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香刑》與《合法殺人家族》中的劊子手形象分析

⊙龔 茂［西南大學文學院，重慶 400715］

《檀香刑》與《合法殺人家族》中的劊子手形象分析

⊙龔 茂［西南大學文學院，重慶 400715］

《檀香刑》和《合法殺人家族》都對劊子手心理有細致刻畫。以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為指向分析，他們由內部原因驅使就業，在職業生涯中尋求歸屬，盡管身處復雜的人際關系、尷尬的社會地位，對自我的評價也很模糊，但也在努力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

《檀香刑》《合法殺人家族》 劊子手 需求層次

人們對《檀香刑》的研究多集中在人性彰顯、民間闡釋、敘事形態、酷刑暴力等方面，但不能忽視莫言講他“曾經讀到過一部紀實文學作品《合法殺人家族》”。作品講的是法國歷史上的世襲劊子手家族，他們足夠堅韌、冷峻，其中有人不乏精神崩潰，但堅持者努力尋求合理合法性。這樣的故事“事實本身的分量卻征服了讀者，將他們帶入通時的、共時的興趣中”。在“創造性的刺激”下“得到重要的啟示而拓展了自己的創作思路”，在《檀香刑》中莫言充分描寫了行刑現場的看客心理，更對趙甲的內心世界予以酣暢淋漓的表現。筆者以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為指導，追蹤他們生存、歸屬、自我實現的人生，并分析劊子手形象。

一、驅使就業的內部原因

馬斯洛將人類需求分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人類對前兩種需要滿足的尋求是在其生存階段，之后是歸屬、自我實現階段。人的生理需要包括呼吸、水、食物、睡眠、性等，除性以外，失去任何一種都構成生命威脅。安全需要的直接涵義是避免危險，生活有保障，引申為包括職業的穩定、一定的積蓄、社會的安定和國際的和平等。當這種需要未被滿足，就會形成支配個體行為的動機心理，使行為指向安全。趙甲和夏爾·桑松家族成員當劊子手都受到外部及內部動機的驅使且內部動機占主導地位。

《檀香刑》中趙甲被余姥姥救下便想起他砍人的英姿，“舅舅的死活我并不關心，我關心的還是我自己”，趙甲因生存需要受到威脅接觸劊子手，有一定外部動機，但他還說“我也想做一個可以不動聲色地砍下頭的人”，顯然他受內部動機驅使更多，在長期被壓制狀態下產生扭曲心理，對行刑沒有本能的恐懼而崇拜砍人的氣魄，“身體先是挺立不動，然后迅速地往右偏轉，右臂宛如挽著半輪明月”?；剜l的他被“請”出山，實則是被要求出山，沒將行刑做到讓人滿意的程度還會有生命危險，他因滿足安全需求的需要重操舊業。

《合法殺人家族》中桑松的后代承受命運安排，為尋求生存和安全的需要入行。他們有重新選擇的機會，但因生活壓力選擇當劊子手，為有穩妥的生活保障繼承家業。劊子手職業的特殊性使他們動搖，但父輩總會告誡“有穩定的收入總比沒有任何收入好”。有位處刑人放棄家族事業當鎖匠，手藝高但維持不了生活，“人們聽到姓桑松，誰也不光顧他的店鋪”。

他們大都因生存和安全需要選擇當劊子手，但又有所差異。劊子手在法蘭西是承襲制，桑松家族無法逃離家族身份生活，他們受外部影響。中國的劊子手職業不存在承襲，趙甲更多是出于對劊子手的崇拜及內心萌發的殺人夢想，內部原因表現得更明顯，莫言借助趙甲對當劊子手充滿向往的扭曲心理把嚴苛的刑罰制度、社會的冷漠人情呈現了出來。

二、尋找歸屬的職業生涯

歸屬階段需要已滿足，社會需要和尊重需要成為新的激勵因素，“每一種基本需要的滿足都會引發‘更高’的需要，支配下一個意識階段”，雖處在不同社會的歷史文化中，但職業的特殊性使他們有圍繞職業的相似，超越時空面對劊子手的共同問題。

