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發現綜述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

○調查與發掘

2016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發現綜述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6 內蒙古 考古發現 課題意識

2016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長足地發展。為了順應國家文物局考古遺址博物館、大遺址保護的步伐，有探索早期聚落及社會研究的主動性的科研課題，有配合國家大遺址公園、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或配合展示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性和展示性發掘，也有配合基本建設或遭遇破壞的搶救性發掘。為了加強考古發掘項目的課題意識，很多發掘從最初的搶救性發掘向課題研究方向轉變。

圖一 清水河縣岔河口環壕遺址發掘區全景

一、主動性科研項目

為了延續2000年以來“河套地區先秦兩漢時期人類文化、生業與環境”課題，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聯合開展“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研究”課題，針對該課題，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展了相關工作。此外還有其他一些科研發掘工作。

1.清水河縣岔河口遺址

2016年對環壕重點進行了測繪、發掘和航拍，在1997-1998年配合萬家寨水利工程建設發掘工作基礎之上，將環壕南門繼續往東西兩側擴充發掘，并首次發掘了環壕的東門，發掘面積約2150平方米（圖一）。初步鉆探結果表明，遺址外圍是挖筑規整的圓形環壕，呈封閉狀。圓形環壕直徑南北256米、東西235米，形成規模巨大，結構嚴整的環壕聚落遺址。環壕內面積近6萬平方米，目前南、東、東北各發現一處門址。環壕溝體截面呈梯形，口寬、底窄，上口寬度通常為8-9米，溝深2.5-2.9米。

出土遺物以陶器為主，有泥質紅陶、夾砂紅褐陶和少量夾砂灰褐陶。夾砂陶質地較粗，陶色深淺不一，砂粒較大，個別夾碎蚌殼。皆泥條盤筑而成。紋飾除素面外有大量的弦紋、線紋、繩紋及附加堆紋等。泥質陶多彩繪或素面，質地細膩堅硬，陶色較純。夾砂陶器表多施各類紋飾。彩陶多施黑彩，少量施紅彩。紋樣多弧線三角、圓點、花瓣紋等。主要器型有小口尖底瓶、盆、缽、罐、甕等。

石器以打制、磨制石器為主，多由砂巖或沉積巖磨制而成。器型規整，個體較大。主要器型有磨盤、磨棒、斧、錛、刀、杵、環等。

2.涼城縣永興鎮板城石城

1987、1997年曾兩次對板城石城進行過較為全面的測繪和鉆探式發掘。此次發掘的位置臨近石城墻北部墻體隔沖溝的東南部坡體之上。發掘面積約1000平方米，共發掘房址6座、陶窯4座、灰坑7個。

F1主室平面呈凸字形，進深大于間寬，門道向東（圖二）。窯洞內間寬280、進深400厘米。墻壁為生土墻，墻壁上大部分可見抹過的痕跡，屋頂局部塌落，為了保存其完整性，我們按照保存較好的部位沿弧度進行清理。房內最高處約160厘米。灶為淺坑灶，圓形。院落大致呈長方形，東南部略有破壞。南北長480、東西寬330—380厘米。

圖二 涼城縣板城遺址F1全景（由東南向西北）

圖三 Y1窯室（從東到西）

4座陶窯僅1座殘外，其余基本完整。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橫穴式，由西向東可分為窯室、進火口、火膛和工作區，窯室和火膛由進火口相連（圖三）。整個陶窯為東西向，窯室位于西部坡上，為圓形袋狀?；鸬揽梢娪心媳眱蓷l主火道，呈斜坡狀?；鹛盼挥诟G室的東部，與南北兩個進火口相通。操作間位于火膛東部坡下，大致呈長方形，寬240—540、長約420—470、殘深50-110厘米。另一類為豎穴式，窯室與火膛為上下結構，窯室基本破壞，殘深2—5厘米。窯箅保存較好，圓形、直徑110、厚20厘米。有7個火眼，呈梅花狀分布，中間較大，四周稍小?；鹧巯路郊礊榛鹛?，為橢圓形袋狀?；鹛畔虏靠颖谳^為規整，清晰可見窯壁的建造是由窄條狀加工工具挖掘而成。

本次發掘旨在對河套地區岱海區域早期社會文明的演進作進一步了解，因該石城經過兩次較大規模的發掘，已經確認為一處老虎山文化石城。而本次發掘加強了對該遺址文化內涵的了解，且初步取得以下幾個方面的認識：（1）發掘區內集中發現了較多的陶窯，結合以往的發掘資料，初步判定該發掘地點應為板城遺址的陶窯燒造區，且也存在居住建筑，此區域應有可能發展成為陶工的工作和居住區，為探討這一時期聚落內區域規劃提供了依據。（2）保存基本完整的窯洞式房屋F1和清理的石灰面窯洞式房屋F5，為了解本地區老虎山文化的建筑技術提供了重要的資料，且為研究中國北方地區窯洞式建筑的發展序列提供了重要參考。（3）發現的陶窯可分為橫穴式和豎穴式兩種，反映了陶器燒造技術的發展和進步，為進一步了解岱海地區的陶窯建筑技術和陶器燒造技術提供了重要資料。

3.赤峰市南灣子興隆洼文化和小河沿文化遺址

赤峰市翁牛特旗南灣子遺址，揭露興隆洼文化時期房址9座，興隆洼文化時期灰坑4座，小河沿文化時期灰坑5座。房址為圓角方形半地穴式，近正南北向，大致可分5排。房址總體保存狀況較好，堆積最厚處保留約0.8米，直壁平底，面積在10-50平米之間。房址內均發現灶址，大部分為石板灶，平面形狀可見圓形與方形，F1、F3發現保存完好的門道。房址活動面保存較好，可見燒烤面及生土踩踏面兩種，加工考究（圖四）。房址內部東、西、南三側發現高約3-5厘米的土棱，將活動面分為居住及儲存加工兩區，居住區內擺放器物較少，絕大部分器物放置于土棱之外。房址內外柱洞不多，僅在土棱之上發現少量幾個。F2石板灶北側放置石人像兩具，初步判斷為一男一女，女性石像的眼部、嘴部放有蚌殼做成的眼睛及牙齒。F3東北角土棱內部，堆放有大量動物骨骼，初步鑒定為豬、鹿和牛骨骼。

圖四 赤峰南灣子遺址F1全景

本次發掘所獲器物主要為陶器和石器，絕大部分出土于房址內。陶器可見筒形罐、陶杯、陶盅等，石器有大量的磨盤、磨棒、餅形器、圓窩石器，另有少量的石鏟、環狀石器等。

南灣子北遺址揭露了興隆洼文化晚期的一處小型聚落，屬白音長汗類型，器物多為興隆洼文化晚期，少量可到中期。此次發掘豐富了興隆洼文化的內涵，尤其是保存完好的土棱狀結構房址，為研究興隆洼文化時期的房址加工方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材料，F2內發現的兩具石人像對于研究此時期的原始信仰及崇拜有重要意義（圖五）。

