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時期小說俄傳特點小議

白楊+白璐+張晶晶

滄州職業技術學院 滄州師范學院 滄州職業技術學院

摘要：隨著中俄兩國文化交流的不斷拓展，俄羅斯對反映中國新時期特點的當代文學作品愈發關注。受歷史時期和國家政策的影響，中國新時期小說在俄羅斯的傳播也經歷了從繁榮到邊緣化再到二度青睞的過程。

關鍵詞：新時期小說；俄譯；傳播；特點

中俄兩國間的文化交流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盡管雙方對彼此的文學關注由來已久，但顯然中國對俄羅斯文學的熱衷程度遠高于俄羅斯對中國文學的關心，甚至在某一歷史階段造成了俄羅斯作品的單向流動。這一方面固然與兩國作家的文學創作水平有關，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兩國不斷變化的政治關系的極大影響。

在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中，小說是最先被譯成俄語出版的。文革后出現的文學作品在創作風格、創作主題、語言特色等方面較之以往發生了很大變化，并陸續產生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改革文學”等文藝思潮，由此揭開了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序幕[1]。從文學發展的角度看，新時期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黃金時期。截止到目前為止，中國新時期小說在俄羅斯的傳播大致經歷了從繁榮到邊緣化再到二度青睞的過程。

一、上世紀80年代至蘇聯解體前——繁榮期

1980年11月，蘇聯《文學報》刊登了戴晴的短篇小說《盼》，這是中國新時期第一部被完整翻譯成俄文的小說，繼而1981年第11期的《外國文學》雜志集中刊登了一批中國當代作家的小說，其中包括王蒙的《夜的眼》、李陀的《你聽到這支歌》、韓少功的《月蘭》、韶華的《舌頭》、《上書》等，由此，《外國文學》、《莫斯科》、《遠東》、《今日亞非》、《跨越時間的橋梁》等雜志開始陸續刊登中國當代小說，張抗抗的《北極星》、諶容的《太子村的秘密》、張賢亮的《綠化樹》、路遙的《人生》、古華的《貞女》、殘雪的《山上的小屋》、《天堂里的對話》、張承志的《春天》等就是在這一時期走進了蘇聯讀者的視野。

從上世紀80年代初至蘇聯解體前，蘇聯共出版了13部中國當代作家的小說合集，分別是：1981年發行了《遠東作家作品選》，1982年發行了《人妖之間》，1983年發行了《一個人和他的影子》，1984年發行了《中國現代小說：王蒙、諶容、馮驥才》，1985年發行了《人到中年》、《紀念》，1987年發行了《相會在蘭州》、《馮驥才中短篇小說集》，1988年發行了《中國當代小說》、《王蒙選集》和《中國現代小說》，1989年發行了《樹王》，1990年發行了《村莊里的外國人》[2]。六部小說單行本，分別是：1980年發行了吳晗的《朱元璋傳》（節譯本）[3]，1986年發行了古華的《芙蓉鎮》，1988年發行了路遙的《人生》、戴厚英的《人啊，人！》，1989年發行了張潔的《沉重的翅膀》，1990年發行了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這一時期雖然蘇聯在對中國當代小說的譯介方面不可與五、六十年代同日而語，但文學藝術、青年近衛軍、虹、消息、進步等各大出版社紛紛加入到出版中國圖書的行列中，《外國文學》、《今日亞非》甚至還特意開辟了報道中國新時期文學作品的專欄，且絕大多數中國小說俄譯本的發行量都能達到五萬冊，個別小說集還創造了高達十萬冊的銷售高峰，例如：《芙蓉鎮》和《王蒙選集》等。形成這一傳播態勢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蘇聯對中國文學作品的關注是由來已久的，中國的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所創作的輝煌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望塵莫及的，中國的文學作品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其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和80年代中蘇兩國外交關系的正?；?，廣大蘇聯讀者渴望了解中國全新的社會風貌和人文氣息，加之計劃經濟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銷售市場；其三，蘇聯與中國有著相似的文學背景，兩國在文學發展進程中都曾經歷過“模式化”階段，擺脫政治束縛的兩國文壇也相繼出現了“集中營文學”和“傷痕文學”等控訴以往悲慘生活的文學作品，因此，蘇聯讀者很容易在中國新時期的文學作品中找到共鳴。

二、蘇聯解體后至本世紀初——邊緣化

上世紀90年代，隨著蘇聯的解體，俄羅斯社會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動蕩，經濟凋敝，這令正處于上升勢頭的中俄文學交流局勢嚴重受阻。告別了蘇聯的社會制度，對于瞬間失去精神信仰的俄羅斯人來說，社會主義文學不再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大眾文學和通俗文學更能填補他們空虛的心靈?！皾h學研究機構從此失去了來自國家的充足的資金支持和出版保障”[4]，俄羅斯出版商對中國純文學的關注大打折扣，他們不愿意出資翻譯和出版并不一定暢銷的中國當代文學，即便有中國文學作品的俄文版問世，也多為帶有神話和傳奇色彩的中國古典文學，這些作品一方面能滿足俄羅斯讀者的獵奇心理，另一方面由于不是初次出版，對于出版商而言，再版費用也較低。筆者認為，蘇聯解體后的十年是中國當代文學俄傳史上的邊緣化時期。據統計，除《我們的同代人》、《今日亞非》、《外國文學》等雜志上零星發表了一些中國新時期的小說作品外，俄羅斯僅發行了兩部中國當代小說，一部是1993年發行的《“紅都女皇”事件之謎》，另一部是1995年發行的小說集《孔雀開屏》。由扎哈羅娃、雅羅斯拉夫采夫編選的《中國20世紀詩歌與小說：談過去看未來》是本世紀俄羅斯發行的首部中國作品選集，它不僅凝結了俄羅斯幾代漢學家的辛勤勞動，也體現了俄羅斯文學大國的獨特風范。全書共收集了從中國清朝末年到當代共60余位詩人和20余位作家的作品，其中中國當代小說共計10部。2003年，為慶祝圣彼得堡建市三百周年，圣彼得堡和上海兩座友好城市相互出版了對方的文學作品選集，羅季奧諾夫、謝列布里亞科夫編選的《上海人：當代上海作家選集》一書便是圣彼得堡出版的上海作家文集，9部中國當代小說入選其中。

