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史料應用的科學性問題

到當代文學的研究成為史學研究的一個部分時，文學史料在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到當代文學史料成為研究工作中的重要一部分時，其研究成果的史學品格就大大提升了。

這并非說當代文學研究中史料的重要性此前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恰恰相反，迄今為止取得的不勝枚舉的重要成果，大多離不開對史料的利用，而不少學者已經完成或者正在著手進行當代文學史料的整理、編撰，為當代文學的研究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礎。但是，我們也面臨一個問題，就是當代文學研究究竟是審美的研究，還是史學的研究？審美研究，張揚審美想象的自由，是主體對文本的審美判斷。史學研究，則是把當代文學研究納入歷史的范疇，追求史學所不可或缺的科學性品格。文學作品，是審美對象，同時又是歷史地產生的事物。因此，研究中可以對作品做純審美的觀照，但要真正理解其意義，也不好說可以離開歷史的背景；但我們也不宜簡單地把文學作品及與作品相關的一些事件當成一般的歷史事件，進行一般意義上的歷史考察。這種審美與歷史的二重性，決定了當代文學研究兼具審美與歷史的雙重品格——這其實也是一切文學研究共同的特點，只是因為中國當代文學的背景，去當下又為時不遠，這一特點格外地明顯罷了。怎么辦？一個現實的選擇就是把兩者統一起來，把當代文學的研究視為審美研究和歷史研究的結合，從審美研究上升到特殊的史學研究，又以特殊的史學研究拓展審美的深度。

兩相結合的這種特殊性，對當代文學史料的科學性提出了特別的要求。于是，探討當代文學史料學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而不僅僅停留在對史料的一般運用水平上，就顯得特別重要。迄今對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學的理論探討成果不少，反映了學界對這一課題重要性的自覺，但到目前為止的研究中，吳秀明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問題研究》（以下簡稱《史料問題研究》）顯然是一個最為系統的突出成果。

當代中國經歷了從階級斗爭為綱到改革開放的歷史變動，社會的組織形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政治正確的標準，解決思想問題的方法，前后判然有別。如果不了解史料的歷史背景，就很可能被史料的字面意義所蒙，發生南轅北轍的錯誤，就像曾經有年輕人寫文章用一些來自西單民主墻的材料，按其憤怒聲討“四人幫”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行，來證明當時這些人是在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而非事實上的反“左”，這是由于作者不知道民主墻上的這種聲討當時是政治的正確，它表達的真實意義其實與其字面的意義正好相反。

《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問題研究》（以下簡稱《史料問題研究》）洋洋六十五萬言，我認為它在探索當代文學史料學的科學性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具體而言，反映在以下三個方面：