圖五 赤峰南灣子遺址F2灶址北側出土石人像

二、配合大遺址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申報和展示所做工作

1.和林格爾盛樂古城

為了配合盛樂古城考古遺址公園建設，2016年對盛樂古城的北城進行了發掘和鉆探。發掘唐代的建筑臺基，遼金時期的房址、灰坑等。對盛樂古城北城中部有兩處呈南北分布，當地人俗稱“大煤山”和“小煤山”的遺存進行了發掘。發現該地點為一處大型唐代建筑基址，呈西北-東南走向，總體結構近長方形，東西兩邊外呈凸字形，東西（面闊）長約50米，南北（進深）長約15米，總面積約750平方米（圖六）。臺基南部被遼代的房址打破，表面見不少夯窩。東西分別發現有2個、3個磉堆結構。臺基北部堆放的都是雜亂瓦片，大部分為板瓦，少量為筒瓦，部分瓦片下面發現木炭火燒的痕跡；臺基南部堆放的多為磚塊，少量石塊，大部分雜亂，少部分倒塌有序，特別是靠近臺基的地方有部分護基磚墻結構還保存較好。南部在距臺基30厘米左右，發現保存較好的一段磚墻，里面有填土，應為護夯基的用途。在磚墻外大約50厘米處還有一列排列較規整的石頭，推測應為回廊或臺階結構。出土遺物主要是唐代的建筑構件，分布在臺基的四周，較為典型的有蓮花紋瓦當，繩紋長磚、滴水等。

圖六 盛樂古城唐代建筑臺基清理后全景

圖七 盛樂古城遼金時期發掘區全景

在盛樂古城中城發掘了遼金時期的房址1組、灰坑56個、灰溝1條、火炕1組等（圖七）。房址近南北走向，破壞較為嚴重，北墻、東墻、西墻南部保存相對較好，殘存十塊左右的墻磚，東墻與西墻室內墻角地磚保存較好，南墻尚未發現；根據墻磚的擺放以及地磚的水平高度，我們分析該房址至少可以分為三個時期?；铱涌涌谟袌A形、橢圓形、長方形和不規則形等。以圓形居多，長方形次之，橢圓形和不規則形等；坑壁分為直壁、斜直壁和弧壁三類；坑底有平底和圜底之分。形制規整的應為當時的窖穴?；旧隙紴槔?，里面包含物主要有散亂石塊、瓦片、爐渣（火燒結晶體）、紅燒土、土坯磚等。出土的遺物有陶瓷片、鐵器、銅器、建筑構建、銅錢等。出土有較多瓷片，較為典型的有兔毫盞、油滴盞、人形及獸形瓷塑；鐵器主要有刀、權、釘等；銅器主要有耳勺、帶鉤等。建筑構建有瓦當、滴水、磚等。瓦當紋飾以獸形紋、乳釘紋多見。磚為遼代典型的溝紋磚；銅錢主要有開元通寶、咸平元寶、崇寧通（重）寶、皇宋通寶、元豐通寶、紹元圣寶、大觀通寶、治平元寶、大定通寶等。以宋錢為主，也有唐、金時期的。

2.遼上京遺址

城址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漢城兩部分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總面積約5平方千米?；食浅菈Ρ４孑^好，平面呈不規則方形，宮城位于皇城的中部。為了進一步認識遼上京城址的布局和沿革，促進對遼上京遺址的有效保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二隊和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組成的遼上京考古隊，于2016年6月-10月，對遼上京宮城南門遺址、二號殿院落南廊廡遺址、連接皇城東門和宮城東門的主街遺址等進行了考古發掘或試掘，取得了重要收獲（圖八）。

圖八 遼上京宮城南門俯視圖（由北向南）

宮城南門位于宮城南墻中部略偏西，2013年發掘的南北向大街（一號街道）貫穿南門而過。宮城南門遺址由東、西兩側的墩臺、中間的單門道和登臨墩臺的內側（北側）馬道三部分組成。根據夯土遺跡和門道內外倒塌的磚瓦堆積，可判斷城門之上建有木構門樓建筑。夯土墩臺保存較好，其中已揭露的西墩臺殘高3.25米。墩臺各面邊壁包磚，現僅存底部幾層；包磚底部包邊條石基礎保存較好。東、西夯土墩臺中間設單門道，進深8.2、寬約7.8米。原位保存有將軍石、石門限和門砧石等設施。門道兩側的城門基礎作法為石柱礎上鋪木地栿，上立排叉柱。石柱礎每側6個，即城門門道進深5間。將軍石南側發現葬二犬二羊的埋藏坑，較為罕見，應與城門營建時的祭祀有關。馬道緊貼城墻北側而建。根據層位關系和遺跡解剖情況可知，宮城南門在遼代可分為四次大的營建。第一次營建應是遼代早期始建；第二次擴建墩臺，可能與文獻所載遼太宗“辟承天門”有關；第三、四次修建分別在墩臺邊壁上刷有白灰皮和作包磚包石。城門及城墻在金代被徹底廢棄，完全被金代小房址所疊壓，僅南北向大街（一號街道）繼續沿用。

根據考古鉆探情況，我們對位于皇城東門和宮城東門軸線上的二號殿院落南廊廡遺址的西段進行試掘，初步確定本院落南廊廡西端的保存狀況。同時也對位于皇城東門和宮城東門之間的道路進行試掘，可知東西向主街現存3次主要營建跡象。路面殘存寬度40余米，最寬曾達76米。此外還發現金代陶窯址和房址等普遍破壞了遼代遺跡。

本次發掘遼代出土遺物以瓦當、筒瓦、板瓦、溝紋磚等建筑構件為主；金代遺物有陶瓷器、銅鐵器和磚瓦建筑構件等。

圖九 元代棚木式土坑豎穴墓全景

對遼上京宮城南門等遺址的考古發掘，主要有以下幾點收獲。（1）宮城南門遺址是遼上京遺址已發掘門址中保存最好的門址。通過細致的考古發掘，我們首次了解到遼上京宮城南門營建技術、形制結構及其沿革，為研究遼代門址提供了重要資料。（2）通過考古鉆探和試掘，我們確認遼上京宮城內第二進院落遺址的存在，為研究遼上京城址布局提供新的實物材料。（3）通過考古鉆探和試掘，我們確認皇城東門至宮城東門之間的道路寬于40米，而宮城南門外的南北向大街僅寬20米?？梢哉J定這條東西向主街是遼上京城內最寬、最重要的中軸大街。（4）通過對宮城南門遺址發掘可知，宮城南門是過洞式單門道的形式，而宮城東門為殿堂式三個門道。并且宮城東門外的東西向主街至少是宮城南門外南北向道路的2倍寬。這些發現再次確認遼上京皇城營建之初，就是以東門作為中軸線、以東向為朝向進行規劃布局的。本次發掘是遼上京考古的重要成果，進一步推進了對遼上京城址布局和沿革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3.集寧路古城周邊墓葬及其他遺存

