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地位、收入差距與健康水平

申云 朱玉芳

摘要：基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檢驗了社會經濟地位和基尼系數對個人健康水平的影響。結果表明：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有利于提升個人的健康水平，而收入差距的擴大則會造成個人自評健康水平的下降?；嵯禂得繑U大1個標準差，其對個人自評健康水平負面影響的概率將提高168%。社會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減緩收入差距擴大對個人健康狀況的不利影響。采用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進行穩健性檢驗也表明，社會經濟地位指數對個人健康狀況的影響在2010～2012年間呈逐年依次顯著下降的趨勢。從城鄉對比來看，農村地區農民社會經濟地位的上升能夠更好地提升個人的自評健康水平，而且對收入差距擴大造成的負面影響所起到的緩沖作用也更大。

關鍵詞：社會經濟地位；健康水平；職業；收入差距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7.26

中圖分類號：F06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7）07-0121-05

Social Economic Statue， Income Gap and Health Level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FPS

SHEN Yun1 ，ZHU Yufang2

（1. Chinese Western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2. Deyang Housing and Urban Rura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Bureau， Deyang 6180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testes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Gini coefficient for personal heal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improve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will help improve the health of individuals； and widening income gap will cause a decline in the level of personal health， the Gini coefficient per expand a standard deviation， the individual level of negative selfrated health probability influence will decline 168%. Enhance the social status will help slow down the widening income gap to the adverse effects on personal health.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robustness tests also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index for personal health status followed by a significant downward trend between the year 2010 and 2012 .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urban and rural contrast， farmers in rural areas increased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are better able to enhance their level of selfrated health，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to buffer the impact of income disparities is greater.

Key words：socioeconomic status； health level； occupation； income gap

1引言與相關文獻回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人們的收入差距也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開始持續擴大。收入差距的擴大，也直接或間接導致了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問題，甚至影響人們的健康狀況。社會經濟地位對個人健康的影響在不同年齡結構群體中可能隨著年齡的差異而出現分化，在年齡的臨界點之前，社會經濟地位對個人健康的影響表現出發散效應，而超過該臨界年齡后將表現逐步收斂的現象[1]。但該結論也得到了一些學者的批評，由于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具有不同的人口以及社會環境，因此會存在不同的健康影響程度和影響模式[2]。那么，對于社會經濟地位提升的群體，他們的健康水平是否隨之相應提升了呢？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如果一些年幼時家境貧窮的人通過后天努力獲取了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他們的健康水平并沒有隨之相應提高，反而出現職業壓力過大，工作時間較長，直接導致這部分人群生理和心理上的控制感增強，進而容易患上抑郁癥、心臟病等，對人們的健康水平反而有害。

收入差距和社會經濟地位二者之間也可能存在較強的作用關系，較強社會地位的人們可以帶來各種物質或非物質上的收益，導致社會差距的拉大，而這種差距的擴大也進一步導致健康的不平等[3]；但收入差距的擴大也使得收入高的人群進入社會上層可以獲得更高的收益，同時提升地位需要更多的財富，獲取較好的醫療資源配置從而提升健康水平。因此，這兩者的作用機制還相對模糊，研究收入差距、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水平的影響以及收入差距與社會經濟地位的交互作用對健康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同時，健康也是一項重要的人力資本，是推動經濟長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對于新常態下的經濟長期增長提供重要的啟示意義。

在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水平影響的衡量指標方面，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職業以及聲望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影響還存在累積效應[4]，長期的具有較好社會經濟地位的人往往相對具有更好的健康水平[5]。但Lowry和Xie認為這種累積效應在青年階段則不太明顯，隨著年齡的增大，這種累積效應將逐步顯現出來[6]。相關結論也得到李建新等學者的認同，認為中國社會經濟地位隨著年齡的增長既表現出“收斂”效應也存在“發散”效應，該作用效果具有長期性，貫穿不同年齡階段。此外，王甫勤認為人們健康水平的差異主要來源于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帶來生活方式的不同[7]，而且當前社會等級和預期未來高的社會等級也會對個人健康產生積極的影響[8]。

