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與《北斗》

許晶

河南理工大學

摘要：在國民黨嚴酷的文化圍剿下，左聯選擇丁玲作為其機關刊物《北斗》的主編，是它調整斗爭策略、擴大左翼文藝影響的重要舉措。與此同時，在丁玲自由開放的編輯理念下，北斗呈現群星熠熠之勢，丁玲為《北斗》實踐著左聯對于革命和大眾的種種想象，左聯在得到可貴的收獲的同時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

關鍵詞：丁玲；《北斗》；左聯；編輯理念

《北斗》1931年9月創辦于上海，由丁玲主編，1932年7月被當局查禁?？?，《北斗》出現于國民黨文化高壓下，左聯領導的文藝雜志相繼被查封的危急時刻，它猶如漆黑夜空的指南針，引領著左翼文藝運動的前進。

刊物的生產流通過程中，背后的政治力量、編輯、作家、讀者在不同層面間相互制約，規定了文學期刊的生存與發展、面貌與影響。其中編輯無疑起到決定作用，通過對作家手稿的解碼與編碼，匯編成供讀者閱讀的刊物。而隱在《北斗》背后左聯，時刻影響著編輯的思想，作為一個想表現的“灰”一點的期刊，丁玲一面以人格魅力、主題編排等方式，構成對作家創作的直接誘導和干預，一面又以名家薈萃、主題吸引、裝幀設計、廣告宣傳等方式，壯大自己的讀者群，以繼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著大眾的期待視野。編輯不僅是文學生產與文學消費的中介，還是決定了刊物“成長”與“成活”。在左聯受到國民黨當局剿殺的重創之后，機關刊物主編的人選必是他們思深憂遠的

問題。

左聯很早就意識到報刊的重要性，30年代國民黨的文化專制使左翼文學面臨嚴峻的生存危機，在與國民黨當局、自由派作家爭奪話語權威和思想導向的同時，報刊的“短命”直接導致其影響力的銳減，現實迫使左聯在文化宣傳方面尋求新的發展策略。1931年2月，張聞天出任中央宣傳部部長，早年參加文學研究會的經歷使他較為熟悉文藝界的情況，面對左翼文藝運動嚴峻的斗爭形勢，他提出要克服“關門主義”、“作品主義”，更多地團結黨外作家，是保證刊物健康成長的生存法則，隨后才能產生希冀的社會效應。他指出：“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家是我們的同盟者，對于他們要“忍耐的解釋說服與爭取”，要執行“廣泛的革命的統一戰線”[1]。在左聯期刊凋零之際，選擇“看起來帶一點小資產階級的味道”、“還不算太紅”[2]，有過辦刊經驗的女作家丁玲來籌備一個文藝刊物，是領導人調整左聯斗爭策略、擴大左翼文藝影響的重要舉措。選擇丁玲當主編并非因為她“不算太紅”，而是左聯領導人早已觀察到她正在迅速的“紅”起來。丁玲早期的《阿毛姑娘》《慶云里中的一間小房里》已經凸顯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埋下了日后轉變的因子。她在《紅黑》的《卷首題辭》中寫道，“為一個可悲的命運，為一種不幸的生存，為一點渺小的愿望而奮力爭斗，這是文藝的真意義”，“要創作，必須深入地知道人間苦，從這苦味生活中訓練創作的力”。[3]這些昂揚的宣言已然昭示了她未來的轉向。早年的經歷加上潛在政治素質、革命的時代氛圍和現實的社會關系，潛移默化的影響了丁玲的政治態度和人生信仰，相應的帶來了創作觀念的變遷?？梢哉f，既是左聯選擇了丁玲作為普羅文學的宣揚者，也是丁玲選擇了左聯充當革命文學的“螺絲釘”。

