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升昌票號興衰看清代金融業發展

王玉愛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在世界的東方——被人類稱作太陽升起的地方的中國，出現了一種令世人矚目的山西票號業?！吧轿髌碧枠I曾一度執中國金融界之牛耳，并影響了中國金融業近一個世紀?！敝袊枷爰?、文學家梁啟超這樣評價山西票號。

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于道光三年（1823年）誕生于山西省平遙縣。前身是一家“西裕成”顏料莊，這個顏料莊是由平遙縣西達蒲村的李家開設的。嘉慶年間，白蓮教武裝起義和天理教武裝起義的爆發，再加上災荒不斷，農業連年歉收，社會極不安定，所以經常有官餉和民間鏢銀被搶的事情發生。當時山西在外面經商的人很多，年底的時候都要把自己掙的錢通過鏢運的方式運回山西。由于社會不穩定，商人們越來越覺得異地運現成了一件撓頭之事。所以那時候，李家開始利用自家在外面設的分號兼營匯兌。也就是說，這個想法的最初出現并不是想從中謀利，只是為了解決熟人之間異地運現的問題而想出的一個權宜之計。隨著要求幫忙的人越來越多，而他從中收取少量費用，以至于人們逐漸意識到這項業務優越性的時候，認為即便花點錢，這個費用也比雇傭鏢局要便宜很多，后來，很多的同鄉好友托人找關系要到他這來做異地匯兌。這項業務延續到1823年左右，兼營匯兌的費用遠遠超出了他們家原來專營顏料的利潤。1823年，財東接受北京分號掌柜雷履泰的建議，一次性投入資本大約30萬兩白銀，把他的顏料莊改為票號，取名為日升昌。

票號之所以稱為票號，就是因為用票據結算結束了傳統的現金結算。不管是他之前兼營匯兌，還是后來改成了這種專門的匯兌機構，唯一的一個取款憑證，就是一張紙。之前兼營匯兌的話是一封信，后來是專門的一張匯票紙。后來這張匯票紙在市面上流通的幅度越來越大，越來越廣的時候，票號要保證給予客戶的這張匯票紙是安全的。所以他們開始想辦法在這張匯票紙上使用各種防偽措施，最開始使用的也是最普通的筆跡防偽，專人去書寫匯票紙，字如其人，每個人的筆跡都不好模仿，像我們說，日升昌是一個總號，他的分號有43處，一個系統下來就有44名專門的這種開票員，而且每個開票員的筆跡不管是總號還是分號都有專門的備份，一旦一個地方的開票員換了的話，都要立即寫信通知對方。后來，他們又利用印章去做防偽，不同的匯票紙加蓋不同的印章，不同的地方加蓋不同的章，總號和分號能夠核對上，才算是安全的。到后來就有了放到現在來說都比較先進的水印，匯票紙的四個角上都印有“日升昌記”四個字，放到強光下才能看見，和現在人民幣上的水印一樣?，F在去銀行取錢的話需要輸數字密碼，而那時候的密碼是由漢字組成的。第一個部分十二個字，代表的是一年中的十二個月份；第二個部分30個字，代表的是一個月的三十天；第三個部分10個字，代表的10個阿拉伯數字；最后一個部分四個字，代表了當時一個計量貨幣單位。四個部分里面五個字一組合，就形成了一套新的密碼。日升昌1823年成立，到1932年改營錢莊，100多年的經營過程中不可能就使用這一套，所以這套漢字密碼是不定期去更換的，有記載說這樣的密碼換了有將近300多套，這個只是留下來的其中一套。有了這些防偽措施，日升昌一百多年基本上沒有出現過假票冒領的現象。所以100多年下來創的利潤也比較高，純利潤掙了1500萬兩白銀，折合現在的人民幣將近100個億。其收入來源主要有幾個方面：匯水，就是手續費，一般是按1%去收取的，但是有資料記載，有一年的年匯兌額達到了3800萬兩白銀，這樣算下來這一年僅匯兌手續就有38萬，所以手續費在整個比例中占的比例高達60%；還有就是存貸款之間會有一個利息差額，這個收入占到的比例不大，20%；銀行里面還會有一個得空期的收入，比例也是20%；當時在票號里還有一種比較小的收入叫平色余利，分平余和色余兩種。當時候市面上流通的都是那種小碎銀子，只要來票號辦業務，首先需要稱重量，當時候稱量工具天平，不可能像現在能精確到小數點以后，剩下的零點幾就抹掉了，等到業務量非常龐大的時候，這個數額才會慢慢地顯現出來；還有一個就是色余，各地流通的銀子其含銀量不可能完全一樣，也沒有一個統一的規格，商人們就根據自己多年的觀察對比，把每個地方的銀子都取了一個名字，讓小伙計熟記的，其實這個色余的換算放到現在的銀行來講就是匯率差。

