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鑒互融

李志勇　柴興云++袁濤　丁廣治　佟海英

[摘要] 該文通過回顧我國民族醫藥發展現狀，提出當前民族藥研究的重點應是抓住其形成過程的理論經驗特質與藥物采、制、用等特色，形成有利于彰顯民族醫藥特色的研究策略與方法，即藥效物質基本清楚、作用機制基本清楚和民族醫藥理論與經驗特征基本清楚；并闡述了強調民族醫藥理論經驗特征的民族藥新藥創制技術體系中的3個基本方法，即“求同解異，探求不同醫學體系互鑒”、“以藥為線，尋找不同醫藥體系互融”和“品種親緣，發掘不同醫藥體系多樣藥源”。

[關鍵詞] 互鑒互融；民族藥；研究思路

Referencing and inosculating——discussion on modern research

strategy for ethnomedicines

LI Zhiyong1*， CHAI Xingyun2， YUAN Tao3， DING Guangzhi4， TONG Haiying2

（1. China Minority Traditional Medical Center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3. Xinjiang Technical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rumqi 830011， China；

4.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hinese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thnomedicines in China， and propos that the important research on ethnomedicine is to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and the special features in the processes of collecting，processing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ethnomedicine， which will be benefit to find the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method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These principles include making clear of the effective substances and mechanisms， and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The three methods in the new drug discovery technology system for ethnomedicine are to solve the difference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depending on finding the similarities of them， to find the conjunction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through the keyherbs， and to find medicinal sources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according to pharmaphylogeny

[Key words] referencing and inosculating； ethnomedicine； research strategy

少數民族醫藥是我國傳統醫藥和優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各族人民長期與疾病作斗爭的經驗總結和智慧結晶。少數民族聚居的地理環境、自然因素、歷史條件不同，生活方式、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多樣，加之受哲學、宗教等影響，少數民族防病治病所采用的醫技、療法及就地取材的藥物就形成了千姿百態的醫藥雛形，衍生了各具特色的民族醫藥[12]。

民族醫藥是對我國少數民族醫藥理論與經驗的總稱，其具有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雙重屬性[3]。根據學術形態分類，其可劃分為3類：①理論與臨床體系比較完整，擁有大量醫史文獻，形成相對完善的學科體系，如藏、蒙、維、傣族醫藥學；②理論體系尚不完善，但具有醫史文獻和豐富的臨床經驗，如壯、苗、彝、土家、畬族醫藥等；③有醫療技術和藥物使用經驗，但無文字文獻，僅以言傳口授在本民族世代傳承，或沿用中（漢）醫藥的理論且形成本民族特色，如水、布依、白族醫藥等[4]。根據宗教文化背景，民族醫藥也可分為：①以佛教的生命觀與方法論為哲學基礎的醫學，如藏、蒙、傣族醫學等；②以伊斯蘭教的生命觀與方法論為哲學基礎的醫學，如回、維吾爾、哈薩克族醫學等；③以儒、釋、道三教為哲學基礎，加上巫術與自然崇拜，如壯、瑤、土家、滿、朝鮮族醫學等[5]。亦有按地域劃分為西北、西南、南方、東南、東北與北方民族醫藥；或直接根據民族類別進行分類[3]。其中，藏、蒙、維吾爾、傣醫藥并稱為我國四大民族醫藥。

縱觀歷史，我國傳統醫藥發展經歷了萌芽、經驗積累、理論形成與發展4個階段，民族醫藥也不例外。少數民族因生產力、科學文化發展水平不同，在歷經萌芽、積累階段后，具有地域、宗教、文化、習俗特征的少數民族醫藥，其實踐過程走向了不同的歷史軌跡[1]。一部分進入了“實踐理論實踐”的高級循環，將其特有的生命觀、思維方法和實踐體會匯集為理論體系，走上了自主發展的坦途；而一部分則停滯于“經驗實踐經驗”的一般循環，僅停留于對偶然經驗的傳承。我國各民族之間大分散、小聚居，相互交往頻繁且歷史悠久，傳統醫藥（學）在形成（傳承）與發展中的交流促使少數民族醫藥與中（漢）醫藥之間、不同民族醫藥之間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呈現醫藥理論互受影響、藥材品種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補充的“交互格局”[6]。因此，任何一種民族醫藥，不論其身處何種循環模式，與其他傳統醫藥之間均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相互借鑒與融合。