收入差距對健康水平的影響方面，目前的研究基本認為收入不平等對居民健康水平差異有顯著的負向影響[9]，但也有一些研究認為收入不平等對健康水平差異之間不存在顯著的關系[10]。國內對收入差距和個人健康水平之間的關系研究，目前還未形成統一結論。Li和Zhu認為基尼系數和自評健康之間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在達到臨界值之前時，收入差距擴大將使得自評健康變差，當收入差距超過一個臨界值時，自評健康將有變好的趨勢[11]。而關于該影響機制，封進和余央央認為是公共醫療的供給不平衡導致的結果[21]，而齊良書則認為主要是由于教育的不均引起就業的差異帶來收入的不平等，進而導致健康的不平等[12]。

綜上所述，目前對社會經濟地位與收入差距對個人健康水平的影響研究還存在較大的爭議。而且，這兩者的交互作用是否對個人健康水平產生影響的相關文獻還相對較少，同時社會經濟地位的衡量指標相對主觀，客觀性較差且缺乏可對比性。

2數據來源與主要變量說明

21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0～2012年間的數據，該數據庫涵蓋了全國25個?。ㄊ?、自治區）、105個縣（區）、416個行政村居，可用樣本個數為16923，樣本代表性較強。其中，成人問卷中，對樣本個體的健康狀況有詳細的調查，本文采用自評健康作為分析的被解釋變量。根據成人問卷中的問題P201“您認為自己的健康狀況如何？”的回答結果重新進行自評。

22主要變量說明

一般而言，針對社會地位的測量包括多個維度，比如個人財富、權利、職業或者聲望等，是社會成員在社會經濟系統中的綜合衡量指標。目前針對社會地位的測量方法的研究相對較少，為保證結果的可信度，本文采用基于職業測量社會地位的指標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International Socia-Economic Index，ISEI）來衡量。該指數最早是由布勞和鄧肯通過對各職業群體的社會經濟特征，然后根據多種社會經濟因素統計結果進行排序和賦值，對其收入和教育水平與相應權重的乘積來計算而得，它更多的是反映一個人的客觀地位而不是主觀地位[13]。本文以被調查對象14歲時父親和母親的職業以及本人現在的職業進行匹配。具體而言，在樣本分析中通過STATA程序將問卷數據中本人現在的職業及其父親的職業ISCO-88代碼轉換為ISEI值。最后得到的ISEI指標為取值16～90的連續型變量。

此外，本文進一步控制了收入差距對個體健康狀況的影響，具體通過基尼系數來衡量。本文借鑒申云等的測量方式，通過同一區縣或村居內居民的收入/支出來測算不同層面的基尼系數[14]。由于不同的社會關系網絡也會造成人們心理健康上的差異。本文采用“禮金來往”來體現社會關系網絡的代理變量，禮金來往主要包括家庭當年送出或收到的禮金或禮物（以人民幣計價）。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響個人健康的因素對結果造成的偏誤，本文還加入了居民的年齡、性別、職業收入、大學學歷、戶籍、黨員身份、基尼系數和禮金來往等作為控制變量。

3實證結果分析

31個人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水平的影響

首先，為了檢驗個人的社會地位對自評健康水平的影響，本文構建如下計量模型如式（1）所示：

Healthicj=β0+β1statusicj+β2GINI+β3statusicj×GINIicj+β4ISEIfather+θ×Xicj+provincej+μicj（1）

Healthicj=β0+β1ISEIself+β2GINI+β3ISEIself×GINIicj+β4ISEIfather+θ×Xicj+provincej+μicj（2）

其中，Healthicj為位于省份j區縣c的第i人的自評健康水平；statusicj代表位于省份j區縣c的第i人的自評社會經濟地位水平；ISEIself表示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ISEIfather代表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statusicj×GINIicj代表位于省份j區縣c的第i人的社會地位與其基尼系數的交叉乘積項，用于反映交互項對個體健康水平的影響程度；ISEIself×GINIicj代表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基尼系數的交叉項乘積，反映這二者對個體健康狀況的影響程度；Xicj代表控制變量，具體包括居民的年齡、性別、職業收入、大學學歷、戶籍、黨員身份和禮金來往，provincej為省份虛擬變量，μicj為殘差項。

表2為個人社會地位對健康的影響結果。第二列中以自評健康1為因變量的Ordered Probit回歸結果，結果表明，個人的社會地位對健康有積極的顯著正向影響。第三列以自評健康2為因變量的回歸結果也顯示出明顯的正向影響。為了進一步證實個人社會地位對健康的影響，本文使用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和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兩個衡量指標對其進行穩健性檢驗，表2第四至五列的回歸模型結果都表明社會地位對個人健康狀況都會產生積極的顯著影響。

