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報道創新談

■謝文英

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報道創新談

■謝文英

按照現行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全國人大常設機關。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行使部分全國人大的職能。全國人大常委會從設立以來，職權一直在變化。第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授權常委會適時制定部分法律。第二屆全國人大會議又授權常委會適時修改全國人大制定法律中不適用的條文。逐漸地，全國人大常委會職權基本劃定：在立法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可制定全國人大職權之外的法律，補充、修改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監督一府兩院工作；可部分調整國家預算；可根據總理提名，任免部長等?，F在大部分法律都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

由此可見，對于每兩月召開一次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工作的報道，政治性強、程序性強、專業性強，一字之差都可能謬之千里，因此容易出現千篇一律，淺而不深，大而化之等問題。如何在眾多新聞熱點中追尋人大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的腳步，并將之有血有肉地記錄下來，是策劃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報道最需要思考的內容。以下，筆者談談多年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的一些體會。

一、延伸報道可以讓熱點 “厚重”起來

每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都是一次新聞盛宴，如何把握熱點，讓熱點新聞 “厚重”起來，獨樹一幟，是媒體追求的報道方向。

全國人大常委會例會召開前，全國人大新聞局都會召集跑口記者開吹風會。會上，應邀參會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等法律修訂主管部門的相關負責人，負責向記者講解法律修訂或出臺的背景、要點，以及報道中需要注意的問題，新聞局負責人會將每項審議內容的新聞點提示給記者，方便各家媒體根據不同需求，策劃具體的報道方案。

面對相同的熱點新聞，該如何體現差異？筆者通過對多年常委會例會報道的觀察發現， “延伸報道”是可以讓熱點新聞 “厚重”起來的有效方法。

比如，2010年6月召開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對2009年中央決算報告進行了專題詢問。受國務院委托，財政部多位負責人到會回答詢問。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進行專題詢問。隨后，在2010年年末，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十八次會議第三次召開聯組會議，就醫改報告進行專題詢問。相比于首次專題詢問而言，此次專題詢問的新聞點更多地體現在內容上，與民眾的生活密切相關。因此，這也是大多數媒體報道的方向。

而檢察日報 《聲音周刊》在常規報道的基礎上，突出策劃，把點打在了人大監督上。記者通過對2010年以來的三次專題詢問內容的細心梳理，分析了三次專題詢問的不同之處，以及詢問效果，并獨家采訪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內司委副主任委員陳斯喜。這篇題為 《（肩題）今年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對決算、糧食安全和醫改進行三次專題詢問 （主題）全國人大常委會監督越來越給力》的文章刊發后，網站的轉載率非常高，而且得到全國人大新聞局好評。

2014年4月2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舉行。當從吹風會上得知此次常委會會議將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修正案草案》進行第三次審議時，《聲音周刊》編輯部決定，結合此前在2012年底召開的黨的十八大會議上中央提出的“加強對政府全口徑預算決算的審查和監督”，以及十八屆三中全會頒布的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 “加強人大預算決算審查監督、國有資產監督職能”的大背景，圍繞預算法修正案草案三審稿會作出怎樣的修改，如何回應中央的要求等做好延伸性報道。

記者專程到上海采訪了常年關注預算法修改，并提出一系列提案的全國政協委員、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蔣洪。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舉行當天，我們刊發了 《八問預算法修改》，搶得了報道先機，宣傳效果非常好，文章被多家媒體轉載。

二、數據背后的新聞會令報道 “先聲奪人”

近年來，工作報告都喜歡用數據用事例說話，以增加報告的可讀性。而數據剛好也是媒體報道中喜歡運用的因素之一。那么，在常委會例會報道中，如何把數據運用好，充分體現了策劃的功力。在這方面，都市報的報道模式往往更加靈活。

比如，2013年10月22日，最高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反貪工作報告。這是時隔2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聽取反貪報告。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表示，5年來，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犯罪案件 151350件 198781人，提起公訴167514人。法院判決有罪148931人。通過辦案挽回經濟損失377億元。5年間，檢察機關 “老虎” “蒼蠅”一起打，立案偵查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13368人，其中廳局級1029人、省部級以上32人。

翻閱當時的報紙，媒體幾乎都是以數據作題，然而獨樹一幟的還是 《新京報》采寫的 《5年來30余名省部級以上官員獲刑 近半為死緩》。與其他報道不同之處在于，它不僅運用數據，而且挖掘了數據背后的新聞。

