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居民枕部變形研究

趙永生 曾雯 魏成敏 張馨月 呂凱

（1.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山東濟南 250100；2.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山東濟南 250012；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14）

大汶口文化居民枕部變形研究

趙永生1曾雯1魏成敏2張馨月3呂凱2

（1.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山東濟南 250100；2.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山東濟南 250012；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14）

枕部變形主要表現為頭骨后部的不自然扁平化，自頂骨頂孔區開始向后下轉折一直延續到枕外隆突處，使兩側頂骨后部和枕骨上部形成一個幾與法蘭克福平面相垂直的平坦面。古代遺址中以大汶口文化居民最為流行枕部變形，儼然成為其重要的風俗習慣，此變形方式應為刻意保持嬰兒仰睡在硬質枕具上，從而形成枕部扁平，應為有意識的行為，不過其最開始的起源也許并不是有意識的，可能是偶然形成，因其符合大汶口文化居民的審美從而得以流傳下來。滿族的睡扁頭亦是針對枕部的變形，與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情況相似，不過因時代斷層以及枕部變形方式較簡單等因素，兩者應是各自起源，并無直接傳承關系。

枕部變形 大汶口文化 傅家遺址

未成年個體尤其是嬰兒的骨骼中有機物多（主要是骨膠原），所以彈性大，容易發生骨骼變形［1］。因此特性，人們在嬰兒出生后到二、三歲間一直給予頭骨壓力，從而使頭骨成為某種特定的形態，頭骨的人工變形在全世界范圍內廣泛流行，延續時間也很長，直到今天在某些地區仍然存在這種情況［2］?；诒泵赖貐^變形頭骨的發現，依形態差別，一般分為人字縫變形、枕骨變形、額—枕骨變形、額—枕骨平行變形等四種形態［3］。顏誾先生在對大汶口遺址變形頭骨的研究中，將頭骨畸形也分為四類：枕型，無意識地與有意識地造成，原因由于嬰孩時，頭的枕部受壓所致，受壓區域只限于枕部的最后區，或上延到人字縫區，或較此為高；額枕型，壓力從兩個方向（額枕部）而來，受壓區域無定形，特別是枕部，該區受壓部分上延到人字縫區或鄰近的頂區；環型，由于環狀的繃帶經過額骨，橫過兩側的顳骨與枕骨等；混雜型，包括各式各樣的類。他認為大汶口遺址的頭骨變形屬于第一型（枕型），出現率幾乎100%［4］。由此來看，以上兩種分類較為相似，頭骨人工變形從形態上看集中在枕部或額部的變形。頭骨人工變形按照使用工具和方式的不同，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五類：撫養人等按特定的審美對新生兒頭骨進行的改變；用木板等夾住頭骨使其變形；用繃帶等軟質用具纏繞頭骨使其變形；在頭骨周圍束縛石頭使其變形；木質搖籃或者硬質枕具等使枕部扁平，此類變形是否是人為有意識的進行頭骨改變有待商榷［5］。

頭骨變形最早的文獻記載可追溯至公元前400年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所描述的生活在黑海西側具有頭骨變形習俗的“大頭人”，而考古發現中頭骨變形的歷史則可追溯到公元前45 000年的尼安德特人［6］。我國境內最早的頭骨變形應該是舊石器時代晚期周口店山頂洞的102號頭骨，其額骨部分在額結節上方有一明顯的淺溝，可能是由于幼年纏頭所造成［7］。從現今考古遺址中變形頭骨的發現來看，枕部變形較為常見，且以大汶口文化遺址最為流行。新疆地區還見額—枕骨平行變形，亦稱環形變形，如伊犁吉林臺庫區索墩布拉克文化（早期鐵器時代）的墓葬中共發現23例頭骨環形變形，推測均為軟質用具造成的［8］。吉林大安后套木嘎四期文化（新石器時代晚期）中M90、M91的頭骨也是由軟質用具造成的額—枕骨平行變形［9］。除考古遺址中的發現外，滿族以枕部扁平為美，現今依然有睡扁頭的習慣，也是針對枕部的變形，東北、河北和山東等地區的漢族也受其影響亦頗為流行此種習俗［10］。

