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養殖池塘底棲動物群落結構及水質生物學評價?

李志斐，謝 駿，王廣軍，林文輝，余德光??，方彰勝，郁二蒙，張 凱

（1：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珠江水產研究所農業部熱帶亞熱帶水產資源利用與養殖重點實驗室，廣州510380）（2：廣東省海洋工程職業技術學校，廣州510380）

珠江三角洲養殖池塘底棲動物群落結構及水質生物學評價?

李志斐1，謝 駿1，王廣軍1，林文輝1，余德光1??，方彰勝2，郁二蒙1，張 凱1

（1：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珠江水產研究所農業部熱帶亞熱帶水產資源利用與養殖重點實驗室，廣州510380）（2：廣東省海洋工程職業技術學校，廣州510380）

珠江三角洲是我國主要的水產養殖區域之一.為了解珠江三角洲魚類養殖池塘底棲動物群落結構，進而評價養殖水體水質狀況，于2016年7-8月對6種養殖模式30口池塘底棲動物及其環境因子進行調查.結果表明：1）共采集底棲動物18種，隸屬于3門14屬，其中寡毛類和水生昆蟲均為7種，軟體動物為4種.優勢種為克拉泊水絲蚓（Limnodrilus claparedeianus）、水絲蚓屬一種（Limnodrilus sp.）和搖蚊屬一種（Chironomus sp.）等耐污種類.2）6種養殖模式池塘底棲動物平均種類數無顯著差異，但其密度和生物量卻存在顯著差異，雜交鱧Y（雜交鱧幼魚）和雜交鱧C（雜交鱧成魚）養殖池塘均顯著高于其他4種養殖模式池塘.3）皮爾遜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影響珠江三角洲池塘底棲動物密度和生物量的主要因素是總氮（TN）和總磷（TP）.兩個主要分類群中，寡毛類密度和生物量僅與TN濃度呈顯著正相關，而搖蚊幼蟲卻與TN和TP濃度均呈顯著正相關.4）采用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Margalef多樣性指數和Biotic Index生物指數對6種養殖模式30口池塘水質進行評價，結果表明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不宜應用于珠江三角洲池塘的水質評價，Margalef多樣性指數和Biotic Index生物指數的評價結果均表明雜交鱧Y、雜交鱧C以及草魚池塘全部處于重度污染，而大口黑鱸S（投喂飼料）、大口黑鱸S+B（投喂飼料+冰鮮魚類）和羅非魚池塘大部分處于重度污染，少數處于中度污染.

珠江三角洲；底棲動物；群落結構；水質評價

珠江三角洲水系發達、池塘棋布，是我國最大的淡水商品魚養殖生產基地.池塘養殖作為珠江三角洲淡水養殖的主要類型，更是有著悠久的歷史［1］.然而，近幾十年來，在高經濟效益的驅動下，區域內水產養殖無論從養殖類型還是養殖方法上均發生了巨大變化.從最早期的基塘養殖等粗放型模式逐漸轉變為高密度、精養型模式，漁產量大大提高［2］.伴隨這一轉變，一系列池塘水環境問題也逐漸顯現出來.由于池塘水體的自凈和緩沖能力十分有限，池塘中飼料的大量投放不僅使水體營養物質濃度大幅上升、還使病原微生物大量滋生，嚴重威脅魚類健康；而池塘中各種殺菌藥物的使用，又進一步加劇了水體的污染［3］.由于水環境健康直接關系到水產品的質量安全，因此開展珠江三角洲養殖池塘的監測與水質健康評價工作對健康養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底棲動物是池塘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次級生產者，它不但可以為魚類提供天然餌料，還可對池塘底部的沉積物進行分解轉化，加速營養物質的轉移，因此在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等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4］.此外，由于底棲動物包含許多敏感種和耐污種，且具有分布廣泛、生活史較長、遷移能力弱等特點，因此可以較好地反映外界環境的變化［5］.與傳統的水化學監測相比，后者只能反映水體的瞬時污染狀況，很難全面反映水體長期的健康狀況［6］.利用底棲動物進行生物監測不僅可以克服以上缺點，還能反映各污染物之間的聯合或協同效應，且具有操作簡便、成本較低的特點［7］.因此，底棲動物已被普遍認為是水質監測的理想類群.

