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國語的確立與日語的殖民地“國語”化

徐雄彬+包蒙薇+符旖恩

東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摘要：近代日本的國語改革和在殖民地推廣日語（“國語”）的措施幾乎同時進行，其中“近代國語之父”上田萬年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日本對殖民地人民，尤其是對青少年的日語教育是其實行奴化教育的基礎，目的是改變殖民地人民的國家觀和民族觀。而殖民地日語教育的先驅者上田萬年則可稱為近代日本對外文化侵略的“甲級戰犯”。

關鍵詞：日本；國語；改革；殖民地

上田萬年（1867-1937）（以下簡稱為上田），日本的語言學家，可稱為日本的“國語之父”。他先后擔任東京帝國大學（現名東京大學，以下簡稱為帝大）國語研究室的第一任主任教授、帝大文科大學（現名文學部）校長、文部省專門學務局長、文部省國語調查委員會主任等職務，受過勛一等瑞寶章，在近代日本確立國語和在殖民地推廣日語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稱為“學者型政治家，也是政治家型學者”。

一、上田萬年與近代日本國語的確立

時代造就“英雄”，上田的成名和“輝煌業績”與明治時期日本社會對“統一的國語”的需求是分不開的。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所需的法律·法規、市場、交通、教育、新聞·出版、征兵以及國家總動員等都與國家共用語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因此對近代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構建國家共同語言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而通過明治維新“一步登天”，加入歐美列強行列的“后起之秀”日本，其成功條件自然也離不開國語的選定和普及。雖入列強行列，但日本文明“未熟”，在語言方面尤為突出。明治維新之前，幕府設立的藩地各自相對封閉，方言差距較大，與異藩人的交往極為困難。當時日本人普遍只有藩意識，而沒有日本國、日本人的概念。此時，野心勃勃的明治政府正準備全力發展資本主義，并在短時間內實現帝國主義國家之夢，因此語言的統一自然成為了當務之急。時代呼喚“英雄”，這時期粉墨登場的上田，便將國語的創造和普及作為自己一生的理想。早在從帝大畢業時，上田就立下了改革國語之志：

明治二十一年大學畢業時，外山正一先生希望我繼續攻讀國語學，但說實話，當時我非常猶豫。[……]在此之前，我一直熱愛文藝并打算從事文藝研究，就這樣改變今后的路，不可能不猶豫。但仔細一想就明白，文藝研究的出發點是國語研究，日本社會的諸多事務都離不開語言和文章，因此我最終決定，以研究日本語為人生目標。[……]當時我被這種赤子之心所驅使，因此我想一定要用自己的雙手，來對從未有人梳理和系統化過的國語進行整理。因為國語的梳理才是所有文化的起源。[……]在留學歐美時，學習歐美學者的語言研究方法和教授內容并參考這些來改革日本的國語，始終是我心中最大的夢想。

1890年，上田受外山正一（1848-1900）和帝大總理加藤弘一（1836-1916）的要求去德國、法國學習最新的語言學知識。1894年回國后，時任帝大文科大學教授的上田痛感于國語使用的亂象，在同年的演講《國語與國家》中強調說：日語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日本的國體，主要便是由此“血液”來維持的；而其翌年出版的論文集《為了國語》的扉頁中，則可見鏗鏘有力的幾個大字：“國語是帝室的藩屏，國語是國民的慈母”，如此一來便把日語定位在“國家、國民、國語”三位一體的國家體系中。上田認為，確立和普及標準語可培養出日本人的“日本精神”、“精神血液”和“忠君愛國”思想。在之后出版的《關于國語的純粹性》等著作中，他更加明確地指出“日本精神”的內涵以及“日本精神”和日語教育的關系。上田認為，日本精神、大和魂的本質是以天皇為中心的大和民族意識的統一和日本第一主義的優越感，國語是日本精神的基礎，而日本精神的興起又促進國語教育的發展。毫無疑問，上田要構建的是與軍事帝國相匹配的“精神帝國”。

