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棱鏡門”時代的網絡共同體交往模式批判

呂焰 丁社教 魏征

摘要：“棱鏡門”事件導致網絡共同體的“真實界”被放大，在網絡共同體內重塑異質性主體間的理解與共識成為關注的核心問題，對網絡共同體的結構、交往模式等進行比較分析。研究認為，在后“棱鏡門”時代，西方世界對于網絡共同體中的交往關系研究具有促進結構扁平化、推崇市場規范、強調多元治理等發展趨向，其衍生出的“去中心”“西方中心”“多中心”網絡共同體交往模式，難以重塑真誠、真實、正當的交往行動，其“治標不治本”的原因在于，都隱含著“物對人的統治”的內在邏輯，受到扭曲和異化的交往關系本身便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影響下的必然結果；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各主體之間能夠就如何實現共同體內最廣泛的公共性展開道德商談，重新確立集體對于個體的先在性，倡導的“互聯互通、共享共治”是其超越性所在，這一命運共同體試圖在現實而非抽象的社群需求與政治共識上重塑主體間交往行動，也是對當前網絡共同體交往關系所進行的結構性反思。

關鍵詞：網絡空間；交往行動；命運共同體；網絡共同體；交往模式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16248（2017）03012407

[GK-2！-2]

Critique of intercourse mode of internet community in the

post “PRISM” era

LV Yan1，DING Shejiao1， WEI Zheng2

（1. School of Marxism，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129， Shaanxi， China；

2. Development Planning Department，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129， Shaanxi， China

）

Abstract： The incident of “PRISM” caused that the “the real” of internet community was magnified， and remodel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nsensus among heterogeneous agents became a core issue. The structure and intercourse mode of internet community were comparatively analyz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western world has a tendency to promote the flattening of structure， praise highly norms of the market and emphasize pluralistic governance towards the intercourse relationship of internet community. The derived intercourse mode of internet community of “decentralization”， “western centralization” and “polycentricity” is hard to remodel the sincere， true and legitimate communicative action. The reason for its “temporary solution to a permanent cure” lies in the implicit internal logic of “the rule of things to human beings”， and intercourse relationship which is distorted and alienated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s of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Various agents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n cyber space can conduct a moral discussion about how to realize the most widespread commonality in the community to reestablish the preexistence of the collective to the individual. The advocated interconnection and shared governance reflects its transcendence. This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attempts to remodel communicative action among agents in the real rather than abstract community needs and political consensus， which is also the structural reflection towards the current intercourse relationship of internet community.

Key words： cyber space； communicative action；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nternet community； intercourse mode

[GK-2！-2]

“棱鏡門”事件引發的全球性信任危機，使我們被迫直面到網絡共同體的“真實界”。而在媒介符號籠罩的虛假同一性被去蔽之后，如何在網絡共同體內重塑異質性主體間的理解與共識就成為了核心問題。后“棱鏡門”時代，西方世界對于網絡共同體中交往關系重塑所進行的嘗試，大多基于反權威、反中心、反整體、反傳統、反主體的后現代思潮的背景之下，而以解構的理路來設計建構，勢必無法避免公共領域結構轉型過程中，一直存在著政治、經濟、文化要素對現實生活的入侵，就現實情況而言，現實生活中的爭斗、謠言、暴力等交往風險仍然借助信息技術得以持續孳長，在媒體全方位籠罩下，真實與意義不斷被虛無主義和消費主義所吞筮。到底后“棱鏡門”時代下，網絡空間中的人際交往到底應當如何傾向于形成“良善”的情形，或許需要在對當前既有的三種建構理路的內在結構進行深入探索之后才能得出。

一、去蔽與反思：直面網絡共同體

結構的轉型危機

隨著全球化與信息化程度的不斷加深，網絡空間已經成為人們日常交往中最為重要的公共領域之一，其平等、即時、自由、開放的交往方式使人們日益聯結成為一個相互依存的網絡共同體。與歷史上各類血緣、地緣、業緣共同體一樣，網絡共同體的“良好發育”，有賴于共同體內部各個主體以理解共識為目的持續展開的交往行動。在哈貝馬斯看來，“交往行動首先是指，使參與者能毫無保留地在交往后意見一致的基礎上，使個人行動計劃合作化的一切內在活動”[1]。因此，在網絡共同體內，一種真正的交往行動要能實現，就必須要求各種目的論的行動（策略性行動）、規范調節的行動以及戲劇行動有能力、有意愿向真正的交往行動轉化。而當前網絡共同體所提供的各種產品與服務，在時間與空間上極大地促進了人類交往能力的延伸，使得主體在溝通時，真誠性、真實性、正當性與可理解性這4個言語有效性要求都能得以實現，這種新型的社交體驗一度讓人們相信，網絡空間就是那種理想型的公共領域：人們能夠通過主體間商談不斷形成理解共識，運用交往理性建構并維持一個各異質性主體和諧共存的總的網絡共同體。

