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強電視調解節目法治含量芻議

王舒熒+許欣

電視調解是近年來我國電視臺普遍運用的一種節目樣態，它是一種以電視的新聞與戲劇范式構架對糾紛解決過程的再現。它的出現是適應社會需求的必然產物。此類節目與人們的日常生活聯系緊密，適應了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和情感宣泄需要，一定程度上擔當起了維權角色。正因為此，調解節目風靡至今依然勢頭不減。但是，不可否認此類節目運行這些年來也存在一些問題，如何讓調解節目取得更好的傳播效果，如何在法律層面上更好地為觀眾維權，都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就圍繞這些問題作初步探討。

一、調解類電視節目現狀

目前，幾乎每個電視臺都有一檔調解類電視節目，江西衛視的《金牌調解》、北京電視臺科教頻道的《第三調解室》、河南電視臺公共頻道的《百姓調解》、河北廣播電視臺的《非常幫助》都是此類節目的典范，都有著較高的收視率和社會影響力。

從節目表現形態上看，大體可以分為兩種模式：一為演播室調解，即把事件當事人請到演播室講述，主持人、觀察員、社會學者進行分析、解讀、勸導、評判。此種模式以江西衛視的《金牌調解》等節目為代表。二為實地調解，即電視臺接到觀眾熱線電話后，派調解員和攝制組到求助者所在地進行現場調解。這種模式以河北廣播電視臺的《非常幫助》《今日法治》為典型代表。

二、調解類電視節目傳播效果拷問

施拉姆曾說：“新聞事業是一種雙重性格的事業。站在為公眾提供普及教育的立場來說，大眾傳播是一個學校，但是，站在為投資者賺錢的目的而言，大眾傳播媒介是一個企業。任何傳播媒介的負責人，受這種雙重性格的影響，一方面要盡校長之職，另一方面要盡經理之職，這兩種職務有很多時候是互相矛盾的?！?[1] 時至今日，受新媒體的沖擊，電視媒體的壓力越來越大。正是在這種媒介生態環境下，電視媒體自身的利益訴求，受眾背后所代表的市場經濟利益訴求，成為了電視臺不得不考慮的問題。目前，社會處于轉型期，因經濟利益產生的各種糾紛日益增加，勞資糾紛、占地拆遷、家庭失衡、情感錯位等這些都是電視調解節目的核心選題，這些選題真實反映百姓生活原生態，而對于觀眾來說，這種發生在身邊的原汁原味的真事，遠比電視劇更為吸引人。而對于媒體而言，要抓住觀眾的眼球，講好這些原汁原味的真事，無疑要涉及到當事人的隱私。實際上，對一切隱秘內容，每一個現代人都有窺視、了解的欲望，有欲望就有需求，有需求就有市場和利益。在利益的驅使下，調解類節目往往會出現糾紛當事人主體客體化、調解過程簡單化、沖突解決表面化、宣傳效果負面化的現象。

（一）糾紛當事人的主體客體化。在調解節目中，話語權、內容的取舍權說到底還是掌握在記者手中。記者關注更多的是糾紛的沖突性和故事性，當事人同意在鏡頭前接受調解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問題，但是，媒體追求收視率的本質屬性決定了節目要充分展現雙方觀點的對立、沖突，甚至出現語言暴力、肢體動作時，也予以放任，當事人在記者所設計的戲劇沖突敘事框架下，往往被左右，無法按自己的本意進行。

（二）調解過程簡單化、沖突解決表面化。糾紛解決的過程往往會被徹底的戲劇化，而節目的運作周期、運營成本都不允許電視臺為求得最終的滿意結果而投入過度的成本。所以，很顯然，種種因素都注定了電視調解終究是一場節目，一場秀。正如德國學者托馬斯梅耶所說：“從其自然屬性出發，他們不可能是中性的交流渠道，不可能只是單純地傳播信息而沒有自己的任何加工……只有當它們遵循特別的吸引關注規則時，大眾傳媒才有可能完成信息傳播的任務。這里首先是按照新聞價值和娛樂價值進行信息篩選的那兩種法則體系，它們同時又是爭取受眾最大關注的導演形式?！盵2]在這種導演形式下，調解的本質已然發生了變化，而最終的結果要么使矛盾更加激化，要么在“面子心理”的作祟下，當事人做出應景式的“道德秀”，達成所謂的“和解”。而這種表面化的“和解”在現實中，當事人很快就會反悔。

（三）宣傳效果負面化。從傳播效果上看，這類調解節目如果把握不到位，就有可能傳播非主流的輿論導向。在這類節目中，遺產糾紛、贍養矛盾、夫妻反目、兄弟相爭等選題是扎堆出現的，在調解過程中，為了吸人眼球，會讓矛盾充分展現。而調解員因為其自身的非專業性，在調解過程中，往往會出現一些偏差。目前，很多節目的調解員是由退休職工、熱心的大爺大媽來擔任，由于他們受自身思想傳統、法律常識不足等情況所限，在調解過程中往往缺乏法律支撐，多是一味勸和，甚至犧牲在理一方的合法利益，使其委曲求全。這樣的調解結果既起不到真正解決紛爭、釋疑解惑的作用，反而會讓受眾產生更多的疑慮與擔憂，在社會上產生不良的示范效果。