上田不僅是語言學者，他還是明治政府國語政策的主要參與者和實施者。他在1895年1月召開的“大日本教育會”上強調說，在語言問題上他提倡采取中央集權主義來統一和規范全國中小學教員所使用的語言，反對教學中使用四國、九州等地區影響較大的方言。同年，上田向帝大校長建議在校內設立國語研究室。他說，國語作為大和民族的精神血液，國家應主動承擔發展國語的義務，這是涉及到“重擴帝國版圖、重揚國威”的重大之事。研究室設立后上田積極擔任主任要職，并培養了許多弟子使其從事國語政策研究。1898年，上田、矢田部良吉（1851-1899）、嘉納治五郎（1860-1938）等人組織了國語改良會，并于1900年向政府和國會提交了《關于國字·國語·國文改良的申請書》。當時取得中日甲午戰爭勝利的日本，民族意識十分強烈，民族氣勢也異常高漲，加之上田等學者不斷鼓吹國語的重要性，因此政府也積極推進國語改革。明治政府于1900年成立國語調查會（上田任委員），1902年將其擴充后改名為國語調查委員會，并列入文部省管轄中。以主任上田為中心形成的國語調查委員會，掌握著當時日本國語政策的方方面面。戰爭呼喚一致性，這給上田提供了施展“才華”、實現“國語之夢”的舞臺。具有乘載“日本精神”、傳達國家意志功能的國語，必須是簡單易懂的語言。因此國語調查委員會經幾年的努力，撰寫并出版了《方言采集簿》、《音韻調查報告書》和《口語法》等許多關于國語的報告書和著作。明治政府以此為依據，在國語政策、教育方面制定了《標準語教育》方針?！犊谡Z法》中對國語的定義為：今時東京有教養的人們使用的口語。在明治政府大力推廣標準語的形勢下，方言成為了丑惡的存在。日本政府消滅及“矯正”方言的力度極大，剝奪了人民的語言選擇權。由此，日本在語言、文化層面上實現了高度統一，為日本全國上下一致進行對外侵略提供了一個必要條件。

二、上田對日語海外輸出的“貢獻”

顯然，日本的國語改革是作為甲午戰爭及日俄戰爭的配套措施所進行的；戰爭勝利后，與軍事同步的國語將其矛頭直指殖民地。國語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而日本將這種“血液”，強制輸入到臺灣、東北等我國淪陷地區，以及朝鮮（指朝鮮半島）等殖民地人民的語言文化中，目的是令殖民地人民“滅國滅魂”。筆者認為，日本極力在殖民地推廣日語教育，與其單一民族單一語種（雖然存在一些少數民族和方言）的文化特性，以及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有較大的關系。日本統治者擅于在這種語言文化和政治環境中發揮其特長。而在等級制度和“日本第一主義”政策之下，日本要將殖民地人民改造為會說日語、能夠理解日本文化的奴隸，而不是跟他們一樣的完整獨立的日本人。

在殖民地推廣日語方面，上田又是個先驅者。臺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后，上田對其國語思想的忠實執行者——臺灣總督府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1851-1917）提出，在臺灣推廣日語時一定要明確語調基準，否則易發生混亂。因日本人對日語的重視不夠，研究方面亦有所欠缺，因此在推廣過程中“感到羞恥”的事時有發生。故應強調日語的整理統一和對異民族灌輸日語的必要性。這一時期，上田正在日本國內主導國語改革，同時也不忘將國語輸出到殖民地進行同化教育，其超前的思維、強大的魄力和閃電般的行動力著實讓人咋舌。具有“雄才大略”的上田盯上的不僅僅是臺灣，而是整個中國乃至東亞。早在1895年，他就在發表于雜志《太陽》上的文章《關于國語研究》一文中指出，日語應在學術和商業等方面成為“東洋的普通話”，將日語梳理成簡，有利于將其普及到中國大陸，這表明他試圖將日語輸出到中國等東亞國家的渴望；而已嘗到殖民臺灣甜頭后的1902年，他更露骨地表明了自己的野心：

我們需要這樣一股勇氣，以一千五百年來使用過的日語為基礎形成新國語，并將其根植普及于支那。如此一想，便知國語不僅關系到養成日本國民性之問題，還涉及到將日本的語言推廣到亞細亞大陸這一大事。為此，對各王朝、幕府時代的文字、語言應進行整理而并非直接使用，從而創造出符合今日立憲國國民所需的國語。

在上田的“日語→東亞語”之理想中，其主要目標是中國。在進行國語改革時他十分關心如何用日語影響、同化中國人。但考慮到日本幾千年來受漢字及中國文化的影響而長期與中國趨同的局面，上田指出：日本陸海軍在對“支那”戰役中屢戰屢勝，太陽旗所向披靡，而日本的國語界、學術界卻仍然受“支那”影響，他還主張限用漢字，認為復雜麻煩的漢字阻礙了國家發展和國語簡單化改革。他主張對中國先“脫華”，再同化，并以此為基礎將日語升為“東亞語”。而到了20世紀30、40年代，日本學術界和政界才大肆宣傳此“妙計”。由此看來上田確實是個“先知”。而之后日本在東亞殖民地實行的語言政策基本都與上田的“預言”相符?！杜_灣教育令》、《朝鮮教育令》以法律形式規定了日語的“國語”地位，并將日語作為“培養忠良國民”的基礎。這是上田“國語夢”的實現和完善化。與臺灣、朝鮮不同，對于所謂的獨立國家“滿洲國”，日本則盡量表示“尊重”。但考察偽滿《新學制》中能看出，成為“國語”之一的日語，也是實施同化政策的基礎。

