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還是現
——《三國演義》中文士全身之道的兩難困境

孟 璇

（新疆師范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17）

●文學研究

隱還是現
——《三國演義》中文士全身之道的兩難困境

孟 璇

（新疆師范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17）

文士階層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大奇景，《三國演義》通過一系列生動具體的人物形象，將當時文士們的政治抱負、處事原則、個性特征以及人生軌跡進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刻畫。人盡皆知“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規勸，卻疏于體認文士們的精神世界：他們的個人價值與天下國家深刻關聯，故而“功成、名遂、身退”才是終極追求。以此觀之，《三國演義》中的文士們大都未得全身：司馬徽為代表的隱士們雖于亂世中得以保全性命，卻空負才華未得施展，算不得全身；諸葛亮為代表的謀士們積極入世一展才華，又皆無法逃避自身的工具性價值而難求善終，更稱不上全身。全身之道難得，究其根源，并非文士們無一例外地匱乏保身智慧，而在于中國古代政治現實與政治理想之間的重大差距。

全身之道 ； 《三國演義》 ； 文士階層 ； 諸葛亮

正如清人毛宗崗在《讀三國志法》中所言：“古史甚多，而人獨貪看《三國志》者，以古今人才之眾未有盛于三國者也”[1]4，亂世三國中涌現出了一批深懷韜略的文士。歷代評注者亦毫不吝嗇的為這一群體留下了大量筆墨，或嘆其生不逢時，或憐其明珠暗投，或慕其徜徉山水，或惜其不知權變，可謂言各有理。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審視，筆者發現，《三國演義》中絕大多數文士的人生都未得全身，其生命歷程體現出濃厚的悲劇意味。而功成身退的可望不可即早已超出了個人際遇的范疇，絲絲縷縷地映現出他們所處的時代圖景。

一、功成身退謂之全身

中國古代的文士不論出身如何，都會自覺地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理想的人生軌道，從而將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高度融合。這種世代沿襲的思維方式，借助他們所接受到的文化熏陶和現實社會中的價值評判得到鞏固。

這個群體的特殊之處，在于他們對“道”的高度認可和宣揚，從而將文化層面的自信力和使命感當成安身立命的依據。對理想人格與道德精神的推崇和踐履，既是這個群體內部進行識別和認可的心理基礎，也是他們與其他階層相區分的標識①實際上，文士群體所得到的社會認可和自身擁有的話語權力也正是由此而來的。。

由此，這個群體以“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恥也；邦無道，富且貴，恥也”（《論語·泰伯》）為信念；以“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為追求；更以“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孟子·盡心上》)為理想。

在這種崇高精神的激勵下，文士群體的人生藍圖就變得清晰起來：首先，將道義作為一切行為背后的價值準則，試圖以嚴格的自我約束達到一種合于道的人生境界；其次，以社會環境的現實狀況為是否出仕的判斷標準，務求在“有道”社會建功立業，而在“無道”時則以“富且貴”為恥辱；最后，善于使用權變的智慧保全生命與德行，得志時自當發揮更大的社會價值，而“不得志”時則只是“修身見于世”來保全自身②孟子認為“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也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即有道君子不應該使得自己處于危險之下，這也是朝綱混亂時無須與政治權力做無謂抗爭的題中應有之義。。他們的勇敢之處在于，將道德精神灌注到了普通血肉之軀的整個生命歷程之中。

但是，社會現實又總是讓文士們陷入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們并沒有得到施展才華的機遇卻不肯放棄兼濟天下的志向，以“窮”也心憂天下的執拗面對不得志的現實人生；另一方面，即便有人僥幸在權力舞臺上贏得一席之地，也必須掌握言語的分寸，憑借智巧與統治者周旋，并且隨時面臨生命威脅。