本文試圖以山東廣饒傅家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的變形頭骨為出發點，來對古代遺址中的枕部變形進行整體上的分析研究，并探討枕部變形中的具體成因以及與滿族睡扁頭的關系。

一、材料及分析方法的介紹

1.材料

傅家遺址位于山東省廣饒縣城關鎮傅家村，其為魯北地區重要的大汶口文化遺址，遺跡中發現水井數量較多，為大汶口文化諸遺址少見；所出陶器器類單調、制作粗糙，流行器耳或鋬手，少見石器；墓葬集中，分層埋葬，隨葬品少［11］。筆者于2015年底對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淄工作站保存的廣饒傅家93個較為完整的大汶口文化時期標本進行了觀察，該批標本主要來自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5年的發掘，亦包括20世紀80年代兩次發掘中的部分個體。

2.分析方法

頭骨變形是頭骨受到產道或其他外力的影響，使頭骨生長過程中受到某種限制，從而表現出頭骨某些部位出現一些不自然的改變。在頭骨變形的觀察中，首先排除葬后造成的變形，如土壤擠壓等，這種情況下頭骨往往出現相對新鮮且不甚規則的裂紋。本文對頭骨變形的判斷主要通過對比觀察的方式，如圖一，為了更明顯的顯示區別，采取線圖來進行頭骨頂面觀和側面觀的展示，左側個體（傅家遺址M110）頭骨枕部出現不自然的扁平化，右側個體（山東淄博乙烯遺址M70，此頭骨現存于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淄工作站）則沒有。依據變形的程度分為兩級，記錄為強和弱，并標注左右側變形是否一致。

圖一//枕部變形的對比圖

圖二//強、弱的頭骨頂面觀對比

強為枕部扁平程度高，枕部幾成與法蘭克福平面相垂直的面，頂結節突出，頭骨頂面觀多為楔形；弱為枕部扁平程度較低，頂結節突出不明顯，頭骨頂面觀多呈卵圓形。頭骨頂面觀對比見圖二，左側為強，右側為弱。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對比分析的方式，除傅家遺址外，另選取13處存在變形頭骨且標本個數較多的遺址進行數據比較分析，包括：山東地區大汶口文化時期的大汶口遺址［12］、西夏侯遺址［13］、野店遺址［14］、王因遺址［15］、北阡遺址［16］、呈子遺址［17］；山東地區龍山文化時期的西吳寺遺址［18］和丁公遺址［19］；山東地區漢代的潘廟遺址［20］；河南地區新石器時代的西山遺址［21］和篤忠遺址［22］；湖北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雕龍碑遺址［23］；遼寧地區紅山文化的牛河梁遺址［24］；內蒙古地區早期青銅時代的大甸子遺址［25］。

表一//廣饒傅家遺址枕部變形頭骨的統計表（單位：個）

二、觀察結果與成因分析

1.傅家遺址頭骨變形情況

傅家遺址中人骨標本普遍存在頭骨變形，具體分布見表一，為更直觀地展示，依據表一繪制圖三。頭骨變形主要表現為頭骨后部的不自然扁平化，自頂骨頂孔區開始向后下轉折一直延續到枕外隆突處，使兩側頂骨后部和枕骨上部形成一個幾與法蘭克福平面相垂直的平坦面。在較完整的枕部變形頭骨中沒有發現額部的明顯變形，亦沒有發現其他區域普遍的變形，傅家遺址的頭骨變形應屬于前文顏誾先生所分類中的枕型。從頭骨頂面觀來看，頂結節突出，顱長變小，顱寬變大，枕部曲度平緩，顱形多呈現楔形，因受力原因，枕部左右側變形并非總一致，如圖四中，左側圖為左右側一致且分級為強的枕部變形，中間圖為右側明顯，右側圖為左側明顯。此外，M145（5歲左右）頭骨冠狀縫處有一條幾與頭骨冠狀方向平行的條帶狀凹陷，其位于頭頂中部，推測可能是由某種帶狀物長期在該部位施壓所致，如帶狀物懸垂負重或者繃帶等沿頭骨冠狀方向纏繞施壓，這種現象在鄭州西山新石器時代墓葬中亦發現有4例，其中3例未成年個體，1例壯年女性［26］。由以上兩處遺址來看，變形個體在年幼時即已開始這種行為，推測應主要與變形個體的生產或生活狀況有關，且此種現象可能不太具有普遍性。

