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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系史中對戰爭原因解釋的研究

2017-05-16 00:30劉洲
現代交際 2017年6期

劉洲

摘要:西方國際關系史學界對于戰爭原因的研究由來已久,不同的范式對于戰爭原因的解釋各不相同。還原到政治哲學的本體論研究上,現實主義從人性本惡的前提下認為戰爭的根本原因是國家對權力的追逐;自由主義從人性本善的前提下認為戰爭的原因是因為各方互相認識不夠、合作無法順利展開,因為各國不得不采取自衛性的措施,最終導致戰爭爆發;建構主義則認為人性本無善惡,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現象也并不一定導致戰爭。主要是系統與環境的建構導致國際社會承認戰爭的有效性。但是在斯蒂芬·范·埃弗拉看來這些解釋都不便于操作,所以他寫下《戰爭的原因》一書,試圖對這個問題進行解釋。但是,他的理論也并不能從根本上遏制戰爭。

關鍵詞:國際關系史 國際關系理論 戰爭原因

中圖分類號:D81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7)06-0093-02

斯蒂芬·范·埃弗拉在《戰爭的原因》一書中提出:“包括但丁、威廉·潘恩、圣皮埃爾神父、伊曼紐爾·康德、杰里米·邊沁以及詹姆斯·密爾都曾在這方面(研究為什么出現戰爭)做過嘗試……不過令人悲哀的是,學者們在這個問題上取得的進展寥寥?!盵1]斯蒂芬認為,這是由于前人們提出的種種假設和方法都不具備可操作性而導致的結果。于是他寫下了《戰爭的原因》一書,目的是提出具有指導性的假設,并由這些假設推導出相應的對策來應對可能發生的戰爭。在該書中,他提出了“錯誤的樂觀主義”“搶先行動的利益”“積累性的資源”等原因來解釋為何發生戰爭。他的理論很好地解釋了為何在某些特定的時刻發生了戰爭①,但是卻無法從根本上說清楚為何一個國家會對另一個國家發動戰爭。按照中國人的說法,他的理論“可以治標,但不能治本”。如果日本正確地估計了中國的抵抗能力,日本就不會發動對中國的戰爭?如果日本意識到轟炸珍珠港并不能為日本帶來搶跑利益,日本就會放棄對美國作戰?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在紛繁復雜的各種因素中,到底什么才是導致戰爭爆發的直接原因?正如斯蒂芬所言,諸多先賢都對這一問題進行過探討,我們有必要對此進行回顧。

一、現實主義對戰爭原因的解釋

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中,幾乎所有的流派都有自己的對戰爭的解釋。但是追根溯源,從政治哲學的源頭來看,現實主義者都或明或暗地指出人性使得戰爭成為必然?;舨妓乖凇独S坦》中指出:“所以在人類的天性中我們便發現,有三種造成爭斗的主要原因存在。第一是競爭,第二是猜疑,第三是榮譽。第一種原因使人為了求利,第二種原因使人為了求安全,第三種原因則使人為了求名譽而進行侵犯……根據這一切,我們就可以顯然看出,在沒有一個共同權力使大家懾服的時候,人們便處在所謂的戰爭狀態之下。這種戰爭是每一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盵2]在霍布斯看來人類天性中追求利益、安全和榮譽的本性,使得人類處于無休止的紛爭之中。而摩根索則進一步發展了這一理論,他認為利益應該是“以權力界定的利益”,安全依靠權力實現,榮譽是一種威望政策也是尋求權力的斗爭,所以戰爭的根源落腳于追逐權力。因此,摩根索認為和平要通過限制、轉變和調解的方法來實現。②肯尼思·華爾茲則認為無政府狀態的結構本身導致了戰爭。就算各個國家本身并不想進行戰爭,但是結構迫使他們不得不去這么做。就像每個人都知道擠兌銀行會導致銀行破產,所有人都會受損,但是在許多人都在擠兌的時候,每個人也只能選擇比別人先一步提取現款,否則自身就會受損。[3]因此,肯尼思認為只要無政府狀態的結構不發生變化,戰爭就很難避免。既然戰爭很難避免,只能通過均勢的手段,使得戰爭發生的條件更加困難。斯蒂芬的學說也可以看作這一范式中的一種理論。