文士群體的人生理想在現實面前，似乎略顯過于高遠而不切實際。盡管文士群體所擁有的滿腹韜略是掌權者的權力得以維持和擴大的重要保障之一，但這卻并不足以支撐他們在掌權者面前始終保持不卑不亢的風度。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下，他們只能寄希望于得到賢明君主的青睞，借此獲得施展才華的機會；而依附于人本身并不穩定，文士們的命運就注定沉浮。

至此，文士們可以選擇的人生道路變得狹窄：放棄以自身卓越才華安邦濟世的抱負，于山林中安寧度日并默默無聞地走向衰老；或者，步入仕途尋找展現才華的機遇，承擔所在的社會關系可能導致的人生劫難?！肮Τ擅焐硗?，天之道”（《老子·第九章》），實際是古代絕大多數文士都難以達成的完美理想。

這種情形在《三國演義》中體現的十分明顯，作者借個性迥異的文士們在具體情境下的鮮活表現，將他們的命運悲劇描摹的入木三分。從而，亂世三國中，隱者有其不得不隱的無奈，并非后人想象的那樣閑逸灑脫；現者更需要承受突如其來的無妄之災，平添無數嘆惋之聲。

一、隱者何智——司馬徽等歸隱者懷才難施

《三國演義》中最精彩的一次隱士亮相出現在第三十七回“司馬徽再薦名士，劉玄德三顧茅廬”中，既有冷眼觀天下的司馬徽再度出場，也有博陵崔州平、潁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展露心跡，以及孔明岳丈黃承彥、其弟諸葛均的身影。雖然他們都選擇了歸隱山林的生活，具體情形卻又不同。

司馬徽又稱“水鏡先生”，他在《三國演義》中僅有的兩次出場都十分耐人尋味，第一次為徐庶引線，第二次為諸葛亮推波。劉備開口請他出山相助時，他的回復十分干脆利落：“山野閑散之人，不堪世用。自有勝吾十倍者來助公，公宜訪之”[1]252。似乎，他本人對入仕全然沒有興趣。

果真如此嗎？司馬徽出場之前，作者借童子之口為他描了個輪廓：“有客到日，多曾說有一劉玄德”、“師父在樹上采桑，適龐統相訪，坐于樹下，共相議論，終日不倦”[1]250，從他的這幾個生活片段可知，司馬徽并非寄意山水不問世事之人。而對朝堂之事的了然，更在他與劉備的對話中體現無遺。他不但一針見血地指出劉備難申大志的原因在于“將軍左右不得其人”，而且做了進一步分析“關、張、趙云皆萬人敵，惜無善用之人。若孫乾、糜竺輩，乃白面書生，非經綸濟世之才也”（出處同上）。劉備稱他為“隱居賢士”可謂恰切，活脫脫將他身在山野心懷天下的形象點出。

既然心懷天下且洞察世事，荒居山野豈不可惜？而這也正是司馬徽等一流隱者的無奈之處。司馬徽第二次出場時，劉備以諸葛亮相詢，徽笑曰：“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來嘔心血也”。乍一看似于理不合，他既知孔明“其才不可量”，卻有不愿讓他牽扯政務之意。臨別更是仰天大笑：“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1]265，儼然一副洞察天機故而語帶悲涼之態。由此觀之，并非高人不入仕，而是高人早已洞悉俗事規則及大勢走向，方才選擇保全性命而避世旁觀。