1.復雜的人際關系

簡單說歸屬和愛的需要是“希望擁有幸福美滿的家庭，渴望得到社會與團體的認同接受”。人們因時代心理不愿接觸他們，但這更突出劊子手努力在復雜人際中尋找歸屬與愛的需要。

桑松家族的第一代夏爾愛上劊子手的女兒，他擁有好的職業，生存和安全需要的滿足都不是問題，但他選擇和瑪格麗特結婚，從事劊子手是出于愛。這和他的后代及趙甲有所不同，他用自我罪惡感戰勝厭惡感，琢磨治療方法。人們求醫，期待獲得幫助的想法沖淡了生來對處刑人的恐懼。糟糕的人際有所緩和，可不意味著擁有正常的交往?？腿烁械较臓柤彝サ男腋?，但仍然鄙視他；關心社會改革的人咨詢他們，不是贊賞只是病態的好奇心。

莫言對趙甲的人際關系描寫并不單薄。處決美女后他再難行男女之歡，他沒從妻子那得到愛，對妻子的描寫空缺?！霸谝率碂o憂的社會里，愛的需要的受挫是引起人們不良反應的主要原因”，他習慣被疏遠，因此兒媳為他打理完辮子后他眼里泛出淚光。聯系到他對小甲的百般疼愛不難理解，他和桑松一樣渴望與人親近卻無法如愿，只能從兒子那獲得愛與被愛的需要。他看慣官場百態，趾高氣揚只因有御賜佛珠，但并非不知天高地厚，對袁世凱唯命是從。趙甲是知深淺明輕重的小官員，中國官場文化浸染下的生存之道，也是他的為人之道。

2.尷尬的社會地位

劊子手的社會地位尷尬且難定論，擁有淫威卻是依附于頒布刑罰命令的領導者，不受人敬重也并非因其道德淪喪，只是受這份職業本身影響。

《合法殺人家族》中，“給處刑人的敕書、委任狀、票據及其他文書都不直接遞到他們手里……只有跪在地上才能拿到”。但桑松的葬禮卻很隆重，這有行醫救人的原因。亨利對革命有厭惡，但他承認革命讓“先進分子把和處刑人的交往視為榮耀”。處刑人是國家權力的象征，“白色恐怖”到來，他們是被利用的對象，是法律的工具。政權更替對他們不造成本質影響，被物化過程中處于尷尬位置，恐怖期被重用，和平期被研究。

劊子手在中國如趙甲所說，是“古老而又卑賤的行業”。他們不代表個人而代表國法存在，袁世凱就認為錢丁對趙甲不敬即是對皇上不敬。趙甲希望讓劊子手受到人們的重視，這種使命感高于桑松家族成員，“只要國家存在就不能缺了劊子手這一行”，他渴望建立世襲制，認為兒子改行“同樣是個殺字，殺豬下三濫，殺人上九流”，這不禁讓人聯想到桑松家族的世襲家業。普通人則相反，媚娘說他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錢丁說劊子手是“連下九流都入不了的人渣”。

3.模糊的自我評價

馬斯洛說：“最穩定的和最健康的自尊是建立在當之無愧地來自他人的尊敬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名聲、聲望以及無根據的奉承上”。桑松家族尋求尊嚴卻沒有獲得最健康的自尊，《檀香刑》中唯有以余姥姥為代表擁有高超行刑技藝的前輩得到趙甲的尊敬，他們的自我評價呈現模糊性。

亨利在國會受審，他的威嚴和自尊心打動所有人，“即使我在生活中的作用有些殘忍，但它是法律和秩序必需的”。不滿“處刑人”的貶義，他請求改用他名，得到同意后虛榮心卻遭奚落；成為被研究的對象，而這也不是對他的尊重。處刑人內心深處始終有負罪感，如亨利每晚都跪在處死路易十六后從未再用的刀片前祈禱。桑松家族對自我沒有準確定位，帶著命運安排為國王效力，感到光榮的同時卻承認自己是工具，尋求“人”的尊嚴卻視己為工具以此擺脫人們的攻擊，最終得不到真正尊重。

類似桑松家族對劊子手的厭惡和罪惡，趙甲承認自己是沒有熱度的殺人機器，但他在短暫不安后，享受它帶來的榮耀，致力于優秀。面對質疑，他說“別人瞧不起我們這一行，可一旦干上了這一行，就瞧不起任何人，跟你瞧不起任何豬狗沒兩樣”。然而并不是說劊子手生而承繼它背后的權力和榮耀，他們的自我評價顯得模糊不清。歷代劊子手都要在臘八去廟里領粥，向佛祖表示做這行和叫花子一樣是為了生存，并不是天生喜歡殺人，乞粥的行為“實際上是一種對自己的賤民身份的認同”。

