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西地方監察機構的設置與運行

王婧

清代集歷代政治體制之大成，監察制度高度發展，出現了多元化多軌道的監察體制。其沿襲明代的監察體系，并在明代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從而形成了一整套從中央到地方的較為完備的監察制度。其中，地方監察作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具有察舉地方官吏，澄清吏治等職責。它的不斷完善，曾在維護地方社會穩定和穩固國家政權等方面發揮突出作用。

作為中華民族重要發祥地之一的山西，以其獨特的戰略地位為歷代統治者所重視?；谏轿髟跉v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代山西地方監察機構設置的完善程度和運行情況對清代國家政權的穩固與否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清代地方實行分道監察體制，形成了由十五道監察御史、總督巡撫、按察司和巡道組成的四級監察網絡。地方監察機構主要有十五道監察御史、各省督撫衙門、提刑按察使司和道員衙門等，這些地方監察機構在整頓地方吏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代山西地方監察機構的設置

清朝建立之初，因襲明制，基本沿用了明朝的巡按御史制度，由中央派遣官員對地方進行不定期的巡視監察。自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開始推行巡按制度，經過四次反復共派出163人，197人次。巡按作為清初監察地方的主要途徑，職重權廣，是“天子耳目之官”，“內宣朝廷德意，外察督撫賢否，上考百官善惡，下問萬民疾苦，以及封疆安危、兵馬強弱、錢糧虛實、刑名直枉，無不稽察?！保ā肚鍖嶄洝で迨雷鎸嶄洝肪戆耸╉樦味辏?645年）、順治八年（1651年）和順治十七年（1660年）均向山西派遣巡撫。這在清政權建立之初，對穩定地方、鞏固政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至順治十八年（1661年）五月，巡按制度被廢除。此后，由十五道監察御史、總督巡撫、按察司和巡道組成的四級監察網絡構成了清代完備的地方監察體系。

一、十五道監察體系

十五道監察御史“在外巡鹽、巡漕、巡倉等及提督學政，各以其事專糾察?！保ā肚宄墨I通考》卷八十二）清初十五道的設置包括京畿道、河南道、江南道、浙江道、山西道、山東道、陜西道、湖廣道、江西道、福建道、四川道、廣東道、廣西道、云南道、貴州道。其中山西道核察山西道刑名，稽察兵部、翰林院、六科、中書科、總督倉場、坐糧廳、大通橋及通州二倉。

二、總督與巡撫

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廢除了巡按制度，總督和巡撫的權力得到擴張?？偠胶脱矒岬穆殭嘞嗷ソ诲e，在職權分工上總督主管軍政，巡撫總理民政。順治元年（1644年），置陜西總督，康熙三年（1664年），更名山陜總督，兼轄山西。十四年（1675年）改為陜甘總督，時山西別置總督。十九年（1680年）仍改陜甘為山陜，省山西總督入之。順治元年（1644年）置巡撫，駐太原，提督雁門等關。雍正十二年（1734年），管理提督事務，通省武弁受節度。

三、提刑按察使司

提刑按察使司是一省最高的司法監察機構，各省設置提刑按察使一人，官為正三品，其職能大致可概括為四個方面：監察審理本省的刑獄案件，兼領全省驛傳事務，參與并監督科舉事務，參與考察官吏等。

清初，置霸昌井陘巡道兼山西按察使銜，包括山西、河南、直隸、山東等十四省均設經歷司經歷一人，官為正七品，在鴻臚寺主簿、布政司都事、州判、外縣縣丞等官員中選任。山西、江西、福建、廣東、廣西等五省各設置知事一人，并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廢除。此外，清初設山西省照磨所，設照磨一人，康熙六年（1667年）定山西、江西、福建、陜西檢校各一人，并在山西、河南、四川等地各設巡道一人，康熙七年（1668年）又定山西、陜西、甘肅為滿洲缺?？滴跞四辏?699年），山西省照磨所被廢除。雍正元年（1723年）授高成齡為山西按察使，參用漢人自此開始。乾隆十八年（1753年），停各省巡道兼按察使副使、僉事銜。

四、守道和巡道

清代在省與府之間設道，大致分為守道和巡道。道的主要職能具體而言，有監察府州縣官吏，督察料理錢谷和刑名等事務，參與考核地方官吏，上密折監察布政使司和按察司等職能。

清初在山西置分守道，其中山西雁平道駐代州，山西鹽法道兼河東道駐運城，宣統元年（1909年）雁平道廢止。并在山西設分巡道，置山西歸綏道，兼關務、驛傳及蒙旗事，駐綏遠。初定為滿缺，后參用漢人。

清代山西地方監察機構的運行

歷朝統治者都十分看重對中央和地方的監察，順治帝曾在上諭中強調“國家紀綱，首重廉吏?！保ā肚迨犯濉肪砦澹?，總督巡撫的責任重大，唯有舉核得當，吏治才能清明。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認識到因地方監察不力導致的吏治不清已經嚴重危害到了清帝國的穩定。又乾隆七年（1742年）的一份上諭中指出，各省計典已經流于具文，庇護瞻循的情況屢見不鮮，甚至嚴重影響到監察體系的正常運行。

