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一體性辨析

楊志明

中華民族一體性辨析

楊志明

將“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真實存在的民族共同體來看待的關鍵，是證明組成它的56個民族具有一體性(即內在統一性)，并澄清其一體性的核心義涵、形成的歷史紐帶和維系的根本觀念。因此，中華民族一體性的核心義涵是國家政治認同；中華民族一體性形成的重要紐帶，應該是在民族與民族、民族文化與民族文化之間起中介、緩沖作用的“混血”民族及民族文化；中華民族一體性的長久維系，在深層次上須有國家統一穩定觀念、民族平等團結觀念、思想多元通和觀念和文化多源共建觀念。

中華民族；一體性；核心義涵；歷史紐帶；根本觀念

中國自古族類眾多，自元朝始為政治上高度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但國內民族學漢語語境中的“民族”這個概念，所指對象極為復雜，很難與國外人類學英語語境中的任何一個相關概念完全等義對應。

漢語的“民族”概念，既可能指英語的“ethnic group”(族群，即人口和社會規模較小，且其成員相信他們有共同歷史文化并相互認同的人群)，也可能指英語的“nation”(民族，或國族，即文化、地域和語言一致，政治上擁有獨立國家主權的人群)，還可能指英語的“sub-nation”、“quasi-nation”(亞民族、類民族，即歷史上曾經擁有或人們要求擁有獨立國家主權的人群)，甚至是指若干“ethnic group”、“sub-nation”、“quasi-nation”多元整合的“super-nation”或“complex nations”(超民族或復合民族)。*[美]郝 瑞(Stevan Harrell)：《論一些人類學專門術語的歷史和翻譯》，楊志明譯，《世界民族》2001年第4期；[波]克爾吉茲托夫·高里考斯基：《民族與神話》，高 原譯，《世界民族》2001年第4期?！爸腥A民族”就屬于“超民族”或“復合民族”的范疇。在西方人類學家看來，中國歷史上的確存在許許多多的ethnic group、sub-nation、quasi-nation甚至nation這類人群，因此現代漢語“中華民族”所指對象的多元性自不待言，需要說明的恰恰是它作為一個“超民族”或“復合民族”共同體的真實存在，即說明它的內在統一性(一體性)。

事實上，中國自古及今一直都不乏各種族類一體而治的政治主張、社會實踐和理論思考。近代以來，圍繞中華民族一體性問題的討論還形成了兩次高潮，一次在清末民初，另一次是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對于古代至近代中華民族一體性的政治主張和初會實踐(當然還有相應的理論闡述)，近哲時賢已有很多很好的梳理和分析。因此，本文只結合費孝通、伍雄武兩位先生積極回應世界民族格局動蕩和國外人類學家質疑、集中闡述中華民族認同和凝聚問題的標志性成果，談一點個人關于中華民族一體性問題的認識。

一、費孝通、伍雄武兩位先生的中華民族一體性理論

對“中華民族”這一概念及相關問題，費孝通、伍雄武兩位先生都有過長時段的研究，其結晶是費先生主編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版)、伍先生著作的《中華民族的形成與凝聚新論》。兩位先生都以中國民族關系史為背景，都著眼于中華民族的認同和凝聚問題，都旨在說明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內在統一性(一體性)的“多元一體”的民族實體，*“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概念由費先生提出，伍先生認為他自己的研究“是在其啟發下展開的”。都認為中華民族有一個從古代自在的民族實體到近代發展為自覺的民族實體的過程。所不同的是，費先生主要從民族社會學出發，重點關注中華民族一體性的社會和經濟層面，而伍先生則主要從民族文化、民族哲學出發，側重中華民族一體性的民族精神層面。因此，似可將費先生的理論概括為“社會經濟共同體論”，將伍先生的理論概括為“民族精神共同體論”。

費先生的中華民族社會經濟共同體論，頗可注意者有三點：(1)中華民族是一個歷史形成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這個統一體存在一個凝聚的核心，歷史上，中華民族凝聚的核心是由遠古華夏族團發展起來的漢族；(2)導致民族融合的具體條件是復雜的，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出于社會和經濟的需要。因為一個民族在政治上有優勢并不等于在社會上和經濟上也有優勢，滿族就是這方面最近也是最典型的例子，而漢族能夠不斷壯大并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凝聚核心，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就是漢族擁有發達穩定并不斷向其他民族地區輻射滲透的農業經濟；(3)中華民族的形成有一個由各自有凝聚中心的區域性多民族初級統一體發展為整個中華民族統一體的過程。如在黃河長江中下游、北方大草原、青藏高原和云南高原、天山南北等地區，歷史上就存在過各具特點的區域性多民族初級統一體。*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