目前，國內利用底棲動物來評價水質健康狀況已開展大量工作，但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河流（如長江［8］、黃河［9］、松花江［10］等）、湖泊（如東湖［11］、洞庭湖［12］等）和水庫（如丹江口水庫［13］）等大型水體.作為小水體的養殖池塘，國內目前報道較少，尚未形成共同認可的評價方法與標準［2］.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劉乾甫等［2］利用水化學方法初步評價了4種養殖池塘的水質狀況，但關于水生生物的評價至今未見報道.考慮到高密度養殖池塘夏季經常發生一些突發性事件，導致魚類在短時間內大量死亡.因此，本研究選擇夏季（7-8月）對珠江三角洲4種養殖魚類、6種養殖模式池塘底棲動物進行調查，分析池塘底棲動物的群落結構以及主要影響因素，并對池塘水質進行生物學評價.本研究結果不僅對池塘水質的凈化與調控具有重要意義，還可為池塘的生態管理提供理論依據.

1 研究區域與方法

1.1 研究區域概況

珠江三角洲位于珠江下游、廣東省東南部，包括廣州、深圳、佛山、東莞、中山、珠海、江門、肇慶、惠州等9個城市，與東南亞隔海相望，被稱為中國的“南大門”.珠江三角洲是西江、北江共同沖積形成的大三角洲與東江沖積形成的小三角洲的總稱，面積約11000 km2.區域內地勢起伏較大，四周是丘陵、山地和島嶼，中部是平原.氣候以南亞熱帶季風氣候為主，高溫多雨.

珠江三角洲水網密布、池塘集中連片，水產養殖十分發達.根據其年產量的大小，主要養殖對象有草魚（Ctenopharyngodon idellus）、羅非魚（Oreochromis mossambicus）、大口黑鱸（Micropterus salmoides）、雜交鱧（Channa maculate♀×Channa arguss♂）、筍殼魚（Oxyeleotrismarmoratus）和鱖（Siniperca chuatsi）等.本研究選擇草魚、羅非魚、大口黑鱸和雜交鱧4種魚類養殖池塘作為研究對象，對30口池塘底棲動物進行了采集.其中草魚共選擇5口池塘，羅非魚共選擇6口池塘，大口黑鱸共選擇9口池塘（其中投喂飼料池塘5口，投喂飼料+冰鮮魚類池塘4口），雜交鱧池塘共選擇10口（其中雜交鱧幼魚池塘5口，雜交鱧成魚池塘5口）.每口池塘采用五點采樣法，即池塘四角和中心5個點采樣，然后混合為一個樣.根據養殖對象的規格、投喂餌料類型等，4種魚類池塘可分為6種養殖模式，其基本概況見表1，采樣區域分布見圖1.

圖1 珠江三角洲不同類型養殖池塘采樣區域分布Fig.1 Distribution of sampling areas of different aquaculturemodel ponds in Pearl River Delta

表1 珠江三角洲6種養殖模式池塘概況Tab.1 Overview of the six aquaculturemodel ponds in Pearl River Delta

1.2 研究方法

于2016年7-8月對珠江三角洲地區6種養殖模式池塘底棲動物和相關環境因子進行調查.在每口池塘的中部，首先用測深錘測定池塘的水深，用YSI多功能水質分析儀（Pro Plus）測定水體的水溫（Temp）、溶解氧（DO）、電導率（Cond）、pH、總溶解性固體物質（TDS）等指標，然后采用1／16 m2的彼得森采泥器對底棲動物進行采集.樣品經60目篩網篩洗干凈后，置于白色解剖盤中逐一挑出底棲動物標本，并用10%的福爾馬林溶液加以固定.標本帶回實驗室后進行鑒定、計數和稱重.根據相關資料［14-16］，大部分物種鑒定到屬或種，少部分鑒定到目或科.底棲動物濕重的測定采用萬分之一天平，先用濾紙吸去標本的表面液體，然后置于電子天平上稱重.最后根據采樣面積計算每口池塘底棲動物的密度和生物量，并以相對密度≥5%作為優勢種的標準［17］.為了解池塘水體的營養狀況，每口池塘均取混合水樣，帶回實驗室按照標準方法［18］測定水體中的總氮（TN）、總磷（TP）、磷酸鹽（PO34--P）和總有機碳（TOC）濃度等指標.