從個人社會經濟地位與基尼系數的交互項以及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基尼系數的交互項來看，二者都對自評健康水平分別在1%的顯著水平存在正向的顯著影響。從二者交叉項的系數來看，二者系數都比基尼系數對個人自評健康水平的影響較小，說明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減緩收入差距擴大對個人健康水平的不利影響?；嵯禂刀紩€人健康產生負向的影響，收入差距的拉大造成心理的不平衡會導致人們心理的不健康程度會增大，影響人們的心理健康?；嵯禂得繑U大1個標準差，個人自評健康的概率將下降168%。

然而，個人社會地位對自評健康之間也可能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即個人社會地位對個人健康水平產生影響，而健康水平也會通過人力資本的提升來影響其收入、職業、教育等衡量社會地位的指標。為了降低這種潛在的內生性對結果導致的偏誤，本文通過聯立方程的三階段最小二乘估計模型同時考慮社會經濟地位和健康的影響因素進行回歸。進入自評健康2的決定因素有表2中的顯著影響變量個人社會地位、年齡、職業收入、基尼系數和禮金來往等，進入個人社會地位的決定因素為自評健康2、大學學歷、黨員身份等。從表3結果可以看出，第二和第三

列不控制其他變量，第四和第五列加入了其他控制變量，結果表明個人社會地位對自評健康都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與表2中的結果一致。

32加入時間趨勢的估計結果分析

為了檢驗個人的社會地位對自評健康程度的影響，本文進一步加入時間虛擬變量來測度社會經濟地位隨著時間的變化對個人健康狀況的影響，為此，構建如下計量模型如式（3）所示：

Healthicj=β0+β1statusicj+β2year2012+β3statusicj×year2012+θ×Xicj+provincej+μicj（3）

其中，2010年為對照的基年，本文設置了2012年數據的虛擬變量year2012，Healthicj為位于省份j區縣c的第i人的自評健康狀況；statusicj代表省份j區縣c的第i人的社會地位；statusicj×year2012代表個人社會地位與年度虛擬變量的交互項，主要反映2012年相對2010年人們社會地位對個人健康狀況的影響趨勢。Xicj代表控制變量，具體包括居民的年齡、性別、職業收入、大學學歷、戶籍、黨員身份、基尼系數和禮金來往。provincej為省份虛擬變量，μicj為殘差項。

首先，本文通過極大似然法（MLE）來估計線性Probit模型（LMP），并對其進行考慮異方差穩健性標準誤處理，分別對CFPS2010、CFPS2012和兩年混合數據進行回歸。這樣做的主要目的在于比較不同年份的回歸結果，同時有利于通過更換樣本來檢驗模型的穩健性。為了更好地檢驗城鄉間是否存在地域差異，本文把樣本戶籍地域分為城市和農村兩部分，分別對其進行計量分析，具體結果見表4。

從表4可以看出，不管是城市還是農村，不管是單年數據還是混合數據，社會經濟地位對自評健康都在1%的水平顯著為正且比較穩健。從交互項的系數來看，相比2010年而言，本人社會地位在2012年城市地區中的顯著水平上升了19%（5%水平顯著），而在2012年的農村地區中的顯著水平上升了31%（5%水平顯著）。相比城市而言，農村居民社會地位的上升，能夠更好地提高人們的自評健康水平，這可能的原因為農村居民社會保障水平往往相對較弱，農民社會地位提升更多是通過收入來體現，從而間接提高農民的醫療保障水平，提升農民的自評健康狀況。