由表一和圖三來看，在筆者所觀察的93例個體中共發現81例頭骨變形，出現率為87.10%，其中確認強變形的為62例，弱變形的為19例。在弱變形中男性與女性的數量相差不大，而在強變形中女性（37例）明顯多于男性（20例），總體上來看，女性變形頭骨為46例，數量上明顯多于男性（28例）。從出現率來看，93例個體中男性30例，變形頭骨出現率為93.33%（28/30）；女性55例，出現率為83.64%（46/55），男性在出現率上略高于女性，不存在明顯性別上的差異。在頭骨變形的個體中年齡最小為5歲左右，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頭骨變形應從嬰幼兒就已經開始。

從枕部變形的形態來看，三種形態皆有一定數量的分布，左右一致的個體共有36例，所占比例為44.44%（36/81），左側明顯的為23例（28.40%），右側明顯的為22例（27.16%），由此推測變形可能不具有強制性和標準性，即并非強制所有人達到某種特定標準形態。

2.枕部變形的成因分析

圖三//傅家遺址枕部變形分布圖

圖四//傅家遺址不同枕部變形對比

頭骨枕部變形主要表現為頭骨后部扁平化，應為人體自身重力或者人為壓力與枕具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結果，由此枕部變形的最大爭議在于是否是人為有意識地對頭骨進行改形，或者僅僅是嬰兒時期的睡眠習慣所造成的。新生兒作為一個特殊的護理群體，從解剖及生理特點上看，后枕部尤其是枕外隆突處屬肌層較薄的骨隆處，皮下組織及肌肉不豐富，新生兒頭骨具有柔軟、富有彈性、頭部可塑性強、頸軟等生理特點［27］。新生兒絕大部分時間是在睡眠中度過的，1個月左右的嬰兒平均每天睡眠時間為14～17小時，大約6個月以后，每天約有四分之三的睡眠時間集中在晚上，晝夜節律基本形成［28］。如嬰兒睡眠姿勢不當，習慣朝向某一邊睡覺，如長期仰睡或側睡，均會造成多睡的一邊產生頭部扁斜現象，即嬰兒頭骨后位或側位發生不同程度扁平畸形，以及由此帶來的功能損傷，其中發生于腦部后側面者稱為斜頭畸形（plagiocephaly and brachycephaly）［29］。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為預防嬰兒猝死綜合征（SIDS），許多國家的公共衛生組織大力倡導禁止俯睡、提倡仰睡，使許多國家的嬰兒猝死癥減少了50—90%［30］。不過仰睡運動下，斜頭畸形出現率卻有所提高。從澳大利亞的安德烈·比爾洛賽科斯基（Andrea E.Bialocerkowski）等發表的多篇報道斜頭畸形的研究文章來看，美國近四十年來斜頭畸形率基本穩定，影響斜頭畸形的因素主要為生產過程、嬰兒本身的狀況以及后來嬰兒的護理情況。第一個孩子、男性、長期仰臥以及頸部問題會增加斜頭畸形的風險［31］。荷蘭的里奧·范福利莫倫（Leo A.Van Vlimmeren）等在跟蹤研究荷蘭費赫爾380個新生兒至7周大時斜頭畸形的變化時發現，新生兒的斜頭畸形率為6.1%（23/ 380），到7周大時斜頭畸形率為22.1%（49例男性，35例女性），其中新生兒時期的23個斜頭畸形中僅有9個在后續的觀察中仍然存在畸形，男性斜頭畸形較多可能與頭骨頭圍更大，頭骨更快的生長以及頭骨柔韌性的相對欠缺等因素有關［32］。新西蘭的林恩·哈奇森（B.Lynne Hutchinson）等觀察了200個兒童分別在6周、4個月、8個月、12個月和2歲時斜頭畸形率的變化，96%的個體追蹤到1歲，90.5%的個體跟蹤到2歲，其出現率分別為16.0%、19.7%、9.2%、6.8%和3.3%，畸形率總體上呈現降低趨勢［33］。陳維強選擇2012年8月至2014年7月在重慶璧山區婦幼保健院出生的健康新生兒120例，其中男68例，女52例，排除神經系統及其他器質性病變、殘疾、遺傳因素造成顱骨發育不正常者，將120例新生兒隨機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每組60例，對照組嬰兒采用仰臥、側臥姿勢睡臥于普通床墊上，觀察組嬰兒采用仰臥姿勢睡臥于保育床墊上，對照組60例中16例出現頭骨變形，出現率為26.67%，觀察組中僅2例［34］。美國的馬修·斯佩爾茨（Matthew L.Speltz）利用貝氏量表（常用的智力發育水平評估量表）評估235例患者，同時對照評估237例對照組嬰兒，認為斜頭畸形可能會延遲嬰兒的早期智力發育，尤其是行動能力與認知及語言能力，不過隨年齡的增長，尤其是3歲以后這種現象會愈加不明顯［35］。由上來看，即使在現代社會中，嬰兒斜頭畸形出現率最高時也會達到兩成以上，且隨著年齡的增長，因父母對嬰兒睡姿的注意以及嬰兒活動力增強等因素，斜頭畸形逐漸減少。山東地區大汶口文化居民枕部變形的出現率普遍在七成以上，傅家遺址枕部變形的出現率高達87.10%，且主要觀察對象為成年個體，即使考慮到某些特殊疾病，如水腦癥和顱縫愈合過早癥等產生的變形頭骨［36］，現代社會中的頭骨畸形還是遠遠低于山東地區大汶口文化居民枕部變形的出現率。

