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爭到接納：明清易代后黃宗羲對清朝態度轉變歷程

李 雙

(中央民族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北京100081)

從抗爭到接納：明清易代后黃宗羲對清朝態度轉變歷程

李 雙

(中央民族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北京100081)

明末清初，作為遺民群體代表人物的黃宗羲，其人生先后歷經“黨人”“游俠”“廁身儒林”三個時期，豐富的人生經歷推動他的思想不斷碰撞，激發他成為一位偉大的啟蒙思想家。同時從明亡后黃宗羲對清廷思想態度的轉變，不僅反映出其由抗清復明到最終認同清政府的政治立場的蛻變，還能窺見在滿漢文化逐漸整合的歷史背景下，遺民群體正逐步解體，淡出中國歷史舞臺。

明清易代；黃宗羲；明遺民；《明夷待訪錄》

向：民族史。

一、明清易代之際：武裝抗清

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農民起義軍領袖李自成率軍進入北京城，崇禎登煤山自縊身亡，正式宣告了明王朝的滅亡。然而，李自成的大順政權也因政治上的短視、殘暴的統治和軍事上的失利，也僅維持了42天便匆匆地敗退北京。五月初二，關外的清軍在降將吳三桂的帶領下進入北京城，隨后遷都北京，標志著清朝正式成為統治全國的中央政府。同月十五日，誓死效忠明王朝的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等在留都南京擁立福王朱由崧，建立了南明小朝廷?？梢哉f，甲申事變的歷史大變局成為抱有“夷夏之辨”的華夏士大夫的痛點和命運的拐點。同時南明政權大旗的樹立，給了明遺民群體一絲復國的希望，于是明遺民群體紛紛組織武裝力量，以報國恩。

這一年，35歲的黃宗羲已具有深厚的學術沉淀和豐富的人生閱歷。黃宗羲幼年隨東林黨人的父親黃尊素游于官場，讓他對晚明的朋黨之爭、官民爭奪、社會經濟等有著深入的了解。由于黃宗羲交友圈多為東林黨人，為此東林黨人及其思想深刻影響著黃宗羲，這為他日后反封建專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清軍入關之初，為迫使中原漢族降服，采取血腥鎮壓的高壓手段，促使黃宗羲對清廷異常敵視。順治二年(1645)，清軍攻占南京后一路南下攻入杭州，黃宗羲之師劉宗周拒與清廷合作，以死明志。劉宗周之死，給黃宗羲心理造成巨大打擊，更加堅定抗清決心。于是黃宗羲迅速與前明官員錢肅樂等人倡議起兵，糾合當地弟子門生建立了一支抗清武裝，后缺少兵餉接濟，不敵清軍，其所擁戴的南明魯王政權迅速崩潰，敗退至福建，史稱“浙江兵潰”。順治六年(1649)，黃宗羲回鄉贍養老母，仍積極從事反清復明的大業。在這山河破碎、舉國硝煙之際，黃宗羲的重心在抗清大業中，在學術上未有重大建樹，僅編寫了少數隨行文集。

但隨著一系列武裝抗清活動的失敗，黃宗羲終于看清了南明政權的腐朽無能，他意識到僅依靠現有的力量是無法與有著強大軍事實力的清軍對抗到底。于是有心無力的黃宗羲不得不放下武裝抗清的想法，遂將主要的精力放在學術研究上，通過一系列的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闡發抗清思想?！白匀梢?，魯陽之望未絕，天南訃至，始有潮息煙沉之嘆，飾巾待盡，是書于是乎出?！盵1]這句話道出了黃宗羲“棄武從文”的真實緣由。

順治十年(1653)，黃宗羲《留書》正式出世，集中代表了他這一階段的政治思想。該書由兩大特點：一是從“文質”“封建”“衛所”“朋黨”“史”“田賦”“制科”“將”等八個具體政治制度與政治觀念總結明朝滅亡的經驗教訓。在“廢封建之罪”中，黃宗羲首次批判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這為他在以后書寫《明夷待訪錄》中批判君主專制埋下了伏筆[2]。二是強烈的反清色彩。黃宗羲在書中把斗爭的矛頭直指清廷，公開斥責清廷為“虜”“偽朝”“夷狄”，通篇貫穿著“夷狄亂天下”的思想。