三、加強調解節目的合理合法性——律師調解、專業解讀

筆者認為要增強調解類電視節目的合理合法性，在實際操作中，最直接有效的辦法就是讓律師擔當調解員，以法律視角、專業解讀各類糾紛。2016年10月，河北廣播電視臺經濟生活頻道《今日法治》欄目，推出了“金牌律師”版塊，成為了一個專門為百姓提供法律幫助的公益平臺。該版塊以律師法律公益幫扶為出發點，在接到求助人的電話求助之后，記者和律師到現場了解情況，幫求助人分析法律關系，指導求助人通過法律途徑和法律手段來解決糾紛，在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律師現場做糾紛的調解工作，依法化解矛盾。

2017年3月16日，節目播出了一期名為《女兒被撞傷 誰來賠償》的報道。節目講述了一女孩路遇車禍，腰背骨折，而賠償費卻遲遲不到，治療被迫中斷這樣一起糾紛。女孩的父親陶師傅在多次討要賠償款未果的情況下，找到了欄目組。記者和律師趕到陶師傅家，陪同陶師傅一起找到了肇事者。在調解協商的過程中，陶師傅的想法是對方先賠償兩萬塊錢，解決目前的治療問題，等傷殘鑒定結果下來之后，再談其他費用，而對于這個提議肇事方并不同意。此時，急切想得到錢的陶師傅表示不做傷殘鑒定了，愿意放棄日后的傷殘賠償，只要一次性賠付他三萬元即可。肇事方聽聞此言后，立馬又把賠償金額往下壓，最終只同意賠付一萬五千元。就在陶師傅準備認可時，律師終止了調解。律師在片中有這樣一段話：“因為求助者他預料到孩子以后可能會構成傷殘，但是老百姓在處理事兒的時候，經常想一次性了，這個事兒清了，以后誰也不找誰麻煩，他想快速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在進行毫無底線的讓步，這樣讓步的結果很有可能是，今天拿到錢了，表面上看起來高高興興的，事情解決清楚了，但是萬一后續產生其他費用，這個費用是不足以進行治療的，這樣實質上是傷害了自己，這不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痹谥袛嗾{解后，律師還告知陶師傅可以去當地司法局申請法律援助，司法局會指定援助律師免費為陶師傅辯護。這樣的調解過程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調解節目，律師并不一味“求和”，而是旨在保障當事人合法利益，在合理合法、公平正義的前提下進行調解。

可以說，“金牌律師”節目緊緊抓住民生選題，把法律知識融入到老百姓具體的糾紛當中去，通過律師這一具有專業知識形象的符號，通過媒體的客觀立場，化解基層矛盾。欄目很自覺地把一些平時容易激化的糾紛矛盾納入到法律框架內處理，在傳播法律知識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傳播法治精神，讓法律通過一件件發生在老百姓身邊的小事，通過律師解決問題的示范作用，一點一滴滲透到老百姓的觀念當中，不只是簡單地記錄法治進程，而是主動推動社會的基層的法治建設。

2017年3月20日“金牌律師”播出的《化糞池爆炸致男孩兒殞命 誰來負責》這期節目，不僅幫助殞命男孩的父母理清了權責關系，提供了維權途徑，也給受眾普及了一個法律常識。2017年的春節前夕，衡水市一小區的廣場上，一個8歲的男孩點燃了一個小呲花，他的父母就站在五米之外看著他。突然，一聲巨響，男孩腳下的一個污水井爆炸了，井蓋沖到半空直接打在男孩子的身上，孩子的父母急忙上前抱起孩子，卻發現孩子滿身是血，氣息已經全無。事發后，孩子的父母去找相關部門討說法，然而整整兩個月過去了，他們找不到任何維權的線索。小區物業早已癱瘓多年，污水井長期無人清理，蓄積了大量沼氣，任何一點兒明火都會引發爆炸。小區沒有物業，維權便沒有方向，難道孩子鮮活的生命就這樣白白逝去了嗎？“金牌律師”王菊芳來到現場，一番調查之后，很快就給出了維權路徑。她找到居委會，坦言相告，像這樣無人負責的小區，如果發生了安全事故，所有小區業主都是有法律責任的，因為他們都是這個污水井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如果受害人一家拿起法律武器維權，可以把所有業主作為被告，要求賠償；如果受害人一家放棄訴諸法律，那么居委會應該負起責任，向小區業主發起募捐，號召大家都站出來撫慰和資助受害人一家。最終，在金牌律師一番合情合法的解釋之后，居委會表示他們一定馬上行動起來，挨家挨戶去落實募捐事宜。

而在另一期節目《莫名其妙的高評費》中，記者和律師針對求助人提出的被中介收取的高評費沒有票據的問題，深挖事件背后的真相，在目前法律對此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用民法原則中的不當得利與中介交涉，最終中介雖然不承認是職務行為，但是也私下與求助人提出和解，返還了所謂的高評費。節目切中高評費這個行業潛規則問題，律師根據法律原則進行闡述，在沒有書面證據的情況下，也幫助求助人維護了自己的合法利益，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金牌律師”開創了調解節目的一個新思路，律師的介入無疑增強了調解的客觀性、合法性?？梢哉f，“金牌律師”真正走到了百姓身邊，以法律為準繩衡量當事雙方的立場，最終找出一條合情合理合法的糾紛解決之道?？梢哉f，“金牌律師”是“魚”，記者和律師出馬幫助不少當事人解決了難題；同時，“金牌律師”更是“漁”，讓觀眾明白了用法律方式解決問題方能無憂。

注釋：

[1] 展江.怎樣解讀美國新聞事業. http：//www.sd-online.com/big5/news/2001/12/5/0538.htm.

[2] 李立景.電視ADR：解構電視調解節目——基于傳播倫理的法學思考[J].新聞實踐，2012年第3期.

（作者單位：河北廣播電視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