33穩健性檢驗

為了避免主觀自評健康水平誤差對前文實證結果的影響，本文進一步對其進行穩健性檢驗。估計方法仍然使用工具變量的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并采用了考慮異方差的穩健標準誤。從表5模型（1）至模型（3）的實證結果來看，基尼系數對自評健康水平2在1%的顯著水平還是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嵯禂档幕貧w系數絕對值從2010到2012年間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并在1%的顯著水平顯著，表明收入差距的擴大確實不利于個人健康水平。個人的社會地位及其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基尼系數的交互項的系數都在1%的顯著水平顯著正向影響自評健康水平，且相應系數絕對值呈不斷上升的趨勢，也進一步表明了社會經濟地位的上升有利于減緩收入差距擴大對自評健康水平的不利影響。兩年和三年的混合數據回歸系數仍顯示為正，表明個人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確實能夠減緩收入差距的負向影響。此外，在模型（4）和模型（5）中加入了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基尼系數乘積的交互項，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2011年的交互項回歸系數為04732（1%的水平顯著），而父親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2012年的交互項回歸系數則為04225（1%的水平顯著），說明相比于2010年而言，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在2011年和2012年都顯著下降了。在模型（4）中，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2012年交互項的回歸系數為04237（1%的水平顯著）。意味著相對于2010年而言，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對子代的影響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間依次顯著降低了。這也進一步說明父代的經濟地位對子代的健康狀況還是存在一定的影響，雖然影響在逐年降低，也驗證了社會經濟地位對個人自評健康水平確實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證實了本文結論是穩健可靠的，也從側面反映出我國社會經濟地位的社會流動性趨于逐步上升的趨勢，階層的固化現象也有逐步降低的跡象。

4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通過CFPS數據驗證了社會經濟地位和收入差距對居民個人健康水平的影響。結果表明：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個人的健康水平；而且社會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減緩收入差距擴大對個人健康狀況的不利影響，基尼系數擴大1個標準差，其對居民個人自評健康負面影響的概率下降了168%；采用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進行穩健性檢驗也表明，社會經濟地位指數對個人健康狀況的影響在2010～2012年都依次呈顯著下降趨勢。從城鄉對比來看，農村地區居民社會經濟地位的上升能夠更好地提高人們的自評健康水平，而且對收入差距擴大造成的負面影響緩沖作用也更大。

綜上所述，收入差距的擴大確實會造成個人健康狀況的不利影響。我國民眾在追求更高的收入過程中，也在不斷追求政治和經濟等各領域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參與水平。而改善醫療衛生水平和提高居民接受教育的可獲得性以及提高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性成為民眾獲取社會經濟地位認同感，提升整體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徑。因此，在政策層面，主要蘊含了以下幾方面的啟示：一是不斷完善和提高醫療保障水平，特別是不斷建立健全農村地區的醫療養老保障體系，積極提高低收入貧困群體的收入，從而不斷降低收入差距，降低城鄉居民健康水平不平等。二是積極加強對城鄉居民的培訓教育的扶持力度，特別是企業對社會急需技能工人的培訓補貼力度，從而間接提高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緩解收入差距對居民健康狀況的負面沖擊。三是逐步加強對醫療資源的分配和規范，防止優質醫療資源流向于特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高的民眾，降低醫療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導致健康水平在城鄉內部之間的不平等程度。

參考文獻：

[1]Ross C E，Chia-Ling Wu.Education Age and the Cumulative Advantage in Health[J].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1996，

37 （1）：165-178.

[2]李建新，夏翠翠.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影響：“收斂”還是“發散”——基于 CFPS 2012 年調查數據[J].人口與經濟，2014（5）：42-50.

[3]金燁，李宏彬，吳斌珍.收入差距與社會地位尋求：一個高儲蓄率的原因[J].經濟學季刊，2011（3）：887-912.

[4]Bartley，Mel.Health Inequality：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Concepts and Method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 well Publishing Ltd，2004116-117.

[5]Pickett，Kate， Richard G Wilkinson.Health and Inequality[M].London： Rout ledge，200951-52.

[6]Lowry，Deborahand，Yu Xie. Socio 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Differentials in China：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at Old Ages？[M]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966-68.

[7]王甫勤.社會經濟地位、生活方式與健康不平等[J].社會，2012（2）：125-413.

[8]徐淑一，王寧寧.經濟地位、主觀社會地位與居民自感健康[J].統計研究，2015（3）：62-68.

[9]Subramanian S V， I Kawchi. Income Inequality and Health：What Have We Learned so Far？[J] . Epidemiology Review，2004（26）：78-91.

[10]Mellor J M， J Milyo.Income Inequality and Health Status in the United States：Evidence from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2，37（3）： 510-539.

[11]Li H B，Y Zhu.Income，Income Inequality and Health：Evidence from 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6（34）：668-693.

[12]封進，余央央.中國農村的收入差距與健康[J].經濟研究，2007（1）：79-88.

[13]齊良書.收入、收入不均與健康：城鄉差異和職業地位的影響[J].經濟研究，2006（11）：16-26.

[14]申云，賈晉.收入差距、社會資本與幸福感的經驗研究[J].公共管理學報，2016（3）：100-110.

（責任編輯：楊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