但“棱鏡門”事件的發生讓人們徹底認清，網絡共同體還遠不能稱為“理想型公共領域”。在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日趨融合的今天，網絡共同體依然沒有超出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所描述的景象，即“國家-社會一體化”使現實生活中的政治權力和資本力量借助網絡社交媒介迅速彌散，最終試圖整體操縱公共輿論，使大眾用以介入公共生活的批判原則嬗變為維護國家的整合原則。具體而言，網絡共同體主體交往中的真誠性被“表演”所取代，真實性被“仿真”所取代，正當性被“消費”所取代，人們不再有論辯，只能被動的認同。當這些“內爆”情形愈演愈烈，“棱鏡門”事件的發生就成為了一種必然，而它導致的全球性信任危機也引發了某種整體性反思。即如何才能在網絡共同體內恢復人們之間真誠、真實、正當的交流，進而重塑異質性主體之間的理解和信任？

對于“棱鏡門”事件引發的網絡共同體反思，當前學界多從網絡空間的自身屬性、全球治理視角以及具體治理困境等方面進行深刻探討。一部分學者認為，網絡空間帶有與生俱來的非正義性，網絡交往共同體在享有線上權利、解構傳統權力主體的同時，所形成的對線下群體的排斥、權利虛擬化、表達濫觴、無責任感、無真誠性等，使得網絡空間轉化為權利悖論的試驗場[2]。 因此，網絡空間中這種個體權利主導下的交往活動極易嬗變為一種彌散性的公共危機，有學者認為，網絡空間呈現出的“權力流散”和利益競爭促使代表各種利益的行為體在國家、市場和社會互動中出現了分化和組合，網絡空間出現了不同的陣營分化[3]?；蛘邚膰H傳播政治學的視域觀之，該議題主要涉及話語競爭與權力博弈兩個方面[4]。 而以“棱鏡門”事件為代表，權力對公共空間的深度介入已經造成了網絡空間的新格局，有學者指出，互聯網上也可劃分為3個世界：網絡殖民國家、網絡主權國家和網絡霸權國家，并且分別對應著3種戰略：依附型戰略、防御型戰略和進攻型戰略[5]。 但事實上，這種基于權力邏輯的解域化/轄域化（德勒茲語）思路，只能加劇網絡共同體的“公地悲劇”，損害網絡空間的和平與發展。

因此，網絡共同體的治理需要一種能夠平衡國家、市場和社會的多元治理，故有學者認為互聯網全球治理制度的重構應該從觀念層面、法律層面和具體組織層面進行綜合性的整體治理[6]。具體來說，解決網絡信息安全的出路在于從個體層面應通過立法加強隱私、信息的保護；國際層面則應增強信任與合作，在網絡信息領域“去安全化”[7]。比如在處理安全和自由的沖突時，法院可采取損益比較的原則：如果增加安全的益處超過減少自由所帶來的壞處，那么包括隱私權在內的公民自由權就應受到限制，反之則不可[8]。但這種遵循市場共識的功利主義進路在維護國家安全與公民權利關系上依然有較大的局限性，更無暇顧及對其他國家的影響。正如“棱鏡門”事件就極大地沖擊了美國迄今為止一直占據的全球互聯網安全領域里的主導權和話語權，顛覆了美國在這個領域里主張的道德基礎[9]。因此，有學者建議應對這種非傳統安全危機時，可以借助當前已有的，以求同存異為準則所形成的“軟法”為規范約束，軟法的大量存在，對于維持網絡空間的秩序起著重要作用[10]。另外，可以利用媒體自我監管、強化正義觀念、規范編輯加工手法、深化專業主義來建構社會正義的媒介環境，實現社會進步的邊緣突破效能，進而維護社會正義的現實環境[11]。

二、建構與解構：3種網絡共同體

交往模式的辨析

綜上所述，“棱鏡門”事件之后，為防范政治權力繼續利用媒介侵蝕網絡共同體，恢復主體間的交往行動，各種策略層出不窮，總體呈現出以下3種趨向，即促進結構扁平化，更加推崇市場規范，更加強調多元共治。進而衍生出了3種當前最具代表性的網絡共同體交往模式：“去中心”交往模式、“西方中心”交往模式以及“多中心”交往模式。