表二//14個遺址古代居民枕部變形出現情況表

圖五//各遺址古代居民枕部變形出現情況對比圖

除去斜頭畸形外，我們還應該考慮到枕具以及育兒習俗等對嬰兒頭型的影響，大汶口文化遺址并沒有枕具或其填充物的發現，從而無法從大汶口文化遺址獲得相關的證據，但我們通過研究滿族中流行的睡扁頭習俗也許可窺探其中一二?！吨腥A全國風俗志》記載：“嬰兒初生，枕以硬枕（枕實以豆），務平其后腦骨，以硬起欠美觀，習俗然也。故辛亥之役，摸腦骨以別滿、漢，以滿人平直而漢人硬起也”［37］。宋兆麟認為滿族的睡扁頭與搖車并沒有直接關系，而與搖車的使用方式有關，除搖車外，還有一種睡板，小孩睡覺時必拴在睡板上；在睡板上放置硬枕頭，這是該族睡扁頭的根本原因。滿族過去使用的枕頭，多以小米、高粱、蠶沙、綠豆、黃豆、沙子為填充物，這種枕芯雖然較清涼，但是過硬，對嬰兒頭骨發育極為不利，長期使用硬枕頭必然使顱骨變形、腦袋變平，這就是滿族睡扁頭的真正原因［38］。由此來看，滿族的睡扁頭亦是使頭骨后部變平，與大汶口文化居民的頭骨變形幾乎相同，且硬質枕具是滿族扁頭的根本原因。海岱地區在大汶口文化早期農業已經發生，種植作物主要是粟（小米）和黍（黃米）；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已經有了相對比較發達的農業，除了粟、黍之外，還有水稻；龍山文化居民的植物性食物結構中又發現了小麥和大麥［39］。大汶口文化各遺址中多見骨針和陶紡輪等遺物，且在膠縣三里河遺址中有兩塊器底印有布紋，如標本T244③‥10，平紋，經緯線比較細密，每平方厘米經緯線各有十三根［40］，大汶口文化居民應存在基本的紡織業，可能會使用粟、黍等作為填充物的枕具。