1.3 數據分析

運用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來檢驗6種養殖模式池塘環境因子與底棲動物密度、生物量之間差異的顯著性.采用Duncan's多重比較檢驗組間差異.采用皮爾遜相關分析來檢驗底棲動物種類數、不同類群密度和生物量與主要環境因子的相關性，如果P＜0.05，則認為有顯著相關關系.以上所有分析在SPSS 13.0軟件中完成.

采用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H′）、Margalef多樣性指數（D）和Biotic Index（BI）生物指數來評價養殖池塘水體的健康狀況，其計算公式及評價標準如下：

1）H′＝-Σ（Pi）（log2Pi），式中Pi為物種i個體數所占的比例.其評價標準為：0～1（重度污染）、1～2（中度污染）、2～3（輕度污染）、＞3（清潔）［19］.

2）D＝（S-1）／ln N，式中N為樣品中所有物種的總個體數，S為樣品中種類總數.其評價標準為：0～1（重度污染）、1～2（中度污染）、2～3（輕度污染）、＞3（清潔）［20］.

3）BI＝ΣNiTi／N，式中Ni為第i個分類單元的個體數，Ti為第i個分類單元的耐污值［7，21］，N為樣本總個體數.其評價標準為：＞8.80（重度污染）、7.71～8.80（中度污染）、6.61～7.70（輕度污染）、5.50～6.60（清潔）、＜5.50（最清潔）［7］.

2 研究結果

2.1 環境特征

珠江三角洲6種養殖模式池塘環境參數中，除了TOC和PO34--P濃度沒有顯著差異外，其余參數均存在顯著差異（表2）.與其他類型池塘相比草魚池塘的DO濃度最低，但其Cond和TDS濃度卻顯著高于其他池塘.羅非魚池塘的pH與大口黑鱸S池塘差異不大，卻顯著高于其他4種養殖模式池塘.就營養鹽濃度而言，雜交鱧Y和雜交鱧C池塘TN和TP濃度較高，且TN濃度均顯著高于其他池塘.雜交鱧Y池塘的TP濃度顯著高于其他4種養殖模式池塘，但雜交鱧C池塘TP濃度卻與大口黑鱸S池塘并無顯著差異.

以《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 3838-2002）作為評價標準，6種養殖模式池塘TN和TP濃度平均值均遠超Ⅴ類水質標準.對30口池塘而言，僅有1個羅非魚池塘屬于Ⅳ類水，其余均為Ⅴ類水.

表2 珠江三角洲6種養殖模式池塘環境參數Tab.2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of six aquaculturemodel ponds in Pearl River Delta

2.2 種類組成

共采集底棲動物18種，隸屬于3門14屬，其中寡毛類和水生昆蟲均為7種，軟體動物為4種（表3）.6種養殖模式池塘中，羅非魚池塘種類數最多，為11種；其次是2種大口黑鱸池塘，均為10種；草魚和雜交鱧C池塘種類數最少，均為8種（表3）.方差分析結果表明，6種養殖模式池塘平均種類數無顯著差異（F＝1.27，P＝0.31）.

30口池塘底棲動物優勢種為克拉泊水絲蚓、水絲蚓屬的一種和搖蚊屬的一種等耐污種類.6種養殖模式池塘底棲動物優勢種具有一定差異，其種類組成見表4.草魚池塘優勢種最單一，僅有克拉伯水絲蚓和水絲蚓2種；大口黑鱸S+B池塘優勢種最多樣，分別為水絲蚓、蘇氏尾鰓蚓、霍甫水絲蚓、搖蚊和長足搖蚊5種；其余4種養殖模式池塘優勢種均為3種.

2.3 密度和生物量

珠江三角洲池塘底棲動物平均密度為14331 ind.／m2，變化范圍為96～97280 ind.／m2；平均生物量為35.53 g／m2，變化范圍為0.09～214.53 g／m2.不同分類群中，寡毛類和水生昆蟲密度分別為6191和8131 ind.／m2，生物量分別為16.97和16.94 g／m2，二者之和占總密度或總生物量的95%以上.3個優勢種密度和生物量之和分別為12693 ind.／m2和23.33 g／m2，分別占總密度或總生物量的88.6%和68.8%（表4）.