1 民族醫藥的發展現狀與挑戰

我國民族醫藥的傳承與保護工作始于20世紀60年代初，在“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指導下，拉開了發掘、整理民族醫藥的序幕。特別是從“十五”至“十二五”期間，國家加大了對民族醫藥投入，以文獻搶救挖掘、特色診療技術規范、疑難病種臨床療效評價、民族醫藥學教材編寫、民族醫藥名詞術語規范等工作為主[7]，民族醫藥科技工作取得了長足進步。國家先后出臺了《關于加強全國民族醫藥工作的幾點意見》（1984年，衛生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少數民族事業“十一五”規劃》（2007年，國務院）、《關于切實加強民族醫藥事業發展的指導意見》（2007年，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等11部委）、《全國民族醫藥近期重點工作實施方案（2010—2012年）》（2010年，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2016—2030年）》（2016年，國務院）、《民族醫藥“十三五”科技發展規劃綱要》（2016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支持民族醫藥發展。我國各民族地區也出臺多種政策支持本地區民族醫藥事業發展。

據統計，我國各民族使用的藥材總數為7 734種，其中植物類7 020種[8]。包括《中國藥典》、《部頒標準》、《地升國標》、《新藥轉正標準》、《散頁標準》等在內的現有民族藥國家標準2 806個，西藏、新疆、內蒙古、青海、四川、云南、廣西、貴州等省區的地方民族藥標準1 511個，涉及藏藥、蒙藥、維藥、壯藥、彝藥、傣藥、苗藥；161家民族藥生產企業生產4 317個民族藥品種，253家民族醫醫院[9]使用4 000余個民族藥院內制劑品種[10]。

同時，通過設立科技規劃項目等形式，對民族醫藥事業的科技投入也逐年增加。例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在民族醫學領域從1990至2014年資助各類項目155項，總經費5 549萬元；民族藥學領域從2008至2014年共資助項目230項，總經費9 370萬元；2009年累積資助民族醫藥領域包括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在內的總經費約14億。受資助項目多集中在藏、蒙、維、朝、傣、壯、回、苗、土家等民族醫藥的藥物作用機制、藥效物質基礎、治則治法、藥用資源4個方面[1112]。國家科技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還聯合設立行業專項課題支持民族醫藥科技發展，以“十二五”為例，設立“民族醫特色療法療效評價及平臺技術研究”、“苗藥、傣藥、黎藥等民族藥發展共性關鍵技術研究”、“蒙藥產業化共性關鍵技術研究”、 “維藥現代化開發關鍵技術研究與示范”等課題。上述科技項目的投入，對民族醫藥事業發展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13]。

受歷史、地域、經濟、文化等因素制約，我國大多數民族醫藥仍面臨著“名醫消逝、名方失傳、名藥流失” [14]的存續危機以及“理論科學闡釋不足”、“醫籍文獻整理翻譯滯后”、“藥材基源不清、品種混亂”[15]、“成藥標準缺失、科技含量低”和“產業發展不均衡”[16]等發展危機。比如，維吾爾醫學的“異常黑膽質”病機制論[17]、傣醫“雅解”用藥理論[18]、藏醫“佐太”炮制技術[19]等，雖然已有很多研究，但仍不能完全科學闡明其內涵與特色。語言文化差異也是影響民族醫藥繼承與傳播的瓶頸之一，比如維吾爾醫學理論體系無論從對疾病的認識到用藥原則，從功能主治表述到疾病診斷標準，與中（漢）醫藥和其他民族醫藥理論差別較大；在傳播與推廣中如何將其“翻譯”成中（漢）醫功能表述和現代醫學病癥表述就成為維吾爾醫學需要慎重解決的問題[20]。民族醫藥研究中存在的其他困難與挑戰，其他學者均有論述[7，2122]，本文不再贅述。

民族醫藥作為少數民族地區的特色和優勢資源，因其有效性、便利性和經濟性而為本地民族所普遍接受和使用[2324]，對于區域經濟發展、弘揚民族文化、促進民族健康事業發展等方面更有重要作用[25]。據WHO統計，全球有約80%的人依賴傳統醫藥或補充替代療法，有50%的人曾經使用過傳統藥物[26]，其重要性一直為全世界關注；同時，傳統藥物也是新藥發現的主要來源，以傳統醫藥知識或藥源生境等為指引的藥物篩選模式要明顯優于隨機發現模式[27]。因此，當前民族醫藥研究應當抓住其形成過程的理論經驗特質與藥物采、制、用等特色，借鑒和吸收中醫藥現代化的經驗得失，采用一切有利于民族醫藥發展的現代技術[28]，形成有利于彰顯民族醫藥特色的研究策略與方法。