票號最主要經營的業務就是異地間的銀兩匯兌，所以肯定會在各地設有分號，分號設好了，里面的工作人員都是由總號去統一調撥的，作為分號來講，是沒有資格在當地吸收學員、招收員工的，所以總號和分號之間會有人事上的調動，分號這段時間那邊的銀根松緊，利率是多少，匯率的高低，這些對于票號來說比較重要的信息在當時只能通過信件的方式去和總號溝通，所以票號對于信件的管理制度比較嚴格。信件必須要有編號，要抄錄在案，留有底簿，發件日期是固定不變的。另外寫信的時候必須使用專業的行業術語，行話，暗語，避免丟失了外人能看懂。票號對于起草信件的人員，要求比較特殊，稱之為文牘先生。一般的小伙計要進票號工作的話，有幾個硬性條件必須滿足：年齡必須是在13-15歲之間，太小了不能自理，太大了不好管理；品貌端正，身高五尺，口齒伶俐，祖宗三代必須是清清白白，另外必須當地有名望的店鋪或者商人作擔保。這是一個小伙計進票號工作的條件。文牘先生要進票號的話，沒有這些繁瑣的條件，僅有一個文憑上的規定，必須是當時的科甲中人，中過舉，讀過書，有文化。票號給他的待遇會比較豐厚。一個文牘先生在票號里一年可以掙到200至500兩白銀的工資，比一個縣太爺都掙的多（一個縣太爺的俸祿45兩）。因此，當地有一句話說“生子有才可經商，不羨七品空堂皇?！?/p>

當然不是所有的員工都能掙到這么高的工資。像一般的小伙計進了票號之后，首先3年的學徒期是每人（除文牘先生外）必須要經過的，三年管吃管住，不掙一分錢，白天端茶倒水伺候掌柜的，晚上就是打算盤、練書法，當地人把這個叫做“吃后生”。三年過后，一系列的考核必須要通過，試口、試腦、試心。三樣考試都通過之后，可以繼續留下干活的時候，開始掙工資。一個小伙計一年最少可以掙到12兩白銀，只要干得好，會漲到24兩、48兩不等，最高會漲到一百兩，我們說所謂的封頂。其實在票號里，只要掙到100兩工資的人，走出去到任何一個票號都會炙手可熱，因為他對票號操作流程很熟悉，算是個人才了。那這個時候，票號就要想辦法把人留住，讓他心甘情愿地繼續給票號工作。留任的最好的辦法當然是用錢，所以當時日升昌想出了最早的股份制——二元股份制，銀股和身股。銀股就是東家用銀子去入股，和現在企業的一個資本股是一樣的，當時李東家是投資了30萬兩白銀，所以就分成了30個股；身股是員工靠自己的身體，拿自己的勞動力去入股，一個小伙計一旦入股的話，最少0.1股開始算起，最高是滿股一股，但一般來說，這個滿股是總號大掌柜享有的。當時4年一個賬期，4年下來，東家入得銀股和員工入的身股是同股同酬，平均分配的，做到了公平對待。但是兩者有一個本質上的區別：銀股可以轉讓，可以世襲，可以出售，父傳子，子傳孫，孫子沒錢花了還可以把它賣掉；但是身股不能，身股是人在股在，人走股份就隨之消失了，沒有實實在在的銀子，只是在賬上記了一個數字，等到賬期末的時候享受一下分紅。所以說日升昌是中國最早的銀行，也是中國最早的股份制企業，這個股份制在很大程度上為票號留住了很多人才。