1.分類闡釋。作為一本討論當代文學史料問題的專著，《史料問題研究》對史料的特點和應用價值進行了分類闡釋。上編是對不同的史料類型進行分類研究，如分為公共性的史料、私人性的史料、民間與“地下”史料、書話與口述史料、版本史料等；下編是按當代文學史料與特定主題的關系來分類研究，如它與政治的關系、它與歷史觀的聯系、它與文學史編寫的關系等。這種分類研究，是從當代文學史料的具體語境出發的一種方法，當然也要兼顧史料的實際形態，分別對各類史料產生的語境，它的思維邏輯與表達方式，進行專題研究，實際就是對各類史料在運用中應該注意的事項加以說明。在當代語境中，不同類型的文學史料，其實際意義及表達方式，主要受制于它與政治的關系。雖然文學在任何時代都要受政治的影響，但當代時期政治對文學的影響力顯然是特別的，而且這種影響在不同類型的文學史料中又具有獨特的作用方式。只有恰當地分類，對其表意的邏輯及其特點做出準確描述，人們了然于心，才能保證史料運用時的準確性和科學性。比如“公共性的文學史料”，包括文代會的主報告，《人民日報》等主流報刊發表的關于文藝政策的宣示等，其修辭邏輯及其背后的政治意圖，別具一格。雖然半個多世紀來這些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在“文學為政治服務”的方針指導下，經歷多次反對所謂資產階級文藝路線和文藝界“反黨集團”的大規模政治運動，到“文革”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再到1978年第四次文代會廢除“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方針，提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各階段關于文藝的政策文件都有相應的政治修辭手法，但透過不同階段政治修辭的差異又能看到它們內在的一致性。正是這種一致性，成為這類史料明顯地區別于其他類型史料的突出標志。只有對這類文學史料的意圖及表達方式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合理而準確地加以利用。再如“私人性的文學史料”，特別是日記、自傳、檢討、交代，各有自己的表達方式，它們的真實性是要透過其特定的表達方式來加以把握的。具體地說，這些最為私密的材料，表達作者個人意圖的真實性，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中，是不應輕信的，而要加以具體分析。尤其是檢討和交代，作為當代文學（始自延安時期）獨有的史料，它們受到政治的影響至為深刻，但我認為恰恰這個原因，只要掌握它們的獨特的政治修辭“藝術”，它們反映歷史真實的可能性反而是無與倫比的。這主要是因為這個時期的檢討、交代者，大多是黨和國家的重要干部，長期受黨的教育，對黨懷著一顆忠心，在遭受政治沖擊甚至迫害的時候，他們仍然深信黨會給他們一個清白，而他們做檢討和寫交代，就是完成組織上交給的任務，是他們向黨表明自己忠心不改的一個重要機會。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中，他們的檢討和交代，常常是上綱上線，對自己和要他揭發的人扣政治帽子，但其所交代的基本事實，又常常是真實的?；镜氖聦?，他們斷不敢憑空捏造或者故意做假。這既是他們的政治覺悟，也是這些人的人格堅守。這些人可以在壓力下與要求他們揭發的人劃清界限，徹底揭發，以示政治立場堅定，或者貶低自己到極致，表現悔過自新的決心，全為了求得政治上的重獲信任或寬恕。他們很少杜撰基本的事實，因為他們知道這樣欺騙“組織”，只會讓自己罪加一等。換言之，他們的上綱上線、扣政治帽子，不過是在長期的、尖銳的政治斗爭中習得的一種保持政治正確的方法，是他們所懂得的政治“規矩”。恰恰因為這一點，揭開這些材料的政治修辭外衣，人們會發現，反而比世俗時代許多人礙于人情世故其所寫的材料更接近歷史的真相。對這類史料的生產方式及其特點進行專題考察，做出清晰的闡述，我認為對自覺而正確地利用它們，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幫助。

2.求真務實。在分類的基礎上，《史料問題研究》聯系歷史語境對一些史料所做闡釋，體現了可貴的求真務實的精神。讓人印象頗為深刻的是一些與政治聯系密切的史料，比如關于歷次文代會籌備過程中的政治運作、思想斗爭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人事矛盾，一些章節做了充分的梳理，向人們展示了豐富的歷史細節。這些歷史細節比大歷史所敘述的歷史概貌更有意思，更切近歷史的深處。以前人們只能通過正式發表的文件或者報道了解文代會的結果，而達成這一結果的錯綜復雜的歷史過程卻隱藏在歷史幕后了。今天，一些親歷者的回憶陸續發表和出版，會議籌備過程中的豐富的歷史事件披露出來，為人們認識和研究當代文學的歷史提供了非常好的材料。這些回憶錄，當然不宜輕易采信，但可以通過同一事件的不同回憶錄之間的對比和互刊，在相當程度上還原一些歷史的真相。第一次文代會是新中國成立前夕新生的人民政權對全國文藝的未來發展做戰略布局的一次大會。會議主題、文藝方針、報告起草、文聯的組織結構等，都由最高領導集團來主導，自不待言，而由茅盾負責起草的國民黨統治區文藝報告，在起草過程中發生了胡風拒絕參加起草小組會議的事，據現在披露的材料，大致可以確定，就是左翼文藝始自20世紀30年代的內部矛盾及宗派主義影響的延續。第二次文代會籌備過程中，馮雪峰的主報告側重于批評當時文藝界存在的問題，結果沒有被毛澤東認可，反映的大致是馮雪峰的文藝觀念及對文藝現狀的判斷跟不上政治領袖的思想。他只是就文藝來談文藝，致力于文藝自身的繁榮和發展，而沒有從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來看文藝，沒有堅定地把文藝視為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的一部分。說到底，還是書生本色。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引魯迅為思想上的同道，馮雪峰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對馮雪峰本來相當了解的毛澤東這時不接受他起草的文代會報告，顯然隱含對馮雪峰的思想觀念及其傾向的一種評價，也就相當程度上預示了馮雪峰后來不被信任并由此導致其悲劇的命運。毛澤東接著指定胡喬木負責籌備第二次文代會，可是胡喬木提出取消文聯，毛澤東“狠狠批評了喬木一頓”，說明胡喬木同樣的不那么懂政治。最終，毛澤東調來了因為批《武訓傳》不力而被他下放到湖南搞土改的周揚，由周揚全面負責籌備工作。周揚負責起草的主報告深得毛澤東的好評，周揚在文藝界的政治地位由此得以恢復和鞏固。當然，他在“文革”中同樣受到了政治打擊，這是后話。這些史料的披露以及準確的解讀，對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新中國成立后的50年代文藝界的形勢及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即使看似不那么重要的一些個別事件，細究也是很有意義的。蔣子龍創作《喬廠長上任記》，居然引起了作家與天津市委分管文教工作的書記的斗爭，這一斗爭又延伸到了當時在中央分管宣傳的胡耀邦和周揚。原來這只是因為天津這位書記“剛剛擺脫作為‘揭批查運動對象的厄運”，因為作品寫了郗望北這個人物，他認為干擾了正在天津進行的揭批查運動。文學創作與政治如此聯系緊密，又因為這種關系而被人簡單粗暴地與當下的政治聯系起來，實在是世所罕見的怪事，然而又實實在在地發生在中國的大地上。明乎此，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當代文學的處境和命運。