現實主義者將戰爭的原因歸結于權力,認為利益依靠權力界定,安全需要權力保障。無政府狀態導致爭奪權力的無序進行,所以戰爭爆發。該范式的解釋中,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注意,人類和國家到底追求的是安全還是權力?該范式認為國家最終追求的是權力,而安全依靠權力來保證。

在這種邏輯中含糊地解釋了人類需求和安全本身之間的關系,是通過諸如“通過權力保證安全”“通過權力的均勢來維持和平”來進行描述。因此,在這種邏輯下,權力是這種敘事方式的核心詞匯,追逐權力成為了一切問題的根本。雖然說“安全需要權力來進行保障”,但對權力的追逐是否可以無限擴大?現實主義者認為這是可以擴大的,除開保障安全的必須權力之外,人類的本性會去追逐更多的權力。無政府狀態也給了人無盡的不安全感,為了保護自身,國家只有追逐權力。但是通過仔細辨別,我們應該注意到與人類需求最直接相連的,是安全本身,而不是權力。所以從權力的角度解釋戰爭的原因,是無法觸及戰爭根源的,也不可能最終解決這個問題。

正是這種目的(追求安全)與方法(抑制或追求權力)上的偏差,導致現實主義者在對戰爭爆發原因的解釋以及維持和平的研究上顯得十分無力。

二、自由主義對戰爭原因的解釋

自由主義者關注和平,對于戰爭也有自己的解釋。約翰·洛克在《政府論》中指出:“野心使世界上充滿了紛亂”[4]。隨著時間的發展,以格勞秀斯、洛克、康德等人的思想為基礎,自由主義逐漸出現不同的分支。這些不同的學術分支對于戰爭的原因的解釋存在細微的差別。羅伯特·基歐漢提出:“世界經濟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危險,很大程度上源于國家間的政治沖突”[5]。不過,基歐漢并不認為國際政治的常態是戰爭狀態,他認為通過合作與國際機制理論可以實現國際政治中的和平。而共和自由主義,特別是其中的民主和平論者認為唯有民主國家之間才會實現永續的和平。反過來說,即是非民主國家引發了戰爭。再進一步延伸,即是權威主義或者說是極權主義本身導致了戰爭。

這樣的邏輯形式中同樣存在一個問題。人類是為了追求和平而去追求和平嗎?顯然這個命題無法自洽。人類追求的并不是和平本身,而是和平帶來的安全感。此外,人類追求和平是為了安全,但是歷史告訴我們人類選擇戰爭卻不僅僅是由于不安全。與“不安全”處于同級位置的是人類追求的安全以外的其他東西,例如利益、快感等。不合作、集權等因素導致的問題也不一定是不安全,而也可能是上面提到的其他問題,最終引發了戰爭。

所以,自由主義者對戰爭的理解很可能要面對一個難題——即解決方法與問題根源的不一致。例如一戰后,國際社會普遍流行和平主義,在這種思潮下國際聯盟等國際組織紛紛誕生。這種國際合作的著眼點在于集體安全,即解決國際社會的“不安全”問題。但是這種集體安全的國際合作卻無法阻止或者說滿足德日等國的需求,因為這些國家所追求的東西并不是“安全”。這最終導致了戰爭的進一步擴大。

由此可見,由于戰爭的原因不同,導致避免戰爭的方法也應該有所區別。喬治和基歐漢指出三種國家利益——生存、獨立、經濟財富,即“生命、自由、財產”。但是自由主義在這三者所導致的問題之間并沒有進行進一步細致的區分,這導致自由主義者經常被批評為太過“理想化”。