編輯《北斗》初期，丁玲向沈從文寫出了懇切的救援信，希望沈從文能協助她辦刊。當時兩人在政治上和文學傾向上已有了明顯的分歧，丁玲為了掩飾刊物“左”的性質，不得不在信中有所隱瞞，“這雜志全由我一人負責”，“仍像《紅黑》一樣，專重創作”。丁玲的“誘導”術非常成功，在沈從文積極的邀請下，《北斗》的創刊號辦得熱鬧非凡，刊登了葉圣陶、鄭振鐸、徐志摩等非‘左聯的作家的作品，以及陳衡哲、林徽因、冰心、白薇、丁玲等一批博人眼球的女作家的新作，還有左聯成員魯迅、茅盾、瞿秋白、陽翰笙、馮乃超的理論文章，這樣名家薈萃的刊物“對于當時的國民黨官辦文藝是個很大的震動?！盵4]《北斗》一掃左聯以往刊物鋒芒畢露的、急切的斗爭方式，將藝術創作與理論批評和諧的穿插編排，有策略、又步驟的隱含了自身的政治訴求，又吸引了一群相對穩定的受眾群體。

自創辦之初，《北斗》就十分重視爭取魯迅的支持，“幾乎每期都有魯迅先生的作品，而且平均還不止一篇”，“在一個刊物上接連發表這么多作品，而且只有半年時間，這在魯迅的創作生涯中是僅見的?！痹凇侗倍贰房堑母寮?，以魯迅署名的文章只有兩篇，這不得不提到他的政治智慧了，更換筆名的策略既有效的保護了自身安全，又掩護了《北斗》的傾向，最重要的是留給了其他作家、尤其是新人創作的生長空間。但即便頻繁更換筆名，鞭辟入里的文風一看便知是魯迅的文章，《北斗》借助他的權威增強了刊物的吸引力。與魯迅商議后，丁玲在《北斗》的創刊號卷首上沒有登發刊詞，取而代之的刊登了珂勒惠支的黑白木刻《犧牲》及魯迅先生寫的介紹詞。版畫上一位悲痛欲絕的母親閉著眼睛，交出自己的孩子。旁邊的介紹文字僅就畫論畫，不在展開多談。丁玲聰慧的通過版畫無聲的力量和強烈的視覺沖擊人們的心靈，創造性地表達出左聯的心聲。丁玲本人也在創刊號上以T.L.為筆名發表了一首長詩《給我愛的》，她寫道：“太陽把你的顏色染紅，太陽把我的顏色染紅，但是太陽也把他們的顏色染紅，我們現在是大家都一樣了?！薄爸挥幸环N信仰，固定著我們大家的心”，這種信仰是她潛意識下悸動的內心傾向，是她融入革命前的誓言，也是左聯領導人洞若觀火得看到了丁玲“紅”的因子，選擇她當主編的緣故。

能在一個帶有鮮明政治色彩的文學社團的指導下，集聚一批名家，刊發出不同的聲音，離不開丁玲開放的編輯理念。她認為，“一個刊物就是要給作者自由?！凶杂删陀辛藗€性！我作為編輯是這個態度，作為作家也是這個態度?！贬槍γ褡鍐栴}，左聯雖然提倡“反帝題材”的創作主題，但它傾向從階級論角度出發，以中日矛盾為載體將斗爭矛頭指向國民黨當局。沈起予的《抗日聲中的文學》（1卷4期）、錢杏邨《一九三一年文壇之回顧》（2卷1期）、丹仁（馮雪峰）的《民族革命戰爭的五月》（2卷2期）代表了左聯階級論的主調。這時，也出現了一些與階級論律令相抵觸的言論。寒生（陽翰笙）的《從怒濤澎湃般的觀眾呼喊聲里歸來——上海四團體抗日聯合大公演觀后感》（1卷4期），將焦點對準中日民族矛盾，肯定反帝運動本身的價值。茅盾在《我們所必須創造的文藝作品》（2卷2期）中提倡作家“藝術地表現出一般民眾反帝國主義斗爭的勇猛。必須指出只有民眾的加緊反抗斗爭，……可以打破帝國主義者共管中國的迷夢”。這些不同的思考說明了左聯內部對民族問題的認知有了新的路向，《北斗》上各種聲音的交織，顯示出編輯的寬廣的社會視野和較為成熟的文學理念。盡管后來左聯領導人對這些相左的意見加以批評，但《北斗》依然敢于一字不改的刊發這些“真聲音”。在“文藝的大眾化”討論中，杜衡和陶晶孫認為，刻意迎合工農大眾而使文學大眾化勢必影響文學本身的藝術價值。工農的識字問題決定了文學大眾化在當下是無法實現的，“不折不扣的現實最好要等將來的社會”。沈起予認為為滿足一個地方的人理解而是用方言創作，受眾面反而窄了。這些分歧和差異豐富了人們對文學價值和功能的認識。作為左聯的機關刊物，《北斗》能展現多元化的聲音和見解是左聯的進步，也是丁玲作為文學編輯的持守。群英薈萃、眾生同唱的面貌也為《北斗》帶來了“發行未久，已被國內外讀者所稱許，公認為1931年我國文壇唯一的好刊物”的盛譽。