集寧路古城北墻東段外側大荒灘墓地，共發現金元時期墓葬45座。長方形豎穴土坑墓43座（圖九），磚室墓2座，其中一座為豎井式墓道磚室墓，一座為斜坡式墓道磚室墓。墓葬方向多在3°-20°之間。其中成人墓41座，兒童墓4座，成人墓長180-250厘米，寬54-200厘米，兒童墓長126-170厘米，寬44-60厘米。在45座墓中，有16座合葬墓，其中同穴合葬墓8座，異穴合葬墓8座。部分墓葬被盜嚴重，人骨散亂，葬式已無法辨別，可明確判斷葬式的皆為仰身直肢葬，頭端向北，僅有一座方向不同，為頭端向東。葬具多為木質梯形棺，長144-200厘米，寬42-70厘米，棺板厚1.5-4厘米。由于多數墓葬被盜，出土遺物甚少，有陶、瓷、銅、玉石器、骨器、木器等。陶器有碟；瓷器有醬釉罐、黑釉罐、醬釉梅瓶、黑釉小口瓶等；銅器有鏡、錢、簪、釵、耳環、印、頭飾等；鐵器有鏃、車輨；玉石器有水晶珠、綠松石珠、瑪瑙珠飾；骨器有骨扣、盒、骨帶飾；木器有木梳；此外還有漆盒等。

此外，還發現大型建筑遺跡位于大荒灘墓地西部，局部被墓葬打破。通過探溝解剖和鉆探可知南北長約53、東西寬約23米。大型遺跡用灰褐色花土夯打而成，夯窩直徑50-60厘米，厚18-28厘米。遺跡南側有一條用灰褐色土鋪墊而成的古道路，寬約2-4米，厚約18-30厘米，通至古城北墻。該道路與大型遺跡存有關系，應該是遺跡的輔助遺跡。墓地南部發現一處古井遺跡，井口平面呈圓形，口大底小，井壁斜直，圜底。井口直徑4-4.1、深3.5米；底徑0.8米。井壁用石頭壘砌。

根據對大荒灘墓葬的形制、隨葬品的分析，可初步判斷該墓地的時代為金元時期，與大型建筑遺跡、道路、古井的年代屬同期。本次發掘的45座墓葬中，合葬墓占35%，合葬之風比較盛行。以往集寧路古城周邊墓葬中曾發現多座人骨骶骨為10孔的墓葬，本次發掘又發現三座墓葬的人骨為骶骨10孔，這種情況可能與當時特殊的生產生活方式有關，尚需體質人類學方面的進一步探究。2016年大荒灘墓地的考古發掘，為金元時期集寧路（縣）的喪葬習俗、路網布設、附屬設施研究提供了一批新的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4.元上都遺址西關廂發掘

為了配合元上都遺址的展示工作，2016年8月至11月，由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博物院等多家單位對元上都西關廂遺址進行發掘。發掘區位于元上都遺址西關廂中部，距離外城墻1326米，發掘面積724平方米，清理出房址9座，道路一條，灰坑1個，出土了瓷器、陶器、石器、骨器、建筑構件等一批重要的文物。

房屋遺址共完整揭露七座，其余兩座只揭露部分（圖一○）。其中F1、F2和F4連在一起，F5、F6和F7連在一起。房屋之間有門道相連，室內發現有火炕、坑和儲藏坑穴等，一組房址內有功能區劃。組與組之間墻體較厚，一組內的房址隔墻較窄。墻體多為土坯壘砌，火炕有三條煙道，建筑材料為土坯。地面僅局部用磚鋪砌，大部分為生土踩踏面。F5與F6，F6與 F7的隔墻是草皮壘砌而成。

圖一〇 元上都西關廂房址群

道路方向為79°，寬度為11.75-14.4米，踩踏面有五層，1-3層為晚期路面，一般厚約20-50厘米。4、5層為早期的路面，路面堅硬。晚期路面在早期路面基礎上有所拓寬，南側排水溝為梯形，上口寬120、底寬55、深124厘米。北側排水渠口寬250、深105厘米。

灰坑位于探方1內，房址3外西南角，呈不規則形。最長處110、最寬處108、深114-120，坑底88-120厘米。

陶器有盆、罐、陶餅、紡輪、球、圍棋子等。瓷器有碗、盞、盤、罐、瓶、高足杯等，有的碗底有墨書，“孟”、“記”、“劉六”等；骨器有骨把、牙刷、飾件、簪、矩骨、動物牙齒等；石器有石磨、磨石、硯臺、石球、飾件等；銅器有環、鉤、拉手、鏃、小人、簪、釵、銅片等；銅錢有“崇寧通寶”、“天禧通寶”、“政和通寶”、“至和通寶”、“大定通寶”、“祥符元寶”等；鐵器有劍、剪、圈、轄、釘、飾件等；建筑構件有長方形磚、梯形磚、五邊形磚、溝紋磚、蓮花紋瓦當、獸面紋瓦當、板瓦、筒瓦、滴水、琉璃瓦等。

通過發掘，對元上都西關廂的房屋格局和修建技術有初步了解。出土的遺物為研究元代居民的風俗習慣提供了詳實的資料。

5.萬里茶道和林格爾縣段調查

2016年4月6月，為了配合萬里茶道申遺工作的推進，由內蒙古博物院、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和林格爾縣文物管理所聯合隊對和林格爾縣境內的萬里茶道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

萬里茶道從山西殺虎口進入內蒙古和林格爾縣有東西兩條線路，東線：殺虎口站→報馬房站→公喇嘛站→涼城縣。西線：殺虎口站→新店子站→二十家子站→沙爾沁站→歸化站。

（1）東線茶馬古道自殺虎口站沿著渾河上游支流向西北蜿蜒而行，其途經后圪針溝、東灣、四家窯子等村莊，沿前窯子水庫東岸向北延伸，貫穿新店子鄉前石門、中石門、后石門和馬艮河村，再折向西北，穿S24省道，沿著茶坊河河谷繼續縱深，在黑老夭鄉茶坊河沿線由南向北經前霸、中霸、后霸、炕板申、大汗溝、南夭子、報馬房等村莊，再經黑老夭鄉鎮所在地繼續延伸，經水磨、東溝灣、車鋪夭、查罕板申、哈拉板申、南窯子、中二十家子村進入涼城縣境內。沿線調查有“萬古流芳”石碑、“攸往咸宜”石刻文、“六字真言”石刻文和佛像以及車馬古道等與茶道相關的遺跡。