表3 珠江三角洲6種養殖模式池塘底棲動物種類組成Tab.3 Species composition ofmacrozoobenthos in six aquaculturemodel ponds of Pearl River Delta

6種養殖模式池塘底棲動物密度和生物量均存在顯著差異；雜交鱧Y和雜交鱧C養殖池塘之間差異不顯著，但卻均顯著高于其他4種養殖模式池塘（圖2）.6種養殖池塘不同底棲動物類群密度和生物量所占的比例也有較大差異.草魚、羅非魚和雜交鱧C池塘中，寡毛類密度所占比例要明顯高于水生昆蟲和軟體動物，而其余3種模式池塘中水生昆蟲密度所占比例卻是最高的（圖3）.生物量所占比例方面，草魚、大口黑鱸S、大口黑鱸S+B池塘中寡毛類最高，雜交鱧Y和雜交鱧C池塘中水生昆蟲最高，而羅非魚池塘中軟體動物最高（圖4）.

圖2 珠江三角洲6種養殖模式池塘底棲動物密度和生物量對比Fig.2 Comparison of the density and biomass ofmacrozoobenthos in six aquaculturemodel ponds of Pearl River Delta

表4 珠江三角洲6種底棲動物優勢種相對豐度、密度和生物量Tab.4 Relative abundance，density，and biomass of the dominant species in six aquaculturemodel ponds of Pearl River Delta

圖3 珠江三角洲6種養殖模式池塘底棲動物分類群密度所占比例Fig.3 Density percentage of each taxonomic group ofmacrozoobenthos in six aquaculturemodel ponds of Pearl River Delta

圖4 珠江三角洲6種養殖模式池塘底棲動物分類群生物量所占比例Fig.4 Biomass percentage of each taxonomic group ofmacrozoobenthos in six aquaculturemodel ponds of Pearl River Delta

2.4 影響因素

表4顯示了珠江三角洲底棲動物種類數、密度、生物量以及主要分類群寡毛類和搖蚊幼蟲密度、生物量與環境因子的皮爾遜相關關系.結果表明底棲動物種類數與環境因子并無相關關系，而密度和生物量卻均與TN和TP濃度呈顯著正相關.兩個分類群中，寡毛類密度和生物量僅與TN呈顯著正相關，而搖蚊幼蟲密度卻與TN和TP均呈顯著正相關（表5）.

表5 底棲動物種類數、密度和生物量與環境因子的皮爾遜相關關系Tab.5 Pearson cor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and species number，density and biomass of themacrozoobenthos

2.5 水質評價

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評價結果表明有3口池塘處于輕度污染，其余均處于中度或重度污染；Margalef多樣性指數評價結果表明，有7口池塘處于中度污染，其余均處于重度污染；BI生物指數評價結果表明有5口池塘處于中度污染，其余均處于重度污染（圖5）.相比較而言，Margalef多樣性指數和BI生物指數評價方法要優于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

圖5 不同評價指數評價結果對比Fig.5 Comparison of the assessment results using different assessmentmethods

3 討論

3.1 底棲動物群落結構

珠江三角洲多為高密度養殖池塘.與河流、湖泊等淡水水體相比，池塘的主要功能是養殖，這也就決定了池塘本身要承受更高的營養負荷.國內外一些研究已經表明，池塘中殘餌、魚類排泄物等是池塘N、P以及有機污染物的主要來源［3，22］，因此高密度養殖池塘的大量投餌必定會造成水體的嚴重富營養化.本次調查中30口池塘TN和TP濃度平均值分別高達6.51和0.61mg／L，就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與之相對應，珠江三角洲養殖池塘底棲動物種類組成表現出種類單一、且多為耐污種的特點.30口池塘共采集底棲動物18種，且主要是寡毛類和搖蚊幼蟲.與長江中下游一些嚴重富營養化湖泊（如巢湖［23］、太湖［24］、東湖［11］等）相比，種類數明顯低于后者.此外，按照相關資料［7，21］，計算得出18個物種的平均耐污值高達7.14，其中蘇氏尾鰓蚓、霍甫水絲蚓、克拉伯水絲蚓和長足搖蚊等均具有很強的耐污性，均是富營養化水體的常見優勢種［25］.密度和生物量方面，珠江三角洲池塘平均分別為14331 ind.／m2和35.53 g／m2.由于缺乏軟體動物，因此生物量比一些河流或通江湖泊明顯要低［26-27］，但密度卻遠高于長江中下游一些嚴重富營養化湖泊［11，24］.就6種養殖模式而言，雖然其種類組成差異不大，但優勢種以及不同類群密度和生物量所占的比例卻有較大差異.在草魚和羅非魚池塘，優勢種僅為寡毛類；而在其他4種類型池塘中，優勢種主要為寡毛類和搖蚊幼蟲.所占比例方面，除了羅非魚池塘軟體動物生物量所占比例較大外，其他池塘密度和生物量均以寡毛類和水生昆蟲（主要是搖蚊幼蟲）為主.寡毛類和搖蚊幼蟲均為水體富營養化的常見指示生物［28］，一些研究已經表明二者均喜歡有機質豐富的淤泥底質，富營養化水體中有機質濃度的增加會明顯導致搖蚊幼蟲與寡毛類（特別是顫蚓科）密度和生物量的提高［25，29］.羅非魚池塘是6種模式中養殖密度最低的（僅為雜交鱧養殖密度的1／17），其投餌量較低，受污染程度也較低，因此軟體動物生物量相對較高.4種軟體動物中的2種——長角涵螺和放逸短溝蜷均出現在此類型池塘.