2 民族藥研究的策略與方法

借鑒中藥研發創新的“物質基礎基本清楚”、“作用機制基本清楚”與安全可控普適基本原則[29]，在對民族醫藥研究思路與方法的長期思考與實踐中，逐步形成并認識到民族藥研究應遵循的3個基本策略，即：藥效物質基本清楚、作用機制基本清楚和民族醫藥理論與經驗特征基本清楚[30]。前兩者旨在體現作為天然藥物來源的民族藥成藥性的基本要求，后者則強調將承載于民族藥上的民族醫藥理論與經驗用現代科學方法予以展現，其可以是實證即證明其有效性、科學性，亦可是一種新發現，對現代醫學或其他傳統醫學形式及創新藥物研發的啟示或補充。針對民族醫藥存在的醫藥理論發展不平衡、文獻資料匱乏、醫療實踐不系統或不健全、藥材品種混亂等現實問題，基于對傳統醫藥的互鑒互融認識，在現今的民族藥研究中，或可采用3個思路方法，即：求同解異，探求不同醫學體系的互鑒；以藥為線，尋找不同醫藥體系的互融；品種親緣，發掘不同醫藥體系的多樣藥源。

2.1 求同解異，探求不同醫學體系的互鑒

WHO將傳統醫學定義為基于本土文化、信仰、理論或經驗知識，用于預防、診斷、治療或改善身心疾病，維持健康的醫藥知識、技能和醫療實踐活動[31]。中國是多民族國家，具有多元的文化和傳統醫藥知識。除了中（漢）醫藥之外，我國已有35個少數民族傳統醫藥知識得到整理、挖掘與認可[32]。民族醫藥源于少數民族的歷史實踐和對生命、健康、疾病認識，以及樸素的“自然與人和諧”哲學觀[33]，基于不同的文化、地域、社會特征，形成了不同的觀點、理論認識和醫學術語表達方式。以維吾爾醫學、藏醫學、蒙醫學和中（漢）醫學的醫學理論體系比較為例（表1），雖然4種傳統醫學理論對認識人體組成的要素、體液和臟器功能分類等方面不盡相同，且對人體健康與體質、病因的理解也存有差異，但對維持機體健康的關鍵是體內各組成要素、體液處于平衡狀態的認識卻趨于相同[32]。這提示在民族醫藥現代研究中，通過對不同醫學體系的比較與互鑒，積極挖掘其“同”，架構不同醫學體系的“橋梁”，探尋理解和解析其“異”的途徑和方法?！扒笸猱悺辈粌H可以體現在傳統醫學體系中，也可以應用于傳統醫學與現代科學之間。如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neuroendocrine immune network，NEI）在現代醫學中被認為是維持機體穩態的自我調控系統，其通過激素、細胞因子、神經遞質等信使分子在細胞間復雜通訊來發揮自我調節作用，許多疾病的發生和發展與NEI的交互作用密切相關。NEI整體調控作用與中醫的整體觀念具有相似性，中醫的陰陽平衡觀念與NEI網絡的雙向調節有關[34]，因此，NEI可以是連接中醫、西醫和理解中醫證候的橋梁。李梢[35]采用系統生物學方法發現NEI可能是中醫寒、熱證的分子基礎，激素和免疫因子在寒證、熱證生物網絡中占主導地位，這2個網絡由神經遞質相連接；與熱證疾病相關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細胞因子受體相互作用信號通路上；與寒證、熱證疾病相關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神經活性的配體受體相互作用通路上（圖1）。哈木拉提·吾甫爾[36]分別觀察維吾爾醫辨證分型和中醫辨證分型患者血清SOD，GSHPx，MDA等自由基變化，發現維吾爾醫異常黑膽質證與中醫腎虛痰瘀證具有相似的物質基礎，兩者可能是機體功能病理生理變化的不同醫學理論闡述。另一項針對112例哮喘病例的研究顯示，非激素依賴性哮喘和感染性哮喘、維吾爾醫異常黑膽質型哮喘和中醫痰瘀證哮喘具有相似的腦電圖特征[37]。本課題組遵循求同解異之思路，比較和梳理中醫藥、土家族醫藥防治血管性癡呆的理、法、方藥體系，尋找到了由土家醫“毒氣”學說切入的血管性癡呆特色治療策略，即“玍毒內生，腦筋不用”病機[38]與“理陰化毒”治則（表2，3）?！扒笸猱?，探求不同醫學體系互鑒”或可成為探尋民族醫藥理論與現代疾病認識的契合，在民族醫藥理論指導下進行民族藥科學研究的主要依據[39]。