（2）西線茶馬古道自殺虎口起，向西北經過山保岱村，沿著S210省道向西北延伸至佛爺溝村，折向西南，沿著渾河河谷經榆林城村、新店子村，再向西北繼續與S210省道并行至九龍灣村，又沿寶貝河流域折向西南伸入和林格爾縣城。古道穿縣城后折向北，經上土城村、土默特左旗沙爾沁鄉，到達歸化城（呼和浩特市）。沿線調查有三保岱石碑遺址、佛爺溝石刻群、武松碑等。

經過這次調查，對和林格爾縣境內的萬里茶道遺址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在三保岱村新發現了一塊埋藏在地里的石碑，石碑的記載內容對研究萬里茶道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圖一一 化德縣裕民遺址航片

三、配合基本建設或搶救性發掘轉變為課題項目

配合基本建設中發現在基建范圍內的一些具有重要發掘意義的遺址或墓地，隨著基本建設的完成，該遺址或墓地的發掘還需要繼續進行，我所針對此類項目將之轉化為課題，以主動性的科研為目的立項進行持續計劃性的發掘、保護和研究，取得了較大的收獲。

1.化德縣裕民遺址

該遺址最早為2010年配合集通鐵路復線工程建設中調查發現，2010年發掘的100平方米中，發現了房址、石器和少量夾砂陶片，是本地區以往未曾發現的，根據器物特征推測時代可早到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于是，從2014年開始對該遺址及周邊地區進行了系統的調查和發掘。經過2010、2014—2016四個年度的發掘，對該聚落進行了全面的揭露。共發現房址14座，灰溝1條和灰坑及墓葬等（圖一一）。房屋依地勢坡狀分布，房屋大多為圓形二層臺半地穴式，房址中部有一地面圓形灶，灶面的燒灰土堆積較高，部分灶面上放置有石塊。有兩座房址發現了門道，門道為長條狀斜坡式。房址周邊均有排列的圓形柱洞，多為壁柱，部分有二層臺加固柱洞，柱洞制作粗糙。房址墻壁為黃砂土，損毀較嚴重，保存較差，部分房屋只保存有居住面。居住面為灰褐色砂土，地面粗糙，沒有任何加工痕跡。房址大小不一，直徑280-400厘米?；覝祥_口在第④層土下，位于發掘區的西南部，東南至西北走向。溝的南沿坡面為自然坡面，略顯慢坡狀，溝的北沿坡面較為陡直，溝口寬350-400厘米、溝底寬150-200厘米、溝深240厘米。在溝面的南北均有房址分布。

裕民遺址發掘出土遺物數量相對較少，主要出土在第④層的下部和房址內的填土中。出土器物共2000余件，其中大部分為石器，較少量的陶器、骨器。此外，還出土了大量的殘碎獸骨。陶器可復原器形極少，多為較小的陶片。主要為夾砂黃褐陶、夾砂黑褐陶，質地疏松，火候低。器型有圜底筒形罐、尖圜底釜、片狀器片、敞口罐片等。骨器有錐、刀、鐮等。

圖一二 多倫縣遼代貴妃家族墓M6航片

同時，以該遺址為契機，對周邊區域開展了新石器早期遺址的專題調查工作，發現了7處遺址，涵蓋有裕民時期文化至仰韶中晚期文化。

通過課題意識的加強，對該區域新石器早期重點遺址進行大范圍的調查工作，發現了一批內涵相近的遺址，填補了本地區的考古學文化空白。對裕民遺址的全面發掘，展現了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聚落面貌。對發掘遺址內的植物、動物及土壤等提取和檢測，對該類型文化的文化面貌、生態環境、動植物馴化、種植等方面都能提供重要的證據。為我們了解這一時期人群的生活面貌、生業方式、氣候環境、食物結構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2.多倫縣小王力溝貴妃家族墓地

2015年，該墓地因為墓葬盜掘而引發搶救性發掘，最終發現了遼代的貴妃墓。為了對貴妃墓及周邊墓葬進行全面了解，以及墓葬臨近地區的城址和其他遺跡的相互關系，遂計劃對周邊區域進行調查、勘探和局部地區的鉆探。2016年在繼續研究貴妃墓的基礎上，圍繞墓地周邊，在方圓十公里的范圍內進行了文物調查，發現了遼代城址一座，遺址三處，有墓葬跡象的墓地一處。對貴妃家族墓地進行了重點勘探，發現墓葬四座，基址一座。繼2015年發掘的M1、M2（即貴妃墓）之后，今年又在該墓地發掘墓葬四座，其中兩座早期被盜，墓葬規模不大，屬遼代中小型墓葬。經發掘M3由墓道、墓室組成，墓道長3米，為一座未營建完成的墓葬，出土有磚雕蓮花構件。M4、M5分別位于貴妃墓地東西兩翼，距貴妃墓分別為29米，呈對稱分布，營建方式及形制幾乎一致，墓室皆為磚砌方形，攢尖頂。兩座墓皆未見人骨。M4隨葬1件定窯白釉葫蘆瓶，M5隨葬方形木函，木函已腐朽無存，僅存四角鐵質包角，木函內發現骨灰及一枚玉石質掛墜，掛墜也有焚燒痕跡。M4及M5對稱分布于貴妃墓兩側，形制有似墓葬耳室，應為貴妃墓的附葬墓坑。M6位于貴妃墓的東南，距貴妃墓10米，由墓道、墓門、甬道、主室4部分組成，墓道為斜坡式，兩壁修整光滑，長6.7米，深約6米，填土經夯砸處理，較為堅硬，用巨大不規則的石塊封堵墓門，甬道平面呈長方形，券頂由磚、石混建，北接墓室；墓門木質，僅存門框部分，墓室石砌，呈八邊形，內用方木砌成木槨，單人葬，有使用木棺痕跡，棺蓋被放置一旁，由于盜擾嚴重，葬式不祥（圖一二）。出土了金、玉、銀、石等材質的隨葬品。其中出土有銀質鎏金馬具、圍棋子等。據墓葬形制與出土遺物判斷，應屬遼中、晚期墓葬，最有可能屬于遼道宗時期，為貴妃家族其他重要成員的墓葬，是該墓地已發掘的墓葬中年代最晚者。