在這一時期，黃宗羲以“反清復明”和維護儒家文明為己任，斗爭矛頭直指清政府。與其說與清政府的尖銳對立是其遺民氣節的體現，不如說是作為中國傳統儒生“內圣外王”人格理想的終極訴求。正因于此，黃宗羲開始了十余年的“辛棄疾式”游俠生活，其血管中也滲透著知識分子少有的英雄豪杰精神，書寫了這一時期南明知識分子在拯救國家與民族中的民族氣節及人生價值追求。

二、武裝抗清失敗后：著述經世

康熙元年(1662)，吳三桂在昆明勒死南明永歷帝，同年抗清名將鄭成功病逝，其主力撤至臺灣島，標志著大規?？骨逦溲b斗爭的結束。作為士大夫，此時武裝抗清已難以取得成效，他們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文化，從此黃宗羲由“游俠”轉而廁身“儒林”，將全部精力投入到著述中。

(一)深度剖析明亡原因與對封建制度批判

在經十年磨煉后，黃宗羲另一部鴻篇巨制《明夷待訪錄》草成，這是最能反映他民主啟蒙思想的代表作品。相較于之前的《留書》，《明夷待訪錄》最突出的一點是不再稱清廷為“虜”“偽朝”，也不稱明朝為“本朝”，而是以中性詞“有明”代稱。同時，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的思想有較大的轉變，不再堅守《留書》中“一姓之興亡”的思想，而是升華到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崇高境界，還超越了“夷夏之辨”狹隘民族主義的立場。值得指出的是，黃宗羲認為官吏應當注重百姓疾苦，作為良吏更應懷有為“天下”、為“萬民”的抱負，不要一味地陷入官本位和“為君一姓”而做官的泥潭，從此可以看出，黃宗羲對“遺民”有了重新的解讀，反對為一姓一氏服務。由此可知，他反對清朝的民族高壓政策，并非出于對明末君主的盲目愚忠。所以《明夷待訪錄》更深層次的意義在于已由一代政體的興弊逐步轉向對封建專制社會的徹底批判。

明清易代的社會大變局，豐富了明遺民的人生經歷，使他們的思想得到升華，并進一步促使懷有“經世致用”抱負的遺民學者的不斷反省，積極尋找明朝覆滅的深層原因，不僅不再過分強調遺民所堅持的“夷夏之辨”的政治立場，而是突破時代局限上升到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批判。由此可見，從這一階段開始,黃宗羲的心態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他對清政府的敵對態度逐漸軟化，對清政府的正統地位逐步認可。

(二)設計理想藍圖

黃宗羲親身經歷了明亡清興的政治大變局，洞悉君主專制集權制度是明亡的重要原因，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加上黨社運動的“內耗”，加速了明王朝的覆滅[3]。自此以后，黃宗羲通過自身的社會實踐和學術積淀對明朝乃至中國的封建制度進行深刻地反思與批判，以此探索一條提升政治文化的社會轉型之路，為中國社會發展提出一些有開創性的政治構想，借助傳統士大夫的政治和學術力量來完成，“為師門傳學術，為故國存信史，為天地保元氣”[4]。

在《明夷待訪錄》中，黃宗羲不僅系統、深刻地對中國封建社會君主制進行了徹底批判，還提出對社會進行改革的政治藍圖，頗具民主啟蒙性質，從而奠定了他作為中國十七世紀最偉大的民主啟蒙思想家的歷史地位。在《明夷待訪錄》中，黃宗羲明確提出“設相分權”“君臣共治”“學校議政”“地方自治”的政治主張，其根本目的是為了限制封建君主權力，從思想上是對在中國行之兩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的徹底批判，并指出君主的危害性“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又提出君主在天下中的地位“天下為主，君為客”。深入細想，這是在托古的形式下設想未來社會的藍圖，其中心是為天下百姓爭取獨立自主、財產私有和參與政治的權利，刷新了當時“天下利害之權”在民不在君的思想高度，難怪許多人把黃宗羲贊為“中國的盧梭”。在清末至近代的民主革命運動中，他的樸素民主思想更是成為改良派乃至革命派有力的思想武器。梁啟超曾評價：“此等論調，由今日觀之，固甚普通甚膚淺，然在二百六十七年前，則真極大膽之創論也?！盵5]另外，黃宗羲在經濟和哲學方面也在總結前人學術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思想。在《明夷待訪錄》中，黃宗羲提出“積累莫返之害”，指出賦稅之重是“亂世之術”，批判歷代賦稅制度變革。同時，黃宗羲提出了發展工商業、促進商品流通的思想主張。幾千年來，我國社會一直提倡和實行“重農抑商”，對攸關民生和社會發展的工商業采取壓制和打擊的態度，在《明遺待訪錄·財計三》中，黃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站在城市自由民的立場，維護工商業階層的合法利益，具有時代進步性，這是對晚明時期江南資本主義萌芽的奧援，也是他人生思想中的閃光點。