一般來說，票號里面一共有3位經理。雷履泰為票號總經理，俗稱大掌柜，主持制定號業主管；毛鴻翙為副總經理，俗稱二掌柜，具體管轄各分號事宜；程大培為副總襄理，俗稱三掌柜，管轄票號柜臺存款、放款、異地匯兌業務。3位掌柜分工明確，又各司其職。日升昌的經營制度是兩權分離制。東家作為這個票號的投資人、董事長來說，只能投資，不能參與這個票號大小事務的經營。作為掌柜的來說，只能經營，不能投資。經營權和投資權是完全分開的，而且當時的兩權分離制實行得比較徹底，號規當中明確規定：財東平時不能去票號；不能指示票號內部人員為其辦事；不能為自家的票號保送任何學徒；甚至不能利用自己票號的名義在外面舉辦任何活動。財東將票號完完全全交由大掌柜管理，每到年底，掌柜要向財東匯報當年的經營情況，如果干得好的話，可以繼續干，如果干的不好的話，財東可以將掌柜開除。另外號規當中給員工們規定：一不準接眷外出；二不準在外娶小納妾；三不準宿娼賭博；四不準在外自開商店；五不準染不良嗜好；六不準蓄私鑒貨；七不準把號款借與親友；八不準投機取巧，買空賣空；九不準懈怠號事，茍且偷安；十不準向號中相與之家浮挪暫借。

說到票號，不得不提一個人，那就是日升昌首任大掌柜，整個中國金融業的創始人——雷履泰。雷履泰（1770-1849），他的家族也是一個經商世家，只是在他很小的時候就沒落了，所以他年少時候就在不斷地打工。他年輕的時候在賭場搖骰子，頭腦非常靈活，說他在搖骰子的時候，只要在開盒的瞬間，就能算出這場賭局誰贏了多少，誰輸了多少。有一次這個本事就被當時的少東家李大全看中，就把他舉薦到了自家顏料莊分號當伙計去了，半年時間，他就做到了分號經理這個職位，后來調回平遙總號當大掌柜，能力有目共睹。在他53歲的時候，他提議李東家將顏料莊改成票號，兩人一個出錢，一個出力，合伙開起了中國第一家票號。領號25年，78歲離號，79歲就逝世了。一生的精力都給了整個李家，給了整個票號。在他70壽誕的時候，李家攜平遙眾商贈匾：拔乎其萃，高度贊譽了他對整個票號行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但再有能力的一個人也有離開票號的一天。財東很聰明，他把選接班人這個權利交給了大掌柜，在你離開的時候，給選好人選。為了避免選和自己有裙帶關系，但不一定有真才實干的人，所以票號給其一種特殊的股份，叫故身股。在掌柜的離開之后，只要他選的下一任掌柜有能力將這個票號經營的很好的話，他的子孫后代就可以享受這個票號8-12年的一個三次分紅。所以其實在票號里不存在“教會徒弟，餓死師傅”這種現象。

日升昌憑借誠信篤義的經營原則，科學完善的管理體制，敏銳的經營策略，舉賢任能的用人之道，開辟了整個中國的金融業。整個中國在日升昌產生之后，一共出現了51家票號，山西有43家，平遙縣城就有22家?？梢哉f當時候整個中國的金融中心就在平遙，所以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中寫道：“在山西最紅火的年代，財富的中心并不在省會太原，而是在平遙、祁縣、太谷，其中尤以平遙為最?！苯o了平遙一個很高的評價。

但是，在票號的輝煌中也逐漸出現了諸多隱憂，鴉片戰爭之后，中國被迫開關，接受廣泛的國際貿易。開埠之初，易貨貿易還是主導形式，即中國的絲茶出口與外國的紡織品進口還是以銀錢計價，但大部以貨物交割，并無多少銀錢出入。為便利大宗交易，各種專營貿易進出口的洋行便說服并推動外國銀行接受中國票號發行的莊票。同時，外國銀行也在莊票基礎上給予中國票號以抵押或信用貸款。