伍先生的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共同體論，可注意者也有三點：(1)中華民族凝聚和認同的根據，從整個歷史發展過程看，既在社會物質生活、政治與經濟中，也在社會精神生活、歷史文化傳統中，從精神和文化傳統層面看，最重要的就是貫通各民族心靈的中華民族精神；(2)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核，包括崇德重仁和道德至上、群體高于個人和義務重于權利、近代救亡圖存和追求進步的價值觀，以及和而不同與多樣統一、重視整體和強于綜合、尊天貴人和自強不息的宇宙觀和方法論。其中，崇德重仁、道德至上既是漢族和少數民族共同的精神傳統，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3)中華民族精神的展現，包括同根姻親和依文化而辨華夷的民族觀、寬和共容和重德育而諸教并存的宗教觀、仁政德治和中華大一統的國家觀。*伍雄武：《中華民族形成與凝聚新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費先生和伍先生的上述理論，涉及中華民族一體性的核心義涵、整合機制和內在觀念三個層面，形成由社會生活層面深入到精神生活層面的有機整體，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概念逐漸深入人心并成為國內學界和社會的廣泛共識，對倡導和培養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識、構建中華民族的共同文化和共有精神家園意義重大。但其中仍有問題需要進一步討論。

二、中華民族一體性的核心義涵

中華民族一體性的核心義涵，也就是中華民族概念的核心義涵。

在總結我國的民族識別工作時，費先生表示，若以前蘇聯民族定義的四要素(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齊備來識別中國的民族，這是不切實際的。不僅如此，即使拿其中任何一個要素與實際情況對照，也都顯得不太好使。但費先生同時認為，其中提到的“共同心理素質”可能是這個定義中最重要的一個特征，而這個特征其實就是民族認同意識。費先生進一步認為，民族認同意識具有多層次性，56個民族各自認同是一個層次，56個民族認同于中華民族是更高一個層次，不同層次的認同可以并存不悖。*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5～9頁、第13～14頁。民族認同意識也是伍先生的中心關注。在《中華民族形成與凝聚新論》“引言”中，伍先生說，他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就是“中華民族凝聚和認同的根據何在？”并指明該書的主旨是“探索民族凝聚與認同的靈魂和精神紐帶——中華民族精神”。

兩位先生都以民族認同意識作為考察和界定民族概念的基本方向，這很重要，也很有啟發。重要性在于，試想，某個人群縱有再多共同的歷史淵源和文化元素及其他元素，但他們之間拒絕相互認同，那怎么可能把他們生拉活扯地、長久地“捆綁”為一個民族？！啟發性在于，民族認同是在歷史中形成的，不可能說認同就一下子認同，也就是說，民族認同必定有理性層面，是需要某種理由或相當數量的根據的。因此，在將認同意識作為考察和界定民族概念的基本方向之后，還必須進一步追究民族認同的理據何在。而這樣一來，就意味著民族認同的理據才是民族概念的核心義涵。很明顯，在考察和界定“民族”“中華民族”概念時，費先生是以共同的社會、經濟因素為其核心義涵，而伍先生是以共同的文化、尤其是共同的精神(觀念)文化因素為其核心義涵的。

本文的觀點是：應該把56個民族層次上的民族概念的核心義涵，同中華民族層次上的民族概念的核心義涵區別開來，56個民族層次上的民族概念的核心義涵是歷史文化認同，而中華民族層次上的民族概念的核心義涵則是國家政治認同。這就是說，56個民族層次上的“民族”，主要是指有著共同的歷史淵源(包括真實的歷史淵源和構造的歷史淵源——如民族起源神話)、共同的文化元素(包括作為文化形式的語言和作為文化內容的風俗習慣、思想觀念等)并據此相互認同的人們群體；而中華民族層次上的“民族”，則主要是指有著源遠流長的政治聯系的56個民族認同為中國人，并自覺維護國家統一的人們群體。

歷史證明，我國民族識別工作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它按歷史淵源、文化共性和民族意愿來確定56個民族，因而得到了各民族的普遍認可。而按國家政治認同來認識和界定中華民族的核心義涵，也是有充分的歷史和現實依據的。

