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道統”與衍圣公府

馮振亮

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摘要：對政權“合法性”的信仰使“道統”之于“治統”的意義極其重要，因之尊“道統”是歷朝“治統”維系均需完成的重要任務。衍圣公府作為圣裔后代有著傳承儒脈，傳續“道統”之重責，由此被統治者作為尊“道統”的重要著力點，通過衍圣公臨雍陪祀及對衍圣公府恩寵尊榮來實現“崇儒雅化示寰瀛”。

關鍵詞：“道統”；“治統”；衍圣公府

一、尊“道統”：“治統”維系的政治需求

“政治權力的合法性”的認同是政治基本問題之

一[1]（P1），亞里士多德認為：“一種政體如果要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必須使全邦各部分（各階級）的人民都能參加而懷抱著讓它存在和延續的意愿?！盵2]（P88）換句話說，就是指一個政權的得以維系，必須有一個強大的思想理論加以支持，喚起人們對于政權“合法性”的信仰，即民眾對于這一政治秩序、政治傳統認可的依據。

在中國傳統社會，我們將政治權力的存在稱之為“治統”，其以王朝統治為象征，王夫之表述為：“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3]（卷13，P479）。而支撐“合法性”信仰的理論，則是我們所謂的“道統”，其狹義而言是指自孔子之世逐漸形成的儒家“論證圣人之道的精神和道的傳授系統”。然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古代社會之主流思想，其傳承雖始于孔子，但思想淵源又無不承自于上古三代圣王之世。其發展過程中，“道統”的內涵也在不斷地豐富。秦漢以降，儒家思想吸收眾家，在哲學思辨上取釋、道之所長，在禮制構建上則借鑒法家隆禮而重法，又歷經魏晉玄學、宋明理學之發展，才逐步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中和共存的處世之道，民胞物與的仁愛情操，禮樂教化的道德倫理，從而最終實現大同社會的至高理想，廣而概之即是“中華文明的主流價值傳承”[4]。

這種“主流價值傳承”即道統，其一方面能夠確?！爸谓y”在有效運作，給與統治者以合理的施政指導；另一方面也確保封建帝王、特權階級收斂行為，在一定程度上維護士人階層甚至是維護下層人民話語權，協調好各階級之間的關系。由此來“喚起人們對于政權合法性的信仰”，這一方式類似于在西方的中世紀基督教會對于王權認可與否定，只不過在中國這種關系更為隱秘，并不存在一個明確的凌駕于世俗統治者之上的教皇而已。自武帝尊儒以來，尤其是程朱理學崛起之后，“道統”之于“治統”的意義被進一步放大，尊“道統”成為每一王朝“治統”維系之必然政治需求。尤其是當異族王朝入主華夏的時候更需要得到“道統”對其政權“合法性”的認同，才能夠確?！爸谓y”的合法性。

二、衍圣公府：尊“道統”的著力點

對于讀書人而言，信而好古，承習四書五經中的圣人之言即可謂對道統之傳承，但對于封建帝王來說，尊“道統”并非個人修為喜好，而是要做給天下人，尤其是天下讀書人看的文章，是其“治統”維系之需要。因此，尊“道統”必須有一個著力點來進行具體形式的表達，而這個著力點之一就是衍圣公府。

衍圣公府，即孔府，是孔子后裔居住之所，往往又被代之為整個孔圣后裔，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為悠久、最為繁盛之家族，有與國咸休、同天并老之榮耀，號稱圣府天下第一家。其家族以圣人之后的身份，在中國傳統社會“尤與凡人不同”[5]（卷64，乾隆三年三月甲寅）有著向學孔子，傳承儒脈的重要職責。正是由于衍圣公府代表著儒脈傳承，“道統”傳續，因此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歷代王朝對衍圣公府極其重視，并積極利用衍圣公府來達到尊“道統”之目的。具體來說主要有兩類方式：

其一，臨雍陪祀。自北宋以來歷朝臨雍釋奠“衍圣公及五經博士俱有來京朝賀之例”[6]（卷863，乾隆三十五年六月壬寅），尤其是清代，甚至在衍圣公孔憲培“持服”之際，乾隆皇帝依然諭令“仍令赴京，祇候陪祀”。其用意一方面是希望通過衍圣公的陪祀來表達對于儒家文化，對于孔圣后裔的尊重。以對衍圣公這位圣裔領袖之尊重，來向世人傳達統治者對于儒家“道統”之尊奉，從而實現尊“道統”之目的，達到“崇儒雅化示寰瀛”之作用。另一方面，衍圣公本人既為衍圣公府之領袖也即孔圣后裔之代表，其臨雍陪祀也代表了孔圣后裔們對于政權之認可。這一認可某種程度上也就彰顯著“道統”對于“治統”的認可。有著“溝通廟墻內外”“進而達到‘治統與‘道統合一的目的?！盵7]