我認為，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是研究當代文學的一個充滿挑戰的重大課題，由這個切口進入，可以考察當代的文學體制、文學產生、文學消費以及與作家、讀者相關的許多重大問題?！妒妨蠁栴}研究》大量利用目前已經發表的第一手材料，結合史料學的要求做了細致的分析辨識，把求真務實的標準落在實處，使這本專著在某種意義上堪稱一本由史料所呈現的中國當代文學史。

3.講究分寸。這是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要求。我的體會，當代文學史料的科學性標準是要把史料放到特定的時代背景中，從規定的語境來分辨材料的實際意義。不過，我們既要透過“左”、右政治修辭發現歷史的事實，又要對史料揭示歷史真相的限度有一個清醒的預期。任何史料都不可能徹底還原歷史，哪怕用日記、新聞報道等最為接近歷史事件發生時間的記載，其澄清事實的準確性也有一個梯度。比較容易澄清的是日期，凡當事者的日記或者多人一致的回憶，可以作為明確某一事件發生的準確時間的證據。但如果把會議召開之類的時間準確性提高到衛星發射的那種精密標準，日記和新聞報道等材料馬上就變得無能為力。如果史料涉及事件的空間狀態，它還原歷史真相的可能性會再低一點。因為人對空間的感知具有比較明顯的主觀性，要受描述者的立場、興趣點的限制。換言之，人往往只能記住他關注到的、或者愿意記住的事情。讓一些會議參與者來即時描述同一個會議的過程，各人的陳述必定存在差異，尤其在一些細節上，一定有重要的遺漏，或者大相徑庭。如果使用這些陳述者所寫的材料，就得持謹慎的態度，最好進行綜合比較，盡量接近真相。如果史料涉及對人事關系的交代，或者事件性質的分析，它的可靠性將進一步降低。歷次政治運動中的揭發材料、檢討、交代，受當事者的政治立場、認識水平的限制，特別是受到當事者的趨利避害的心理動機的制約，其準確性是值得懷疑的。這并非說這些材料沒有價值；恰恰相反，如前文所言，這類材料的價值就在這種片面的深刻性——當揭開了政治修辭的外衣，它們將向人們呈現獨特的真相。但我這里所說的“真相”，也就是研究者通過分析研究所獲得的一個認識，它可能接近原初的歷史，但僅僅是可能，不能輕易地說已經破解歷史的真相。這樣的破解是有前提和條件的，它只能在這樣的前提和條件下才代表一個歷史事實。

用這樣的觀點來看《史料問題研究》，我認為它提供了這方面的有益經驗。作者的論述基于大量的材料，對材料還原歷史的可能性又持嚴肅認真的態度，想方設法通過材料的鑒別和對比獲取其中比較可靠的信息，用來呈現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分析它所包含的意義。這樣做，明顯地加強了這本專著的學術分量。

人文社會科學的史料的科學性問題，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它需要研究者結合發展著的時代，在研究工作的實踐中不斷地探索，賦予其適合新時代特點的哲學內涵，確立新的標準，革新思維形式，改進操作方法，把科學性的標準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妒妨蠁栴}研究》的價值，不僅在于它已經取得的成果，也在于它在這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課題，比如怎樣在吸收傳統史料學的經驗基礎上構建當代文學的史料學，當代文學的史料分類如何更有利于揭示史料的內在價值，提示史料研究的科學方法，從而為當代文學研究奠定扎實的基礎。這些課題，可以繼續探討，而《史料問題研究》已經走在同類研究的前面，正有待于學界同道朝著這個方向進一步努力！

（陳國恩，武漢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