綜上所述，嬰兒多采用仰睡方式會提高枕部扁平的出現率，不過隨著嬰兒的成長以及撫養人的注意，這種情況會減少，不會出現在大汶口文化成年居民如此高的枕部扁平出現率。通過對滿族睡扁頭的認識，枕部扁平應還與硬質枕具有關。我們推測大汶口文化時期居民應采用仰睡在硬質枕具上的方式使嬰兒枕部扁平，枕具填充物很可能是粟或者黍，且幾乎所有遺址都存在枕部變形程度不一的現象，這可能表明強制性措施如使用軟質工具來捆綁固定等方式并不那么普遍。枕部變形的產生主要與仰睡與硬質枕具有關，偶然發生的可能性較大，一開始枕部變形可能并不是有意識的行為，應該是定居生活的古代居民因實際條件（粟為填充物的枕具）和嬰兒睡眠習慣（仰睡不容易讓嬰兒窒息）所伴生的現象。不過要像大汶口文化居民一樣成年人普遍存在枕部變形的話，應為刻意保持仰睡在硬質枕具上所造成。我們猜測最開始枕部變形并不是有意識的行為，也許枕部變形所產生的后部扁平且短寬的頭骨，恰好符合一些古代居民的審美，會刻意保持嬰兒仰睡在硬質枕具上的習慣，從而在骨骼上保留下來此種跡象。枕部變形在龍山時代開始逐漸消失，這可能與育兒觀念的改變或生活用品的進一步豐富有關。

三、對比分析及討論

1.枕部變形出現情況的對比分析

為清晰明了，筆者將14處遺址枕部變形頭骨的出現情況列于表二，依據表二繪制圖五（因鄭州西山遺址無明確出現率故未列入），山東地區和山東以外地區以不同格式標注。因大汶口文化遺址多見人工拔牙，并簡單記錄拔牙情況。

由表二和圖五來看，枕部變形頭骨集中出現在山東地區，14個遺址中9個位于山東地區，且以大汶口文化時期的遺址中頭骨枕部變形的出現率最高，較典型的是大汶口遺址，其34例可供測量個體皆出現枕部變形。在龍山文化時期枕部變形的出現率開始降低，如丁公遺址中頭骨枕部變形出現率為65.22%，明顯低于大汶口文化時期的遺址，雖然西吳寺遺址的出現率為100%，但是例數過少（3例）難以具有代表性。呈子遺址中恰好表現出這種明顯的時代差異，呈子二期（龍山文化時期）中可供觀察的27例個體中皆無枕部變形和拔牙，而呈子一期（大汶口文化時期）可供研究的個體全部出現枕部變形和拔牙。新石器時代以后時期人骨材料的報導中僅有濟寧潘廟漢墓中發現3例枕部變形的頭骨。

除山東地區外，在河南的西山和篤忠遺址、湖北雕龍碑遺址、遼寧牛河梁遺址以及內蒙古大甸子遺址都發現枕部變形的頭骨，時代上以新石器時代為主，僅大甸子遺址處于早期青銅時代。從枕部變形出現率來看，牛河梁遺址最高（76.47%），其余遺址皆不超過50%（西山遺址并無準確的觀察個數）。值得注意的是，在鄭州西山遺址中，不僅發現35例枕部變形的個體，而且發現11例拔牙個體，且9例為拔除上頜兩側側門齒，與大汶口文化遺址的情況相近。此外，小河沿文化的赤峰哈啦海溝遺址［41］和敖漢旗石羊石虎山遺址［42］的人骨也存在相當數量的枕部變形。男女兩性枕部變形出現率總體相差不大，不存在明顯兩性差別，多數遺址男性略高于女性，尤以王因遺址和牛河梁遺址最為明顯，這可能主要受制于觀察個數。幾乎所有遺址都存在枕部變形程度不一的現象，主要表現為左右側變形不一致，即使左右側較一致，頭骨后部扁平化程度也有所不同。

山東地區大汶口文化遺址發現的枕部變形頭骨最為豐富，除去表二中所列舉的9個遺址外，膠縣三里河遺址的人骨亦有枕部變形和拔除側門齒的風俗，且第二期文化（龍山文化）的居民不及一期文化（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普遍盛行，似乎處于衰落的階段［43］；濰縣魯家口遺址的2座大汶口文化墓葬（M106、M107）中的頭骨也有枕部扁平的現象［44］。這些遺址中絕大多數為大汶口文化遺址，龍山文化遺址僅西吳寺、丁公和三里河（二期）等3處遺址中有發現。岳石時期并沒有人骨材料的報導，在2014年城子崖遺址發掘中，其岳石地層中發現兩例人骨，筆者在鑒定中也沒有發現枕部變形和拔牙現象；商周時期頭骨變形的報導僅見丁公遺址的1例中年女性個體和1例幼兒個體，筆者在對濟南劉家莊、大辛莊和新泰周家莊等商周遺址人骨的研究中亦沒發現明顯的枕部變形；商周以后時期僅潘廟遺址中發現3例枕部變形頭骨。由此來看大汶口文化時期比較普遍的枕部變形現象到龍山時期開始減少，甚至在呈子遺址中進入龍山文化期后變形現象即已消失，進入歷史時期后此種現象更是幾乎不見。大汶口文化遺址中枕部變形往往伴隨拔牙現象，不過在廣饒傅家遺址中，普遍存在枕部變形，拔牙卻沒有發現，與其地理位置相近的廣饒五村遺址中也僅是發現1例大汶口人骨拔除雙側上頜側門齒的現象，拔牙風俗在魯北地區大汶口居民中并未成俗或已趨消失，即使在拔牙風俗最為流行的時代和地區也可能存在不施行此種風俗的氏族成員［45］。