方差分析結果表明，6種養殖模式池塘底棲動物密度和生物量均存在顯著差異，且雜交鱧Y和雜交鱧C養殖池塘顯著高于其他4種養殖模式池塘.該結果間接表明2種雜交鱧養殖模式池塘可能受到的污染最為嚴重，而這種現象可能主要是由兩方面造成的，一是雜交鱧池塘養殖密度大、投餌量大，二是雜交鱧池塘所用飼料的粗蛋白和總磷濃度要明顯高于草魚和羅非魚池塘（表1）.此外，隨著養殖密度的增加，4種魚類池塘底棲動物密度和生物量還表現出逐漸增加的趨勢；這表明池塘底棲動物可能受魚類養殖品種的影響較小，而受投餌量以及飼料中營養物質濃度的影響較大，因為這幾種魚類都很少會直接以底泥中的寡毛類或搖蚊幼蟲為食.2種大口黑鱸（大口黑鱸S和大口黑鱸S+B）池塘底棲動物密度和生物量無顯著差異，表明投喂冰鮮魚類并不會明顯改變底棲動物的現存量；而2種雜交鱧（雜交鱧Y和雜交鱧C）池塘也無顯著差異，則說明魚類的養殖規格對底棲動物的影響也較小.

3.2 影響因素

影響底棲動物群落結構的因素眾多，但在富營養化的靜態水體中，底質類型、底泥或水體中TN和TP濃度等是常見的主要影響因素.底質是底棲動物生存的基本條件，可為其提供多樣的棲息地環境，對其生長、繁殖等重要生命階段都起著關鍵作用，這主要與底質的粒徑、異質性、穩定程度、密實性、顆粒間隙和表面結構等有關［30］.如，對富營養化湖泊巢湖［23］、太湖［24］的研究均表明，底棲動物的現存量與底質類型呈顯著相關.然而，本研究中所調查的30口池塘底質異質性較低，且都主要是以淤泥為主，所以底質可能不是池塘中底棲動物的主要影響因素.關于TN和TP濃度與底棲動物的關系，許多研究均已表明水體的富營養化程度越高，營養鹽對底棲動物的影響就越顯著［25］，且底棲動物現存量一般與TN、TP濃度呈顯著正相關［25，31］.本研究中，對珠江三角洲池塘的研究結果與此一致.就不同分類群而言，由于寡毛類和搖蚊幼蟲等直接收集者均喜歡有機質豐富、淤泥底質的環境［23］，寡毛類（主要是顫蚓類）和搖蚊幼蟲的現存量一般也與水體的TN和TP濃度呈顯著正相關［25］.姜蘋紅等［25］還以江漢湖群為例，建立了以上2種類群與水體營養鹽的回歸模型.而本研究中，搖蚊幼蟲的研究結果與此一致，而寡毛類的密度和生物量卻僅與TN濃度呈顯著正相關，這可能主要是由于池塘這種小水體理化參數相對不穩定，在較短時間內可能有較大的變化.比如一些水質改良劑、殺菌藥物在短時間內均能明顯改變水體中營養鹽濃度，這也間接表明在小水體中生物監測可能比化學監測更能反映出水體的健康狀況.