在哲學上，黃宗羲不僅師承劉宗周批判理學、修正心學的學術成就，還在其基礎上提出“盈天地皆心”“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的頗具時代性的哲學命題。這說明，黃宗羲既奉陽明心學為思想正統，還細致梳理了有明一代的思想發展史，剖析出陽明心學的發展歷程。此時期黃宗羲的思想在《明儒學案》中得到集中體現。他把明朝兩百多名學者按照學派、時間編輯成冊，詳細闡述了明朝近三百年學術思想發展演變狀況?！睹魅鍖W案》開中國斷代思想史研究的先河，被后人推崇。梁啟超指出“中國有完善的學術史，自梨洲之著學案始”[6]48-49。

三、博學鴻儒科：待清態度的蛻變

(一)博學鴻儒科的開設

在武力統一全國后，清廷開始布局由武功轉為文治，對漢族知識分子采取了一系列的安撫措施，強調“滿漢一體，無分彼此”?？滴跏?1673)，平西王吳三桂打著“共舉大明之文物，悉還華夏之乾坤”的旗號[7]，企圖利用漢人對清廷的抵觸與憤懣，推翻清朝統治。深諳中國傳統治道的康熙便意識到，必須招徠遺民為其統治服務，多次下詔征辟，以示朝廷愛才之意。

由此，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諭禮部，開設博學鴻儒科。這次薦舉幾乎囊括了遺民中最具影響力的名士宿儒，并且比起以往的歷次征召,態度更為堅決。從中央政府，到地方督撫，組織動員遺民應試，最終有143人趕京赴考。次年三月，康熙親自在體仁閣召試,試題為《璇璣玉衡賦》和《省耕詩》,共錄取一等20人，二等30人。

(二)黃宗羲待清思想蛻變

己未博學鴻儒科取得朝廷預期效果。明遺民心態發生了重大轉變，沖擊了明遺民的道德底線。對于明遺民而言，出仕朝廷意味著拋棄了“故國”明朝，直接承認清朝統治的合法性，這在遺民群體中引起了不少轟動。部分遺民無法違拗官府而參加應試卻不做官者大有之，如李因篤和孫枝蔚。一些遺民既不應征，也不應試，如黃宗羲、顧炎武、魏禧等。不過，黃宗羲并未完全與清朝決裂，而是通過另一種形式承認清王朝的統治，其標志的事件是在其文章中采用清朝年號。學者郭英德專門對黃宗羲所撰寫墓志銘使用的年號進行統計分析：康熙十八年(1679)前，他所撰寫的墓志銘基本上采用干支，未用清朝年號；在這一年以后，他為48位墓主撰寫的墓志銘有41位采用了清朝年號，占總數的85%以上。

同時，黃宗羲對清朝纂修《明史》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也從某種程度上表現了對清政府的默許或認同。誠然，黃宗羲同意修史主要是為了緬懷故國之思，正如近代大學者梁啟超分析：“學者對于故國文獻,十分愛戀,他們別的事情不肯和滿洲人合作,這件事不是私眾之力所能辦到”[6]167。明遺民學者為何“愛戀”故國文獻？黃宗羲在言及清廷征召其子黃百家一事時恰能表現其復雜的心跡：“昔聞首陽山二老托孫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盵8]375在這句話中可以看出，黃宗羲以承認清朝統治合法性為條件，呼吁清朝保全自己的名節，并設法為其子孫謀出路。在修《明史》過程中，黃宗羲雖不在館內，但常在館外襄助，提供史料，為官修《明史》做出了巨大貢獻。

