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科普”為什么這么難

015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了“加強農業轉基因生物技術研究、安全管理、科學普及”，首次將轉基因科普與研發和安全管理并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與往年的一號文件相比，“分子育種”委婉的表述被“農業轉基因生物技術”替代，這表明了中央對轉基因研發旗幟鮮明的態度，有助于轉基因議題的脫敏，糾正當前輿論污名化轉基因技術的傾向。

加強轉基因科普的政策導向，與2009年批準轉基因水稻的生物安全證書一樣，可能成為在中國轉基因發展史上標志性的事件，但實施起來并不容易。

事實上，各種轉基因科普此前一直在進行。在一些科研項目中，尤其是在轉基因作物新品種培育的重大專項中，便包含了科普性質的轉基因風險交流課題。各地科委與科協系統在每年的科技周和科普日活動上，也不乏轉基因科普的議題設置。但整體來看，這些脈沖式的科普活動并不系統，受眾面受限，形式較為單一，因此成效并不明顯。讓很多科學家和科普工作者有些沮喪的是，在網絡上，猜疑、抵制甚至謾罵轉基因的言論一直甚囂塵上，并不因為一紙文件的政策導向而有所改變。

這讓我們不得不發問，轉基因科普為何這么困難？其實不妨換一個問法，我們要不要“轉基因科普”？

商榷“轉基因科普”

作為多年來擁護轉基因技術的科學傳播工作者，我們的提法并非是讓轉基因科學家或相關科學界放棄與公眾的交流。恰恰相反，我們多年來一直在呼吁、說服、推動科學家更積極地與公眾進行溝通，化解公眾的疑團，促進他們對轉基因的接受。

同樣，我們提要不要“轉基因科普”這個問題，也不是因為我們遵循著科學傳播界的理論反思，在科學社會學的高度上認為科普是一個帶有權力色彩的詞匯，體現著科學界與公眾之間——也就是普及科學者與被普及者之間——的不平等。我們認為，科學界與公眾之間在知識上的不平等客觀存在，科普這個詞并不體現一種政治權力的不平等。

而之所以我們要提“要不要轉基因科普”這個問題，恰恰是因為我們認識到，公眾接受轉基因與否，遠非一個“科”字了得。 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世界各國科學傳播研究者30多年來對轉基因的研究表明，轉基因爭議是公眾心理認知特點、社會背景以及科學延后的傳播體制相結合的產物，遠非是由于公眾對轉基因知識不夠。在這種情況下，用高舉“轉基因科普”大旗的方式來促進與公眾在轉基因問題上的交流，非常容易把解決方案——雖然現在并沒有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限于加強對公眾的知識教育。而公眾的科學知識程度不能決定公眾的轉基因接受度，這幾乎成為了科學傳播實證研究的共識。

知識的辯證

在對轉基因議題進行傳播研究之初，學者們就認為，科學知識水平對于人們接受新科技至關重要，例如，現代公民科學素養指標的奠基人、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Miller就指出，知識水平與人們理性地認識世界，從而接受科學的指導有關。另一方面，大量研究表明，只有極少數公眾對現代基因科技有基本的了解。生物技術推廣者們認為，人們的科學知識、特別是生物技術知識可以預測他們對轉基因的接受度。

但研究顯示，公眾對轉基因的風險意識與他們的生物知識水平沒有相關性。 不同類型的知識對受訪者覺察到的轉基因的風險和收益在統計上也沒有顯著相關性。受眾風險意識的高低與“不可知效應”緊密相關。所謂“不可知效應”就是公眾相信，圍繞著轉基因還有大量的未知因素。其他學者則斷定，與其說更高的知識決定了人們對轉基因的接受度，不如說較高的知識水平啟動了人們理性認知的快捷方式，讓人們更加傾向于基于風險與收益來衡量轉基因，其結果是，知識水平本身只能很微弱地解釋人們對轉基因的接受度。

上述的研究，大多數依賴于問卷調查。但這些結論與實驗手段得出的結論很一致。研究科學傳播的心理學家以實驗研究為手段，證實在人們形成對轉基因的態度過程中，事實性信息（近似于上述研究中所說的知識）所發揮的作用，不如價值和情感性信息大。價值和情感成為了篩選事實的認知通道。

該如何理解這一點呢？應用現代心理學的認知原理，我們可以對此進行解釋。心理學的認知原理中的一個基本假設就是人類認知能力有限說。在長期的進化過程中，為了克服人類的有限認知能力，我們的祖先養成了諸如只關心對自己最重要的事情（選擇性記憶）、選擇性遺忘、更加關注負面消息（負面偏好）、動機性推理（人們往往本能地選擇證據，維護自己的既定觀點）等種種“好習慣”。無論如何，這些習慣讓我們回避風險，讓我們更加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認知資源。