法國哲學家路易·阿爾都塞認為，“意識形態是權力關系的再現系統”，具有將個體“詢喚”成主體的功能，“在這一過程中，每一個主體都同時扮演著被召喚者和召喚者的角色，他/她成為主體的任務就是召喚下一個同伴成為主體”。左聯的政治訴求賦予了《北斗》更多的時代使命，為了使自身在復雜多變的斗爭中占據優勢地位，它需要在工農大眾中間找尋作家、培養作家，以創作實績昭示其領導地位。左聯的工作核心之一就是培養普羅大眾作家，《北斗》在這一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染上了鮮明的功利色彩，在2卷3、4期集中刊載了三位工農作者的作品，甚至一口氣刊發了其中一位作者的五篇小說。這些作品“還說不上好的新作，而很幼稚”，是丁玲在“左聯”指示下實現大眾化戰略任務的反映。在歷史前進的道路上，為急切地訴求舍棄一部分屬性，是需要付出的代價和無法規避的現實。

要而論之，丁玲開闊自由的編輯理念使得《北斗》閃耀出熠熠星光，多樣與矛盾、名家與新秀匯集在北斗的舞臺，多元化的質素給予了《北斗》更多的路向。但左翼并非是純文學團體，在它的干預下，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針對性和目的性指定了《北斗》的行進方向。

“開始‘人辦雜志的時候，各種計劃、建議都很美妙，等到真正辦起來了，就變成了‘雜志辦人”，同樣主編過大型刊物的茅盾對編輯的經歷發出了這樣的感觸?！叭宿k雜志”是編輯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在一定的編輯方針下將文化內涵輸送給讀者的過程。而“雜志辦人”就是編輯在上層組織的政策調整下，及時更新自己的辦刊思路和文學觀念，繼而影響稿件的取舍乃至編輯方針的轉向?！侗倍贰贰昂苁芮嗄甑臍g迎，在那時頗有影響，可惜第三期以后，丁玲忙別的去了，刊物又‘紅了起來，哪些‘中間老作家的文章也絕跡了，終于又遭到了查封的命運”?！侗倍贰返摹凹t”，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左聯的決議文件《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對作家創作的管理和規訓，它從“創作的題材，方法，形式三方面提示了最根本的原則?！痹敿毩谐隽死硐胱髌返姆妒?，卻造成了對左翼作家的束縛與誤導，在嚴苛的主題規定下，藝術審美難免存在某些缺憾。丁玲也一度深受影響，她認為文學“并不一定象胡秋原之流，在文學的社會價值之外，還要求著所謂文學的本身價值?！彼D型后小說藝術水準的跌落、題材的狹窄與這種公式化、概念化的認識不無關系?？梢钥闯?，左聯“左傾”的組織結構并不適合文藝運動的持續開展，用政治理念干預期刊的自然生長，不只發生在《北斗》身上，《太陽》的“左傾幼稚病”，《拓荒者》轉向“李立三路線”，都是執固的意識形態與審美認知的出入造成了刊物突然的夭折。

“北斗時期”對丁玲的人生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期，她從一名囿于小資產階級情感的女作家從容的走向了工農大眾的生活，從20年代末熱衷做同人雜志的編輯到擔當左聯文藝期刊的領導者，在編刊、寫作等具體的生命體驗中，丁玲為《北斗》實踐著左聯對于革命和大眾的種種想象，得到了可貴的收獲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這是歷史前進過程中個人歷經的陣痛，但不可否認的是，丁玲和《北斗》為左翼文學的繁榮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1]張聞天.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M].張聞天文集，第1卷，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307-314.

[2]丁玲.丁玲文集[M].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270.

[3]丁玲，胡也頻.卷首題詞.紅黑[M].1929，3：10.

[4]莊鐘慶，孫立川整理.丁玲通知答問錄[M].新文學史料，19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