“去中心”交往模式是在“棱鏡門”事件發生后最典型的一種“應激性”反應。該模式認為，扁平式的網絡空間結構與等級式的科層結構之間的嚴重沖突，直接導致了網絡共同體中基于政治權力建構起的主體間交往的不平等性。因此，該模式主張在網絡共同體中消解公共權威，懸置各成員大小強弱的差異性，期望以某種弱的先驗性規范保證主體之間的平等交往，進而形成秩序共識的解構主義式策略。但實際上，在網絡共同體中，整體解構掉政治權力對交往關系的約束也就意味著無法對個體利己唯私的策略性行為進行有效規范和制約，最終會導致網絡共同體內出現交往關系的“公共地悲劇”。

而“西方中心”交往模式認識到要想使主體間求同存異，開展長期交往，一味解構權威，尋求形式上的平等，并以此作為交往起點是不現實的，因此該模式試圖從當前全球化的客觀進程中找到某種共識基礎。這種交往模式認為，網絡共同體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均以經濟全球化的市場邏輯為背景，不同個體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異性需求可以經由經濟語言（市場價值）而轉譯，這一方面使得網絡共同體的主體擁有了某種“共同語言”，另一方面，市場本身要求構建平等、自主、開放的秩序，這也使得交往中“求同存異”成為可能。但事實上，試圖以某種經濟規范規避權力控制，這種交往模式無異于“引虎驅狼”，因為當前的新自由主義直接壟斷了“何為全球化”的話語權，將全球化、市場化的定義全部“西方化”，這種“西方中心”帶有濃厚的優越性色彩，自詡為唯一的“通用規則”，忽視網絡共同體中其他主體的自主性，因而所有主體并不能平等支配交往關系。

鑒于“去中心”與建構“西方中心”的交往模式過于理想，“多中心”交往模式則從現實主義出發，改造了冷戰以來最具代表性的兩種交往實踐——均勢穩定論和霸權穩定論，試圖在網絡共同體中建構權威的“多中心”來促使網絡共同體內形成均衡和穩定的交往基礎，避免因公共權威缺場或者公共權威被壟斷而導致交流中真誠、真實、正當條件的喪失。在網絡共同體中有目的、有計劃地塑造更多有個人魅力的公共權威（即我們常說的公知），“他們”在“抗衡”外部政治權力入侵的同時，還能實現共同體內部相互“制衡”，從而維持正確的交往秩序。這種模式仍然是一種精英主義主導下的不平等交往，即將交往關系視為必須在少數人主導下才能形成；同時為了保障言語的有效性而將網絡共同體中各異質性主體統統原子化與功能化，將交往行動的形成條件策略化，這本身就違背了交往行動形成的客觀要求，只會使得主體之間的溝通交流更加缺乏彈性，甚至出現新的公共權威為反抗“轄域化”而引發新舊公共權威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之爭，從而導致網絡共同體內更大的混亂與割裂。

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交往關系重構的局限

雖然當前這3種主要的網絡共同體交往模式都體現了在“棱鏡門”事件后網絡共同體內關于“何為良善”的自我理解。但這些重塑交往行動的具體實踐卻沒有取得良好效果。2016年，希拉里的“郵件門”事件與樸槿惠的“親信干政門”事件，再一次成為真實與意義“內爆”的全民狂歡。網絡共同體內部，交往關系中“假惡丑”的生產仿佛多過了“真善美”的生產，并且這些丑聞所帶來的負效應不斷解構“真善美”，最終導致網絡共同體整體趨向于“惡的平庸性”，功利主義和個人主義式的交往考量取代了主體間對于相互理解與“公共善”的追求。事實證明，當前3種網絡共同體交往模式并不能勝任重塑真誠、真實、正當的交往行動之“重任”。

[JP+1]“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但這里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著自己的生產力的一定發展以及與這種發展相適應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遙遠的形式）的制約?！盵12]這也就意味著，人們在網絡共同體中如何交往、持怎樣的觀念都首先取決于他們在網絡中所得到的和需要再生產的生活資料本身的特性同他們的物質生產方式有關。在對這3種交往模式的深層結構考察后發現，它們在某種程度上都代表了一種“儀式—競賽—儀式”的組合?！叭R維-斯特勞斯指出了競賽和儀式之間的區別。他把競賽定義為這樣一種文化形式：參加者開始是平等的，到競賽結束時才最后分出勝負。而儀式則把不同的團體聚集在一起，給予他們平等的公共意義或身份。競賽是從平等到不平等，儀式則是從不平等到平等?！盵13]具體而言，異質性主體聚集于網絡共同體當中，無論通過消解公共權威、市場化轉譯還是塑造“多中心”權威，經過這些儀式的確認之后，每個主體都從有差別的個人變成了平等的“參賽者”。但這種平等只是一種機會的平等，而并非個人稟賦的平等。而在競賽開始后，個體的不平等勢必又會逐漸顯現出來，在適者生存的角逐中誕生最終的勝利者。勝利者又通過頒獎儀式成為了勝利者群體（機會主義者、市場寡頭以及新權威）當中平等的一員，獎品則是網絡共同體中各項公共服務與產品的支配權。