2.2 以藥為線，尋找不同醫藥體系的互融

中藥、民族藥都源于自然界天然存在的植物、動物、礦物或其加工品，它們的發現依賴于人類先天本能和后天生產生活中獲得[41]。每一種藥物都體現了一種醫學標準，這些不同傳統醫學中的標準有可能無法直接比較[24]，但藥物是溝通不同醫學體系標準的橋梁。據統計，藏漢共用的藥物有300多種，蒙漢共用的400多種，維漢共用的150多種，訶子在7個民族地區使用，天門冬有18個民族使用等[11]。中醫藥與民族醫藥、各少數民族醫藥之間“藥材品種互有交叉”的歷史和現實格局，為民族醫藥的現代研究預留了充裕的發展空間。

2.2.1 藥性理論——互融的傳統理論基礎 中藥、民族藥融合了不同的地域環境、文化習俗因素，形成了不同的用藥理論與經驗，或因醫藥理論的成型而邁向成熟[41]，或僅是承載治療疾病原始功效的天然藥物。對民族藥功效及其理論經驗的描述不僅受限于跨民族之間的語言表述差異，也存在與現代醫學術語兼容性差的現象，有些傳統醫藥術語甚至是一系列想象的隱喻。而這些諸多差異中，藥性或是其共有基礎。藥性是對傳統藥物屬性的高度概括。據統計，我國藏、蒙、維吾爾、傣、土家、畬、基諾、回、朝、瑤、苗、黎等民族醫藥理論體系中，皆含有對藥性即藥物屬性的認識。在不同傳統醫藥的理論中，即使基源相同的藥物也可能有不同的藥性表征內容，但“寒熱”和“味”藥性在中藥、民族藥中具有通識性，只是在要素組成數量、內容及與功效的表征聯系（性效關系）上略有差異[42]。藥性理論是“藥”“理”結合、溝通醫理與用藥實踐的橋梁，不僅有助于對民族醫藥理論本源的追溯，了解民族藥組方規律與原則[43]，其“寒熱”和“味”藥性也可作為理解不同民族在識藥、制藥、用藥上相似與互融的參考依據。

2.2.2 組效關系——互融的現代認識基礎 藥物的功效由其所含主要活性成分的整體作用所致。動植物具有環境脅迫適應性能力，導致任何一種植物來源的藥物都含有上千種化學成分，且部分結構類型常固定并存，化學成分的多樣性和各成分相互關聯使草藥成為具有涌現性特征的復雜系統[44]；而藥物的化學成分信息與其傳統功效之間具有關聯性，可用于推斷藥物的療效并了解其藥效潛力[45]。例如對維吾爾藥阿里紅Fomes officinalis （Vill. Ex Fr.） Ames中三萜酸類成分的分離與活性評價發現，阿里紅的“祛風除濕”功效與三萜酸類成分抗炎活性及丙二酸半酯結構之間具有潛在關聯性[46]；Bao Yanfang等[47]比較了青藏高原40種寒性和熱性藏藥材的抗氧化活性發現，寒性藏藥比熱性藏藥表現出更高的抗氧化活性，且其抗氧化活性與藥材中的總酚類成分含量呈線性關系，而黃酮類成分只與熱性藏藥的抗氧化活性有關。這些發現為研究民族醫藥理論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不同語言、術語表述的民族藥功效及臨床應用可因相近的化學成分結構和組合信息而以相似的藥理作用描述出來，這就使不同的傳統醫學體系具備了交流、融合的物質基礎。