由此來看，枕部變形普遍流行于大汶口文化各遺址中，可見程度甚至高于拔牙，且不局限于某個區域或某個類型。

綜合來看，枕部變形在大汶口文化各遺址中最為普遍，儼然成為大汶口文化居民極具代表性的現象，其流行程度可能比拔牙更甚；其他地區亦有發現，且以受大汶口文化影響較大的豫東地區為多；遺址時代上以大汶口文化時期為主，龍山文化時期既已表現出變少的跡象，進入歷史時期后非常少見。

2.枕部變形的影響以及與滿族睡扁頭的關系

阿根廷的埃爾加多·西杰曼（Edgardo Schijman）通過研究前哥倫布時期安第斯山脈區域居民的頭骨人工變形，發現變形的主要是為了美觀、彰顯強大或尊貴以及區分族群［46］。滿族的睡扁頭也是因為滿人以扁頭為美，“后勺子”（凸出的枕外隆突）為丑，初為滿漢之區別的標志之一，受到滿人審美的影響，東北、河北以及山東等地區漢人也多流行睡扁頭，所以才有了“后腦勺子是東北人的護照”這句俗語［47］。無論有意識與否，枕部扁平成為了大汶口文化居民最為普遍的人為改造身體的現象，幾乎人人為之，應不具有區分地位或階層的功能，也許因頭部的影響不如拔牙表現得那么明顯，不過因其幾乎零疼痛的優勢在大汶口文化居民中更為流行。枕部扁平也極有可能成為大汶口文化居民的重要標志之一，某種程度上族群的象征。鄭州西山古代居民中發現為數不少的枕部變形和拔牙個體，拔牙也多為雙側上頜側門齒，與大汶口文化居民相似，而且體質特征上最為接近西夏侯組，其次為仰韶合并組和廟底溝組［48］。西山仰韶文化古城時期，南方屈家嶺文化向北發展和東方的大汶口文化向西發展，在鄭洛地區與當地文化交流碰撞進行［49］。由此來看，西山城址應與大汶口文化的西擴密切相關，甚至是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據點，或許是大汶口文化居民修筑以抵御土著之堡壘［50］。牛河梁遺址、雕龍碑遺址以及小河沿文化的兩處遺址也出現較多的枕部變形，有可能是文化交流中受到大汶口文化居民此種審美的影響，乃至是大汶口文化居民直接擴張的影響。

從頭骨變形的形態來看，古代居民尤其是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枕部變形與滿族的睡扁頭幾乎一致，皆為前文中顏誾先生所劃分的枕型。不過依據現今考古發掘情況來看，歷史時期枕部變形情況幾乎不見，即使零星的發現也很難排除斜頭畸形或者其他疾病的影響，大汶口文化居民與滿族之間存在較長的時間斷層。滿族睡扁頭的起源應與其狩獵生活中對待嬰兒的方式有關，且普遍認為滿族睡扁頭與搖車有所關系［51］，受制年代久遠等因素大汶口文化遺址中并沒有任何有關育兒工具的發現，再加上枕部扁平的變形方法較為簡單，僅是嬰兒長期仰睡在硬質枕具上即可形成此種現象，由此我們認為兩者獨立起源的可能性更大，并不具有直接的關系。