康熙十九年(1680)，《明史》總裁徐元文又一次向康熙帝舉薦黃宗羲，這次黃宗羲雖稱病不應，但相較于之前的態度，有明顯緩和跡象，在復徐氏函中稱“羲蒙圣天子特旨召入史館”，只因老病纏身，望“圣天子憐而許之”[9]215?？梢哉f，黃宗羲能夠在專制社會中最終守住其遺民身份，并不失大節，除了自身的堅持不放棄，還得益于康熙對遺民的寬容政策。黃宗羲深知圣祖“日用其精神于禮樂刑政”，為之心悅誠服。同年黃宗羲寫作《破邪論》,欲以“一炭之光”向清廷敷陳己見。書中稱清為“圣朝”“國朝”,稱清圣祖為“圣天”,稱清兵為“王師”[10]。由此可知，晚年的黃宗羲已不復見當時“死猶未肯輸心去,貧亦其能奈我何”誓不降清的壯烈豪情。其學術生涯中的三部代表作《留書》《明夷待訪錄》《破邪論》，就能完整地反映出黃宗羲在明末清初以來的心路歷程：由武裝抗清到彷徨遲疑，再到重新審視遺民立場，最終接納清政府，承認其統治的合法性。有必要指出的是，隨著清朝在全國統治的逐漸穩固，推行儒家的文化政策，原本拒絕仕清、固守氣節的明遺民待清的態度有了較大的松動和轉變，開始慢慢融入清王朝的政治體制中并成為其體制的堅定支持者，又隨著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具有代表性的明遺民的凋零與謝世，遺民群體正逐步解體，淡出了中國歷史舞臺。

縱觀黃宗羲波瀾起伏的一生，尤其是自明清鼎革之后到其逝世，他真正做到了“未嘗廢當世之務”。在這明清易代的社會巨變中，黃宗羲將中國傳統士人的社會責任感和社會參與意識發揮到了極致，備受后人推崇。同一時期，英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與黃宗羲有相似人生經歷的英國政治哲學家約翰·洛克在自述身世時曾說：“我剛在世界上知覺到自己存在的時候，就發現已經置身于暴風雨中?！盵11]由此可知，黃宗羲和約翰一樣，在歷經社會大變革的暴風雨洗禮后，鉛華洗盡，其思想境界得到成熟與升華，不僅成為一代智者，還是影響無數后來人的啟蒙思想家。

[1]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31[M].濟南：齊魯書社,1982:56.

[2]沈善洪.黃宗羲全集：卷1[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1.

[3]李雙，高驍宇.淺析文學社與武昌起義[J].新西部，2010(9):124.

[4]陳祖武.明儒學案發微[J].中國史研究，2009(4):129-138.

[5]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18.

[6]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北京：中國書店，1985.

[7]孔定芳.論清圣祖的遺民策略——以"博學鴻儒科"為考察中心[J].江蘇社會科學，2006(1):206-212.

[8]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八[M].北京：中華書局,1983:375.

[9]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十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215.

[10]孔定芳.明遺民與清初滿漢文化的整合[J].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4):116-124.

[11]趙柏田.遠游書[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169

(責任編輯林東明)

FromProtesttoAcceptance:TheLifeTrajectoryofHuangZongxiintheDynasticChangefromMingtoQingDynasties

Li Shu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Huang Zongxi,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group known as the Ming loyalists, underwent three social roles as “a loyalist party member”, “a ranger” and “a professional scholar”. His colorful life experiences led to many clashes in thoughts; thus came a great enlightenment thinker. At the same time, the change of Huang Zongxi’s attitude towards the Qing dynasty not only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 anti-Qing and pro-Ming political stance to the final recognition of the Qing government, but also offers a glimpse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gradual integration of the Manchu culture where the loyalist group gradually disintegrated and faded out of the stage of the Chinese history.

transition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ang Zongxi; Ming dynasty adherent; Ming Yi Dai Fang Lu

10.16169/j.issn.1008-293x.s.2017.06.011

B248.2；K825.6

A

1008-293X(2017)06-0084-05

2014-10-11

李 雙(1988- )，男，湖北隨州人，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16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