歷史上，狹隘保守的漢族精英大多強調“華夷之辨”“夷夏大防”，這就是以歷史文化來審視民族和民族關系的結果，而統一國家出于政治需要則必須盡量弱化、消減這種具有離散作用、負面影響的認識和主張。這類事例在歷史上可以說屢見不鮮。最典型的例子，如在推翻蒙古貴族建立的元王朝之前，朱元璋在討元檄文中稱：“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并叫罵“驅逐胡虜，恢復中華”，而在建立明王朝后，出于政治需要就很快改口稱：“昔元起沙漠，其祖有德，天命入主中國，將及百年”；“天生元朝，太祖之孫以仁德著稱，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蠻八夷、海外番國歸于統一，其恩德孰不思”；“朕既為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之如一”。*《明太祖實錄》卷26、32、198、53，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又如在近代，面對腐朽、飄搖的晚清政權，辛亥革命的先驅最初也從“華夷之辨”、漢族“族天下”的大民族主義傳統觀念出發，把禍根歸結為滿族的異族統治，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號召，而在后來認識到帝國主義列強才是中國各民族共同的、最大的敵人的時候，出于救亡圖存、國家統一的政治需要，才相繼提出“五族(漢、滿、蒙、回、藏)共和”、合中國所有民族為“中華民族”和各民族平等而治的民族政治主張。這類史實足以說明，漢族和各少數民族層次上的“民族”的社會整合中心(center of social integration)可以是文化性質的，而中華民族層次上的“民族”的社會整合中心則一定是政治性質的(即國家)。盡管在進行社會整合過程中，國家也會盡量利用各種歷史文化元素甚至族源神話，但把各民族的長遠根本利益和國家利益綁在一起則是基本做法。

在當前，各民族(尤其是跨界少數民族*跨界民族的定義，以及跨界民族與跨境民族、跨國民族的區別，參見曹 興《論跨界民族問題與跨境民族問題的區別》，《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的本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問題之所以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黨和國家之所以一再強調要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和發展中華民族共同文化、堅決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穩定，究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各民族的自我認同與中華民族的整體認同之間，的確存在著歷史文化認同與國家政治認同的區別、矛盾和張力。

對不同層次的民族概念的核心義涵進行區分，有助于我們如實地反映、辯證地理解中華民族既是一個有著悠久、廣泛、深厚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思想和感情聯系的“既成”的民族實體，同時也是一個需要在思想意識上、文化紐帶上、社會組織上不斷加以培養、強化和完善的“在建”的民族實體。

三、中華民族一體性的歷史紐帶

費先生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有一個由區域性多民族初級統一體發展為整個中華民族統一體的過程，這是一個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但費先生關于中華民族凝聚的核心是漢族的歷史解讀，則有必要進一步推敲。其中存在的問題，費先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意識到了。例如，他不僅指出，依靠農業經濟不斷壯大、四處擴張的漢族曾導致草原的生態破壞、引起農牧矛盾和民族矛盾，而且提出了這樣一些問題：在中國走上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之后，一方面是擁有豐厚自然資源這種地區優勢的少數民族，另一方面是擁有科技和文化知識優勢的漢族，這種情況會給未來的民族格局帶來怎樣的影響？少數民族的現代化是否就意味著更大程度的漢化？*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4頁、第36～38頁。費先生的擔憂是很有道理的。

本文認為：在中華民族認同和凝聚的漫長歷史過程中，漢族固然起到了主導性的作用，但少數民族的紐帶作用也功不可沒；在區域性多民族統一體和整個中華民族統一體形成過程中起重要紐帶作用的，也許并不是其中的核心民族和各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而是在民族和民族文化的邊緣，即在民族與民族、民族文化與民族文化之間起中介、緩沖作用的“混血”民族和民族文化。

因為，從理論上說，民族及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一個民族之為本民族并區別于他民族的根本所在，核心部分弱化就意味著民族及民族文化典型個性消退，而區域性多民族統一體、整個中華民族統一體的形成和鞏固，所需要的恰恰是收斂各民族的典型個性，弱化強勢民族及強勢文化的強勢姿態，并形成一種包容的民族及民族文化狀態，否則，區域性的多民族統一體、整個中華民族的大統一體要么就不可能形成、無法維系，要么就最終會導致強制同化。再者，從邏輯上說，若甲這個區域性多民族統一體的凝聚核心是A民族，乙這個區域性多民族統一體的凝聚核心是B民族……那連接各個區域性多民族統一體，并使之形成為中華民族大統一體的那個凝聚核心，又怎么可能是作為某個區域性多民族統一體凝聚核心的那個民族？除非，我們假定所有區域性多民族統一體的凝聚核心同是一個。但這樣的假定是不符合歷史事實，也沒有任何意義的。