不難看出，3種網絡共同體交往模式背后這種共同的“儀式—競賽—儀式”結構中隱含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邏輯?！叭伺c人是不同的，但在機會上是平等的。自然能力的差異被發現，獎勵是上升進入社會權力領域，隨之而來的‘自然是物質和經濟利益?！盵13]因此，循環往復的儀式與競賽也逐漸形成了網絡共同體中的社會差異和階級差異：看似機會面前人人平等，但實際上僅限于那些擁有階級權力的人，而階級體系的確立反而被歸結為個體的自然差別，這也最終導致了少數權威與大多數主體之間的非平等交往關系被視為一種“理所應當”，即網絡共同體反過來成為向“弱肉強食”規則敞開的統治工具，這勢必會導致為重塑交往關系的措施異化為控制交往關系的鏈條。正如馬克思所言，“個人關系向它的對立面即向純粹的物的關系的轉變，……在現代，物的關系對個性的統治、偶然性對個性的壓抑，已具有最尖銳最普遍的形式，這樣就給現有的個人提出了十分明確的任務。這種情況向他們提出了這樣的任務：確立個人對偶然性和關系的統治，以之代替關系和偶然性對個人的統治 ?！盵2]由此可見，網絡共同體內交往關系的重塑，如果不觸及到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反思，那么在“物對人的統治關系”背景下進行模式建構，實質仍然是一種解構。

四、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尋求

平等交往中的公共性

2015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首次給出了重塑當前網絡共同體內交往關系的“中國方案”，即構建一個“互聯互通，共享共治”的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其中包括5點主張，即“加快全球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互聯互通。打造網上文化交流共享平臺，促進交流互鑒。推動網絡經濟創新發展，促進共同繁榮。保障網絡安全，促進有序發展。構建互聯網治理體系，促進公平正義?！盵14]這5點主張作為網絡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核心訴求，正是在深刻認識到“物對人的統治關系”的根本局限后所進行的結構性反思，即如果不祛除這種異化的交往關系對實踐的預先規定性，就無法擺脫當前網絡共同體中“關系和偶然性對個人的統治”。馬克思也指出，“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經驗的觀察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根據經驗來揭示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同生產的聯系，而不應當帶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盵12]而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所倡導的“互聯互通、共享共治”也正是在其現實而非抽象的社群需求與政治共識上體現出超越性所在。

（一）社群中重塑成員資格，滿足平等交往訴求

既有的交往模式都是從個人本位出發，認定個人先于社群，即把網絡共同體看作是為實現“我”的目的而存在，從而將他者當做實現自身目的的工具，最終導致非平等的交往關系。但實際上，按照海德格爾的說法，個人恰恰是“被拋”入社會之中的，各種社會關系先于自我意識而存在，這是想擺脫也擺脫不掉的。馬克思也指出，“個人力量（關系）由于分工轉化為物的力量這一現象，不能靠從頭腦里拋開關于這一現象的一般觀念的辦法來消滅，而只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靠消滅分工的辦法來消滅。沒有共同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盵12]因此，重構網絡共同體內交往關系的第一步，就是重新確立集體對于個體的先在性，重新定義成員資格的真實內涵。