3.3 水質評價

目前用于水質生物評價的指數較多，由于不同指數劃分水質的等級不同，因而得出的評價結果常存在一定的差異.本文首次采用常用的3個指數，即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Margalef多樣性指數和BI生物指數對珠江三角洲池塘水質作出了評價，評價結果也存在一定的差異.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評價結果與實際情況差距較大，這主要是由于該指數一般在水質差異較大的水體中評價效果較好，而不能分辨水質差異較小的水體.此外，該指數還認為各物種在群落中的地位平等，從而忽視了不同物種對污染的耐受能力和敏感性差異，因此很多情況下不能真實反映水質的實際情況［19］.國內對東湖［11］、丹江口水庫［13］和礦區塌陷湖［6］的研究也有類似結果，因此不推薦使用該指數用于珠江三角洲富營養化池塘的水質評價.Margalef多樣性指數和BI生物指數評價結果認為少部分池塘屬于中度污染，大部分池塘屬于重度污染，評價結果要優于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以6種類型池塘評價指數的平均值作為比較參數，Margalef多樣性指數評價的水質優劣順序為：羅非魚＞鱸魚S＞鱸魚S+B＞雜交鱧Y＞雜交鱧C＞草魚，而BI指數評價的優劣順序為：羅非魚＞鱸魚S+B＞鱸魚S＞草魚＞雜交鱧Y＞雜交鱧C.二者相比較而言，BI指數的評價結果可能要優于Margalef多樣性指數，并且與已有的池塘水化學評價結果一致［2］.因此，我們推薦BI指數作為珠江三角洲池塘水質評價的首選指數.

致謝：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珠江水產研究所李家磊、付兵等在野外采樣和水化學測定中給予幫助，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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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crozoobenthos and bioassessment ofwater quality in aquaculture pond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LIZhifei1，XIE Jun1，WANG Guangjun1，LINWenhui1，YU Deguang1??，FANG Zhangsheng2，YU Ermeng1＆ZHANG Kai1
（1：Key Lab of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Fishery Resource Application and Cultivation，Ministry of Agriculture；Pearl River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Guangzhou 510380，P.R.China）
（2：Vocational School ofOceanographic Engineering in Guangdong Province，Guangzhou 510380，P.R.China）

Pearl River Delta is one of themain aquaculture areas in China.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mmunity structures ofmacrozoobenthos and further assess the water quality in aquaculture ponds，a field investigation ofmacrozoobenthos and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was conducted in 30 pondswith six aquaculturemodels during July to August2016.The results showed thata totalof18 species belonging to 14 genera and 3 phyla were identified，and the species number of oligochaeta，aquatic insect，and mollusca was 7，7，and 4，respectively.The dominant taxa ofmacrozoobenthoswere the Limnodrilus claparedeianus，Limnodrilus sp.，and Chironomus sp.，which have strong tolerances to pollution.The average species number among the sixmodel pond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However，the density and biomas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and which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in twomodels（juvenile and adult fish，respectively）of hybrid snakehead（Channa maculate♀×Channa arguss♂）than the other four model ponds.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 TN and TPwere the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nsity and biomass ofmacrozoobenthos in aquaculture ponds of Pearl River Delta.The density and biomass of oligochaeta were on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N，while which of chironomidswe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N and TP.Thewater quality of 30 aquaculture pondswere assessed using Shannon-Wiener index，Margalef index，and Biotic index.It suggested that the Shannon-Wiener index wasnotappropriate forthe assessment ofwater quality in aquaculture ponds of Pearl River Delta.The assessment results by Margalef and Biotic index showed that all the ponds of grass carp（Ctenopharyngodon idellus）and hybrid snakehead were heavily polluted，whilemost ponds of largemouth bass（Micropterus salmoides）and tilapia（Oreochromismossambicus）were heavily polluted and a few ponds were moderately polluted.

Pearl River Delta；macrozoobenthos；community structure；water quality bioassessment

DOI 10.18307／2017.0413

?2017 by Journal of Lake Sciences

?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2012BAD25B04）和公益性行業（農業）科研專項（201203083）聯合資助.2016-09-24收稿；2016-11-16收修改稿.李志斐（1983～），男，助理研究員；E-mail：lzf＠prfri.ac.cn.

??通信作者；E-mail：gzyudegu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