回到轉基因的問題上，一個尷尬的局面是，當公眾對此不關心時，很難對其進行轉基因的知識普及，普及了也記不住。但當各種有關轉基因的負面消息充斥媒體或者是網絡空間時，人們會迅速形成了對其的態度，這種態度大部分時候是負面的。而一旦形成這種態度，人們遇到新的轉基因信息時，往往本能地把它與自己的既定態度做一比較，然后迅速做出決定。不用說，在大多數公眾的轉基因態度趨于固化之際，做出回避或拒絕決定的人不在少數。

信任與價值的互動

但是，另一項在2006年進行的對中國公眾對生物技術輿論的調查表明，人們的教育水平（是否擁有大學以上學歷）與其對各項生物技術（含轉基因農業、轉基因食品、基因檢測、克隆人類細胞等）的接受有明顯相關性。同樣，其他以消費者為對象的研究，也表明了生物知識的多寡與受眾接受轉基因的程度有正相關性。

為何中國的研究結論會與上述知識作用有限的研究結論有較大出入呢？首先一點在于時間差異。上述的中國研究，最晚是在2006年進行，其時中國公眾對轉基因的態度尚未固化。知識仍然有用武之地。

但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另一個更加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國的學歷差異事實上也會代表著態度以及對科學界的信任度方面的差異。在沒有其他因素影響下，學歷越高越容易信任科學家的工作。最近還有研究發現中國的理工科研究生中，支持轉基因的接近90%，這很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實際上，許多學者相信，體制性信任，特別是對公共機構的信任是人們對轉基因技術具有較低風險意識和較高接受程度的主要因素。所謂公共機構，既包括了管理具有潛在風險性技術的政府部門，也包括了開發這些技術的科學機構、科學家和企業。

經典著作《社會信任與危機管理》一書指出，公眾對新興技術的信任與信心意味著他們認可這種技術的合法性。而政府的風險管理部門當然應該是合法性的主要來源之一。多項研究肯定，信任是預示人們對新技術持積極態度的主要指標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學者的幾項研究也表明：公眾對政府的信任與他們接受化工廠和愿意接受藍藻污染的風險呈很強的正相關。中國消費者對轉基因的支持度與其對政府的信任相關，而對政府的信任則可能受到家中是否有人下崗，是否經常停水等因素的影響。

這一點很好理解，因為公眾需要政府為新技術的安全打包票并管理可能出現的風險。就轉基因技術而言，由于在公眾認知水平和需要全面理解轉基因技術所需要的知識之間總是存在差距，這樣體制性信任就成為填補這一差距的心理手段。體制性信任推動著轉基因產業在美國的擴張。美國民意調查機構Pew所做的公眾對轉基因態度的常規調查顯示，2003年的Pew調查顯示，83%的美國人相信FDA對轉基因安全所做的結論。

但另一方面，如果缺乏體制性信任，人們對轉基因的接受度也會明顯降低。例如，1990年代末，有研究者將同樣的有關轉基因安全性的信息給兩組英國公眾看，其中一組告訴他們這是科學家的結論，另一組告訴受試者這是英國政府的結論。結果后一組對轉基因安全認可度明顯比第一組低。分析認為，這是因為英國政府在瘋牛病問題上隱瞞真相導致的結果。

而我們自己對涉及科學內容的媒體報道及微博發言的長期觀察和研究也發現，公眾和媒體對科學議題的態度，同樣與對體制信任度密切相關。例如，我們針對在湖南衡陽違規進行的轉基因黃金大米營養轉化實驗的微博傳播的研究顯示，網友對科學的質疑往往與其對政府管理的不滿和對傳統權力的顛覆有關。

除了政府外，體制性信任也體現在對科學權威的尊重上。近年來，大量的研究都表明了尊重科學權威和信任科學家對人們接受轉基因等新興技術的重要性。一項最新發表的對澳大利人10年來對轉基因態度變化的研究也表明，對轉基因技術的接受度與對科學家和管理者的信任顯著相關。

總結上面介紹的研究發現，我們可以認為， 公眾知識水平并不能確保他們接受轉基因，對政府和科學家的信任度與人們接受轉基因與否有很強的相關性；相信科學權威對于人們接受轉基因有很強的影響。

心理與社會因素的互動

但是，如果把人們對轉基因接受與否的主因歸結為認知習慣、信任與價值等心理因素，那就難以解釋，何以其他的爭議性科技沒有像轉基因一樣遭到這么多非議？為何轉基因議題在世界轉基因研發與應用第一大國美國就沒有成為一個重要的爭議甚至話題？

