cui School, treating “Science” as a reconciliation of old and new academic areas, carried out the exchange of science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academic and revival of ancient school. Liang Qichao, who followed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thought “Science” as “the general rule of Justice” about human evolution. However, Zhang Taiyan opposed to the established practice in the West as the rules of “Science”, but his method of “scientific nature” has become a controversial topic for a long time. In “Science Times”, modern scholars, whether consciously or not, have been armed with their own political ideals, using specious “Science” concept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Chinese academic.

Late Qing Dynasty; “Science”; Chinese academic; “scientific”

2016-09-01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后期資助項目“近代中國科學概念的生成與歧變”(14FZS035)的研究成果。

張帆，杭州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學術思想史研究。

K092

A

1674-2338(2017)02-0026-11

10.3969/j.issn.1674-2338.2017.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