隱者的這種無奈情緒在石廣元與孟公威的唱和中做了特寫?！皦咽抗γ形闯?，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老叟辭荊榛，后車遂與文王親。八百諸侯不期會，白魚入舟涉孟津。牧野一戰血流杵，鷹揚偉烈冠武臣。又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楫硭碭“隆準公”。高談王霸驚人耳，輟洗延坐欽英風。東下齊城七十二，天下無人能繼蹤。兩人非際圣天子，至今誰復識英雄”[1]267，先嘆功名未成在于未遇伯樂，又詠姜太公輔佐周武王和酈食其輔佐劉邦的典故，后嘆今日無人識英雄。石廣元似有自比呂尚、酈食其之心，詩中吊古傷今之意流于言表。孟公威的和詩則著眼當朝：“吾皇提劍清寰海，創業垂基四百載?；胳`季業火德衰，奸臣賊子調鼎鼐。青蛇飛下御座傍，又見妖虹降玉堂。群盜四方如蟻聚，奸雄百輩皆鷹揚。吾儕長嘯空拍手，悶來村店飲村酒。獨善其身盡日安，何須千古名不朽”，感慨朝政綱常之淆亂，以及事已至此而扭轉乾坤之無力，悶坐飲酒以求獨善其身實為無奈。一唱一和之間，已將他們隱居山野的人生選擇道明。面對劉備的邀請，石廣元推得利落：“我等皆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事，不勞下問”（出處皆同上）。

若說《三國演義》中的歸隱者們睿智，確有其理。已然洞察亂世多奸雄，而天下大勢早有定向，只得徒嘆生不逢其時以避世求保身。然而，誰人擁有滿腹才華不愿使之見于世？更何況浸潤于儒家文化之下以兼濟天下為己任的文士！而這是保全性命的代價，也終成畢生所憾。

文士們選擇歸隱的精神根源，在《晉書·隱逸列傳》孫登口中的闡釋更加到位：“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保其年”[2]，歷代隱者觀世似乎都更為根本和長遠，人的生命與才華孰為根本的問題，在他們這里極其明確：性命與才華正如火和光之間的關系，火的燃燒是產生光的根本，同樣道理，保全性命是發揮才華的前提，故而明見事理就要先懂得保存自身。

而《三國演義》中也為隱士們保持了閑云野鶴的形象，未曾再提結局?？梢韵胍?，他們應是確實以避世實現了保全性命的訴求，而滿腹才華也未能作安邦濟世之用，終究未得全身之道。

二、現者何愚——諸葛亮等入仕者奢求善終

相比《三國演義》中的歸隱者，選擇入仕者則燦若星辰。正如毛宗崗在《讀三國志法》所言：遍觀三國之前后，“問有運籌帷幄如徐庶、龐統者乎？問有行軍用兵如周瑜、陸遜、司馬懿者乎？問有料人料事如郭嘉、程昱、荀彧、賈詡、步騭、虞翻、顧雍、張昭者乎？……至于道學則馬融、鄭玄，文藻則蔡邕、王璨，穎捷則曹植、楊修，早慧則諸葛恪、鐘會，應對則秦宓、張松，舌辨則李恢、闞澤，不辱君命則趙咨、鄧艾，飛書馳檄則陳琳、阮璃，治煩理劇則蔣琬、董允，揚譽蜚聲則馬良、荀爽，好古則杜預，博物則張華”[1]4，確實奇才云集蔚為壯觀。本文僅摘取有代表性的一二人物略作展開，以窺三國間的文士們于朝堂之上藉其才能縱橫捭闔的英姿，以及未得全身的悲慘結局。

禰衡可謂因才得禍的典型，先由孔融一篇薦文稱其“淑質貞亮，英才卓礫”而引出，喚起觀者極大的好奇與期待；進而屢次當面羞辱曹操，出使荊州又諷刺劉表，雖大快人心卻也為他默默擔憂；終于江夏被黃祖所害，卻以寥寥數筆帶過，前后落差之大掀起嘆息無數。禰衡的生命似流星，將膽識與才華濃縮在了數日之間：被安排擊鼓也能以《漁陽三撾》出金石之聲，引得聽者皆慷慨流涕；朝中人物盡皆不放眼中，自稱“天文地理，無一不通；三教九流，無所不曉。上可以致君為堯、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顏。豈與俗子共論乎”，狂狷之態一展無疑；出言羞辱曹操更是擲地有聲：“汝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讀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是耳濁也；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諸侯，是腹濁也；常懷篡逆，是心濁也”[1]161層層逼近極富鋒芒。