文章沒有局限于報告中的數據來報道，而是通過對2008年至2013年公開報道的梳理，整理近5年來30余名省部級以上官員的案件資料，向讀者傳遞了更為豐富的也是讀者關心的數據：比如，有13人被判死緩，另有9人被判無期徒刑，其中涉案級別最高者為薄熙來和陳良宇；2008年以來被移送司法機關立案偵查 （含此前立案但2008年以后判決）的省部級以上官員貪腐案例有30余個。其中，有近半數 （13人）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包括劉志軍、王益、陳紹基等；另有9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包括薄熙來、黃松有等；3人被判處有期徒刑。

除此之外，記者還對報告中的數據加以分析。比如，報告顯示，5年多時間查處32名省部級以上官員，這意味著每年查處6人左右。然而，記者統計發現，2010年是查處省部級官員最多的年份，一年有11人被判刑。其中，6人被判死緩，5人被判無期徒刑。11人均犯受賄罪，部分官員同時犯下貪污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和濫用職權罪。這從一個側面，充分反映了檢察機關反貪力度的不斷加強。

筆者了解到，文章刊發后，社會關注度非常高，而且還得到了最高檢領導的充分肯定。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摘抄報告寫報道很難出彩，宣傳檢察工作，其實更需要深入挖掘數據背后的新聞，向公眾傳遞他們期待了解的信息，讓他們能夠從身邊的熱點新聞中看到檢察機關的職能作用，這或許比長篇大論地宣傳檢察職能，更容易被公眾所接受。

三、充分運用新媒體提升報道效果

策劃的核心是 “創意”，就是在報道選題、報道內容、報道形式、報道時機的設計與謀劃上必須具有創造性。策劃的創新意識，要求編輯在報道策劃中，大至主題結構，小至一篇稿件，找準合適的切入點，選取別人未曾選取的角度，涉足別人未曾涉及的領域，提煉別人未曾提煉的主題，報道別人未曾報道的內容。

以2014年10月下旬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為例，我們在報道計劃中確定了報道范圍與重點，在設計報道規模時要求：以報紙、雜志、網絡、影視、新媒體聯動、融合方式進行全方位宣傳報道，特別是要充分發揮 “兩微一端”等新媒體的作用。其中，《檢察日報》新聞版面、相關周刊刊發消息、通訊、碎片化報道、綜述、評論等；正義網、高檢網做即時報道、專題報道和碎片化報道；以微博直播方式實時報道曹建明檢察長作專項報告相關情況。最高檢、檢察日報、正義網 “兩微一端”及正義手機報等新媒體及時報道相關情況；《人民檢察》做相關專題報道；中國檢察視頻臺制作相關專題節目。

從當年的12月22日起，《誰辦案誰決定誰負責 檢察機關試點開展檢察官辦案責任制改革一年回眸》等文章陸續刊發。這是按照策劃，在報紙上連續刊發四篇系列深度報道作為前期鋪墊，分別從建立健全規范司法制度機制、加強案件管理和內外部監督制約、狠抓重點環節司法辦案行為規范、建設過硬檢察隊伍提高規范司法能力等方面對近年來檢察機關司法規范化建設的新思路、新舉措和新成效進行深入報道。在諸多媒體中，《檢察日報》對檢察工作報告的系統報道是獨一無二的。

“守成”與 “創新”，是時政新聞報道必須回答的課題。微信時代，新聞傳播格局發生改變，傳統的報道形式已經難以觸動受眾的拇指。新媒體當仁不讓地成為提升新聞傳播效果的必要裝備?！稒z察日報》在近兩年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例會報道策劃中，已經將新媒體納入報道范疇。比如，2014年10月30日，檢察日報微博發出的#一圖全知道# 【圖說規范司法】，直觀清晰地向讀者展示了人民檢察院司法規范化建設取得哪些成績。被很多網絡媒體轉發，發揮了網絡傳播的優勢。細節決定成敗。在精心策劃下，報紙、網站、微博、微信等聯動，全社一盤棋，很好地體現了聯動、融合的全方位報道模式，對曹建明檢察長所作報告的核心以及檢察工作，都發揮了積極的宣傳作用。

總之，新聞策劃是一項完整的、系統的工程，涉及到多部門、多領域的合作。新聞編輯要依據新聞資源不斷發展變化的最新信息，對策劃的主題、內容、形式、進度、規模和強度，進行全盤考量，及時對符合客觀實際的報道作出適度調整，使新聞策劃與報道對象、采訪環境的客觀實際始終相吻合。

（作者系檢察日報社 《聲音周刊》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