這實際上又涉及到社會體制與人類認知因素的互動。1990年代初期轉基因爭議開始起步時，歐洲以反核和反企業污染為標志的環境保護運動剛剛因為取得了階段性勝利而喪失凝聚力，很多環保組織和社會運動組織者亟需新的靶點。轉基因的誕生來得“恰到好處”。而另一方面，科學家們對與公眾交流的輕視讓他們迅速喪失了話語權。到2003年英國舉行是否讓轉基因產業化的全國性辯論時，科學家和政府方面一敗涂地。

但科學家一方的失敗也不能說都是因為他們不重視傳播。轉基因知識在輿論場的缺席，也與科學共同體的邏輯與媒體邏輯的錯位有關。一項對近15年來世界主要英文媒體對轉基因突發事件報道的研究發現，科學家或生物技術公司的信息發布總是比這些事件的熱點新聞報道慢了一拍，錯過了媒體關注的焦點時期，相應地減少了公眾全面獲取轉基因知識和正面信息的機會。究其原因，是因為科學家要對事件進行調查，而公司需要低調以避免爭端引火燒身，結果，等科學結論出現，媒體的興趣已經銳減，這導致在有關轉基因的新聞辯論中，各方力量并不均衡。中國轉基因科研與產業界同樣存在這種回避熱點新聞的情況。

回溯中國轉基因輿論演變歷史，很多人都會聯想到2004年12月的一期《南方周末》刊登出的《轉基因稻米：13億人主糧后的利益懸疑》一文。這篇文章直指科學家因個人商業利益而力推轉基因水稻的產業化。該文成功地為讀者構建了在價值立場上對利益勾結的控訴，引發了全國很多公眾對轉基因的質詢和抵制。而這種抵制，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公眾對轉基因知識的了解，而是基于上述的邏輯，即公眾相信科學家具有商業私利，這破壞了他們對科學家和相關政府部門的價值認同，這一點進而影響到他們對科學家的信任，而較弱的體制性信任又與較低的對新技術的接受度緊密相關。

正是這些社會因素和社會事件，導致了反對轉基因的輿論經常占據上風，并與人們的種種心理認知方面的“偷懶”原則結合，在轉基因問題上形成了公眾輿論的固化。

轉基因該如何普？

上面的所有分析，都是建立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它們表明，轉基因爭議的形成是社會、政治、科學、經濟等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而作為各種研究比較確定性的結論之一，就是知識程度不能決定人們對轉基因的態度。這也就意味著，我們的一些轉基因科普教育活動收效有限，最直接的原因是人們根本就不太會關注這些活動傳遞的知識。

另一個非常確定性的結論則是，對政府和科學家的信任與人們接受包括轉基因在內的新興技術密切相關，這對于中國的轉基因決策尤為重要。長期以來，有關部門為了避免爭議，在轉基因問題上回避公眾的質詢，透明性嚴重不足，殊不知，這只會進一步惡化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并進一步減弱民意對轉基因的支持。在這個意義上講，新的一號文件是開了一個好頭，假如它能不折不扣地得以實施，它也會成為我們剛才講的中國轉基因發展史上的標志性事件。

而這些研究結論也表明，相比于科學知識的多寡，對科學權威的尊重更加有效地解釋了人們對轉基因的支持程度，這就意味著，從事轉基因相關科研的科學家，特別是權威科學家，要積極走出實驗室與公眾進行溝通，讓科學權威能轉化成公眾“啟動”對轉基因的更加理性的態度，將自己的結論建立在對轉基因利弊的合理評估基礎上。

說到這里，我們的態度已經非常明確。不是不去做轉基因的交流工作，而是不能把這些工作局限在傳播科學知識上，尤其是相關科學家們不能認為，他們能擠出一些時間多開幾場現場或網上的轉基因科普講座，公眾的接受度就可以提升。

也許講座現場觀眾的接受度的確可以提升，因為參加這些講座本身，已經說明了他們將轉基因問題放在了認知優先性更高的位置。如何爭取沒有到場的“沉默的大多數”公眾？最有效的辦法應該是，在其關注轉基因議題時—這通常是轉基因爭議再起或新問題出現時—他們可以及時看到來自科學家一方的積極而理性的聲音。要做到這一點，并非僅僅靠啟動一批新的科普項目，更需要整個的科研考評和科研組織體系的變化，使得科學家在轉基因等議題上與公眾的及時溝通，不再是費時費力又不討好（不能記錄為學術成績）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