通過課題意識的轉化，本年度工作有目的地開展和進行。（1）對多倫縣小王力溝遼墓周邊的調查和勘探，目前基本弄清了遼代貴妃墓園的平面布局關系。（2）家族墓之間的早晚關系也得以確認，其中M2（即貴妃墓）與其附葬墓坑應為該墓地年代最早者，M1年代較M2略晚，M6年代最晚，墓地時間跨度為遼圣宗至遼道宗時期。（3）貴妃墓出土了大量瓷器，以定窯與越窯瓷器為主，這批瓷器的最大特點是口、足部分多加金、銀包飾，是遼代釦器最為集中的一次出土。與陳國公主墓出土隨葬品相比，金銀器明顯減少，且制作也較為簡單，這可能與當時遼、宋戰爭劇烈，經濟蕭條，史書對金銀器物的陪葬記載較少有關。（4）有關根據墓志記載，M2墓主人為遼圣宗貴妃，通過對墓志和史書進行結合考察，基本建立起了貴妃家族譜系，且推測出貴妃及其家族應出自阿古只一系。在遼代9位皇帝中，有4位皇后出自該家族，為遼代后族最為顯赫的一支。

四、配合基本建設、搶救性發掘項目

2016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基本建設項目中也涌現出較多的重要發現。

1.赤峰市元寶山區高家臺子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發掘

2016年9—10月，為配合內蒙古赤峰市至遼寧喀左高速鐵路工程建設，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與赤峰市元寶山區文物局聯合對高家臺子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發掘面積200余平方米。此次發掘發現的遺跡有灰坑15座、灰溝4條?；铱悠矫嫘螤钣袌A形、長方形、不規則形等幾種，坑壁分斜壁和袋狀兩種，大多為平底。出土的遺物主要有陶器、石器、骨蚌器、動物骨骼等。

陶器有夾砂、泥質兩類，夾砂陶砂粒大小不一，夾大砂粒者多用來制作炊器。少數陶色不純正，器表呈紅、褐、灰、黑色，以紅、灰陶占多數。泥質陶略少，質地細膩。制法以泥條盤筑為主，一些小型器物用手捏制而成。 鬲、鼎的足尖為后貼附而成。

陶器種類主要有鬲、罐、 尊、 鼎、甗、盆、豆、缽、碗、杯，以及紡輪、餅、環等。器表除素面和磨光的以外，紋飾中以繩紋最為常見，繩紋粗細不等，往往被間距不均的劃紋旋斷。其次為籃紋、附加堆紋，另外還有少量的弦紋、戳印紋、彩繪陶等。 石器加工方法以打制和磨制為主，主要有鏟、斧、刀、鋤、錛，還發現有細石器。骨器均磨制而成，主要有刀、錐、鏃、針等。

高家臺子遺址出土的陶鬲、罐和甗、尊、盆等數量較多，器形與赤峰市松山區上機房營子、寧城縣南山根等遺址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存同類器形相同或相近，出土的石器種類、器形也相同或相似，故推測高家臺子遺址的年代為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

2.庫倫旗白家灣青銅時代遺址

為了配合大沁他拉至阜新的高速公路建設，內蒙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庫倫旗文物局對該遺址進行搶救性發掘，發掘面積達1400余平方米，共清理房址16座、灰坑42座、溝2條、墓葬5座，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各類器物120余件。

房址均為半地穴式，按其平面形狀可分為圓形和圓角方形兩種，部分房址居住面經過烘烤而形成燒結面（圖一三）。房內堆積里包含大量的陶片、獸骨、殘石器、草木灰等，應為房屋廢棄后當作灰坑傾倒生活垃圾?；铱臃植荚诜恐分車?，從平面形狀來看，有圓形、圓角方形、長方形、不規則形四種，以直壁平底為主?；铱又谐鐾劣刑掌?、殘石器、骨角器及大量獸骨。從出土獸骨看，食草類動物的骨骼所占比例較大。對遺跡堆積進行浮選后發現大量植物種子，以粟為主，另有黎、杏核等。

圖一三 庫倫旗白家灣遺址F5全景

墓葬共發現5座，其中M1、M5保存較好，均為土坑豎穴墓，仰身直肢葬，隨葬品僅發現兩串料珠。

陶器以素面夾砂紅褐陶為主，少量灰褐陶和黑灰陶。部分陶器器表施紅陶衣或局部磨光。紋飾有抹斷繩紋、附加堆紋等。出土可辨認陶器有罐、壺、鬲、甗、盤、缽、盆等。石器有斧、錛、刀、鉞等。骨器數量較多，多用動物肢骨磨制而成，有錐、刀、針、匕。

通過對發掘清理的遺跡及出遺物形制、紋飾等分析，該遺址與高臺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都存在較為親密的關系。

3.準格爾旗石口子遺址

2015年，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在頭道溝遺址進行考古發掘，期間對石口子遺址進行了再次調查。2016年9-11月，發掘朱開溝文化灰坑39個、房址1座，東周時期墓葬5座，獲陶、石、銅、鐵、骨等標本110余件。實際發掘總面積800平方米。

朱開溝文化晚期遺存有房址、灰坑。以圓形、橢圓形直壁狀坑為主?？觾榷逊e為深灰色沙土，夾淡黃色土塊、少量木炭顆粒和草木灰。包含物有大量夾砂陶片和泥質灰陶。紅陶也占據一定比例。紋飾主要為細繩紋，僅有幾片飾籃紋，亦有素面和磨光，可辨器形有鬲、小口矮領罐、高領罐。出土有大量狗、牛、羊等動物骨骼，還有較多貝殼。

房址均為地面式建筑，保存狀況極差，多數僅殘存居住面，部分僅存柱洞和灶。以F1為例，殘存居住面，平面略呈長方形，方向177°，間寬3.6、進深2米，面積約7.2平方米。門道位于南壁中部偏東處。門道寬0.6米。居住面厚約0.1米，呈青灰色，較為平整堅硬。房址靠后壁中部有一處圓形地面灶，直徑約0.8、燒結層厚約0.07米，灶內堆積為青灰色燒結土和黑色於土，灶面與居住面平。在灶的西部和東部分別有一柱洞，均為圓形。房址內填土所出陶片較少，以泥質灰陶為主，紋飾主要為繩紋，亦有少量籃紋，可辨器形有斂口甕、簋。

圖一四 準格爾旗石口子遺址M4全景

另發現東周時期墓葬5座。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壁平直（圖一四）。其中M2、M3、M4、M5為東西向，M1為南北向。墓地皆為單人仰身直肢葬，流行殉牲，以牛、羊為主。隨葬品有銅器、鐵器、骨器及玉石器等。銅器有鏡、鈴、環、帶鉤、針管等，鐵器有短劍、削、錐、環等。另有水晶環、骨環等。