當前看來，在多元化與扁平化交織的網絡共同體中，各主體對愛和歸屬的需要以及尊重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已經超過了基本的生存需要，對于具有強制、差別、唯私動機的人際交往活動往往會產生本能的拒斥?！肮蚕砉仓巍闭欠从沉诉@一現實需要。換句話說，平等主體身份已經成為當前網絡共同體內各成員的迫切需要和客觀的交往前提。在當代社群主義者沃爾澤看來，共同體內成員平等身份的實現，不是由政府或者私人充當支配性的交換媒介對資源和利益進行的“簡單平等”，即應當不存在支配性的善，并且每一種善應按照對其社會意義的共享理解進行分配[15]。這樣從而使得“我們應該做什么”——即共同體本身所推崇的理想、價值以及所期望的交往關系，超越“我應該如何獲利”的策略性行為，被共同體成員集體優先反思。正如沃爾澤所言“共同體本身——大概是最重要的——就是一個待分配的物品”[16]，“我們互相分配的首要善是成員資格”[16]。共同體成員的平等交往應當是一種受到成員資格保障的“復合平等”。第一，成員資格“使一種不依賴任何特定社會地位的自尊成為可能，這種自尊與一個人在共同體中的一般地位以及一個人對自己的感覺相聯系，而不是簡單的作為一個人……而是作為一個完整的平等的成員，一個積極的參與者”[16]。也就是說成員資格使得每個成員能了解自身對彼此負有的共同體義務，相互尊重彼此的平等主體身份，從而掃除自然權利所聲稱的各主體所享有（實際是資產階級獨占）的“先驗平等”。第二，“復合平等”是指“任何處于某個領域或掌握某種善的公民可以被剝奪在其他領域的地位或其他的善?！盵16]即允許成員在某一領域存有不平等，但不能將這種不平等擴展到其他領域。這樣也就避免了功利主義或個人主義下所謂的“機會平等”解構網絡共同體原本存在的交往規范。但需要說明的是，“復合平等”依然存有很大的風險，因此也只有在成員資格的嚴格保障下，所有成員民主參與到多元善的多元分配過程中來，才能形成對每一種善的共享理解，“復合平等”的優越性才可能實現。

（二）主體間形成道德商談，代表最廣泛公共性

如果說社會（社群）結構的形成及完善是為了解答“我應當過怎樣的生活”，那政治結構上力圖達成的共識則是關于“我們應當如何生活在一起”。就當前網絡共同體中既有的交往模式來看，一方面，以市場價值主導的交往模式完全體現為一種基于實用層面的目的性（策略性）行為及戲劇性行為，即個人本位下以某種外部獲利為目的，個人偏好和功利分析為主導的商談行為。但由于多元主體的客觀差異性，使得個體利益沖突難以在商談中彌合，從而傾向于形成博弈與妥協而并非共識，因此具有較大的脆弱性，不僅不能形成交往行動，反而一定程度上可能會更加激化個體間沖突。另一方面，“去中心”與“多中心”的交往模式試圖基于個人“自然稟賦”的先驗平等來形成共識，這體現為一種基于倫理—政治層面的規范調節行為，但這種“倫理—政治”的商談邏輯實際上預設了先回答“我應該欲求什么樣生活”，再談論“我們應當怎么樣生活在一起”的“先己后群”式思維順序，因而所能達成的共識也僅是“機會平等”的共識，并且用個體的先驗規范來調節政治生活，實際上無力于約束（甚至助長）“弱肉強食”的非平等交往關系。

而在馬克思看來，“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并僅僅因此也為我自己存在的、現實的意識。語言也和意識一樣，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盵12]這也就意味著，一種真正試圖形成主體間理解共識的交往行動，其基本前提恰恰是“共同善”，即先構想集體良善生活為何，再于其中實現個體訴求。交往行動是以公共性而非自利性為核心特征與最終取向的，體現為各成員在道德層面上展開商談所形成的最高共識?！爸挥性谶@個階段上，自主活動才同物質生活一致起來，而這點又是同個人向完整的個人的發展以及一切自發性的消除相適應的。同樣，勞動轉化為自主活動，同過去的被迫交往轉化為所有個人作為真正個人參加的交往，也是相互適應的。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總和的占有，消滅著私有制。但是過去，在歷史上，這種或那種特殊的條件總是偶然的，而在現在，各個個人的孤獨活動，即某一個個人所從事的特殊的私人活動，才是偶然的?！盵12]而在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中，“互聯互通”所希望達到的正是這樣一種交往關系：各主體之間就如何實現共同體內最廣泛的公共性展開道德商談，“在道德商談中，一個特定集體的種族中心視角擴展為一個無限交往共同體的無所不包視角，這個共同體的所有成員都設身處地把自己放在每一個成員的處境、世界觀和自我理解之中，共同地實踐一種理想的角色承當?！盵17]各主體在“異中求同”“求同存異”中超越彼此沖突的利益和價值取向，尋求共識的“最大公約數”——道德層面的共同價值，繼而使之下滲入倫理—政治層面和實用層面，成為所有成員在共同體內進行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交往時的規范指導，從而不斷減少網絡共同體內交往關系的“公共地悲劇”，實現每一個人全面而自由發展。

五、結語

總之，有關后“棱鏡門”時代的網絡共同體批判，或者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建構以實現最廣泛公共性為核心，它的構想正是自主活動與物質生活的統一體，是個人全面發展與自覺相統一，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統一，是對現有網絡共同體交往方式的根本超越，也是當代重塑異質性主體間理解共識的實踐進路，更是馬克思所提出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的當代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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