四、結語

筆者所觀察的廣饒傅家遺址93例個體中共發現81例頭骨變形，出現率為87.10%，其中男性變形頭骨出現率為93.33%（28/30），女性出現率為83.64%（46/55），男性在出現率上略高于女性。通過15個遺址枕部變形情況的對比分析，枕部變形多見于黃河中下游新石器時代遺址，且以大汶口文化遺址最為流行，南方地區發現較少，進入歷史時期后此種現象明顯變少；在男女兩性上出現率差別不大，并無刻意的性別要求；枕部變形程度普遍不一，可見不具有強制性和標準性。

枕部變形主要與嬰兒長期仰睡在硬質枕具上有關，可能一開始枕部變形并不是有意識的行為，應該是定居生活的古代居民因實際條件和嬰兒睡眠習慣所伴生的現象，不過要像大汶口文化時期居民一樣成年人普遍存在枕部變形的話，應為刻意保持仰睡在硬質枕具上所造成，也許枕部變形所產生的后部扁平且短寬的頭骨，恰好符合一些古代居民的審美，從而刻意為之。古代居民尤其是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枕部變形雖與滿族的睡扁頭幾乎一致，但因年代相差久遠且有斷層等原因，我們認為兩者獨立起源的可能性更大。

［1］朱泓：《體質人類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4頁。

［2］［46］Edgardo.Schijman.Artificial cranial deformation in newborns in the pre-Columbian Andes．Classics in Pediatric Neurosurgery，2005,21(1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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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吳新智：《周口店山頂洞人化石的研究》，《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61年第3期。

［8］張林虎：《新疆伊犁吉林臺庫區墓葬人骨研究》，吉林大學2010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08頁。

［9］肖曉鳴：《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遺址人骨研究》，吉林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第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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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振光、王建國、劉桂芹、趙政強：《山東廣饒縣傅家遺址的發掘》，《考古》2002年第9期。

［13］顏誾：《西夏侯新石器時代人骨的研究報告》，《考古學報》1973年第2期。

［14］張振標：《山東野店新石器時代人骨的研究報告》，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鄒縣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80—187頁。

［15］韓康信：《山東兗州王因新石器時代人骨的鑒定報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山東王因》，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88—407頁。

［16］［36］〔日〕中橋孝博、高椋浩史，欒豐實：《山東北阡遺址出土之大汶口時期人骨》，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編《東方考古》第10集，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13—49頁。

［17］韓康信：《山東諸城呈子新石器時代人骨》，《考古》1990年第7期。

［18］朱泓：《兗州西吳寺龍山文化顱骨的人類學特征》，《考古》199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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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ipital Deformity of the Habitants of Dawenkou Culture

ZHAO Yong-sheng1ZENG Wen1WEI Cheng-min2ZHANG Xin-yue3LV Kai2
(1.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Shandong,250100; 2.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of Shandong Province,Jinan,Shandong,250012; 3.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of Zhejiang Province,Hangzhou,Zhejiang,310014)

The occipital deformity mainly refers to the unnatural flattening of the posterior skull occurring from parietal foramina down to the occipital bun,forming a plane vertical to the Frankfort Horizontal by the back part of the parietal bone and the upper part of the occipital bone.Among all the ancient sites,habitants of Dawenkou were seen of the most cases of occipital deformity,which apparently had been an important custom of their culture.It is believed that this deformity was adeliberation by keeping infants lying down on hard head rests.It might not be an on-purpose action from the beginning,but was kept as a custom due to its conformity with the aesthetics of the Dawenkou Culture.The tradition of using flattened head rests of the Manchu people is also an occipital deformation custom similar to that of Dawenkou.However due to the discontinuity in times and the deformation method being rather simpler,the occipital deformity of the Manchu people is believed not to have shared the origin with Dawenkou people;no direct connection is found between.

occipital deformity;Danwenkou Culture;Fujia Site

K871.13

A

（責任編輯：黃苑；校對：朱國平）

2016-05-12

趙永生（1985—），男，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講師，主要研究方向：體質人類學。

曾雯（1985—），女，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古DNA研究。

魏成敏（1955—），男，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商周考古。

張馨月（1990—），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史前考古和體質人類學研究。呂凱（1985—），男，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主要研究方向：兩周漢代考古。

本文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4CKG002、15CKG013)、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2015T80702）、國家自然科學基金（41303004）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