若僅僅將禰衡的命運悲劇歸于其個性，恐怕失于偏頗。畢竟，禰衡并非因才遇害的個例?？兹谠谂c曹操周旋多年之后，也因直諫被殺；許攸倚仗與曹操的私交而口無遮攔，也被其手下武將殺害①許攸之死耐人尋味，正如毛宗崗先生評注“攸之當死不在此時，早在呼‘阿瞞’之時矣”。曹操得知許攸死訊之后的反應更能說明這一點：“子遠與吾舊交，故相戲耳，何故殺之！”（見253頁），可見許褚實因早知曹操心意才敢大膽行兇。；楊修不但聰穎過人且身世顯赫，卻被炫耀小聰明誤了性命，此類案例在其余各大陣營也都存在。

綜觀《三國演義》中文士們的命運，會悲哀的發現：文士們不過掌權者手上的棋子，其獨立人格與率真個性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得到尊重。既然文士們只有在其才華被用于擴大權勢的時候才是有價值的，則其與才華無關的部分皆不在掌權者眼中，故而一旦發生才華不能為己所用，或者個性不夠乖巧有礙于獲取才智，文士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遇害即成必然。

如果說普通文士們在政權中難求善終還情有可原，作為蜀漢一號軍師的諸葛亮是否果真例外呢？恐未必如此。劉備三顧茅廬是自古佳話，卻少有人關心諸葛亮真正的人生理想。

徐庶專程前往隆中拜訪，告知其薦于劉備之事，懇請他莫要推阻?？酌髀勓宰魃唬骸熬晕覟橄砑乐疇奚?！”說罷，拂袖而入[1]261。此等高士豈會因小事不顧故友顏面，既難壓怒火則非小事。此后劉備兩次拜訪皆不見其人，頗多巧合。若這里還可以別做解釋，或諸葛亮自視甚高，對徐庶的推薦方式惱火。則離開隆中時，從他對諸葛均的囑咐中就更能明確體察其真實心意：“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蕪田畝。待我功成之日，即當歸隱”[1]275?？梢?，他雖然素有濟世之心卻也早對天下時事有所洞察，故出仕是情非得已的選擇，而最終的人生計劃依然是歸隱山林。這在后期他呈給劉禪的《出師表》中也有呼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1]655，從一開始勉為其難的出山，到二十多年“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努力，最后已將蜀國危亡系于一身而累于情勢未得機會重返隆中，嘔心瀝血而亡。

按照諸葛亮的設想，出山若干年輔助劉備建功立業，再重新回歸山林，這也幾乎是整個文士階層的終極理想，而英明睿智如諸葛亮也未能實現、終不得全身。劉備的理想則在于興復漢室，且廣有仁義之名，卻全然不顧諸葛亮的個人意愿而將自己之意愿強加于他，難道不是假“仁義”之名以脅人嗎？說到底，文士們不論地位高低都只是權力的配角 ，所以不管他們依附的掌權者是否成功，都難以避免充當犧牲品的結局。

可見，相比隱居者，全身之道對于“擇主而事”的入仕者更為奢侈。雖然可以尋覓機會施展才華，卻隨時要面臨引起掌權者不滿而丟掉性命的危機，縱滿腹才華也需時刻如履薄冰以自處。即便如此，個人結局依然難測。

三、“覆巢”之下難覓全身之道

綜觀《三國演義》中形態各異卻都深藏韜略的文士們，在各自的際遇中未能全身，甚至大都以悲劇收場，不得不讓人進一步追問：究竟原因何在？

歷代評議也都有關注到這一特殊的群體，卻習慣于從文士們的個性特征，或者掌權者的政治得失等角度入手分析。不得不肯定，此等命運悲劇都與主人公自身的某種特質干系莫大。但是，《三國演義》中諸多文士們的遭遇明顯存在一定的必然性。我們看到，即便位高如周瑜、諸葛亮、司馬懿等，他們的才智能否得到發揮也是取決于掌權者的個人喜好：若他們得到信任，則可以施展才華，否則性命的存否也不過一個號令的事?？梢?，《三國演義》中文士們的命運悲劇與當時的用人機制關聯甚大。