上田不僅不遺余力地將其一生投入到“國語事業”中去，為使“國語海外輸出”迅速推廣，他還不忘培養大量的弟子作為其“大業”的繼承人。上田門下的幾員大將，如?？菩⒁唬?872-1955）（帝大教授、國語調查委員會后備委員、文部省國語審議會秘書長、國語文化學會顧問）、小川尚義（1869-1947）（臺北帝國大學名譽教授、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校長，有“臺灣語言學先驅”、“臺灣語言學之父”之稱）、藤岡勝二（1872-1935）（帝大教授、《語言學雜志》編輯）、新村出（1876-1967）（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帝國學士院會員、滿日文化協會評議員、國語審議會委員、日本語言學會長、東方文化研究所理事）、金田一京助（1882-1971）（帝大教授、NHK播送用語會委員、國語審議會委員、日本語言學會長、受過帝國學士院恩賜賞和文化勛章）等人，都是當時日本語言學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其中，?？菩⒁粡氖挛牟渴Z政策方面工作長達50余年，出版了《國語教授法指南》（1901）、《國語與日本精神》（1936）、《大東亞共榮圈與國語政策》（1942）等近30本著作和詞典，并任期刊《國語教育》的主編達25年。近代日本在東亞殖民地所推行的語言政策，均能在?？频闹髦姓业诫r形，這些都是上田的國語思想的延續，蘊含的觀念與其如出一撤。

三、小結

對于近代日本來說，上田主導的國語改革無疑是一項偉業；但其為在殖民地推廣日語所實行的“國語同化”政策極為惡毒，試圖徹底征服殖民地，強迫中國、朝鮮等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割斷與祖先的血脈，可謂是“認賊作父”之計。日本深諳深知“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之道，在殖民地推廣日語時尤為重視對中小學生的奴化教育。他們向尚處于人生觀、愛國心形成時期的中小學生灌輸“國語”教育中的日語語言知識和“忠君愛國”思想，試圖將殖民地的青少年變為“順民”、“未來的皇軍”。從某種角度上看，這種文化侵略的破壞力絲毫不亞于軍事侵略。但因隱蔽性較強，故難以對文化侵略者定罪。日本戰敗后，日軍中的甲級戰犯得到了應有的懲罰，但文化侵略的主謀上田和其門生該如何定罪呢？可以說，上田就是近代日本對外進行文化侵略的“甲級戰犯”。

注釋：

參考了以下文獻：山口謠司『日本語を作った男 上田萬年とその時代』集英社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2016年；伊藤和幸「明治中期の國語政策：「國語調査委員會」をめぐって」『慶応義塾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紀要』第33號、1991年、第1-8ページ。

?？菩⒁弧笇W者的政治家としての上田博士」『教育』第5巻第12號、巖波書店、1937年、102ページ。

上田萬年「國語學の草創期」『國語と國文學』1934年、第11巻第8號、第7ページ。

上田萬年「國語と國家と」『明治文學全集44』東京：筑摩書房、1968年、第108-113ページ。

上田萬年『國語のため』富山房、1895年。

上田萬年『國語の純粋に就いて』皇典講究所、1934年、第7-31ページ。

上田萬年『國語のため』富山房、1897年第2版、第67-90ページ。

參考了以下文獻：羅曉瑩《日本明治中晚期標準語論調之比較》《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第40卷，第137頁；安田敏朗「「國語」·「日本語」·「東亜共通語」--帝國日本の言語編成·試論」『人文學報』1997年3月、第81-82ページ。

伊藤和幸「明治中期の國語政策：「國語調査委員會」をめぐって」『慶応義塾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紀要』第33號、1991年、第4ページ。

國語調査委員會編『口語法』國定教科書共同販売所、1916年、「例言」の部分。

薩維特麗·維什瓦那桑、張建立《日本的單一文化--與印度文化的摩擦與融合》《“世界中的日本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4年10月，第45-55頁。

魯思·本尼迪克特著（呂萬和等譯）《菊與刀》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40-41頁。

安田敏朗『帝國日本の言語編制』世織書房、1997年、第48ページ。

上田萬年「國語研究に就いて」『太陽』第1 巻第1 號、1895 年。

上田萬年「國民教育と國語教育」『言語學雑誌』第3巻第3 號、1902年。

上田萬年「國語と國家と」『明治文學全集44』東京：筑摩書房、1968年、第115ページ。

『臺灣教育令』、1918年12月29日（國立公文書館所蔵：御11571100）。

『朝鮮教育令』、1911年8月23日（國立公文書館所蔵：御08986100）。

參考文獻：

[1]駒込武『植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巖波書店，1996.

[2]蔡茂豊著『臺灣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史的研究（上·下）』大新書房，2003.

[3]???????????????《?? ?????? ??? ??》?????，2005?.

[4]徐雄彬，王升遠.“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朝鮮族的奴化教育――以日語教育為中心[J].日語學習與研究，2015（4）.

作者簡介：

第一作者：徐雄彬（1978-），男，吉林琿春人，東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近代日本在東亞實施的殖民教育。

第二作者：包蒙薇（1992-），女，吉林長春人，東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近代日本在內蒙古地區實施的日語教育。

第三作者：符旖恩（1993-），女，海南三亞人，東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近代日本在中國實施的奴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