其二，恩寵尊榮。從漢高祖十二年劉邦過魯，封孔子九代孫孔滕為奉祀君開始，孔子后裔以圣裔為尊，爵位日漸顯赫，經久不衰，傳世延綿，號稱為圣府天下第一家。北宋以降，衍圣公封號一直沿用，至于1935年，七十七代孫孔德成為至圣先師奉祀官為止。與歷朝歷代的封號相應，孔子后裔的爵位等級也不斷增加。兩漢時期，爵位尚在關內侯爵十九等等末端，魏晉隋唐時期秩則由末品逐漸提升到最高從二品等級。金以后，品秩提高，至正八年時任衍圣公晉升中奉大夫，秩從二品。明代開始，衍圣公不再兼任官職，專注于孔子祭祀，洪武十七年授光祿大夫，秩正一品，位列文臣之首。清代沿用，并有紫禁城騎馬等諸多特權。而與爵位和封號相應，孔子后裔的俸祿也不斷提升。漢代的關內侯就有食邑800后，到了明洪武年間，賜予祭田2000大頃，清代延續。1914年，民國政府依照公爵舊制，年給孔令貽2000元。歷朝的恩寵尊榮其目的就是要用衍圣公府的榮光來彰顯“道統”在本朝的綿延和輝煌，以此來反襯出本朝“治統”對“道統”的尊奉，完成尊“道統”的重任。而這種恩寵尊榮的背后，衍圣公府也成為天下之表率，對于“治統”的維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一方面衍圣公府對政權之支持，尤其是在新建王朝之處對政權的為新政權統合士人創造了有利條件。如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初，在時為山東巡撫方大猷“開國之初，首宜尊崇先圣”[8]（卷四百八十三 列傳二百七十儒林四孔胤植傳）的建議下，新建的清王朝即表達了對衍圣公府之尊榮，進而在剃發易服的政策中，衍圣公府作為天下士人之表率率先剃發易服，以表示對于新興的清王朝之認可。另一方面，衍圣公府本身作為圣人后裔，本身“化民善俗之?！?。其言行舉止均為影響重大，使“當世知圣人之后，能守家傳于勿替，匪徒章服之榮已也”。[9]（卷399，乾隆十三年二月己卯）

三、結論與反思

由此而論，歷代王朝維系“治統”當需尊“道統”，而尊“道統”的著力點之一就是通過衍圣公府來進行一系列的具體表達。由此也就能夠解釋了為什么衍圣公府可以延續千年并獲得“同天并老”“與國咸休”的巨大榮耀。

然而就其本質而言，歷代封建王朝尊奉“道統”，不過因之“道統”可以扶持“治統”，維護“治統的合法性”而已。換而言之，正如漢宣帝所言：“漢家自有制度，王霸道雜之”，“治統”絕不可能成為“道統”規矩之下的順民，尤其是與西方教廷不僅擁有豐富的資源，而且組織嚴密，甚至掌握強大的武裝力量所不同，在中國“道統”的掌握者士大夫階層一直都是君王權力的治下的忠臣孝子。而衍圣公府，無疑也無意于有對抗中央之行徑，因之，作為道統象征的孔圣后裔們，也不得不服從于世俗皇權。對孔子歷朝雖有加封，然宋以前卻時有變動，有時甚至不升反降。如東漢白虎觀會議上，漢章帝要求削減圣人數量，規定只有學問的“開山鼻祖”才可稱“先圣”，其余無論如何功績卓著，都不配“先圣”稱號。這樣一來 ，只有周公被封為“先圣”，孔子只好充當“先師”。而到了清代，當孔子無比崇高，而衍圣公府也是達到富貴尊榮之極的時候，依然逃脫不了被世俗皇權的打壓。清代中期，還是那個八次親臨曲阜祭拜孔子，將孔家權勢捧入至高的乾隆皇帝，卻嚴厲斥責衍圣公干預地方政務，剝奪其世俗權力，甚至剝奪了一直在孔氏一門中世襲的曲阜縣令一職，改世襲為流官。這種禁越職司的措施，與隆遇恩寵產生了鮮明的對比，可見所謂圣裔，也不過是世俗皇權下的順民罷了。

參考文獻：

[1]喬納森·沃爾夫.政治哲學緒論[M].龔人，譯.香港：牛津出版社，2002.

[2]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3][清]王夫之.讀通鑒論[M]//船山全書：第10冊，長沙：岳麓出版社，1996.

[4]方鹿.文化傳承與道統重構[N]. 光明日報，2016-11-28（016）.

[5]清高宗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5.

[6]清高宗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5.

[7]孔勇.清代“衍圣公”的雙重角色[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01-16（004）.

[8]清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98.

[9]清高宗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