2.2.3 以藥為線——互融的方法學基礎 “以藥為線”也是我國中醫藥與民族醫藥、乃至跨境傳統醫藥實現資源整合、和合共贏的有效途徑。歷史上，《新修本草》（唐·蘇敬）、《本草拾遺》（唐·陳藏器）、《海藥本草》（唐·李珣）、《本草經集注》（南北朝梁代·陶弘景）、《滇南本草》（明·蘭茂）等著作反映了中醫藥借鑒、吸納其他傳統醫藥知識和藥材品種并將其中醫藥化和本土化的偉大實踐，至《本草綱目》（明·李時珍）收錄被中醫藥使用的外來藥物已達200余種[4850]；民族醫藥亦吸納并使用了很多中藥品種。據此，“以藥為線”或能較好地應用于民族藥小復方的優化升級研究，即以跨醫學體系、基源清楚的共用藥物為線索，在醫理經驗相近的成熟醫學體系中挖掘有效藥物組合，對民族藥小復方進行建構優化，在遵循民族醫藥理論經驗特征前提下，將理清配伍關系、合理增減組成、核準配伍劑量，明確臨床適應癥作為民族藥方劑建構優化目標。大致包括：①遵循醫藥理論經驗原則；②原方主藥地位不變原則；③基于主藥關系的藥物增減原則；④主治范圍不脫離原方傳統功效原則；⑤組方藥物之間不沖突（安全性）原則；⑥經濟優效原則，即優效前提下的最小組合數和最小用藥量。民族醫藥在實踐中積累和形成的大量方劑蘊藏在醫藥典籍或口承經驗中，有些具有一定的配伍規則，但也存在大量經驗組方和隨機組方。相較于中醫藥，民族醫藥方劑還具有配伍藥材品源不清、配伍關系不明、配伍劑量不準和類方體系不健全等現實問題；而民族醫藥典籍及口承經驗在傳承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也影響了民族藥處方組成、劑量、適應癥等的真實性，民族藥方劑組方優化面臨很多現實的挑戰和束縛。因此，“以藥為線”即以跨醫學體系共有藥物為切入點，充分吸納我國傳統醫藥領域的有益經驗，把握中醫藥、民族醫藥醫理和用藥的融合點，或是當前解決民族醫藥研究現實困難、促進中醫藥、民族醫藥協同發展的可行方法。

2.3 品種親緣，發掘不同醫藥體系的多樣藥源

我國民族藥資源豐富，具有資源物種地域化明顯、物種數量及蘊藏量各有特色、藥材主要來自野生采集、資源利用差異性顯著等特點[51]。民族藥主要分布在我國青藏高原、橫斷山脈高山峽谷、西部荒漠、北部草原及云（滇）、黔、桂、海南及東北邊緣的山地，生態環境復雜多樣，囊括了我國所有的植物區系成分，藥物資源豐富；在中醫藥或民族醫藥中，同種藥物的功效及臨床應用可能不同，或基源相同但藥用部位不同，也由此導致了一藥多源、一藥多名、同名異物、“同物異名”等名實混亂現象。如藏藥“蒂達”由藏語音譯而來，還有“松蒂”、“桑蒂”、“俄蒂”、“蒂達加布”、“森木吉蒂”、“賽蒂”等名稱，基原涉及印度獐牙菜Swertia chirayita （Roxb.ex Flemi） Karsten、川西獐牙菜S. mussotii Franch、爪瓣虎耳草Saxifraga unguiculata Engl.等7個屬的60余個品種[52]。

植物在漫長的演化過程中，形成了或遠或近的親緣關系，不僅形態上相似，其植物次生代謝產物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藥用植物的生物活性成分多屬于植物次生代謝產物，近緣物種的生物活性和功效具有相似性，而具有相似功效的藥用植物也具有相近的親緣關系，這一規律被稱為藥用植物親緣學[53]。如，賴新梅等[54]研究發現《中華本草》部分親緣關系植物藥在功效分布上具有親緣傾向；李旻輝等[55]也發現親緣植物類蒙藥的藥性、藥理活性之間具有相關性。孟珍貴等[56]以《中國民族藥志》收載藥物為數據來源，通過計算11種民族醫藥的距離得出藏藥、維藥、蒙藥構成一支，且與其他醫學體系關系較遠；白族醫藥和納西醫藥聚成一類，彝藥、傣藥、拉祜族藥聚為一類；而苗藥、瑤藥、壯藥又聚為一類；經計算所得的民族藥親緣關系與這些民族使用語言的親緣關系接近。