圖一五 準格爾旗唐代陳氏家族墓地發掘區全景

從墓向和隨葬器物的特點顯示這5座墓葬為兩個不同的文化系統，M1為典型的趙文化系統，M2、M3、M4、M5為代表的北方游牧文化系統。

朱開溝文化晚期遺存，花邊鬲和蛇紋鬲為典型器物，少帶鋬鬲，不見單把鬲及高領鬲，說明此次發掘的石口子遺址屬于所謂的“花邊鬲、蛇紋鬲群遺址”。由于本遺址相對來說較復雜，下限可能已經進入商代。

4. 2016年準格爾旗腦包灣陳氏家族墓地

腦包灣陳氏家族墓地是配合陜京四線輸氣管道工程準格爾段的建設而開展的，2015年清理墓葬7座，根據墓志記載確認該墓地為唐代陳氏家族墓地。2016年6月至11月，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對該墓地進行勘探，并在2015年發掘區的東側及南側清理墓葬13座（圖一五），出土各類遺物200余件，獲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資料。

本年度發掘的13座墓葬皆為帶斜坡形墓道的磚室墓，大部分墓葬已被盜，磚室遭到不同程度毀壞。所有墓葬均坐北朝南，墓向介于174°-200°之間。墓道全部為斜坡式，南窄北寬，部分口大底小，底部呈斜坡形。甬道長短不一，拱形頂。短甬道用磚壘筑，入口及甬道內皆用磚封堵；長甬道僅在墓室入口處砌磚，其余部分為土洞式，甬道兩端分別用一堵磚墻封堵。墓室結構豐富多樣，大致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平面為甲字形的單磚室墓，共計7座（M8、M9、M10、M12、M15、M18、M19），墓室為方形或長方形，有的墓室四壁向外弧形突出。甲字形單磚室墓中以M9的規格最高，全長約20米。墓道長15米（發掘部分長12米），寬1.6 -1.7米，墓道北端深5.4米。墓室平面呈方形，頂部坍塌，墓室底部用條磚鋪設0.3米高的“凹”字形棺床。墓室多次被盜，殘存2具顱骨以及一些動物骨骼，出土遺物有石像生碎片，石硯臺、石刻墓志等。據墓志記載，墓主為“大唐故游騎將軍并州隆政府左果毅都尉上柱國”張俊。第二類為船型墓，整體造型像傾覆的輪船，僅發現2座（M11、M17）。第三類墓葬的墓室一側有磚砌的單側室，共3座（M13、M16、M20），M13和M20的主室為正方形，M20全長7.64米，主室邊長2.48米，殘高1.9米，東側室長2.28米，寬0.98米，高1.2米（圖一六）。第四類墓葬的墓道一側建有磚砌側室，僅發現1座（M14），全長10.3米，主室為正方形，邊長2.88米，殘高1.91米，東側室為長方形，長1.8米，寬0.7米，高0.63米。主室為3人合葬，側室為單人葬。

圖一六 準格爾旗唐代陳氏家族墓地M20墓室

墓室在建造時，大多采用順磚平置錯縫砌筑，少數墓室在數層順磚中隔一層側立丁磚。絕大多數方形主室的北部都有磚砌棺床，除了M9和M19之外，其余墓葬棺床之外的地面上不鋪磚。M14及船形墓的地面通體鋪磚，而沒有另外鋪設棺床。M13殘存長方形木棺輪廓，其余墓葬雖未見棺痕，但大多出有棺釘。這批墓葬以合葬墓為主，其中單人葬4例，雙人葬5例，3人葬2例，4人葬2例。葬式皆為仰身直肢，船形墓出土人骨的頭向朝南，其余墓葬的頭骨皆朝西。未經盜擾的墓葬中存在口含錢、手握錢的喪葬習俗，少數墓葬有放置家畜肢體的殉牲現象。

墓室內隨葬的遺物主要有陶碗、陶罐、陶俑、泥俑、瓷瓶、漆盤、漆碗、漆盒、銅鏡、銅帶飾、銅鎖、銅項飾、銅錢、鐵鍋、鐵剪、鐵刀、石像生、石硯臺、石球、鎮墓石、蚌殼、墓志等。泥俑的造型豐富，有鎮墓獸、武士天王俑、男侍俑、女侍俑、坐俑、伏聽俑、馬、駱駝、灶臺、磨盤等。鎮墓獸置于甬道之中，墓室入口處立武士天王俑，墓室東南部放置陶瓷器及泥質生產用具，墓室西南部放置馬和駱駝，人物俑遍布墓室南部。鎮墓石為河卵石，放置于墓室西南角，數量多寡不一。墓志放置于棺床中部南側，M9為石質墓志，其余全部為陶質。

2015年該墓地出土了6合墓志，可辨身份的有陳禮、陳行斌、陳崇順、陳崇順夫人張氏，陳行斌的墓志記有“潁川陳君”，剩余2方墓志字跡不清，其中一人亦稱為“陳君”，由此可知該墓地為陳氏家族墓地。本年度再次出土6合墓志，其中M20的墓主為陳素，潁川人。M18志蓋上書“陳君志銘”，但志文不清。M9的墓主為張俊，先天二年（713年）去世，其夫人為潁川陳氏，張俊“從附禮也”，與其妻合葬于陳氏家族墓地。M14墓志漫漶不清，殘存文字中也有“潁川”字樣，其余墓志的志文已無法辨識。

十二連城古城曾為唐代勝州榆林縣城，勝州的治所也設在城內，陳氏家族墓地即是該城外圍的一處墓葬區。這批墓葬由西向東、由南向北依次排位，墓葬結構多樣，規格懸殊明顯，反映出家族成員之間的身份地位存在差別。從墓地勘探情況看，發掘區周圍還有一些陳氏家族成員的墓葬，今后的發掘工作將會更全面地展示這個家族墓地的整體面貌。潁川陳氏是以漢末名士身份起家的巨姓望族，世代傳襲，名重魏晉。此次發掘的陳氏家族墓地，為研究唐代勝州社會歷史、潁川陳氏的遷徙流布及葬俗葬制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資料。

5.和林格爾縣西北灘制鹽遺址

西北灘遺址位于和林格爾縣巧什營鄉雞嘴營子自然村西北1.3公里的農田中。為配合呼和浩特機場建設，2016年7月-9月，由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共同對西北灘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

此次發掘布方面積675平方米，其中，全部揭露275平方米。發掘共清理坑井遺跡1個，鹽灶遺跡4個。出土石制工具1件，相當數量的夾砂圜底罐殘片和煎鹽過程中刮撇出的含鈣及石膏等成分的灰白色廢料渣，以及少量灰陶制生活用具殘片。