票號與外國銀行之間的金融往來逐漸成為主要業務，使得原來僅僅依賴票號的格局有所調整。在當時的半封閉經濟格局下，外資銀行，本土的票號和錢莊構成了三足鼎立的金融局面?！把笊讨?，外國銀行任之；本埠之事，錢莊任之；埠與埠間之事，票號任之”。這種格局在晚清期間持續了大體五十多年，也支撐了整個洋務運動和“同光中興”期間中國近代產業的孕育，當然也承擔了太平天國內亂融資，甲午戰爭賠款和庚子賠款等。

伴隨近代流通貨幣的迅速標準化，西班牙銀元，墨西哥鷹洋等銀元以及莊票和銀行鈔票的廣泛流通，原始意義的票號匯兌生意早已消亡，信貸服務成為主業，而從事信貸業務，票號顯然無法與二十世紀初期大量興起的外資銀行競爭。

清帝國的最后十年，是山西票號的“黃金時代”。1900年，北京爆發“庚子國變”，慈禧太后攜光緒西逃至山西境內，平遙票號率先得到密報，設法將慈禧一行迎入協同慶票號大掌柜趙德溥的家中留宿一夜，還獻上了三十萬兩白銀作為孝敬。慈禧大為感動，下令各省將京餉改由山西票號來解運。后來，清廷與各國簽下《辛丑條約》，慈禧將規定的賠款本息共10億兩白銀交票號匯兌，各省每年把應交賠款解付給票號，再由票號匯給匯豐銀行。

公款匯兌業務的開拓以及票號開辦的準入壟斷，讓晉商的勢力和財富得到幾何級的增長，各家票號都賺得盆滿缽滿。日升昌最興盛的時候，各地設30多個分號，年營業額達2000萬兩，每股可分得年紅利1.7萬兩，按總股本60余股計算，年盈利超過百萬兩。與向來崇尚享受的徽商相比，北方的晉商一向以儉為美，可是自從票商發達之后，也“由儉入奢”，極盡奢靡之能事，一位私塾老師記錄道：“此間生意奢華太甚，凡諸富商，名曰便飯，其實山珍海味，巨鱉鮮魚?！?/p>

因為利潤均來自于官家，所有票號的經營日漸失去了創新的動力，票商的精力全部投擲于公關和鉆營。史料記載，票號“在京師則交結內府，走動各部，在外省則應酬仕宦，出入衙門，借勢借財，能益自豐，措置裕如?！绷頁惼涮镌凇渡轿髌鼻f考略》中描述，各大票號都找到了自己的靠山，其中，李家的日升昌與倫貝子、振貝子、粵海關監督以及趙舒翹等走動頻繁，侯家的蔚盛長與慶親王最為親密。其余，百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拉攏董福祥，如此等等，各顯神通。票號商人對官府的打點可謂無微不至，每到年關，從舊歷十二月二十日到三十日止，每天要拉兩三車的禮物，去打點相關官府的上上下下，從管事到老媽子，都有名單，按名奉送。

同時，山西票號在官方層面也面臨著更大的競爭對手。首先是官商建立了壟斷的商業銀行如戶部銀行、交通銀行等將過去票號承辦的跨域匯兌和官款存放業務悉數收回。其次，山西票號一度輝煌歷史也滯阻了它向現代股份銀行制度的改變，使得中國通商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等一大批新興本土銀行脫穎而出。第三，山西票號曾依賴于給各地政府財政和軍需提供信貸支持，在戰亂特別是辛亥革命中，損失慘重，最終逐漸走向了衰亡。

“極炫耀處，即衰落處”，這似乎是萬物輪回的公理，整個票號業在1911年之后就開始走向了衰敗階段。導致他們衰敗的原因有很多種，最主要的就是清政府的垮臺。同時，外國的銀行進入和國有銀行的產生，以及后期紙鈔的發行、火車的運行，這些因素綜合到一起，導致了整個票號行業輝煌了一百多年，遺憾地退出了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