基于此，清代統治者采取了多項措施加強對地方的監察。以晚清光緒年間山西地區彈劾、懲治貪污情況為例：光緒四年（1878年）四月初六日，曾國荃奏稱山西陽曲縣倉書李林儒、孫毓樹承辦粥廠放賑事宜，膽敢于運送米石時，商同侵盜，至五十石之多，被“飭令就地正法”。光緒四年（1878年）十一月十八日，給事中王昕奏稱山西荒旱異常，地方官仍舊征收錢糧，該省富戶捐款，各州縣托詞解省，勒限交官，甚至縱容書差，苛派中飽，官吏侵吞克扣，實惠不能遍及于民，諭令“閻敬銘、曾國荃將給事中所奏情形一并認真楷查，如有虛冒情弊，即行據實嚴參”。光緒八年（1882年）七月十二日，山西冀寧道王定安貪墨營私、濫支各款、蒙混開銷，命王定安革職懲辦，曾國荃保薦匪人，著革職留任。光緒十八年（1892年）六月十七日，山西巡撫、前安徽布政使阿克達春不諳文理，巧立名目，收受賄賂，令“劉坤一確查。著開缺另候簡用?！保ㄕ麻_沅主編：《清通鑒》，岳麓書社，2000年）在眾多彈劾官員貪污之人中，監察御史和六科給事中占多數，這是晚清監察機構行使檢舉與監察職責的體現，也證明了御史在懲治貪污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但是有時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統治者的部分舉措也會直接影響到監察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例如滿洲貴族的特權在司法過程中得到特別的保護?？滴鯐r期的噶禮貪污案中，身為滿洲貴族的噶禮在其山西巡撫任內貪婪不法，御史劉若鼎向朝廷參奏揭發，康熙帝將奏本轉交給噶禮，其巧言善辯，平安過關。后又有山西平遙民人郭明奇等聯名向中央告發噶禮的貪賄行為，御史袁橋接狀后再一次向朝廷參奏，而康熙帝則再一次將參奏交與噶禮。貪官屢被袒護，御史袁橋則受到行政處罰。隨后噶禮升任兩江總督，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南鄉試大考中循私舞弊，但康熙仍對其法外開恩，直到兩年后，噶禮謀害生母案發，才被治罪。與康熙的縱容不同，乾隆對地方官員的違法行為則給予了嚴格地懲治。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原山西陽曲縣知縣段成功虧空案中，因為初審官江蘇巡撫莊有恭的有意袒護，從而使案件查處障礙重重，乾隆帝及時諭令將徇私舞弊的江蘇巡撫莊有恭及蘇州知府、按察使等人革職交刑部法辦，并另派欽差前往調查，才使得案件真相大白。

可以說，盡管地方監察一直為清代統治者所重視，但是統治者的施政理念還是影響到了地方監察?？滴醯圩陨砭驼J為所謂的廉吏也并非是一文不取的，若官員絲毫無所資給，其將無以為生。但到嘉慶時，嘉慶帝則認為：“督撫司道等則取之州縣，州縣則取之百姓，層層剝削，無非苦累良民，罄竭脂膏，破家蕩產……較之謀故，罪孽更重?！保ā肚鍖嶄洝と首陬；实蹖嶄洝肪砥呤澹?，因而再次加強了地方監察力度來整頓吏治。因此，以康熙朝為大致分界線，清代地方監察大體經歷了嚴密——松弛——嚴密的階段，需要指出的是松弛只是一種相較之下的說法，地方監察依然十分嚴密。

清代地方監察體系出現的困境

清朝是中央專制主義集權皇權為核心的官僚社會，官吏中的侵貪現象是官僚政治得以生存的必要條件，也是這種政治導致的必然結果。特別是康熙二年（1663年）廢除了御史巡按制度，地方監察權歸各省督撫，科道官則常駐京城。這一改制使得自上而下的監察體系遭到很大破壞：一方面，久居京城的監察官無法對地方官員實施有效督察，另一方面，以地方監察地方，從而滋生地方保護，這一改制使得大權在握的地方督撫幾乎處于無人監督的境況。特別是清代監察機構在人數配備上的不足，監察機構自身的腐敗等，都造成了晚清地方監察不力。

晚清時期的賣官鬻爵現象十分嚴重，極大地損害了清代監察體系的有效運作。晚清官員魏少游指出：清末因財政支絀，遂大開捐納之門，實際上就是公開的賣官鬻爵。例如鄭州黃河決口，名為 ‘政工捐。各省遇有災荒就開捐，名為‘賑捐。不論什么人，什么出身，都可捐官，名為捐班。自道臺三品大員，以致‘從九‘未入流末職，都規定有一定的價格，均可按其出資多少，予以大小官職，由吏部注冊，或由部選，或公發各省候補。因為有捐官的捷徑，所有紈绔子弟以及地主富賈，都能以錢買官。時任山西巡撫的岑春煊也提到“從前賣官鬻缺，尚是小的，現在內而侍郎，外而督府，皆可用錢買得。丑聲四播，政以賄成?！保ㄡ红樱骸稑俘S漫筆》）

政務法紀廢弛，貪污風氣盛行，地方監督嚴重缺失，都嚴重危害了封建政治的正常運行，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無怪乎孫中山指出：“貪污行賄，任用私人，以及毫不知恥地對于權勢地位的買賣，在中國并不是偶然的個人貪欲、環境或誘惑所產生的結果，而是普遍的，是在目前政權下取得或保持文武公職的唯一的可能條件。這種貪污又是根深蒂固遍及于全國的，所以除非在行政的體系中造成一個根本的改變，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無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