坑井遺跡，平面為比較規則的圓形，壁面經過簡單加工，直徑約3米，發掘深度1.6米，實際深度超過3.5米?？泳畠纫寻l掘部分，堆積多達11層，各層堆積純凈、松軟、細膩，厚度8—20厘米，均為制鹽過程中沉淀鹵水工序形成的沉淀物。

鹽灶遺跡，均為簡易的地面灶?，F狀為集中的紅燒土殘塊和夾砂圜底陶罐殘片堆積，堆積之下為較硬的燒土面。從3號鹽灶（YZ3）堆積情況分析，每個鹽灶包括至少7個以上集中放置的圜底罐，圜底罐直接置于地面，之間以土塊間隔和支撐，構成簡易鹽灶。

遺物方面，出土陶片數量較大，但品類少。皆為夾砂圜底罐殘片，數量占全部出土陶片的90%以上。紅陶比例較大，灰陶數量少，形制相近。此類器物特點為器壁較厚，口沿和上腹部為泥質或夾細砂，外壁拍印較細的繩紋。下腹和圜底部位夾砂比例明顯增加，或者夾粗砂，外壁拍印較粗的繩紋。罐體內壁壓磨光滑。圜底罐口部和腹部以下含沙量的差異，應該主要是出于受熱和耐火的考慮。同時，部分罐腹殘片上保留輕微的煙熏痕跡，說明使用時間較短。

根據對出土夾砂圜底罐比例、器型特點、制作特征、坑井遺跡內堆積特點、當地自然條件、以及山東和西南地區制鹽遺址發掘情況的綜合分析和比對，可以確認，西北灘遺址應為一處戰國晚期或者漢代早期制鹽手工業遺址，其制鹽工藝屬于早期的“鹵水煎鹽”法。

6.磴口縣沙金套海漢墓

2016年7-11月，為配合G7高速公路建設，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巴彥淖爾市考古研究所、磴口縣文物管理所的配合下，對位于磴口縣沙金套海蘇木的漢墓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本次發掘共清理墓葬19座。均為小型單室磚室墓，墓向多為北向或東向。依墓磚的規格，可分為小磚墓、大磚墓兩類，前者的時代應較后者為早。小磚墓共15座，墓室長2.3 - 4、寬0.68 -1.8、深0.4 -1.2米，多用小磚橫向或縱向斜立碼砌四壁，個別墓壁為小磚平鋪疊砌，券頂均已毀，部分墓壁保留小磚縱向起券痕跡；鋪底多為兩橫兩縱或一字形，也有人字形鋪底，僅有兩墓無鋪底。大磚墓共5座，墓室長3.14 -3.6、寬1.5 -1.8、深0.9 -1米，均為大磚橫向平鋪疊砌墓壁，券頂均已毀，可見梯形磚并列橫券痕跡；大磚橫一字、縱一字或斜一字鋪底，也有大梯形磚鋪底。所有墓室后部均見有棺木朽痕，棺板厚4 -6厘米。葬式均為仰身直肢葬，分為夫妻合葬和單人葬兩種。

共發掘出土各類遺物100余件。以陶器居多，多擺放于墓室前端兩側，器物組合多為壺、罐、倉、灶、井、鼎、屋、鸮壺、俑等，其中俑、屋、鸮壺較具地方特色。其余隨葬品均為隨身小件，或口含，或手握，或隨身攜帶，有銅帶鉤、銅印、琉璃耳珰、玉扣飾和“五銖”錢、“大泉五十”錢等。

較為重要的發現，為四方銅印及部分植物種子。四方銅印中的兩方出于M8，均為人名私印，男性墓主為橋型鈕方印，印文為“張爾”，女性墓主為龜鈕方印，印文漫漶；一方出于M17，橋鈕方印，銹蝕嚴重；另外一方銅印出于M16，為橋鈕“半通”官印，據史料記載應為漢時三百石以下的官吏所使用，印文為“成丞”。收集植物種子100余粒，出土于M17女性墓主頭部東側，整體攢集呈直徑8厘米的圓形，種子個體為不規則半月形。經初步對比，與現代石榴種子較為相似，但仍需植物考古學家予以鑒定確認。

根據出土隨葬品的種類與形制，初步推定這批墓葬的年代在西漢中晚期至東漢早期之間，為漢代朔方郡內居民墓地。

7.通遼市開魯縣金寶屯遼代墓葬

金寶屯墓地位于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開魯縣東風鎮金寶屯東南5公里，處于七家子遼代古墓群的西北部。墓地地處西遼河和新開河沖積平原地區，地勢較為平坦。近年來，開魯縣東風鎮金寶屯遼代古墓葬多次遭盜掘，墓葬破壞嚴重。2016年6月末至9月初，受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局委派，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開魯縣博物館聯合對金寶屯遭盜掘嚴重的兩座墓葬進行了搶救性發掘。

M1為磚砌多室墓，由墓道、甬道、墓門、東西耳室和主室組成。全長約24米，墓室底部距現地表深約7米。方向140°。墓道呈斜坡狀，長約18米、寬4-6米。甬道口用三塊長方形石板封堵，其內壘砌琉璃磚填封加固。甬道呈長方形，長4.5米、寬1.8米。甬道原為磚券拱形，現已坍塌，地面鋪大長方形磚。甬道左、右兩壁均繪壁畫，現大部分脫落，甬道東壁北側存一副牽馬圖。另外，在甬道東壁發現記載墓主人身份的墨書題記共計百余字。甬道中部左、右側有東西耳室。東耳室平面呈方形，邊長2.4米，從墓底向上1.4米高處疊澀起攢尖頂。頂部用長方形巨石封堵，墓室高約3.1米。東耳室壁畫保存較差，在墓室東壁殘存契丹侍者圖，墓門頂部有對稱云鶴圖（圖一七）。西耳室破壞嚴重，墻體殘高0.5 -1米。西耳室壁畫也保存很差，大部分脫落，僅在西耳室墓門北側存有身穿漢服男侍者。主室平面呈方形，邊長約3.9米，墻體用綠釉琉璃磚砌制，在1.36米的高處疊澀起攢尖頂。墓頂現已經坍塌，殘高約2.8米。墓室內地面鋪長方形青磚。在主室北部設長方形尸床，尸床為琉璃磚壘砌（圖一八）。墓主人骨骼也保存很差，僅剩部分頭骨和肢骨。墓葬出土隨葬品較少，見有鎏金馬具構件、鐵箭頭、陶瓷殘片等。