三、建構主義對戰爭原因的解釋

亞歷山大·溫特在自由主義者的三種“國家利益”之上又加上了第四種利益,即“集體自尊”。國家如果希望得到安全,就必須滿足這四種利益。[6]反過來說,這四種利益得不到滿足,國家的生存就會受到威脅。但是國家也不會坐以待斃,這便會導致戰爭的發生。但是與現實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不同的是,亞歷山大·溫特認為:自我利益是由文化建構而成。[7]這意味著這些利益會隨著建構而改變,所以可以進一步推論,正是這種文化建構導致了戰爭的產生,而戰爭的消亡同樣需要依靠文化建構。亞歷山大·溫特認為戰爭按照拉格的劃分有兩種社會類別,即“構建性”戰爭和“成型性”戰爭。前者是霍布斯無政府狀態的主要戰爭形式,這種戰爭關系到單位的類型和生存。后者是洛克無政府狀態的主要戰爭形式,在這種無政府狀態中,各方都承認單位的生存權利,戰爭不是要毀滅對方,而是爭奪領土和戰略優勢。[8]根據他的理論,這種文化建構是戰爭的重要決定因素。同樣的行為在霍布斯文化下導致的戰爭是關系到國家生死的行為,但是在洛克文化下可能僅僅是試圖取得一定的優勢。因為文化不同,導致對戰爭性質認識的不同,最終導致的結果也完全不同。因此,如果能夠創造出“康德文化”,建構出“友誼”的角色結構,從而引出“多元安全共同體”的行為邏輯和趨勢,國家間的戰爭則可以得到避免。國家間會存在“相互和平意愿和行為的共有知識”[9]。

這個邏輯十分具有建設性。它擺脫長久以來關于人性善惡的根本性爭論,從社會形成的角度解釋了戰爭的形成。

但是正如建構主義長久以來被其他學者所批判的那樣,從文化上消除戰爭理論的操作性過低。人們很難提出具體的措施來實現這種理論設想,因此建構主義也經常被其他學者視為“唯心主義”。

四、結語

正如斯蒂芬·范·埃弗拉在《戰爭的原因》開篇就提到的那樣,許多理論“缺乏操作性”或者是“雖然被視為可操作的假說但是未得到驗證”。此外“不成功的和平觀念”依然流行??傊?,“關于戰爭原因的假說多而無用。那些將阻止戰爭作為手段的選擇并不會得到什么結果?!盵10]于是斯蒂芬放棄了阻止戰爭,而選擇了“暫?!睉馉?,即在戰爭即將爆發的時刻如何推遲它的爆發。斯蒂芬的理論可以視為是對傳統現實主義理論的補充。

但是,正如斯蒂芬對傳統理論提出的不滿一樣,他的理論同樣無法真正防止戰爭發生。戰爭的根本原因在于結構性矛盾,斯蒂芬的理論可能對突發性的戰爭能起到推遲的作用,但是絕對無法消除戰爭。

在國際關系史的研究中,以上幾種觀點是西方學界常見的對戰爭原因的解釋。我們中國學者在分析解釋問題時可以適當參考借鑒。

注釋:

①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錯誤的估計了中國的抵抗能力,最終發動了戰爭;日本認為搶先轟炸珍珠港可以取得對美國的優勢,于是日本發動了戰爭等。

②限制指裁軍、集體安全等;轉變指世界國家、世界政府等;調解指外交談判。

參考文獻:

[1]斯蒂芬·范·埃弗拉.戰爭的原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

[2]霍布斯.利維坦·論人類幸福與苦難的自然狀況(第十三章).

[3]肯尼思·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42.

[4]約翰·洛克.政府論·論征服(第十六章)[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107.

[5]羅伯特·基歐漢.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

[6]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96.

[7]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99.

[8]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55.

[9]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73.

[10]斯蒂芬·范·埃弗拉.戰爭的原因[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

責任編輯:孫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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