就西南地區的實際情況看，歷史上曾存在過兩個區域性的多民族統一體，一個是青藏高原地區的多民族統一體，另一個是云貴高原地區的多民族統一體。青藏高原地區多民族統一體凝聚的核心應當是藏族，但連接藏族和其他民族、青藏高原地區多民族統一體和周邊其他地區多民族統一體的重要紐帶，則未必是處于藏區核心的那部分藏族，而更可能是處于藏區邊緣、與其他民族和其他地區結合部的那部分藏族(如青海、甘肅、川西、滇西北的藏族)。從云貴高原的情況看，這一地區多民族統一體凝聚的核心，曾有唐代“南詔”時期的彝族先民“烏蠻別種”蒙氏和白族先民“白蠻”、宋代“大理國”時期的白族先民“白人”；而“烏蠻別種”蒙氏是亦彝亦白亦“哀牢夷”，“白蠻”或“白人”在族源和文化上也是亦夷亦漢的。再者，青藏高原地區多民族統一體與云貴高原地區多民族統一體連接和貫通的重要紐帶，也是處于兩區接合部的那部分藏族、彝族、普米族和納西族等民族。

總之，多民族統一體形成的原因、機制和過程是非常復雜的，我們既要重視民族的核心部分、強勢民族的主導作用，也不能忽視民族的邊緣部分和中介民族的重要甚至是關鍵的紐帶作用。在多民族統一體形成和維系的機制問題上，我們似乎可以而且有必要這樣理解：民族的邊緣即多民族統一體的中心。

四、維系中華民族一體性的根本觀念

中國各民族雖說在近代國家民族危亡之際才整體自覺為“中華民族”統一體，但這種整體的自覺絕非突如其來，而是有一個民族之間悠久和不斷擴大、深入的實際聯系一步步轉化為自覺意識、凝結和升華為思想觀念的量變過程?？偨Y歷史，展望未來，本文認為，中華民族的長久維系，在深層次上必須有四個根本觀念，即國家統一穩定觀念、民族平等團結觀念、思想多元通和觀念和文化多源共建觀念。

國家統一穩定觀念?！爸腥A民族”的核心義涵既為國家政治認同，那么堅定不移地維護國家統一穩定，堅決抵制國家分裂、抗擊外國侵略、捍衛國家領土領海完整，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每個民族、每個民族成員必須堅守的首要觀念。需要指出的是，我國少數民族集中分布在西部和邊疆地區，2萬多公里陸地邊境線的絕大部分是少數民族地區，并且有近30個跨界少數民族與境外民族有歷史文化淵源，這些民族有的主體在中國，有的則在國外。因此，少數民族明確區分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自覺并堅定不移地維護國家的統一穩定和中華民族的認同團結，對整個中國和整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來說就特別重要。尤其在憲法和法律明確規定各民族地位一律平等，在少數民族聚居地方已經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盡管各項自治權在很多方面還亟待完善和落實*徐杰舜：《中國民族團結考察報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01～508頁、第521～525頁。)的今天，就更有必要伸張和普及“國家統一穩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觀念。

民族平等團結觀念。對中國古代的“華夷之辨”，很多專家學者都正確地指出，它不是種族(血統)意義上的，而是文化意義上的，是“依文化而辨華夷”，并認為“依文化而辨華夷”蘊涵著道德上人性平等、文化上華夷可變觀念，對促進文化包容、民族認同有積極作用。*錢 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42～43頁；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版，1999年，第333～347頁；伍雄武：《中華民族的形成與凝聚新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1～376頁。這種理解當然有一定道理，但必須注意和警惕關于“依文化而辨華夷”在漢文化語境中的原初理解。例如，清初黃宗羲說：“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猶人不可雜之于獸，獸不可雜之于人也?！?《留書》)王夫之也說：“不以一時之君臣，廢古今夷夏之通義”；“天下之大防二：中國夷狄也，君子小人也”。(《黃書·讀通鑒論》)黃宗羲所謂“內外之辨”，王夫之所謂“古今夷夏之通義”，其實就是以是否完全依循漢族的禮義道德文化為標準的。這說明，所謂“文化”、“道德”，所謂“依文化而辨華夷”，并不是抽象的，而是有民族性的。也就是說，問題不在于每個民族都有其文化和道德這個事實，關鍵在于不同民族文化、民族道德的優劣(所謂有沒有文化和道德)以什么為評判標準、誰說了算。很顯然，在黃宗羲、王夫之這類古代漢族精英看來，占據文化和道德制高點、擁有評判權的絕對只有漢族。在各民族社會交往互動過程中，不同民族文化之間會表現出強勢與弱勢、先進與后進的區別。當此之際，后進民族應該自覺、主動地向先進民族學習，但先進民族若據此而主張和宣揚民族等級優劣論，并在政治和文化上助推民族強權、民族歧視，則極不利于民族之間相互認同、凝聚和團結。有鑒于此，本文認為，必須總結“華夷之辨”的歷史教訓，從各民族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中提取正能量，以民族平等團結為整個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民族觀、民族文化價值觀，研究和重構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社會互動史和思想發展史。