圖一七 開魯縣琉璃磚墓墓門處云鶴圖

圖一八 開魯縣遼代琉璃磚墓墓室

M2為單室石室墓，由墓道、墓門、主墓室組成，方向 120°。墓道前端為斜坡式，靠近墓門處為石砌臺階。墓門封門石由整塊巨石鑿成，高2.4米、寬1.6、厚約0.20米。墓室近方形，長3.9、寬3.8、殘高2.9米，從距墓室地面約1.3米處開始疊澀起攢尖頂。墓東壁南側設長方形壁龕，長1.6、寬0.7，高1.4米。墓室四壁原均有壁畫，現大部分已脫落，僅剩蓮花紋、云紋彩繪壁畫及人物題材壁畫殘片。由于M2曾多次被盜，棺槨和墓主人尸骨均不存。墓葬內出土了少量的遺物，包括陶瓷殘片、鎏金銅泡釘、骨簪等遺物。

M1和M2兩座墓葬應同屬一個家族墓地，從墓葬形制、壁畫及出土陶瓷殘片等分析，應屬遼代中期墓葬。M1墓葬用磚均為綠色琉璃磚，此類墓葬在以往所發現的眾多遼代墓葬中，是繼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耶律羽之墓之后第二次發現。由此我們判斷此墓的級別較高，墓主人亦應是遼代顯赫的皇族。兩座墓葬遺留的牽馬圖、人物圖、對稱云鶴紋、花草紋等壁畫，為研究遼代契丹族社會生活、喪葬習俗等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五、對外合作項目

2016年8-10月，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與蒙古國游牧文化研究國際學院組成聯合考古隊，在以往工作的基礎上，繼續開展“蒙古國境內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遺存考古調查與發掘研究”項目。本年度對蒙古國后杭愛省烏貴諾爾蘇木和日門塔拉遺址進行了第三次考古發掘，同時發掘了附近的溫都爾烏蘭烏拉土臺遺跡。發掘期間，雙方考古隊員還對后杭愛、布爾干、中央、肯特等省區進行了區域系統調查，以克魯倫河上游、鄂爾渾河中游、塔米爾河下游、土拉河中游流域的匈奴時期城址與聚落作為重點調查對象。

1.考古發掘

本年度對和日門塔拉城址東門遺址、中心區域紅土踏道以及中城中心土臺（IIA）、西南土臺（IID）進行了發掘，共計發掘面積773平方米。西城東門為單門道，門道寬5.8米，底部有堅硬的踩踏面。門墩保存較好，圍繞門墩發現有柱洞，個別柱洞內尚存較粗大的木柱，推測東門原設有柵門。西城中心區域的紅土踏道連接中心土臺與南側小土臺，寬3.4米，殘高20厘米，兩側分別發現有柱洞遺跡。中城中心土臺為紅土堆筑，堆積層次規整。在土臺邊緣發現直徑約1米的大型半壁柱洞，柱洞底部鋪墊石板作為墊柱石，柱洞間距為3米。大柱洞外圍還設有小柱洞，推測為版筑土臺時的擋土柱。

中城西南土臺也為紅土堆筑，堆積層次大體呈波浪形。圍繞土臺周邊也發現若干小柱洞。另外對溫都爾烏蘭烏拉土臺遺跡進行了發掘，該土臺位于和日門塔拉城址西北5公里，坐落于溫都爾烏蘭烏拉山前地帶?？傆嫲l掘面積596平方米。在土臺頂部居中位置發現一座豎穴土坑墓。該墓葬打破土臺并打破生土，墓口平面呈長梯形，頭端寬1.05、腳端寬0.65、深2.65米。墓向345°，墓主人為仰身直肢葬，葬具為木棺。隨葬品有弓形銅項飾、陶罐以及羊骨殉牲等。該墓與2014年度發現的和日門塔拉IA-M1相似，也應為柔然時期。土臺本體為取土堆筑，堆筑方式與和日門塔拉城內土臺相似，邊緣也發現柱洞，柱洞底部有墊柱石。因此，推測該土臺或與和日門塔拉城址年代相當。

2.考古調查

本年度對克魯倫河流域上游匈奴城址進行了調查，該區域城址均分布于克魯倫河上游右岸，由北至南共發現5座，分別為特日勒吉、布日和因、忽熱道布、溫都爾道布、高瓦道布。上述城址是蒙古國境內最早被試掘并確定年代的匈奴城址。其中，忽熱道布城址規模最大、城內建筑遺跡最為豐富，堪稱匈奴城址的樣板。本次調查均發現城址地表有大量匈奴時期的陶片與瓦片。

鄂爾渾河中游流域目前僅發現1座城址，即道布德勒斯。位于鄂爾渾河西岸，東距河谷12.5公里，南距和日門塔拉城址60公里。城址平面呈平行四邊形，周長1153米。城內中心有1座覆斗形土臺。西南另有3座小土臺，地表未發現陶片等遺物。

塔米爾河下游流域匈奴遺存分布非常密集，主要位于塔米爾河北岸山谷與向陽坡地。城址除和日門塔拉以外，由東向西另有3座，分別為查干朝魯圖、和日門渾迪、阿爾贊高勒等。城址規模、形制與和日門塔拉相似，地表很少發現陶片等遺物，僅在和日門渾迪城東300米處的土臺上發現了大量匈奴時期陶片。匈奴墓地均為石堆墓，由東向西包括塔米爾烏蘭和碩、蘇勒碧、呼都格陶勒蓋、高勒毛都等，每座墓地墓葬約300座。

土拉河中游流域城址均位于土拉河南岸，邁罕山南北兩側，包括邁罕山“四連城”以及詹和碩匈奴聚落。邁罕山4座城址東西排布，西城和中城較大。東面2座城址較小，南北相鄰，北側城址東北角被契丹時期古城烏蘭和日木疊壓。每座城址內部設置相同，均為中心一座覆斗形土臺，西南方向各有3座小土臺。詹和碩遺址由中蒙聯合考古隊于2014年進行過發掘，發現了年代信息明確的匈奴時期遺存。

和日門塔拉遺址的發掘，使我們更進一步了解了門址、城內臺基、踏道等重要遺跡的結構、布局與建筑方法等，這對于認識該類型城址提供了重要的樣本和案例。結合漢文文獻記載，可以將調查區域內的城址初步劃分為幾個不同的類型。這些類型同時也是不同性質內涵的反映。

資料整理：黨 郁

2016; Inner Mongolia;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Project Consciousness

In 2016,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the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ner Mongolia has been strengthened gradually. In addition to participating the project of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that “the settlement and social research of Hetao region”, the works such as large sites protection, the pres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also carried out actively under the cooperation of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ner Mongolia.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nsciousness of project, the institute has changed the mind that the archaeological project should cooperate with the rescue excavation or capital construc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consciously carried out the relevant investigation, exploration and excavation works around the site or cemetery, which achieved great gains already.