三、2007年至今——二度青睞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穩步增長，中國政府也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中國文學走出國門的重要性，進而實施了“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中國當代文學百部精品譯介工程”等一系列圖書推廣計劃，在這些計劃中，俄羅斯均被確定為首批譯介的國家之一，希望加快中國當代文學走進俄羅斯的步伐，促進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提升。作為文化領域的重要分支，文學首當其沖地被列入國家統一規劃項目，為中國當代文學走進俄羅斯提供了契機。自2007年開始，中俄兩國出版社聯合發行了《霧月牛欄》、《命若琴弦》、《紅云》、《中國變形：當代中國小說散文選》、《第四十三頁》、《白多黑少》等，其中涉及中國當代小說93部。此外，俄羅斯還出版了26部中國當代作家的小說單行本，其中包括：2003年出版了馮驥才小說集《俗世奇人》，2004年出版了王蒙小說集《山坡上的腳印》、2005年出版了棉棉的《糖》，2006年出版了衛慧的《上海寶貝》、《我的禪》和蔡駿的《病毒》、《詛咒》，2007年出版了老舍的《正紅旗下》、張潔的《方舟》，2008年出版了姜戎的《狼圖騰》、蘇童的《我的帝王生涯》，2011年出版了蘇童的《妻妾成群》、2012年出版了莫言的《酒國》、2013年出版了莫言的《豐乳肥臀》、2014年出版了莫言的《生死疲勞》、《變》、鐵凝的《笨花》、余華的《活著》、王蒙的《活動變人形》、何建明的《落淚是金》、老舍的《貓城記》以及《張賢亮作品集》，2015年出版了馮驥才的《一百個人的十年》、2016年出版了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盛可以的《北妹》、麥家的《暗算》。

從作品數量上來看，盡管俄羅斯出版了為數不少的中國當代小說，但其發行量并不多。據俄羅斯漢學家統計，從1992年到2008年，俄羅斯出版的中國新時期小說發行總量不過71500冊[5]，社會影響極為有限，更達不到廣泛傳播的地步。主要原因有三：其一，中俄兩國聯合出版的作品合集，其入選作品多為中國官方劃定，一些在中國人看來具有較高文學水平的小說并不一定符合俄羅斯讀者的閱讀興趣；其二，漢學隊伍人員老化嚴重，青年隊伍不穩定，面臨斷代境地。目前，俄羅斯在世的漢學院士只有齊赫文、季塔連科、米亞斯尼科夫三人，且均已是耄耋之年。盡管近年來俄羅斯學習漢語的年輕人日益增長，有20%的俄羅斯大學都開設了漢語課程，但由于俄羅斯科研管理體制的僵硬低效以及資金短缺問題，加之相當一部分人缺乏系統的專業知識，能夠加入并堅守在漢學隊伍中的人屈指可數。這是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俄譯本質量有待提高的重要原因。其三、2012年，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俄羅斯的出版市場，使俄羅斯重新關注中國文學的當代作品，隨著中俄兩國政府文化交流的積極開展與拓深，俄羅斯的中國文學圖書市場也有所回暖，形成了二度青睞的局面。在閱讀中國近鄰文學作品的過程中，俄羅斯開始反思自1987年布羅茨基獲得“諾獎”以來，作為文學大國的俄羅斯再未榮獲該獎項的深層次原因。

從俄羅斯對中國新時期小說的發行情況來看，政治因素是影響傳播效果的決定性條件。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和兩國文化政策的相應調整，俄羅斯讀者必將越來越多地渴望了解中國的文化，反映中國當代生活的文學作品也必將日益引起關注。

參考文獻：

[1]“新時期”一詞最早使用于1978年，詳見：丁帆，朱麗麗：新時期文學[M]//洪子誠、孟繁：當代文學關鍵詞，桂林：廣西師范出版社，2002年，第105-151頁?！P者注。

[2]具體清單見：[俄]羅季奧諾夫： 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步伐——蘇聯解體后中國新時期小說散文在俄羅斯的傳播狀況[J]，小說評論，2009年第5期，第129-137頁?！P者注。

[3]從嚴格意義上講，該俄譯本雖刊行于80年代，但實則是我國歷史學家吳晗創作于50年代的一部歷史小說?！P者注。

[4]閻國棟：俄羅斯漢學的危機[J]，國外社會科學，2015年第6期，第68頁。

[5][俄]羅季奧諾夫： 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步伐——蘇聯解體后中國新時期小說散文在俄羅斯的傳播狀況[J]，小說評論，2009年第5期，第129-1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