思想多元通和觀念。在揭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觀念和主張形成的世界觀、方法論基礎時，人們多引《國語·周語》所載史伯的“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之論、《論語·子路》所載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說，并將之概括為“和而不同”。這種分析思路很深入，但概括不夠貼切。因為，其一，孔子的言論確為“和而不同”，而史伯講的則是“不同而和”，而且從言論的背景和意圖看，史伯和孔子都更強調一體中存在多元的必要，這與重點闡釋中華民族的一體性問題在思路上恰好相反。其二，無論“和而不同”還是“不同而和”，都是對對象結構的靜態描述，都無法很好地揭示和表現“多元”何以能以及如何能“一體”的內在機理、動態機制，這樣，一體性這個實質性的問題實際上就被懸置起來而沒了著落。本文認為，應該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這種觀念和主張的世界觀、方法論基礎概括為“多元通和”?！巴ā笔谴娈惽笸?、包容貫通的路徑機制，“和”是互滲互補、圓融和諧的理想狀態。多元只有互動相通，才能一體和諧。就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維系而言，“通”就是各民族有認同愿望、共同價值觀念和良性溝通機制，“和”就是國家統一穩定、各民族平等團結并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有安全感、幸福感。

文化多源共建觀念。各民族的經濟發展至今很不平衡，中華民族共同文化的研究、構建和傳播至今還很不到位，因此培養和增強各民族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例如，至目前為止，凡冠以“中國”之名的歷史類著作和教材，除在有“民族”或“少數民族”這樣的限定，或因為少數民族曾數朝執政而不能不在中國通史、政治史、社會史等相關著作中有所體現外，幾乎所有其他分類史著作(如中國經濟史、文化史、文學史、藝術史、宗教史、思想史、哲學史等)都主要甚至只涉及漢族的內容。又如，在中華文化傳承和傳播方面承擔航標、引領責任的研究機構、高校和媒體，在設立“國學”研究機構、設置“國學”教育課程、組織“國學”講壇的時候，也幾乎只涉及漢族的歷史文化。這種狀況若不根本改變，必然會給少數民族的中華認同和國家認同帶來負面影響。因此，構建中華民族共同文化的一項重要而迫切的任務，就是在中國通史著作和教材中，不僅要寫要講經濟社會發展史，而且要寫要講中華民族的凝聚形成史、奮斗發展史；在各種中國分類史著作和教材中，不僅要有反映漢族歷史成就的內容，也要有反映少數民族歷史成就的內容；在國學研究和教育中，既要重視要講漢族的歷史文化，也要重視要講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中華民族共同文化的構建，必須從各民族悠久、豐厚的歷史文化資源中汲取營養并形成多源共建，講好各民族偉大貢獻的故事，傳播好各民族的聲音，塑造好各民族形象，讓各民族兄弟都有融入感、尊嚴感和榮譽感。

(責任編輯 張 健)

Analysis on The Unity of Chinese Nation

YANG Zhiming

I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o be taken as a real nation community, it is essential to prove the unity of the 56 nationalities in China and to clarify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the unity as well as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the unity concerning its historical ties and maintenance. This paper has three main points: (1)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the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state politics of China; (2) The important ties that have helped cultivate the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may be the so-called“mixed-blood”nationalities and their cultures that have served as mediators and cushions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their cultures; (3) the long-term maintenance of the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must be based on such concepts as the un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equality and solidarity among nationalities, pluralistic thinking, comm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supported by pluralistic concepts and cultures.

Chinese nation, unity, core connotation, historical ties, fundamental concepts

楊志明，云南師范大學哲學與政法學院教授(云南 昆明，650500)。

D032

A

1001-778X(2017)02-008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