顯然，利用植物藥品種的親緣關系，不僅能快速預測研究草藥的主要化學成分及潛在藥理活性，還有助于尋找可能的替代藥。肖培根院士在20世紀60年代進行藏藥“Tangchom Gaabo”（原植物為馬尿泡Przewalskia tangutica的根）研究時，考慮其親緣相近的種類均含有莨菪類生物堿而開展針對性化學分析，為莨菪類生物堿增加了1個新資源[57]。同樣，“藏茵陳”為多藥源藏藥品種，馬俊蓉等[58]通過比較川西獐牙菜、紫紅獐牙菜、抱莖獐牙菜、紅直獐牙菜等品種的親緣關系，發現川西獐牙菜、紫紅獐牙菜親緣關系較近，可作為藏茵陳藥用品種。管志斌等[59]分析傣藥“傣百解”原植物等9種云南產牛奶菜屬植物物種間親緣關系，ISSR結果支持傣百解Marsdenia auricularis sp.為牛奶菜屬植物，且和通光散M. tenacissima有親緣關系，兩者有相似化學成分組成。

3 強調理論經驗特征的民族藥新藥創制技術體系

“醫藥理論互受影響、藥材品種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補充”彰顯了包括中醫藥、民族醫藥、民間醫藥在內的我國傳統醫藥體系的整體與個性之美，把古老的“互鑒互融”智慧傳延至現今的民族醫藥科學研究中，將最大程度尊重和繼承我國傳統醫藥的原創思維。民族醫藥理論和用藥經驗在其歷史實踐中保留了大量合理內核，如何挖掘與發現，平衡繼承與創新關系[31]，是民族醫藥現代研究的艱巨挑戰?；趯ξ覈鴤鹘y醫藥“互鑒互融”認識，在強調民族醫藥理論經驗特征的前提下，將“求同解異，探求不同醫學體系的互鑒”、“以藥為線，尋找不同醫藥體系的互融”、“品種親緣，發掘不同醫藥體系的多樣藥源”用于民族藥創制與新藥發現；在基于民族藥的新藥創制技術鏈上，將其劃分為“民族藥（復方）發現與評價”、“活性成分預測與辨識”、“組方/組分優化”3個關鍵環節，以民族醫藥理論經驗為指導，挖掘特色民族藥（復方）并進行系統性評價，網絡藥理學、計算化學、In Silico等干法實驗技術為民族藥多靶點、多途徑藥理效應提供可量化數據，已成為民族藥新藥發現與藥效評價的新思路與新方法[60]；“活性成分預測與辨識”環節重點在闡明民族藥藥效物質基礎，并用其化學成分表征民族藥質量與有效部位[6162]；“組方/組分優化”環節以成藥性為目標，在明確其作用機制的基礎上，通過實施民族藥組方/組分優化改造，完成民族藥（復方）的臨床前研究。在上述各環節中，是否闡述清楚民族藥的藥效物質基礎、作用機制及其所蘊含的理論或經驗特征可作為民族藥新藥研究的關鍵標準。

我國少數民族在生存與繁衍的漫長歷程中，創造了燦爛的傳統醫藥文化，其形成軌跡既保持了自身特色又不斷地相互借鑒與融合。在當前傳統醫藥與現代醫藥、生命科學共榮發展的環境下，如何開展民族藥的現代研究，應該采取哪些策略與方法是新時期民族醫藥實踐的重要議題。本文在總結我國民族醫藥科研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基于“互鑒互融”理念，形成了對民族藥現代研究的一些策略、方法思考，并初步提出強調民族醫藥理論經驗特征的民族藥創制技術體系構想，希冀其能對民族醫藥研究產生積極影響；當然，本文對民族藥現代研究的方法學探討仍需更多的實證研究來驗證和完善。我國民族醫藥“千頭萬緒”又“異彩紛呈”，本文也僅是“引玉之磚”，仍需更多的方法探索與實踐。

[致謝] 江蘇省中醫藥研究院封亮副研究員、新疆醫科大學米仁沙·牙庫甫副教授、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用植物研究所何春年副研究員、青海大學仁青東主副教授、成都中醫藥大學孟憲麗教授等在文章寫作中給予的指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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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丁廣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