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要堅持文化自信

劉濤

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教師節前夕考察北京市八一學校時強調，教育改革要堅持文化自信。這一觀點在今年兩會上再次成為討論熱點。教育改革是當前教育發展必須推進的戰略工程。而如何改革，從何處改革，文化自信無疑提供了一套基礎性的指導思想。為什么教育改革必須堅持文化自信？首先需要厘清文化邏輯與教育邏輯之間的“語言關系”。

對于一個民族而言，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是一個民族最基本的社會意識形式，在一定意義上構成了社會實踐的底層語言。我們之所以形成特定的實踐邏輯，是因為受制于特定歷史語境下的文化邏輯。而文化邏輯是一個時代最具生命力的邏輯形式。在個體的實踐行為中，文化的影響是構成性的，也是生產性的。文化揭示了社會實踐的游戲規則和編碼法則，因而被認為是一種通往實踐邏輯的“元語言”。

如果說文化邏輯是一種基礎性的底層邏輯，那么作為人類知識與思想傳遞行為的教育實踐，必須遵守一個時代普遍共享的文化邏輯。所謂教育改革，其實就是探尋一種新的教育邏輯。如果說文化邏輯是一種“元語言”，教育邏輯則是附著于文化邏輯之上的具體的語言形式?！霸Z言”的功能就是確立語言的解釋方式和運作邏輯。因此，教育改革試圖探尋的邏輯思路不能背離文化邏輯的基本結構和規約體系，否則便會偏離方向。

在文化邏輯所主導的社會語言系統中，教育改革便還原為一個基礎性的文化命題：我們究竟需要一個什么樣的文化觀念，以及按照什么樣的邏輯思路來建構這樣的文化觀念？這不能不提到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七一”講話提出的文化自信。而強調文化自信，意味著我們要在歷史文化中尋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智慧和資源。相應地，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不斷弘揚文化自信，培養出能夠堅持文化自信的大腦和靈魂。這既是教育規律層面的內涵選擇，也是教育層面的文化選擇。

其實，面對當前復雜的國際形勢，尤其是西方霸權話語的挑戰與沖擊，我們之所以強調文化自信，并不是孤芳自賞，也不是夜郎自大，而是對文化邏輯根本性的敬畏與自覺。這里，我們不妨看看歷史深處的德國，看看德國是如何在文化自信維度上回應曾經的“文化危機”及其深層的“精神殖民”。

18世紀初，英國和法國通過“文明”概念確立了自己的世界中心地位，以高高在上的“文明”規范和標準嘗試領導并統治全球。而此時的德國則通過一場“狂飆突進運動”創造性地提出了“文化”的概念，認為文化只有差異之實而無優劣之分，尤其是通過教育的途徑與方式來喚醒德國人對自身文化的堅定和認同。如果說文明意味著全球，是一套世界話語，文化則意味著地方，強調世界體系中的主體性。正是借助文化的方式與途徑，德國的民族認同意識進一步強化，迅速結束了長期分裂的局面，奠定了德國日后崛起的基礎。

當前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是何其相似，我們所面臨的最大困境是認同的困境，是文化的困境。世界發展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文化問題應該通過“文化的方式”來解決，而教育實踐無疑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化的方式”。教育改革如果不能堅持文化本位，如果離開了對自身文化的崇敬和熱愛，既不符合教育規律，也不符合教育使命。

顯然，突破西方主流話語的隱性壓制和支配，文化自信提供了一套極為正確的邏輯思路。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教育智慧和思想遺產，諸如“有教無類”“知行合一”“與天地合其德”等話語資源為當下的教育改革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礎。另一方面，教育改革必須在文化使命上服務于“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這就需要在教育理念設計上保持足夠的文化自覺，并在教學內容與活動設計上堅定人們的文化信心。

因此，文化自覺才能教育自覺，文化自信才能教育自信，教育改革必須堅持文化自信。沒有理想信念層面的文化自信，教育改革便難以觸及心靈深處的精神基因，也難以在一個更大的歷史坐標和文化使命上解決國家情懷的“落地”問題。

（作者系暨南大學教授）

（摘自《中國教育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