文士，以其特殊的智力為資本獲得社會地位，因而不以出身衡量，在某種程度上也有不可替代的一面。他們可以憑借自身的卓越才能促成軍事斗爭中的勝利、可以扭轉外交中的頹勢、可以掌握政權更迭中的優勢，似乎在很多場合下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他們憑借道德理想針砭時政、以高遠見識為“帝王師”、嚴格修身彰顯道義，確實是權力體系中一個特殊的存在。

但是，在皇權至高無上的權力體系中，這個群體又是極為脆弱的。他們手上沒有實際的權力，不但為掌兵權者們輕視，文士群體內部還往往因意見分歧而互相捍格。沒有利害沖突的時候，他們的存在無關緊要；一旦發生沖突，文士們總是首當其沖被推向浪尖。由此，文士們的命運和理想都牢牢掌握在掌權者手里。

因而《三國演義》中，“擇主”是文士們選擇入仕時極為慎重的考慮。正如田豐臨死的悲嘆：“大丈夫生于天地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1]220，明珠暗投之后，若只是不能施展才華倒也罷，大多數文士卻往往難以避免殺身之禍。

《三國演義》中的文士尚有擇主而事的機會，而一般情況下只要政權還未分崩離析，文士們就只能選擇以絕對的忠誠服從于當朝天子。天子本身又以血緣為標準，無關賢愚，故而平庸如劉禪也理應差遣諸葛亮。借助權力之手以愚馭賢，不但需要馴順的性格，更需要愚忠的精神，這則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扭曲著文士們的精神世界：既有追求超越的安邦濟世之心，又有主仆之分的先天預設，智愚相融，引人吁嘆。

在《三國演義》的權力體系中，留給文士們立足的空間本身就是一片“覆巢”，再穎悟的英才恐怕都很難在這種空間中得以全身。遺憾的是，這種思想模式在古代中國代代相承，而作為智力精英的文士群體，也始終將人生軌跡局限于隱居山林以求保全性命和出仕為官伺機濟世二者之間。某種程度上，這個民族最睿智的群體始終未能超越的思維局限性，也成為了皇權至上的政權體系沿襲數千年的因素之一。

[1]（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評. 三國演義[M]. 長春：長春出版社，2014：4.

[2]（唐）房玄齡等著. 晉書·隱逸列傳[M]. 北京：中華書局，2000:1620.

[3]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M]. 北京：中華書局,1983.

[4]金俊峰.《三國演義》中士人形象研究[D]. 延邊大學,2009.

[5]孟祥才. 論禰衡的悲劇人生[J]. 齊魯學刊,2004,(02):56-58.

To be a Hermit or an Official——Analysis of the way that scholars maintain themselves in 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MENG Xuan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Wulumuqi 830017，China)

The stratum of scholars is a kind of spectacles in chinese history, their political ambitions,principle,personality traits and chosen paths was described overall in 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through a series of vivid characters.We all share the advice that “If the government has principle you can be an official;if not,you should be a hermit”,yet little can understand the scholar’s inner world :they relate the values of individuality and society together,so obtain both success,fame and maintain as the ultimate concern.So it proves that a lot of scholars did not come true this dream in 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As the represent of hermits,Si mahui saved his life but did not use his talents;as the represent of officials,Zhu geliang got chance to polish his capacity while stayed in instrument to some extent.It turned out,basically speaking,that hardy to maintain themselves depend on the particular method of talents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 not the scholars lack enough wisdom.

the way to maintain oneself; 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The stratum of scholars; Zhu geliang

I207.413

A

2095-7408（2017）04-0084-05

2017-05-19

孟璇（1991— ），女，甘肅酒泉人，在讀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哲學與西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