但桑松家族沒有表現出過多榮耀感，他們試圖以代表國家的身份擺脫公眾對他們的厭惡，處在特殊的法國大革命時期，領導者極有可能被趕下政治舞臺，對待刑罰忽輕忽重，他們無法保持榮耀感。在中國，即使清朝末期仍覆蓋著領導者絕對的權威，但趙甲對卑賤身份有認同卻保持一貫的自豪感。

三、追求超越的自我實現

上述需要滿足后，動機發展進入自我實現需要。馬斯洛認為“人對于自我發揮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種使它的潛力得以實現的傾向”。表現在劊子手身上就是必須殺人，若干始終不變的、遺傳的、本能的需要。

趙甲追求自我實現表現在行刑中堅持凌遲第五百刀體現技藝完美，他認為行刑有藝術的審美功能，“成千上萬的看客，被兵勇們阻攔在離執刑臺百步開外的地方，他們都伸長脖子，眼巴巴地往臺上張望著”，自己仿佛置身舞臺中央，要“適度地、節奏分明地哀號，既能刺激看客的虛偽的同情心，又能滿足看客邪惡的審美心”。作者重彩描繪刑場上的眾生相，整個受刑過程就是“酣暢淋漓”的大戲，“而每一方都是這場大戲的參與者”。

《合法殺人家族》中“成群的人或乘馬車或徒步涌向刑場……人們就像看戲那樣拍手喝彩”。一樣是被看，桑松家族成員沒有展現自我的渴望，他們追求自我實現，不像趙甲為行刑藝術化，表現為“以自己善良的心盡可能將自己感到不愉快的人物做得慈悲”，有人就改用隱形繩處死帕拉貝夫人。在能承受的范圍內進行某些改動是為了獲得安心，桑松曾在因斷頭臺發生爭論時提交文書：“即使犯人方面沒有任何障礙，執行人也必須是技藝高超的，死刑囚必須是非常強壯的?！彼麑嶋H是為了減少斷頭臺的使用，這超出他本職上升到自我實現的層次。

追求自我實現，亨利有自省和悔悟，力所能及做到慈悲，而趙甲追求的完美建立在受刑人的痛苦上，對生命的漠視和麻木不仁讓人膽寒。劊子手“作為法律的最后一個環節,始終具有神圣性。這種神圣性最終就只是一種程序的神圣性,而不再具有人性內涵”。如他與屠夫區別時的義正言辭，反映出封建王權鞏固權力統治，竭力編織出復雜、精密的刑罰文化之可怕，而把酷刑發揮到近乎精致的藝術程度，“可見這種文化本身的陰鷙、冷酷和老到”。趙甲的使命建立在對王權文化的強烈認同上，他作為刑罰展示的一部分，在這種過去、現在的對比中，他的不安，對職業認同的強調，“不但反諷瓦解了建立在暴力之上的權力威嚴的孱弱，也深刻地呈現出他在施刑于身體時會因身體之痛有隱隱的不忍，更重要的是那早已扭曲而缺乏自省精神的靈魂”。聽到要用威懾刁民的刑法處死孫丙，他有種扭曲的興奮和蠢蠢欲動。除了封建刑罰文化的荼毒，人性的喪失和自省能力的空缺是造成趙甲與桑松家族有差異的重要原因。

四、結語

本文以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為指導，探討兩部作品中的劊子手形象，他們受各種需要驅使，由于職業特殊性有很多相似，卻存在各種差異。結合深層的社會原因及文化背景，他們在特定環境中形成的個人心理及價值追求，才是真正理解這些差異之關鍵。

①④ 張志忠：《莫言研究的新可能》，《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版，第4期。

②⑨⑩????????? 巴巴拉·利維著，郭二民轉譯：《合法殺人家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212頁，第148頁，第31頁，第8頁，第9頁,第9頁,第44頁,第32頁,第30頁,第214頁,第27頁,第214—215頁。

⑤????? 馬斯洛著，成明編譯：《馬斯洛人本哲學》，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頁,第4頁,第55頁,第57頁,第57頁，第57頁。

⑥⑦⑧????? 莫言：《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頁,第70頁,第69頁,第264頁,第232頁,第267頁,第231頁,第105頁。

? 劉同濤：《“示眾”———小說〈檀香刑〉中的看客心理分析》，《井岡山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

? 黃曉華：《“看”的形而上學——從〈示眾〉到〈檀香刑〉》，《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

? 季桂起：《論莫言〈檀香刑〉的文化內涵》，《齊魯學刊》2004年第1期。

作 者：龔茂，西南大學文學院2015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編 輯：李珂 E-mail：mzxslk@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